作者：薩米爾•阿明

譯者：帶Q過人

原文來自 《每月評論》 Monthly Review

真正的革命性進步

設想一下，一個支持廣泛的農民起義的解放軍抵達首都的城下，而市民則奮起推翻了王室政府的權力來迎接他們的解放者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CPN-M）。其有效的革命策略已無需更多證明。這其中涉及了我們的時代最激進因此也是最有希望的勝利的革命進展。
尼泊爾的勝利制造出一個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形勢，并被尼共毛自己定性為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確，這場聯合了貧困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廣泛的城市革命，迫使尼泊爾的所有政黨宣稱自己為“共和革命者”。在毛派取得勝利之前，其他政黨選擇了“和平斗爭”的改良主義路線，寄希望于“大選”。另一個主要的共產黨——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UML），早在2004年就加入了王室政府，并公開指責毛派的“冒險主義”。
考慮到共同支持革命使一些黨派（尼泊爾大會黨、尼共聯合馬列等）重新獲得了在民眾中無可爭議的最少合法席位，尼共毛有意與相關黨派達成了妥協。
這個妥協——促成此事的聯合國管理機構稱其為“和平協議”——授權制憲會議制定一部民主和廣泛認同的新的共和憲法。多黨選舉使尼共毛在組成勝利聯盟的黨派中獲得了最多的席位，從而讓其領導人普拉昌達得以被委任為總理。這個國家的議會中歷史上首次包括了數量上成比例的貧困農民、城市臨時工、賤民和普通婦女。

未來的五大挑戰

妥協的共識并沒有解決未來的全部問題；相反，這暴露出了問題的廣泛性。革命的群眾武裝由此而面臨的挑戰是巨大的。我們將從以下五個方面來進行考察。

1.土地改革

農民起義是尼共毛對土地問題的正確分析和從中得出的恰當的戰略性結論的產物：占絕大多數的農民可以被組織進聯合陣線并轉向武裝斗爭、占領土地、降低和廢除地租以及從農村驅逐高利貸者。由于這些原因，起義逐漸在全國擴展，尼共毛組織下的軍隊使政府軍屢遭敗績。但是當首都的暴動為共產黨（毛主義）敞開大門的時候，群眾武裝事實上還沒有摧毀由德里政府和帝國主義勢力強力支持和武裝的政府軍。
在當前的折中辦法下，議會中的政治勢力逐漸聯合并表述為兩種路線：
（A）尼共毛擁護的是徹底的土地改革路線，保證全部貧困農民（大多數人民）的土地使用權（對以此為生者至關重要），但不觸及中農和富農的土地所有權。
（B）主要由大會黨支持的模糊的路線是一種更加溫和的土地改革，要求在法律制定新的制度之前恢復舊封建主和高利貸者在農民起義解放的地區的既得利益。

2.武裝力量的前途

當前有兩支武裝軍隊并存。這種和平共處顯然無法持久。尼共毛建議雙方合并，毛派的反對者則擔心（并公開承認）這種合并會導致政府軍的普通士兵被毛主義者的意識形態所“感染”!但是他們除了關于毛派武裝的“復活”的毫無意義的詞語之外無法提出任何東西。

3.資產階級民主還是人民民主？

這個大問題是尼泊爾一切爭論的源泉。尼泊爾社會中存在著可歸結為多黨制、選舉、形式上的分權和名義上的人權和基本政治權利的議會民主形式的擁護者。這就是被主流媒體（主要是西方國家媒體）在世界范圍內傳播以圖引導輿論的統治性意識形態的一般形式。
毛派指出，以上提出的“民主”所借以實現的基本權利中，尊重私有財產是被置于所謂的“人權”的首要地位的。作為對應，尼共毛竭力維護社會權力的優先地位，認為不實現這些權力社會進步就無從談起：即生存、衣食、居住、工作、教育以及健康的權力。私有財產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對其的保護僅限于保障社會權力實現的需要。
換句話說，一方擁護以神圣財產權為特點的民主觀念，將社會發展的問題與其分離開來（資產階級的占統治地位的“民主”觀念），而另一方則支持與社會發展相結合的民主概念。
尼泊爾的爭論并不復雜，卻常常十分激烈?！拔鞣矫裰鳌钡谋Ｐl者將真正的反對派算在他們的行列之內。但他們同時也將對普通民眾的真實苦難沒有真切感受但無疑是真誠的民主人士計算在內。主要在國外支持下被廣泛動員的“保護民主權利”NGO盡其所能地為“溫和”路線辯護。有些人滿足于傳統的有限民主好過沒有民主之類的說法，好像更多的民主是不可能的。其他人則列出了針對尼共毛的一長串指控，把他們叫做“惡劣的共產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集權主義者”、“中國獨裁模式的模仿者”，等等。
毛派的自衛做得很好。他們提醒每一個人，他們并不侵犯農民的私有財產甚至是國內外資本家的財產。但他們并不排除為了國家利益（阻止外國銀行借助于將本國融入國際金融市場而從中漁利）的需要而實行財產國有化的可能性。他們僅僅對國王給予他們的委托人以使他們得以剝削農民群體的“封建的”領地和建筑采取措施。他們并不侵犯人權和保障這些權利實現的獨立司法權。通過授權制憲會議來制定社會權力的基本原則及其執行所需的制度形式，他們非但沒有降低反而提高了人權的地位。他們定義的這種人民民主，顯然要依靠群眾自治組織和國家的共同努力而逐步實現。
對于未來的擔保——保證尼泊爾不發生倒退，例如獨裁的政府權力的誘惑或者同樣不可忽視的在不久的將來看上去“可能”的毛派與其“溫和”道路的競爭對手結盟的機會主義路線——顯然是不存在的。但是既然其知道這里提到的問題涉及到嚴肅的黨內爭論，我們又有什么權力事先去責備這一試驗？而且這其中的觀點存在著多元性。
這些繼續斗爭的分析和策略超出了1955年萬隆會議時期的民族解放意識形態。那時亞非國家廣泛而合法的民族解放斗爭所建立起來的政權是較為低級的。其權力的合法性所依賴的意識形態并不來源于馬克思主義，只是各種東拼西湊，結合了被廣泛改造并呈現為根本“進步”（通過宣稱的古代社會權力運用的民主形式和近乎本性的宗教式解釋）的歷史的借鑒和民族主義的神話，以及對技術和管理的現代化無關緊要的實用主義。萬隆體制的“社會主義”仍然是極為模糊的，難以與重建和保障“社會正義”的平民主義政府控制區別開來。
尼泊爾毛派為社會主義問題發展出了一個極為不同的版本。他們拒絕將“社會主義建設”簡化為實現哪怕他們當前計劃所能達到的的全部（徹底的土地改革、人民軍隊、人民民主）。他們將這一計劃定義為“民族民主推廣”，開啟了（但僅限于此）通向長期的社會主義轉化的途徑。

