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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種族隔離結束后的幻滅

新國際 · 2008-12-22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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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種族隔離結束后的幻滅

新國際

如果還要堅持運用在反種族隔離斗爭中使用的同樣方法,加上刻意運作「斗爭心理」,這也可能造成麻煩,因為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和廢除種族隔離政策后的國家, 其合法性是絕對不一樣的。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指出的:「反對種族隔離的斗爭在時間上還如此接近,以致在各市鎮仍然潛藏著自豪的抵抗文化,正是這一點助長了 基層的騷動。」由于南非今天實行的是民主制度,反種族隔離斗爭體現了民主價值的追求….

文◎費歐納‧懷特 (Fiona White)

自1994年開始,南非結束種族隔離政策,邁入民主化新紀元。這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成就,我們可以說,這個國家是非洲大陸民主鞏固進程中不平凡的成功案例。然而,盡管在保衛民主方面取得了進步,但市場導向的經濟政策和相當膚淺的代表制體系結合在一起,導致了廣泛的貧困和不平等。要有效和長期地鞏固一個民主國家,其核心在于合法性。在南非,國家和當政的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的合法性考驗,端視其對社會經濟不平等的解決程度。正是在這一點上,社會運動扮演關鍵角色。

執政黨朝新自由主義轉向

種族隔離結束以后,各種挑戰政府政策乃至政府本身的組織大量涌現。這些組織通常被看作是具有左派傾向和以小區為基礎的,在關注點、規模和影響力方面極為懸殊的各種運動的松散排列組合。把它們團結起來的因素,是它們共有的對窮人和被邊緣化人群進行幫助的渴望,在某些場合,還有對等級制度、官僚制度、私人企業權力和不受控制的市場的敵對態度。舉幾個這些組織的例子:反私有化論壇(The Anti Privatisation Forum)、治療行動運動(the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索韋托電力危機委員會(the Soweto Electricity Crisis Committee)和無地人民運動(the Landless People’s Movement)。

三個原因促使這些運動在種族隔離廢除后的南非發展起來。第一,窮人和被邊緣化人群在種族隔離廢除后的政治環境中進行斗爭,力圖找到一個有效力的「聲音」。這是因為在向民主制度轉軌后,很多有力的公民社會行動者進入了政府,這就為批評政府的團體留下了空間。另外,勞動市場的變化和失業率的上升,意味著窮人被排除在正式的工作場所之外,這導致工會等傳統的組織形式越來越難以維系,從而得到政治權力代表的機會也越來越少。種族隔離廢除后的社會運動背后的第二個推動力,是反對政府政策,特別是反對經濟政策的動員。

國大黨朝新自由主義的轉向,刺激了反對「市場主導的私有化」的力量的集結。第三,社會運動挺身而出,挑戰政府在提供基礎公共服務方面顯而易見的失敗。他們反對新自由主義提供服務的方式,反對由私有部門及其原則支配。社會運動出來挑戰政府,因為政府被認為不能夠或者不愿意成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和集體消費條件的保障者。這一方面的例子極多,例如「治療行動運動」在衛生和人類免疫缺乏癥候群病毒/艾滋病(HIV/AIDS)服務方面發起挑戰,「無地人民運動」呼吁更公平地重新分配土地。各種運動奮起反對政府實施其政策的方式–抵抗那些它們理解為鎮壓的方式,「索韋托電力危機委員會」針對斷電所進行的動員就是這一方面的生動案例。

各地潛藏著自豪的抵抗文化

社會運動在南非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后,開始圍繞范圍更廣的問題發起動員。一些開始時只針對單一問題的運動擴寬了它們的關注點,把更廣泛的關切延伸到新近的國際議題,例如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和第三世界債務。這些涉及廣泛的問題越來越多地在聯合社會運動的「因達巴」(indaba)(南非祖魯語,意為「頭人會議」)中得到討論。志同道合的團體在「因達巴」上計劃未來的集體行動,這增加它們未來得以影響政治環境的能力。

