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外交新政”及其局限性

作者：尹承德

    奧巴馬是在布什主政8年政策失措，落得美國內外交困的背景下，高倡“變革”口號而當選為第44屆美國總統的。“變革”將成為奧政府的施政基調。推行“外交新政”將是奧政府“變革”的主要著力點之一。從奧當選前后的言行看，他將揚棄布什的“單邊主義”和過于強硬的外交政策，使美國外交帶有某種靈活務實色彩。其“外交新政”可能包括如下四個方面。
 
    其一，適應世界多極化趨勢發展的現實，通過溝通和對話，理順與其他主要力量中心的關系。
    布什罔顧世界力量格局多極化趨勢的發展，堅持推行由美國獨家主宰世界的單極霸權戰略，導致同主張世界多極化的主要盟國關系疏離，同非西方大國關系頻生波折，尤其同俄羅斯的地緣戰略矛盾空前尖銳，兩國關系處于冷戰結束以來的“最糟糕時期”。這使美國在世界大國的縱橫捭闔中處于被動不利地位。奧巴馬對世界大勢的認識比布什清醒。他基本認可多極化進程，并主張美國應“采取適應多極化進程的方針”，在處理國際事務中，要“加強同歐盟、中國、俄羅斯、印度”等力量中心的“溝通和協調”。預計他上臺后，將把加強與歐、日等主要盟國的關系置于外交首位，還可能適當提升與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的關系。俄羅斯因其超強軍力被布什政府視為美國的主要戰略對手。布什通過在獨聯體國家發動“顏色革命”，一再主導北約東擴和在東歐國家部署反導系統，竭力擠壓俄的戰略空間，對俄國家安全構成現實威脅，引發俄的強烈反制和反擊，兩國關系幾乎滑至冷戰邊緣。有鑒于此，奧可能松動對俄關系，表達了暫停在波蘭和捷克部署反導系統和不急于將烏克蘭和格魯吉亞拉入北約的意向，有利于消除俄最大的兩塊心病，從而為緩和與改善緊繃的美俄關系鋪平道路。
 
    其二，不再固執在敵對國家搞“政權更替”的迷思，將通過直接對話，改善相互關系，以解決美國極為關切的有關熱點問題。
    美國對敵對國家持“勢不兩立”的超強硬態度，以在這些國家實現改朝換代作為政策目標。為此，他對它們橫加“流氓國家”、“暴政前哨”等罪名，進行百般打壓，甚至武力相向。但結果除在伊拉克通過戰爭手段和付出巨大代價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外，在所有其他這類國家非但沒有實現政權更替的目標，還促使它們增強了抗拒美國的軍事力量，其中伊朗、朝鮮還在發展核力量。奧巴馬以布什的失敗為鑒，不但沒有接過布什給這些國家橫加的罪名，還向它們伸出橄欖枝。他在競選演說中明確表示，他如當選將同伊、朝領導人直接談判，謀求改善雙邊關系，以解決該兩國久拖未決的核問題。
 
    其三，不熱衷搞反恐擴大化，試圖將反恐斗爭回歸本原。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把打擊國際恐怖主義作為美國安全戰略的中心和當務之急，隨后發動了圍剿基地組織及其支持者塔利班的阿富汗戰爭。在阿富汗的恐怖勢力尚未根除之時，布什即大搞反恐擴大化，把“防擴散”和“反暴政”也納入反恐范疇，將反恐斗爭引入歧途，并捏造罪名發動伊拉克戰爭，致使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獲得喘息之機，進而東山再起，卷土重來。布什搞反恐擴大化種下了可怕的惡果，造成“反恐反恐，越反越恐”的局面，使國際恐怖主義膨脹成人類的最大禍害之一，成為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及其西方盟國主要的現實安全威脅。如此慘重的教訓在前，原本就一直反對伊戰的奧巴馬將對布什的反恐政策“糾偏”。他一再表示將在16個月內從伊撤軍，并將反恐主戰場東移回到阿富汗，以集中力量剿滅基地組織。這意味著奧要把反恐斗爭回歸反恐本身，避免反恐擴大化，以免重蹈布什之覆轍。
 
    其四，謀求巴以問題較為公正的解決，以穩定中東局勢。
    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也是阿拉伯國家同以色列矛盾的根源。布什政府奉行袒以壓巴政策，引起廣大阿拉伯國家和人民的強烈不滿，不但加劇了阿以矛盾，使中東局勢進一步惡化，還在阿拉伯國家播下了仇美的種子，是主要由伊斯蘭極端分子組成的國際恐怖主義滋長和蔓延的主因。布什堅持偏以政策不但遺禍中東，美國也因此引火燒身，其中東戰略嚴重受挫，連其國家安全也受到損害。奧巴馬從美國利益出發，流露出調整布什中東政策的意向，即改變其過于偏以立場，注意在阿以和巴以之間保持適度平衡，謀求巴以問題較為公正的解決。為此，他在一次競選演說中要求以色列在阿以和談中“必須作出適當讓步”，敦促它自己搬開橫亙在阿以和平進程中一些“沉重擋路石”。如此直接對本國盟友以色列施壓，在美國以往總統中是罕見的。
 
