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自由市場經濟行不通

2008-6-11  《英才》

文|本刊記者 梁冬梅

在挑戰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的同時，蜚聲國際學界的斯蒂格利茨就創立了經濟學的一門新學科——信息經濟學，并因此摘得了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中國經濟界，斯蒂格利茨甚至成了許多經濟學家的楷模。不僅因為他的學術成就，更是因為他能夠游走在學界和政界之間，將自己的學術思想轉化為政府政策。

在學界，他在宏觀和微觀各個領域建樹頗多。他編寫的《經濟學》，被稱為繼穆勒、馬歇爾和薩繆爾森之后，第四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教科書。在中國，這本書還成為經濟學領域的暢銷書，銷量超過10萬冊。

在政界，他于1992年便進入美國總統克林頓政府，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此后更是升為顧問委員會主席；1997年，斯蒂格利茨又被任命為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而那時，現任的世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才剛剛創辦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

反對舊的國際經濟秩序

斯蒂格利茨得出了一個驚人結論：亞當·斯密是錯的。

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認為，市場是雙“看不見的手”，會自動調節經濟。在此基礎上，以美日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所謂的“華盛頓共識”。要求發展中國家遵照新自由主義條款，完全開放本國市場，實行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

斯蒂格利茨對此不以為然。他認為，這種國際經濟秩序，是站在發達國家立場上制訂的，沒有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因此是不合理的秩序，發展中國家不必隨發達國家起舞。

敢于直接挑戰以亞當·斯密理論為基礎的思想，是基于斯蒂格利茨在經濟學領域的廣泛研究。據稱，在某次國際會議召開的時候，與會經濟學家都要在某一欄中填寫“擅長領域”，有人竟自信地填寫了“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此君便是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自1962年轉系成為經濟系學生開始，斯蒂格利茨之后的經濟學生涯，研究范圍涵蓋了宏微觀在內的西方經濟學分支：新古典理論、委托—代理理論、信息經濟學、公共經濟學等。正是在研究的基礎上，斯蒂格利茨得出了一個驚人結論：亞當·斯密是錯的。

“我的研究表明，完全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是行不通的，應該讓市場和政府共同發揮作用。”斯蒂格利茨在中國的一次演講中表示，全球化在東亞取得了成功，但在拉美及其他地方失敗了。主要原因，就是東亞國家沒有實行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條款，政府在經濟發展中進行了適當的管制。

斯蒂格利茨在白宮的工作經歷也為這個觀點提供了實證檢驗的機會。其實，美國等發達國家在采取經濟政策的時候，實行的對內對外兩套標準是不同的。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例，IMF要求發展中國家在實行公共社會保障時，對養老系統進行私有化。美國的情況，則是公有和私有并存，而且公有部分占大多數，由此有效避免國內股市的波動，同時減少了貧困人口數量。

以實際行動反對華盛頓共識及其所代表的國際經濟舊秩序，也成為斯蒂格利茨在1997年同意出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主要原因。

危機也由此埋下。

公開批評世行及IMF政策

在2000年任期尚未滿，同時美國財政部對世行施壓的情況下，斯蒂格利茨辭職回到了校園。

因在經濟學領域的研究成果可以很快轉化為政府政策，斯蒂格利茨在白宮的5年歲月里如魚得水。他希望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世界銀行任期內。

但是，世行歲月顯然不可同日而語。進入世行的斯蒂格利茨，想要做的是改變既有的不合理制度和政策，但控制世界銀行的發達國家顯然有意維護自己的利益。

因此，當斯蒂格利茨公開批評世行及IMF政策的時候，結果可想而知。不僅IMF不悅，世行行長也承受了巨大壓力頗不高興。終于，在2000年任期尚未滿，同時美國財政部對世行施壓的情況下，斯蒂格利茨辭職回到了校園。

就在斯蒂格利茨辭去世行副行長的次年，他與信息經濟學的倡導者阿克爾洛夫、史賓塞一起，分享了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瑞典皇家學會稱，斯蒂格利茨的貢獻，在于他對信息不對稱市場的研究。通俗地講，就是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中，不具備信息的一方如何調整合同形式，從而來篩選有信息的一方。典型的例子，是在保險市場中，保險公司通過劃分不同等級的費率，來區分不同類別的投保人。這個理論后來被廣泛應用到保險市場、期權市場等領域。

回到校園的斯蒂格利茨，繼續他對改變國際經濟秩序的研究，他更多地運用信息經濟學的工具，分析如何能夠更好地推進政治進程。

顯然，七年的華盛頓歲月對斯蒂格利茨影響甚深。他在自己的自傳中稱，正是華盛頓生涯，讓他后來在福特基金、洛克菲勒基金等的幫助下，成立了一個政策對話平臺。

這個平臺吸引了全球各地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通過對話對相應的國家政策提出建議和意見。其中關于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斯蒂格利茨給予了毫不吝嗇的贊賞，認為正是因為市場與政府的結合，造就了中國的經濟奇跡。