隨著社會運動在南非的發展及其要求的拓寬,政府對它們的敵意也在增長。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國大黨當中的部分人士非常擔心,過去支持他們的窮人選民將轉而支持社會運動團體。的確,國大黨的一位政治家表達了這種擔憂:政府可能會被「治療行動運動推翻」。此外,政府還可能把社會運動看作異端的、破壞穩定的力量──公營事業部(Public Enterprises)的一位部長就把「索韋托電力危機委員會」比擬為「犯罪幫派」。

政府的焦慮產生了兩個顯著的副作用:第一,它們壓制了社會運動抗議的空間,已經有很多報導提到,國家暴力正在針對社運行動主義分子采取不正當鎮壓。第二,政府對來自社會運動威脅的夸大,無形中限制了彼此相互協調和交流的機會。

如果社會運動從根本上對南非當前的民主制度采取敵視態度,那么它們的成功和影響力可能還會受到更大的限制。有些運動者敵視民主本身;這些運動可能既擾亂了得來不易的民主制度,也無法吸引更多民眾的支持。另一些運動主張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而不是南非當前僅從憲法上做出保證的自由派民主(liberal democracy)。盡管這并不起破壞作用,但是它們有可能竭力遠離在邊緣進行的政治互動,從而否定它們對社會轉型做出有意義貢獻的可能性。「治療行動運動」的領導人也贊同這一點,他說:「政府的合法性和執政黨的偏高的支持度,也是必須正視的現實,行動主義分子如果忘記這一點,那就是咎由自取。 治療行動運動」擔心同其它社會運動一樣,因為威脅經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人物,反而失去成員支持。

給予窮人「聲音」

如果還要堅持運用在反種族隔離斗爭中使用的同樣方法,加上刻意運作「斗爭心理」,這也可能造成麻煩,因為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和廢除種族隔離政策后的國家,其合法性是絕對不一樣的。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指出的:「反對種族隔離的斗爭在時間上還如此接近,以致在各市鎮仍然潛藏著自豪的抵抗文化,正是這一點助長了基層的騷動。」由于南非今天實行的是民主制度,反種族隔離斗爭體現了民主價值的追求,社會運動必須反省到,斗爭若是削弱了民主價值,那么,這種斗爭就是危險的。

然而,社會運動無疑在南非的民主體系中起到關鍵作用。它們使得關于「發展」的討論生機勃勃地進行。它們在歷次選舉之間給予窮人「聲音」。它們善于運用諸如「人權委員會」和「憲法法院」等國家機構進一步推進民主。最為重要的是,它們挑戰國家政權,保護國家使之免于成為一個實行霸權統治的「黨國」。正如彼特豪斯(Pithouse)談到2001年世界反種族主義大會(World Conference Against Racism)──2萬名示威者參加了游行──所作的解釋:「社會運動在南非政治中是一支重要的新力量,是一支在全國范圍內組織起來的,以群眾為基礎的,直接反對執政黨的力量,人民現在才是真正的反對派。」

社會運動長期而系統的效力是很重要的,特別是當它們突出了政府在社會經濟不平等方面的政策缺失時。在南非還沒有成形的政黨反對派的情況下,當前的社會運動是一個有效的監督者,它們一方面確保國大黨繼續統治的合法性──這一點可望在未來數十年里都是如此──另一方面,社運對執政者采取批判態度,這也可以讓南非成為一個真正寬容的、認受度高的真正民主國家。

(本文作者費歐納‧懷特為倫敦大學英聯邦研究所研究員,并與約翰萊斯堡政治研究中心合作)


南非:傳統工運與新社運團體的對話

新國際

南非政府已經選擇生活在國際資本主義制度內,尋求跨國企業及「布雷頓森林」金融體制的善意。它處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陷入的精神分裂狀態,一直到最近,都在 接受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所謂滴落效應來「解決」貧窮加劇的問題,同時又要控制國內局勢的不穩定。對許多人而言,南非政府的政策──即使帶著凱恩斯氣息 ──仍然只不過是「明天將有面包」這樣的空口承諾…

文◎戴維•考茲 (David Coetzee)