    奧巴馬可能推出“外交新政”，對布什的對外政策作出適當調整，主要是形勢使然。近年來，世界力量對比發生了明顯的消長變化，美國實力地位大幅下降，其他大國力量顯著上升。冷戰結束后，美國經濟在西方一枝獨秀，經歷了長達10年的經濟擴張期。到2000年，美國GDP占到全球的近1/3，其獨超實力達到鼎盛，這是布什加緊推行全球獨霸戰略的實力基礎。近些年來，美國在經濟領域長期積累的嚴重問題發酵，直至引發世紀性的金融大危機，經濟下滑以至衰退，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逐年下降，到2008年其GDP降到只占全球的1/4。與此同時，歐盟通過擴員，力量大增，經濟總量在2006年即已超過美國。以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這“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不斷縮小與美國的實力差距。如中國在1980年GDP僅占美國的7.2％，到2007年占到美國的25％，2008年將占到美國的近30％。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金磚四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美國。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要君臨天下，獨家主宰世界已力不從心，其他力量中心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節節上升。現在幾乎所有重大國際問題，諸如反恐、防擴散、應對全球生態危機、糧食危機、能源危機、金融危機以及地區熱點問題，美國都獨力難支。離開歐盟和新興大國的參與和合作，上述問題一個也解決不了。美國搞單邊主義越來越行不通了。
 
    再者，布什政府在外交上的嚴重挫折使奧引以為戒，與它拉開距離。布什實行單邊主義強硬外交政策，甚至為擴大勢力范圍，窮兵黷武，對主權國家實施軍事打擊和占領，嚴重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反對和抵制。美國自身也幾乎深陷“霸權困境”，外交目標幾乎“全線失守”：侵占伊拉克使其道義掃地，并付出傷亡數萬人、耗資6000億美元的慘痛代價，至今仍深陷泥潭而難以自拔；在國際反恐、防擴散、成立非洲司令部、中東和談及向全球擴展“民主”等關鍵領域，政策目標都告落空；遏俄戰略嚴重受挫，且同俄關系空前緊張；在其傳統后院拉丁美洲，反對美國干涉和控制的浪潮持續高漲，其傳統盟友幾乎全部離它而去，以致美國媒體驚呼該地區進入了“后美國時代”。上述種種表明，美國在外交上遭受大面積挫敗，國際地位與影響降到冷戰結束以來的最低點。面對布什留下的外交爛攤子和負資產，奧巴馬不能不萌發外交“新思維”，而不會“蕭規曹隨”，一仍前任之舊章。
 
     奧巴馬的“外交新政”可能給美國外交和對外關系帶來一些新氣象、新起色，但是其新政本身及正面作用有很大局限。因為奧和美國歷屆總統一樣，是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和美國統治集團的工具。在外交方面，他必須在美國的國家利益和美國社會根本制度及其衍生的要由美國主導世界這一價值取向的框架下行事，否則他就站不住。這就決定了奧主政不會給美國外交帶來突變，他對布什外交政策可能顯示的“新”和“變”只能是策略手法和具體問題上的具體政策的“新”和“變”，而不可能是基本政策和總體目標上的“新”和“變”。實際上，在維護美國對世界的領導作用，維護美國的獨超地位與西方盟主地位，確保美國的戰略利益和擴展美式民主、自由、人權等根本問題上，奧同布是一脈相承的。因此，他盡管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世界多極化趨勢的現實，但仍強調美國作為“頭號大國”，要在世界上發揮“領導作用”，這同當年尼克松總統提出世界“五極”觀點卻竭力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如出一轍；他雖提出要同西方大國重建密切的聯盟關系，主張改善和加強同中、俄的關系，但他不會讓歐、日與美“平起平坐”，不會改變對中、俄“遏制加接觸”的既定方針；他雖表明要與伊、朝直接對話以解決其核問題，但并未放棄對該兩國使用武力的最后選擇；他雖計劃將反恐矛頭集中指向基地組織，但申言美軍可進入巴基斯坦打擊恐怖分子，表明他也將無視他國主權，以霸權手段反恐；他雖流露出要在阿以之間維持其某種平衡的意向，但不會改變美國一貫的重以輕阿和在總體上袒護以色列的固有立場，中東和平之路仍將荊棘叢生。
 
     由此可見，奧巴馬對布什外交政策的調整和變革只能是量變而不是質變，只能是枝節性的變化而不是整體性變化，只能是淺層次的變化而不是深層次的變化。總之，奧巴馬的“外交新政”和“變革”是新而不改其舊，變而不離其宗，這個“舊”、這個“宗”就是美國霸權主義的本質。在這種情況下，奧巴馬計劃中的“外交新政”如付諸實踐，美國的對外關系和國際影響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和回升，但其“霸權困境”和在世界格局中地位下降的趨勢難以根本擺脫和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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