發展中國家的代言人

斯蒂格利茨發現，現實情況總不是那么完美。

作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卻似乎成了發展中國家的代言人，他相繼出了幾本書，批判舊有的世界經濟秩序，其中包括《全球化及其不滿》、《喧囂的九十年代》等。斯蒂格利茨為什么會這么做？

追溯斯蒂格利茨的成長背景，答案也許就在其中——從小生活在印第安納州的鋼鐵小城里，人們會周期性地失業；種族混居的小城里，少數民族明顯受到歧視；老師和父母反復強調：生活的重要性根本不體現在錢上，而是來自公共服務和思想帶來的社會改變。

而早年的大學教育，讓斯蒂格利茨從蘇格拉底式的教學方法中獲益匪淺。“回答問題很容易，提出問題才是關鍵。”老師經常讓學生問問題，而不是強調學習某些具體的知識。

這種思想到了斯蒂格利茨去麻省理工學院讀研的時候，充分顯現了它的威力。傳統經濟學總是有一個完美的模型，比如充分就業。斯蒂格利茨發現，現實情況總不是那么完美，就像小時候經歷的經濟周期一樣，周圍一半的人都在失業，這怎么解釋呢？

斯蒂格利茨決定花時間來創建模型，創立信息經濟學的諾獎大師斯蒂格利茨出現了。

斯蒂格利茨小傳

1943年生于美國，1970年擔任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1979年獲得克拉克獎；1992年進入白宮，先后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主席；1997年擔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2000年至今，任職哥倫比亞大學。

炫目繁榮中埋下的"毀滅之種"

 
林佳偉 來源：上海證券報

    回顧過去，特別是一個基本上可以看清而又可以追尋到現實的許多根源的過去，總可以學到許多東西。當然你也可以認為歷史只是歷史學家眼中的歷史，真實的情況不一定會被歷史學家知道，也未必能完整流傳下來。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他所研究的內容是信息不對稱，恰好能為歷史的多樣性提供理論說明。但是他同時也是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世界銀行的前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來看，他肯定是信息的優勢一方。從他的所知和高度來看問題，顯然是比較有價值的。

    上世紀九十年代對美國來說，是充滿繁榮與狂熱的年代。現在來回顧，好處是一切都已塵埃落定，正確與錯誤，歷史基本上已給出了結果。另外一個好處是余波尚未完全過去。比如次貸危機，從美聯儲的加息周期來看，是其用低息來撫平科技股泡沫破滅后的傷痛而造成的房地產泡沫的結果。

    在斯蒂格利茨看來，繁榮之中埋下的毀滅種子，在于過度的放松管制，對于CEO的不正當的“激勵”，失控的利益沖突以及政府屈從于龐大的金融集團的壓力。歷史可以說明，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如果愿意說的更加玄幻一點，我們也可以說，一切都是有預兆的。
 
    市場與政府

    美國一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代表，也不斷向其他國家推銷“市場原教旨主義”版本的資本主義——建立在政府角色最小化的基礎上的資本主義。但可惜，美國自己早已摒棄了這種做法，在教育、社會保障、醫療服務等方面依靠政府來提供服務。斯蒂格利茨將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稱為一種信仰：它并沒有建立在可接受的經濟理論的基礎上，而且同許多實際經驗相矛盾。

    讀斯蒂格利茨這本書，我更強烈的感覺是，美國實行的其實既非市場導向也非政府導向，而是為支持執政黨派的利益集團服務的資本主義。比如在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談判中，必然會有開放金融行業的內容，其實這并不能為美國增加多少就業機會，而是因為華爾街的威力，為華爾街找尋新的市場，僅此而已。

    市場的缺陷，在經濟學這么多年來的發展中早已被部分的認清。信息不對稱、外部性、壟斷等力量導致的高成本和低效率是最明顯的市場缺陷之一。信息不對稱是對現實無奈的認識。經濟學關于信息充分的這一個致命假定一旦被放松，分析的復雜程度就會呈幾何級數遞增。于是原本完美的市場理論就將變得太復雜而無法想象。90年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曾經讓許多人一度以為零存貨生產(Just-In-Time Production)可以讓困擾資本主義多年的存貨問題從此消散，可惜，人們低估了信息不對稱的力量和廣度。

    關于市場與政府的關系，顯然籠統的爭論是沒有意義的，爭論的真正關鍵之處，在于能否有機制去克服壟斷、信息不對稱與外部性這些問題。比如排污，引入排污許可證的交易可以限制這個市場的負外部性，同時增加激勵使得控制污染技術可以不斷發展，成功的將這個行業市場化。另外的例子是電力行業，將電網與電力的分離可以使得發電公司增加競爭，脫下其天然壟斷的外衣。

    可惜的是關于市場與政府的爭論總會從市場主義開始，甚至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等意識形態內容開始。在這種范圍下，各方才可以方便地找到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式的支持論據，同時調動觀眾情緒，拉來更多的支持。