在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03年的日內瓦年會上,南非總統塔博‧姆貝基(Thabo Mbeki)引用凱恩斯的話,指出:市場不能解決低度發展的深層問題。姆貝基呼吁從工業化的北方向南方轉移資源,并談及「貨幣商人的詛咒」(curse of the money merchant)。這對于那些原本希望會從他口中聽到對自由市場、特別是對南非的新自由主義計劃強硬捍衛之詞的人來說,這真是個意外。

賦予黑人經濟權利

自1994年南非首次民主選舉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并沒有像之前所承諾的那樣創造成千上萬個工作崗位,反而導致失業大規模上升,拉大白人與黑人、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差距。全國最貧窮的三分之二人口占有的財富份額降至15%。南非家庭平均收入下降了大約19%,而白人家庭平均收入卻增長了15%。同時,失業數字增長了一倍,失業人口達到800萬人。

然而,即使是這樣的統計結果,南非執政黨非洲人國民大會(ANC,簡稱非國大)仍然擁有大多數民眾支持,在2004年的大選中還獲得多數票。從某種意義上說,南非政府根本不必特別費力去討好選民──絕大多數是貧窮的非洲人。

因此,南非政府可以繼續干下去,不用積極干預,只要等待經濟不斷增長所帶來的滴落(trickle down)效應。但在國際勞工組織會議上,總統姆貝基的講話卻暗示著全球貧窮人口的反抗。而他領導的政府也已經改變方針,以謹慎的「凱恩斯模式」,撥出更多款項用于社會項目。同時,通過創造就業崗位項目及投資基礎設施,南非政府宣布推出雄心勃勃的「賦予黑人經濟權利」項目(BEE),以使資源從白人手中向黑人轉移。

自2003年開始,南非政府致力于發展公共投資方案,接下來三年里,國家及各省政府的資本投資平均每年增加15%,擴大公共建設工程項目,救濟失業人員,努力使全國最貧窮家庭有機會享受免費基礎教育。

這些政策改變似乎顯示,南非政府又重拾 「重建與發展計劃」(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的某些元素,該計劃于1994年當非國大執政時實施,后來被新自由主義的GEAR(「增長、就業及再分配」的簡稱)計劃取代。南非全國總工會(Cosatu)說,這種向社會投資的轉變代表GEAR計劃已沒有合理性,但其它批評家認為這些預算在強大的社會重建需要面前顯得杯水車薪,無論是在「三方聯盟」(國大黨、南非全國總工會、南非共產黨)內部還是在包括激進左翼社會運動團體的外界,使百萬人經濟邊緣化已經導致民眾對非國大整體政策的抵抗有所增長。

南非全國總工會承認,「三方聯盟」正在失去其在民間社會中的主導權。問題在于如何重建民間社會內部聯系,顯示其與在工作場所外的實地斗爭有所關聯。全國總工會表示,他們無法與在新社會運動中表現非常活躍的「極左派」緊密合作,因為分歧太大,但他們可以與其它團體合作。然而,一旦他們這么做,政府里的「威權派系」(authoritarian clique)就指控他們為極左派,是為了組建新的勞工黨而試圖與民間社會的其它部分建立關系。

社會運動新群體的涌現

姆貝基的策略或許是為了在他再次當選前推出社會福利商品,但這也是針對總工會的大規模行動及「新社會運動團體」施壓而采取的響應。2002年9月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世界峰會」(WSSI)上,這些新群體在「社會運動會議」(Social Movements Indaba)的旗幟下舉行首次聚會,他們的抗議超過政府支持的示威運動,吸引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他們對政府政策的大聲批評得到許多國際代表的迅速響應,表示對南非人的斗爭感同身受。

南非的民間社會歷史可追溯到反種族隔離斗爭時期的組織和團體,因此他們有一種抵抗官方的傳統和文化。一些新的團體延續了1980年代由基礎廣泛的「聯合民主運動」(United Democratic Movement)及受非政府或教會組織啟發的傳統。

但新的發展在于激進團體利用人們對政府政策的不滿及反全球化等主題,動員民眾的支持。在對抗政府的明顯政治抗爭行動中,這些團體在土地、住房、健康及私有化問題上正逐步贏得支持。有時他們受左翼激進分子領導,有時受國大黨或南非共產黨前成員、或不同托洛茨基團體的成員領導。有時候,他們的領導者是來自反種族隔離運動中經驗豐富的異議者。艾滋病、土地改革、住房及私有化、特別是服務部門私有化問題則是新社會運動團體關注的焦點。

