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不敢回顧一下1933年那次倫敦會議?
俞飛龍
在中俄聯手拋出 “超主權貨幣”提議后,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迅速給出了回應,對創立新的全球貨幣形式以取代美元的構想表示懷疑。認為現階段沒有設立一種新的全球貨幣的必要,并強調“美元眼下格外強勁”。
這一番話讓我覺得,雖然當初奧巴馬在就職演講上曾承認“金融危機源于資本的貪婪”,但也許,在他作那番慷慨陳詞的時候,他并沒有弄清這句話應該包含的全部含義。事實上,“貪婪的資本”,不僅僅是指自由游走在全球金融市場的各類“資金”,還包括承擔著全球主要儲備、結算貨幣功能的“美元”本身。
很多人在分析本次危機的時候,都喜歡將它與1929—1933年那場大蕭條進行比較,但事實上,這二者之間,雖然在表現形式上驚人的一致:投機盛行,資本市場的資產價格大漲,最后崩潰,社會購買力隨之萎縮,企業倒閉,大批工人失業……但是,上個世紀的世界資本和貿易市場,還不存在概念性貨幣。
剝開用似乎嚴謹而理性的專業術語和會計知識掩飾起來的全球市場,我們或許可以看到,本次危機,與美元的概念化,美元承擔的功能和它試圖將這一功能一直延續下去所倡導的市場觀念、所采取的市場策略有更為重要的直接關系。
美元借助“布雷德森林體系”成為全球儲備、結算貨幣有大致這樣幾個前提:
1、 戰后重建的需要。這項艱巨的工作所面對的一個事實是,幾乎所有主要國家都需要資金,而當時,整個世界,只有美國才有實力為這些國家提供資金。
2、 英鎊的衰落與國際自由貿易的需要。這使得世界必須選擇一種新的貨幣來承擔國際貿易所需要的儲備、結算功能。
3、 美國具有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經濟實力。二戰后,美國經濟在整個世界占有著超過40%的份額,1945年,它持有全球59%的黃金儲備,1948年,這一比例增加到72%。
4、 美國的強烈主張。且美國對自己的主張充滿自信,正如美國銀行家協會的簡勒瑞爾•艾瑞斯在當時所說,“無論我們同意什么,他們都會同意,因為我們知道這涉及到錢,而我們有錢,他們剛好又需要錢”。
“布雷德森林體系”讓美國成功取代英國,扮演起了全球銀行家的角色,同時用傳統的“金本位”向簽約國承諾了美元需要承擔的責任。美元也正式開始了以黃金為后盾的擴張歷程。
但是,隨著戰后重建所帶來的繁榮,美國逐漸難以承擔各國對黃金的兌換需求(各國都更愿把自己的美元盈余兌換成等價黃金),于是,70年代初,美國正式宣布美元和黃金脫鉤,而與虛擬的“國家實力”掛鉤。“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但整個世界,依然按照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規則進行國際貿易,唯一不同的是,手里盈余的美元再無法從美聯儲換回黃金。
各國、包括美國一般國民必然要去承擔的噩夢由此開始。
站在今天,我們可以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美國單方終結“布雷頓森林體系”,在于它已無力承擔簽約時所承諾的責任。于是問題隨之而來:為什么它難以承擔這個責任?在它無力承擔這個責任卻想繼續扮演全球銀行家這一角色時,它會怎么干?這些舉措會給整個世界帶來什么后果?