4.聯邦制的問題

喜馬拉雅山谷的自然和人文地理充分體現在尼泊爾農民社群的極端多樣性。這不是兩個、三個或四個“族群”的問題，而是上百個所謂的公社。這些公社的居民渴望恢復對他們被效忠國王的武力征服者的代理人所征用的土地的使用權，并要求承認他們的尊嚴和平等待遇。但他們并不希望分裂。這同樣是“Terai”（與印度毗鄰的平原地區）的各種公社中存在的問題，而它們最近也成為國外干涉的首要目標。
毛派提出的聯邦共和國的體制無疑可以滿足尼泊爾人的需求，但也并不排除各邦中央政權的對立將操控這套體制的可能。

5. 國家經濟獨立的問題

尼泊爾被聯合國歸類為“最不發達國家”，國家的“現代化”政府、公共服務機構和現代化基礎設施建設均依賴于外界援助。現任政府似乎意識到了擺脫這種極度依賴的需要，但它知道這只能逐漸實現。食物管制并非尼泊爾的主要問題。盡管這個地區的自給自足飽受少的可憐的食物產出的制約，但農業生產者和城鎮消費者之間更加有效和廉價的銷售網絡才是最大的問題，因為這使中間人得到高額利潤。一個發展半手工辦工業的小規模生產并內容那個狗降低對進口的依賴的計劃需要時間和努力才能產生明顯的成效。
毛派提出了一個“包容性”發展模式，即每個階段都讓普通階層直接受益，而恰好相反于“印度模式”下“排斥性”的社會發展模式，即僅讓人口的20%得利而使其余80%人口陷于停滯——如果不是更加貧窮。這證實了一個只能被支持的原則性選擇。這一設計向實踐的轉化真正尚待完成。

誰來實現這些

革命的尼泊爾受到其主要鄰國印度的極度敵視，因為其統治階級害怕受到傳染。將尼泊爾取得的勝利看做起點的納薩爾派地方起義將會嚴重威脅到印度次大陸剝削和壓迫模式的穩固。
這種敵對狀態不應被低估。這構成了印度與美國恢復軍事友好關系的原因之一，調動起大量的政治物質資源。另外，印度用資金支持一種以沙文主義的印度人民黨為模型的“非常規”的印度教政治團體的組織嘗試，類似于巴基斯坦和其它地方的伊斯蘭教政治團體和達賴喇嘛的佛教團體。來自美國和其它西方力量——尤其是英國——的支持也通過這些反動計劃被納入進來。一旦新尼泊爾的——即使是溫和路線的——建設長期不見成效，這種聯合起來的強大的印度教尼泊爾人政治勢力就會得到機會。外來干涉屆時也會煽動起尼泊爾反對派和分裂分子的行動。帶有附加限制（即使不曾承認）的外部援助和NGO組織關于“人權”和民主制聯邦的煽動性言論也都是這種敵對策略的組成部分。
現在的折中方案極大地延遲了徹底的改革計劃的執行，而這本是尼共毛的民眾支持的來源。這助長了——在政治領導隊伍自身中的——靜待折中方案的成效的傾向，從而為舊制度的反攻埋下了隱患。
但是沒有必要絕望。毛派公開重申，無論制憲會議審議的結果如何，民眾階層擁有保持動員和繼續為執行其計劃而斗爭的權力。尼共毛并未陷入追求多數選票的選舉囚籠。他們仔細的將其所稱的由大多數人（貧苦農民、普通城市工人、學生和青年、婦女、以及中產階級的民主愛國人士）組成的社會基礎（社會控制區域）與一向不穩定的選民基礎（選?。┘右詤^分。將這一廣泛的社會基礎打造成有秩序的組織化社會集團來取代失去了權力的封建買辦集團構成了尼共毛的長期斗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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