新運動團體與「舊左派」擁有共同事業,這一點在「治療行動運動」(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TAC)和總工會之間結成的聯盟上最為明顯,該聯盟被視為傳統主義者思維的一大突破。TAC先是領導一項針對醫藥產業巨頭的法律行動,并與之達成庭外協議,從而為生產普通抗艾滋病藥品打開一條活路。接著,該組織向政府發起行動,并成功地在憲法法庭打贏官司,迫使國家提供治療性藥品,防止HIV病毒由母體傳染給嬰兒。

在當地分析家看來,TAC之所以能夠取得這場勝利,迫使政府在國立醫療機構提供治療,在很大程度上,是歸因于有組織的運動。正是總統姆貝基對治療艾滋病問題的固執與國內艾滋病的危急情況促使總工會同意與TAC達成聯盟。但國大黨卻對未來可能達成的類似聯盟非常不滿,因為這違反其為選民(由工人階層和貧窮黑人構成)設置的圍堵圈。

政府對土地問題的不確定處理,則為激進團體贏得那些無土地、無家可歸選民的支持。政府發現,將土地交還給那些被種族隔離法律排斥在外的小區遠比滿足民眾對房屋的需求容易,其政策不可避免牽涉到驅趕城市郊區非法定居者,而這些人都受到新激進團體的動員。

在土地改革上,政府的戰略目標一直不確定,策略亦不肯定,同樣,這又使極左派能夠動員民眾。在這方面,「全國土地委員會」(National Land Committee, NLC)處于領導地位,該組織成立于種族隔離時代末期,旨在反對強制遷移。「全國土地委員會」與2001年組建的最大社會運動團體──「無地人民運動」 (Landless People’s Movement, LPM)職責重迭。

從「私有化」到「重組」

國營、半國營集團的私有化問題也是一個動員領域,該問題處于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中心。自1995年開始實施GEAR以來,關于私有化的斗爭此起彼伏。「反私有化論壇」(Anti-Privatization Forum, APF)于2000年初為響應公共服務私有化而成立,其下有16個小型團體,其聯合組織稱為「索韋托電力危機委員會」 (Soweto Electricity Crisis Committee,SECC) ,是為了回應西蘭德、瓦爾三角區和索韋托的電力中斷,于2000年成立。該組織的運動包括居民非法再接駁供電,但同時也反對截水、私有化及驅趕種族隔離區居民。

突出的是,工會并不拒絕私有化這一概念,而是將其改造為「重組」,試圖通過工人入股新私有化的公司而賦予黑人員工以權利和保障。非常典型的做法是:政府試圖重組國營、半國營集團,使之適于大規模出售。用評論家的話來說,是提高利潤率,方法則是通過驅逐工人、壓榨消費者。有時,政府和工會在爭議的問題上──如「賦予黑人經濟權利」訴求一致,但大部分時候他們是意見相左的。

工會關注的是私有化造成的失業問題,而新社會團體關注的是公共服務(如水、電力)私有化問題。政府每次宣布在社會供應方面又取得成功時,新社會團體就會列舉更多資料,說明由于私有化進程而導致的水力、電力中斷。2003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會議上,該問題成為焦點。WTO會議討論「服務貿易總協議」(GATS)時,南非新社會團體中,反對基礎服務私有化的運動者表現得特別活躍。

新的社會運動團體不僅填補工會組織及動員的剩余空間,還覆蓋現有政黨未占領的地方。新社會團體中有些開始在勞工團體內部發動政治運動,終止其與政府的聯盟,促進組建獨立的勞工黨。

在這些及其它問題上──從種族隔離賠償到抵抗「令人厭惡的債務」,新的社會運動已經作為流動的國際反全球化運動組成部分而聞名。但最近南非全國總工會提醒其成員,總工會至今仍然是南非最大、組織最好的民間團體(擁有170萬名會員)。