有關這些問題,在邁克爾•赫德森(我對全球在本次危機中有意忽略這個天才經濟學家感到不解和吃驚)的一一系列論著里都有詳盡論述,在此復述一遍——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在經濟領域的實際含義是:以黃金作為“等價物”與美元掛鉤的貨幣,在維持幣值相對穩定(這是作為國際流通貨幣的必要責任之一,同時也是保持國內正常經濟秩序的需要)的情況下,根本無法承受經濟復蘇的世界對它的旺盛需求。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政策框架下,美元可以從世界對它的旺盛需求中獲利,同時需要承擔其他經濟體對于美元盈余的兌換責任。而隨著歐洲經濟的復蘇,尤其是日本、德國經濟的騰飛,市場產生了大量的美元盈余,并幾乎都被迅速兌換成了等價黃金。從而導致美國黃金儲備急速下降。無力與盈余美元繼續進行等價兌換(再兌換下去的市場格局將是黃金價格暴漲、美元虧本)。
這個時候,如果美國是一個真正負責任的國家,它就該主動與國際社會商討選擇一種新的世界儲備、結算貨幣的可能。
但是,資本的貪婪讓美國并不肯放棄已經到手的“世界鑄幣權”,于是美國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與抽象的、甚至針對美國體制而言是虛幻的“國家實力”掛鉤,由此,美元變成了一種概念化貨幣。
美元雖然成了種概念化貨幣,但其的市場價值卻依然沒變,其所取得的國際地位和功能依然沒變,美元依然通過這一地位和功能滿足著世界對國際流通貨幣的需求,并從中漁利。
從美元放棄金本位到2007底年危機爆發,全球經濟規模擴大了多少倍?美國向市場共輸出了多少美元?并采取了哪些措施在保證美元在匯兌市場的穩定?
70年代初全球自由經濟規模,遠遠無法和今天相比(當時蘇聯、整個東歐、中國、越南等經濟體與西方的經濟交往相對隔絕),經濟的密切程度也無法和今天相比。如果資料充足,完全可以對此得出精確的結論(很遺憾,我這里找不到足夠的資料)。
因為經濟規模的擴大、分工的細化和對外依賴度上升,世界對美元的需求完全可以用“呈幾何級增長”來形容。
這滿世界充斥的美元,雖然美國不再需用黃金兌回。但卻有對其保值的需要(維持所謂的市場信心,進而維持美元國際貨幣這一地位)。那么,在這長達數十年的時間里,美聯儲是如何完成這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呢?
主要有三個手段,一是采取刺激消費政策擴大國內消費,擴大國內消費,在新美元的全球戰略下(用主流經濟學術語可以簡化為“貨幣擴張”、“保持幣值穩定”),它起到兩方面的作用:保持全球市場份額和其他經濟體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因為,只有依據美元擴張規模而相應擴大的美國市場,才能保證市場的相對平衡,從而也才能保證美元的國際地位不遭市場拋棄。于是我們看到,最近幾十年,美國消費市場的膨脹規模遠遠超過其實體經濟的發展速度。這之間的財富虧空,則被冠以“積極性財政”、“刺激需求”的超前消費政策所彌補。這也可以解釋為,為了維持美元根本承擔不了的國際地位,美元集團綁架和誘惑了美國所有消費者(他們中的一部分也從美元這一鏈條上獲益),讓這些消費者成為了新美元戰略中的一枚棋子,這些棋子的功能是使美元集團可以持續從全球市場獲得巨額收益,而美國國內這些普通消費者,得到的則是一大堆債務賬單。同時還需要去承擔經濟蕭條這一必然結果。
第二個手段是針對向其他經濟體,主要是新興的、有大量美元盈余的經濟體,發行數額龐大的國家債務。即使采取最積極的超前消費,美國經濟體也無法消化美元擴張所產生的巨額收益,從而,也無法取得市場平衡——市場上的剩余美元依然甚多,如何進一步消化吸收這些剩余貨幣?(美國大多數實體領域,對外來投資已實際收縮,成立“投資審查委員會”即為這一收縮性政策的標志)美國政府遂再革了一把歷史的命,向這些有巨額美元盈余的經濟體推出了數額龐大的“國家債務”。(它的目的我在《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美元》、《美聯儲已祭出“殺手锏”,中國該如何應招》等文章中有過足夠闡述,不再累述)
