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不同群體間對立嚴重、沖突不可調和時,民主式的協商、妥協就喪失了必要的基礎。民主程序及其對政治參與的開放反而會成為釋放被壓抑的矛盾,激化、放大沖突的道具。民主制就會從一種“相對較優”的制度蛻變成一種“相對更糟”的制度。
伊拉克現狀的啟示:秩序先于自由
文/梁興
不管3年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時有著怎樣的戰略考量,“帶給伊拉克人自由和幸福”始終是美國發動戰爭的臺面理由。尤其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借口已經不能自圓其說之后,“推翻暴君”、“傳播自由民主”更成了美國試圖使伊戰合法化的惟一借口。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拋開聯合國的授權,不顧國際社會的非議,一意孤行地用武力推翻他國政權,以自己的意志和模式改造一個主權國家的舉動,也為當代全球化背景下一國的政治進程提供了一種新的范式。這種“輸入式民主”顯然不符合國際社會的傳統規范,但它在力量對比已發生根本變化的當代背景下是否可行,是否有利于該國人民?則需由戰后伊拉克的實際政治進程來驗證。
伊戰爆發3年來伊拉克社會的變化,證明了美國一手打造的“輸入式民主”已基本破產。伊戰后,美國承諾的“自由”、“民主”并未在伊拉克出現,反之暴力與沖突愈演愈烈。近日伊拉克內政部副部長侯賽因·卡邁勒對英國廣播公司說,“在過去的12個月中,伊拉克事實上已發生了未經宣布的內戰。”每天都有什葉派和遜尼派穆斯林、庫爾德人和基督教徒被殺死。伊臨時政府總理阿拉維也表示,每天50到60人的死亡數字表明,內戰已實際發生。
據不完全統計,僅在過去一個多月內,至少有1000多名伊拉克人死于宗派仇殺。在伊戰3周年之際,許多當年支持過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的美國人已在為此懊悔。3月18日,英國《泰晤士報》刊登了一篇題為《我們在薩達姆時代過得比較好》的文章,用伊拉克人的真實想法來告訴讀者伊拉克戰爭的“另類”含義。報道說,3年前,當美國向伊拉克人民承諾未來時,許多伊拉克人以為自己的祖國會像其他有著豐富石油資源的中東國家一樣繁榮昌盛起來。但是令他們失望的是,理想總是與現實相差太遠。他們現在更關心的是,美軍什么時候離開,暴力襲擊什么時候能結束。
在美軍占領伊拉克近3年的今天,伊國的基本秩序和安全仍然只能靠占領軍的強大武力來維持,被國際主流意識形態奉為靈丹妙藥、由美國人所親手御制的“憲政民主制度”及其精心設計的“政治重建路線圖”,并未在伊拉克政治進程中表現出主流理論所標榜的效力;反之卻在現實面前顯得那樣的無力無助,幾乎是一籌莫展,其維持秩序的效率遠不如被稱為“暴政”的薩達姆時期。
出現這種情況并不出人意料。早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前,即有許多盟國和美國的專家、官員多次向布什及其幕僚發出警告,戰爭將會使美國陷入困局。但是白宮想當然地認為,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后,很多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結果是在面臨諸多困難時措手不及。
伊拉克現狀的教訓是:被主流意識視為可以“終結歷史”的民主制度其有效性依賴于一定的社會條件,民主進程的實質是不同利益間的協商與妥協。當不同群體間對立嚴重、沖突不可調和時,民主式的協商、妥協就喪失了必要的基礎。民主程序及其對政治參與的開放反而會成為釋放被壓抑的矛盾,激化、放大沖突的道具。民主制就會從一種“相對較優”的制度蛻變成一種“相對更糟”的制度。
這種沖突對立的不可調和有兩種情形,一是歷史上相互傷害所形成的感情極端對立,二是現實利益難以達成彼此滿意的分配方案。當前伊拉克社會內部什葉派、遜尼派穆斯林以及庫爾德人之間的沖突,親美派、反美派之間的對立,兼有著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因此糾結成難以解開的死結。毫無疑問,足夠充裕的物質條件是化解歷史積怨和現實矛盾的最佳手段,但是轉型期社會由于歷經震蕩、物質積累迭遭損毀,恰恰難以具備這種條件。
換一個角度看,強制力是國家權力的基本表征,人類社會之所以需要組成國家,就是為了以強制力建立和維持某種基本秩序。如果承認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由野蠻到文明的不斷進化過程,那么不難發現,它實際遵循由混沌到秩序、由專制到自由的演進規律。從這個意義上說,秩序先于自由。專制與自由,只是秩序的不同形式;相對于無秩序的混沌來說,專制秩序是“次優”。當向民主的轉型即意味著失序時,保守權威就成為理性的選擇,因為相對于民主體制而言,權威體制具有更強大的強制能力,因而在社會自發力量趨于對抗時能夠更好地建立和維持基本秩序。
從伊拉克人民本身福利的角度而言,美國的伊拉克政策已經瀕臨破產。美軍選擇繼續呆在伊拉克,只是為了避免局勢“更糟”從而危及布什政府乃至美國的公眾形象。為了達到此一目標,美國將付出更多的人員傷亡、更多的物資損失,陷入更深的戰略被動,其結果是布什政府乃至美國的形象損失仍然不可避免,只不過是其過程更加漫長而已。
(《鳳凰周刊》總第218期,2006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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