工作大屠殺

南非全國總工會承認,該組織正處于危機中。這種危機并非來自一些相對發達、現代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工運動,而是源于南非為了響應與日俱增的國際競爭,國內「正規」領域進行的結構變革。隨著工業朝向資本集中度更高的企業運行,勞工人數削減了。加上相對偏低的增長,以及私有化過程中的勞工縮減,許多人丟掉工作(目前,南非的失業率為30%-40%),其中當然也有工會的繳費會員。

工會和新社會運動團體的情形截然不同。有很大一部分的潛在勞動力分布在未納入統計的「非正規」領域,總工會正努力在這特別艱困的領域中組織失業人員和經濟邊緣人員。然而,這卻是新社會運動團體最能動員群眾的領域──主要圍繞在城鎮區、農村以及工作場所之外的生活環境。

工會努力保持與執政者有聯系并產生影響力,這與新社會運動中較左傾的一翼發生爭議。非洲國大黨內部的左派堅持繼續所謂「全國民主革命」(根據講者的利益而有不同的定義),而新社會運動的許多領導人則把階級的積極分化視為社會革命路線。

南非的黨派政治有著很大的流動性,「新國民黨」(New National Party)與執政黨國大黨及實力大為削減的「英卡塔自由黨」(Inkatha Freedom Party)結成聯盟,而「英卡塔自由黨」又與「民主聯盟」(Democratic Alliance)走得很近。然而,卻沒有誰能夠動搖國大黨的領導地位,國大黨依然保有其作為全國解放運動團體的信譽。國大黨的聯盟合作伙伴也一直在其保護下保持他們對政策的影響力。如果新社會運動團體和聯盟反叛成員真的成功分離出去,組建勞工黨的話,他們不可能擁有和現在一樣的影響力。

總工會的問題不僅在于激進左派和政府,其領導人說,我們的敵人是資本家,而不是「極左派」。總工會的危機是內部組織分化及來自競爭工會組織挑戰的必然結果,根源都在于經濟的徹底重組與失業率的高速攀升。自1995年政府開始有統計資料以來,失業率從15%大幅攀升到30%以上。如果算上處境惡劣的工人,該數字將驟升至40%以上,也就是近800萬人。工會越來越愛用「工作大屠殺」來描述這一情形。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經歷如此高的失業率增長──除非遇到經濟大災難,總工會領導人瑪迪沙說。目前失業大軍中約有四分之三在30歲以下,約有一半的年輕人正處于失業。

經過幾次全國性罷工但卻未能動搖政府后,總工會似乎暫時放棄一直追求的使工業政策發生基本變革的努力,轉而試圖在改良的方向上向政府做出提議。GEAR計劃是基于出口為主導的增長而做出的,牽涉到開放正規的經濟(formal economy)以參與競爭,因此出現不斷現代化、機械化、導致員工的大量削減。但工會現在猛烈攻擊那些以機械更換工人,或寧愿選擇零工、兼職員工的公司。

「新菁英」影響力日增

隨著新工會的出現,即使是在勞工運動內部,南非全國總工會也面臨其主導地位受到重大挑戰的威脅。一個大型勞工協會──「南非工會同盟」(Confederation of South African Workers Union, Consawu)宣稱代表40萬工人,于2003年5月成立。它與總部位于布魯塞爾的「基督教世界勞工聯合會」(Christian World Confederation of Labour)結盟,致力于為南非的獨立和非結盟工會提供平臺。

總工會還受到了其它主要工會的抵制,如 「南非職工會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Trade Unions, Nactu)和「南非工會聯盟」(Federation of Unions of SA, Fedusa)。這使得致力于補充流失會員的總工會面臨更大競爭。「南非工人會同盟」(Consawu)表示希望吸引非工會勞工,20個分支機構分別包括來自漁業、礦業、貿易、服裝及建筑等領域的工會團體。

對總工會的挑戰還不僅僅于此。1997年成立的「南非工會聯盟」(Fedusa)是一個大部分由白領工人組成的工會組織,已經超越「南非職工會全國委員會」(Nactu),成為南非的第二大工會。該組織樂于促使勞工、商業與政府之間達成合作協議,目前擁有會員約54萬,正努力吸納青年、婦女及退休人員加入。