第三個手段是大力倡導自由經濟(諸位請注意,1933年初全球為解決經濟危機而召開的倫敦會議上,美國所持的是一種強硬的保守主義立場,并讓那次倫敦會議的議題流產,這也是新美元戰略之前美國最主要的外交風格),不斷擴大自由經濟的規模,經濟規模在擴大過程,不但可以強化美元的勢力,使美元獲得更豐厚的盈利,而且可以分攤美元貶值風險(與“高息吸儲”這一“資本運作”模式完全一樣)。在這個環節上,大家可以回憶一下70年代中期,美國是何等殷切地希望結束冷戰(熱情遠超過英、法、德等西方國家),與中國甚至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建交,以此開始與這些國家進行經濟上的往來,為美元謀求新的利益空間。同時,我們也可以從這一角度重新審視一下,為什么美國比其他國家更熱衷于關注世界的一舉一動,甚至主動介入或挑起一些地區爭端——世界局勢的變化,與其美元收益及保持所謂市場平衡的需求直接相關,而改變計劃的成本(涉及趨勢及與之相關的預期)往往遠高于直接干涉所需要的成本(更何況,按照市場經濟的核算方式,這種成本本身也是在制造一種需求)。
雖然直到今天,即使在洞悉了新美元的全球戰略之后,我們也不能對當初與美國的建交價值進行全盤否定,但必須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從美國的國家角度而言,這種主動姿態背后的動機確實包含了太多深意——僅僅基于貨幣因素,美國就可以從新加入的經濟體獲得遠遠超過其他西方國家從一般貿易中獲得的收益。這也可以被視作它以自由的名義,要求地球上所有國家打開國門,建立自由的市場經濟的最大動力。
寫到這里,我不得不感嘆甚至佩服——美聯儲也許擁有當今世界智商最高的工作團隊。只有絕對的高智商,才能基于全球繁復的需求及其變化,完成一系列復雜的運算,進而依據運算結果制定有利于美元擴張并在擴張中保持幣值穩定的一桿子政策,具體涉及進口配額、信貸規模、債務規模、利率政策、外交政策等等,他們尤其完成了一個“艱難”的理論工作——將根本不具有最終償還能力的美元的擴張圖謀,成功演變為了一門“進步的”、與“全球化”、“市場機制”甚至“社會發展”、“自由價值”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專業學問,于是,有關美元的價值,在大眾眼里變成了一個與交易版上的起伏曲線相關的問題。
這些起伏的曲線無法改變美元不具有最終償還能力的性質(按現在美國的欠債數額,在自由市場的規則下它早該破產清算了),但卻能衍生出一大堆與美元利益鏈條掛鉤的利益集團,這些分散在各國的利益集團,因為已經、正在或將要分享這一鏈條上的利益,所以可能自覺或不自覺成為美元地位的維護者。
但是,正如江湖上流行的一句話,“出來做,總是要還的”,在一些國家的民族主義勢力的推動下,已處在投機高位的美元及其資本市場,終于失去了大宗新的加入游戲的資本,乃至市場,危機隨即爆發,為了應對日益嚴重的危機,美國甚至不得不自己開動印鈔機購買國債。
美元利益集團為推行新美元全球戰略所必須強化聯邦政府權利的舉措,也在危機爆發后開始顯現出一些出人意料的負面后果,據美國之音中文網報道,日前,美國已有28個州的立法機構提出了維護本州主權的決議。據稱,做出這些舉措的部分原因是為了回應聯邦刺激經濟基金的附加條件,還有部分原因要歸于美國的建國歷史。在這28個州的“主權法案”當中,甚至有法案提出,如果華盛頓再不約束自己對各州發號施令的行為,美國就應該徹底解體。
截止今天,新組建的美國政府為走出危機開出了一系列處方,甚至高調宣布危機已得到緩解或有效控制,但人們很遺憾地看到。所有這些處方,都沒有審視“美元國際地位”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而本次危機恰恰與之直接相關——美元為了維護自己根本承擔不了相應責任的國際儲備、結算貨幣地位,對內采取超前消費,以掏空社會財富,讓國家、國民普遍欠債的方式保持了與美元這一地位匹配的市場份額。對外拋出數額龐大的國債,繼續填補國內消費市場不足以填平美元擴張帶來的虧空。這樣的模式顯然不可持續,于是危機爆發。所以,對當下的美國而言,最理智走出危機的道路可能是主動放棄美元的國際地位,并在這一假設下重新考慮自己的救市方案。
道理雖然簡單,不過,基于現實中被高度分割的“可見的”利益因素,我對4月2日召開的G20會議的前景并不樂觀,也許,這又是一個1933年的倫敦會議。
順便說一句,為什么直到G20開幕,也沒有媒體去回顧一下1933年那次同樣在倫敦召開的、同樣旨在為一場大規模的危機尋求對策的國際會議?難道這種沉默僅僅只是在害怕去分擔一種壞的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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