    斯蒂格利茨提到了一種超越市場和政府的方式。某些行業，既不適合以盈利為目的，在政府的管制下也無法實現高效率，可能有其他的方式更加合適。美國的私有大學，許多都是全球頂尖的，如哈佛、普林斯頓，而這些大學是非營利機構，其收入很大一部分依靠捐贈。這些行業，或許有著更加合適的方式來發展。    

    全球化

    在國際經濟政治的更多方面，只要去了解一下，會發現有實力者就是利益的獲得者，所謂規則，從來就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游戲。

    例如美國反對泰國使用會危及海龜的漁網捕蝦，理由是為了保護珍稀物種，而在小布什任下，美國卻單方面從降低溫室效應氣體排放的國際性協議中退出。雖然保護珍稀物種與生態的等原因同樣可以用在這個方面，但國際上卻沒有能力來制止美國——因為美國不是泰國。又如，由于華爾街的努力，美國原本一直反對更多的管制離岸金融，甚至提出了“需要更多的神秘性”等有趣的理由，當然后來發現與“9·11”有關的恐怖主義者從這些秘密銀行賬戶中獲得部分資助之后，美國就不再這樣認為了。

    在對待其他國家的經濟改革方面，美國更是如此明顯的表里不一——美國告訴每個經濟陷入衰退的國家，要削減赤字，而美國自己，從來都是擴大政府支出，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的——以至人們很容易提出懷疑：美國推銷的改革計劃，是為了該國好，還是為了美國的某些行業方便進入？對此，斯蒂格利茨的態度非常直接：“通過我們自身的經濟外交，或者通過美國人占支配地位的國際基金貨幣組織的影響力，山姆大叔變成了山姆醫生，向世界其他國家分發藥方：削減赤字，降低貿易壁壘，全盤私有化。正如一些醫生一樣，我們太忙碌了——我們也太自信了——忙得不能傾聽病人們自己的想法。我們太忙了，有時候忙得甚至不去看一下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和它們所面臨的環境。……當病人一個接一個不能引起我們的關注時，事實上我們在海外四處散發的藥品，同我們在國內所服用的藥品已經不相同了。”

    華爾街的力量從來都是不言而喻的。美國迫使其他國家開放金融服務業，卻拒絕向許多發展中國家開放其優勢產業。而美國自身的金融業，由于中西部和農村擔心銀行會將當地的資金吸納輸送到貨幣中心，美國政府對銀行業實施了嚴格的監管——這些監管到克林頓時期才被廢除。而大型跨國銀行在發展中國家成功壓制當地的競爭者后，會把資金貸放給它們熟悉的跨國公司而非當地中小企業——同樣的問題，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與結果。

    對外資銀行的放開，始終是一個很熱門的話題，鑒于跨國銀行的破壞力，我覺得謹慎才是上上之策。

    全球化就是好的么？現在許多人已不會如此輕易下結論了，一些國家的產業的消亡與工人的抗議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而在一些更為重要的方面，如美國推進的醫藥保護知識產權，給許多發展中國家病人帶來的是絕望的噩耗。美國對農業的補貼，比如棉花補貼，集中于國內25000名非常富裕的農民手中，卻拉低了全球農產品的價格，給許多只能出口農產品的國家帶來了巨大損失，有幾個非洲國家的總收入因此降低了1%至2%。

    我猜想著許多思想的發展歷程都是類似的，市場與政府，全球化與閉關鎖國，經過了最初的極端化的爭論，獲勝的一方也終于發現自己太過極端，在某些并不適合的方面已有了足夠的教訓。

    喧囂的九十年代的遺產

    在繁榮階段，有太多問題容易被掩蓋。

    從美國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經驗來看，當經濟周期到達繁榮階段，企業管理者們更有動力拿出漂亮的會計報表——因為當意識到競爭對手們都將給出一份漂亮報表的時候，總會感覺到巨大的壓力，許多時候，壓力比激勵更加直接有效。世通以及許多公司的會計問題不是要到科技股破滅之后才暴露出來么？

    全球化其實一直都是一個只為自己獲取利益的游戲，只不過被換了一個動聽的名稱而已。美國曾為了避免進口以高粱莖稈做成的掃帚對國內就業的沖擊而采取限制措施。如果有人問：這將涉及多少工作崗位呢？斯蒂格利茨說：我們永遠也不可能得到確定的答案，但是這個數字應該在100和300之間！誰會覺得美國經濟會受到300個職位消失的沖擊？只是美國不愿如此簡單地放棄這么一點利益而已。

    向其他國家開放一些行業需要謹慎，特別是金融業。安然丑聞拖下了安達信，還弄臭了為它服務的一系列銀行——JP摩根大通、花旗銀行和美林公司。這些公司都享有很高的聲譽，可惜當他們為之服務的公司陷入丑聞時，這些聲譽似乎沒有太大的阻止作用。

    《喧囂的九十年代》

    一部關于全球最繁榮十年的新歷史

    (美)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著

    張明等譯    楊學鈺校

    中國金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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