「團結」(Solidarity),也就是以前的Mynwerkersunie(礦工工會),是一個不斷發展壯大的工會組織,其會員90%為白人,在國營、半國營集團、采礦行業以及鋼鐵制造領域實力最為強大,但現在正努力向多種族開放,主要是在西開普(Western Cape)地區的有色工人中發展。「團結」擁有13萬名會員,其發展壯大主要是由于反對「賦予黑人經濟權利」(BEE)運動,BEE極度威脅政府男性白人雇員。「團結」希望參照馬來西亞的培力項目另外提出一個計劃。

不光是白人勞工關注BEE,總工會內部也有許多人對該計劃能否使新興黑人小資產階級富裕起來深表懷疑。隨著新菁英對國大黨的影響力不斷擴大,這種懷疑可能會繼續加深,新菁英現在已經成為國大黨的主要資金來源。
因此,在勞工運動領域,我們看到南非全國總工會的權力正被嚴重分散,迫使它必須在某些特定問題上與其它工會組織以及一些新興社會團體組成聯盟。

「明天將有面包」的空口承諾

南非與現代工業化國家所走路線的區別在于不公平加劇,這是追求增長和財富滴落政策的惡果。這一點所產生的政治效應,在其它國家可能表現得不如南非那樣極端,因為南非不久前才有過對抗政府壓制的斗爭歷史,而且這里的「民粹主義動員」對社會穩定構成了極大威脅。

執政黨陷入進退兩難的處境–工會的力量削弱了,但異議團體的影響卻逐漸擴大。因此,政府選擇讓這兩者互相搏弈,彼此削弱實力──特別是給工會及南非共產黨(SACP)都戴上「極左派」的帽子,如同對付規模較小的激進團體一樣。

總工會曾經把關心所有弱勢者視為自身使命,隨著該組織力量的削弱,動員弱勢者以爭取自身利益的,卻是新的激進團體。政府對此一直持敵對態度,有時甚至是鎮壓。

「言論自由學會」(Freedom of Expression Institute)報告說,最近很少出現傳統的審查形式,如關押新聞記者、鉗制媒體等。其所列出的大部分違反言論自由事例,多屬于停止公眾集會、大規模游行、或限制公共涂鴉、發放傳單。因此,新社會運動的興起,以及政府對它們的反應模式,都對南非仍處于試驗階段的民主文化產生影響。

南非政府已經選擇生活在國際資本主義制度內,尋求跨國企業及「布雷頓森林」金融體制的善意。它處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陷入的精神分裂狀態,一直到最近,都在接受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所謂滴落效應來「解決」貧窮加劇的問題,同時又要控制國內局勢的不穩定。對許多人而言,南非政府的政策──即使帶著凱恩斯氣息──仍然只不過是「明天將有面包」這樣的空口承諾。

激進社會團體的對抗方式無疑給政府施加了壓力,可能會帶來政策的改善,但卻不可能帶來核心變革。激進路線的批評家認為,問題不在于政府資助社會供應,而在于缺少支付這些資金的建制力度,這是無法通過激烈行動立刻得到解決的。

激進社會團體可能是反全球化抗爭的焦點,以及國際反對《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先鋒。但政府希望,隨著社會福利計劃的啟動,這股熱潮會退卻。激進社會團體的支持者表示,貧窮與失業勢必加劇,必須進行徹底變革。然而,政府很清楚,他們不會失去選票支持基礎,只要從國大黨內部進行改革就可以。那么問題就在于,新社會團體在推動變革中能取得什么樣的成就?

(本文作者戴維‧考茲為駐倫敦和華盛頓的南非記者和政治學家,主辦南非觀察新聞機構,其報導覆蓋南非和非洲的中部和南部)

索韋托電力危機委員會:一個抵抗私有化的案例

作為最初在索韋托向政府的電力傳輸發起挑戰的組織,它的第一個方案是促成索韋托重新供電的「光行動」(Operation Khanyisa)。為了完成這一目標,他們培訓了當地居民,超過3千人在6個月內,透過私人接電的技術,重新和電網聯接上了。SECC的第一任領導人特 雷弗‧恩格瓦尼認為他們:「從私人電力公司Eskom的角度看來是犯罪的行為,被轉化成了一種蔑視私有化的行為,這是很好的戰術和政治策略。」…

文◎費歐納‧懷特(Fiona White)

南非的社會運動出現在1994年種族隔離制結束之后,其后一直呈現出社運團體數量增長和運動形式多樣化的趨勢。他們的活動首先是響應國內許多劣勢領域貧困和不平等現象的需要。根據聯合國發展計劃機構的統計數字,南非存在著極端不平等的現象:前端6%的人口占據了該國收入的40 %以上,而末端50%的人口在處于國家貧困線以下。

反對企業權力的擴張

隨著種族隔離主義結束而來的形式民主并沒有為大部分南非人民帶來社會 / 經濟上的平等。這導致許多小區感覺自己被邊緣化和被剝奪了權利,尤其是涉及到公共服務的權利。社運團體除了質疑政府的公共服務提供外,也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道路。他們認為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正被置于政府的經濟策略中。因此,許多社運團體反對私有化,反對企業權力的擴張和毫無控制的市場。

在南非確立的社會民主運動,如「治療行動運動」(為抵抗HIV病毒/治療艾滋病而戰)和反私有化論壇(豪登省一個協助小區運動的傘式組織)正在不斷組織活動并鞏固其支持基礎。

另外還有新的運動在增長,尤其是針對住房供給而設立的組織在增長,他們對國家在為窮人提供充分/可持續住房上的不力表現施加了越來越大的壓力。其中一個例子是建立于南非東部德班棚戶區的居民運動組織:Abahlali Base Mjondolo,他們以改善德班窮人住家條件為目的的運動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另外一個持續擴大支持基礎并尋找新的替代方案的組織是:「索韋托電力危機委員會」(SECC)。「索韋托電力危機委員會」是一個發人深思的案例:它可以說明南非出現社會運動的原因?這些組織是如何運作的?它們的影響如何?

支持人民利益優先的原則

SECC成立于2000年全國電力供貨商Eskom私有化之后。Eskom的私有化導致電力價格較1999年上升了47%。城鎮居民開始自發形成小群體抗議這一問題。2001年,當兩萬個家庭被斷電1個月時,這新生的組織在索韋托召開了一次群眾集會,這次集會把這些小組納入了一個正式的運動組織中。

作為最初在索韋托向政府的電力傳輸發起挑戰的組織,它的第一個方案是促成索韋托重新供電的「光行動」(Operation Khanyisa)。為了完成這一目標,他們培訓了當地居民,超過3千人在6個月內,透過私人接電的技術,重新和電網聯接上了。SECC的第一任領導人特雷弗‧恩格瓦尼認為他們:「從私人電力公司Eskom的角度看來是犯罪的行為,被轉化成了一種蔑視私有化的行為,這是很好的戰術和政治策略。」

「索韋托電力危機委員會」隨后擴大了議題領域并呼吁推動更大的改變,包括平等享有諸多基礎服務如水、住房、教育、交通在內的服務,以及拒絕國家公共服務的私有化。恩格瓦尼認為:「需要有一種體系上的改變,使老百姓在這些問題上有更多的發言權。我們支持人民利益優先的原則」。為此,該組織采用了一種社會主義的愿景,雖然他們對于渴望哪一種社會主義目前還在討論中。

起初,索韋托電力危機委員會在索韋托的5個地區開展活動。然而,他們現在聲稱擁有32個鄉鎮分支機構,雖然具體數目很難算出,但據估計該組織有7千名以上成員。當然,支持者的人數是波動的,尤其體現在游行示威的人數上。但是每周的例會一直有包括分支機構代表在內的數百人參與。他們的議事日程很長,其間他們討論全球化和第三世界的債務問題,個別成員提出了他們關心的家用水電方面問題。領導人聲明要和民眾緊密相連,并公正地代表他們的基層支持者。事實上,任何成員都很容易接近領導層,他們的辦公室很容易親近,并且人們也可以利用每周例會的機會表達自己的觀點。

最主要的戰略就是直接行動

該組織采用多元化戰略,但是他們「最主要的戰略就是直接行動」。在與「反私有化論壇」的合作中,它頻繁地組織游行活動,因為恩格瓦尼認為依靠工人階級力量和經驗的戰略是很重要的。此外,他們認為,參與到他們運動中的人,類型越多越好。基于這個原因,他們不專注于談判之類的戰略,因為談判只需要一個小規模的專業化團隊。

伴隨著大規模行動,SECC還提升對付款服務的抵制,而且當與工會的關系更加緊密,他們就希望能夠外出舉行類似反種族隔離總罷工這樣的游行。該組織還和深化民主的機構,如「人權委員會」和「憲法法院」接觸。不過,他們對應用法律體系懷有戒心,因為「法院是國家的法院」,但是有時他們又發現自己別無選擇。依照恩格瓦尼的說法:「我們會在民主環境里,采取任何可以發展我們事業的手段。」

2006年,該組織決定為自己的武器庫增加一項新的策略:參加當地政府的競選。他們希望利用選舉來「揭露資產階級民主」和披露「南非國民大會黨」(ANC)政府是「資產階級代言人」的事實。在「光行動」的旗幟下,該組織贏得了約翰內斯堡市議會一定比例的代表席位。他們承認他們在議會里的影響是有限的,但是通過和其它小黨結盟,他們計劃向立法會提交以支持社會運動為目的的議案。他們也希望,通過讓市議員增加對該地區民主運動的認識,來擴大他們的支持基礎。

SECC聲稱自從他們開始提議案以來,他們已經贏得了幾場「小勝」。他們認為,2001年「光行動」能夠取得成功,不僅是因為它把索韋托重新連上了電網,而且還因為它引起了市政府官員,市議員和Eskom公司的注意。Eskom最終不得不重新考慮立場,宣布了電費的延期償付,且公共企業部長于2002年12月赦免了部分欠款。 SECC對抗預付水費的斗爭也對相關服務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并得到約翰內斯堡自來水公司的承認:「這個組織使我們保持警覺」。

保障基本需要和公共服務

不過,目前距離實現每月統一定價收費和禁止私有化的中期目標,他們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更不要說實現社會主義的長期目標。

SECC還面臨著不斷的挑戰: 他們與政府對立,其成員多次被捕入獄。然而,該組織的領導人對南非執政黨的敵意給予正面響應,他認為當執政者指控他們是在反對南非國民大會黨時,實際上,他們的指控卻是在推動SECC的事業。不管過去的挫折,該組織覺得自己作為南非執政當局的反對力量正在獲得更多的支持。恩格瓦尼認為它「越來越像一個人民的組織,人們遇到問題就會找到我們,因為我們現在是索韋托官方的反對派。」

SECC是否真的是索韋托的官方反對派,還是存疑。然而,它的力量沒有消減,策略也愈來愈成熟。作為一種社會運動,在很多場合它都組織良好,成功動員了各行政區的選民為它的目標而奮斗。它也成功彰顯了很多索韋托人所面臨 的供電危機,并且強迫政府至少承認公共服務出現供應困難。雖然它是在后種族隔離和民主政體的背景下追求目標,但選擇策略時,它使用舊有的反種族隔離政治斗爭模式。因此,SECC應用了所有可用的民主空間,例如地方議會、法律體制和媒體。究竟它還可否維持相對連貫、可持續的運動,擴展群眾支持基礎,抑或變得支離破碎,失掉它既有的批評力道,有待未來的日子驗證。

很多南非的社會運動都跟從了類似SECC的道路。他們聯合起來,為保障人民基本需求和公共服務的運動而奮斗,運用時勢擴展他們的事業,聚焦于某政治議程之上,最終鞏固了群眾的支持基礎。南非被一個強大的、長期占有絕對多數的政黨所統治,反對力量薄弱。因此,社會運動不僅代表很多被邊緣化的社群,發出必需的呼聲,而且有效監察執政的國大黨,確保它當權期間能夠確切依據民主而行事。

(本文作者費歐納‧懷特為倫敦大學英聯邦研究所研究員,并與約翰萊斯堡政治研究中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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