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美國相比較，由于歐洲各國之間的福利制度十分相似，所以歐洲各國之間都程度不同地面臨著基本的問題，社保制度改革既是法國面臨的社會陣痛，也是其他許多國家面臨的共同難題。歐洲福利制度與社保體系碎片化這個基本特征，就是為什么歐洲失業率遠遠高于北美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也是為什么歐洲的勞動生產率遠遠高于北美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這個意義上，高失業率與高勞動生產率這兩種社會現象是一對孿生姐妹，他們共同構成了歐洲經濟社會的一個奇特現象。在這個奇特現象的背后，其根本的制度根源就是歐洲式碎片化社保制度。有學者將歐洲的“雙高”現象（高失業率和高生產率）解釋為許多其他社會和經濟層面的原因，但是，我從社保制度考察的角度出發，覺得歐洲的社保制度是其產生的重要原因，并且這是一個比較令人信服的原因。

    面對這種“社會均衡”即“局內人/局外人”的社會格局與失業文化，如果改革它，打破它，就等于破壞了這個社會的均衡，于是，社會動蕩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法國福利制度之所以常常成為一個導火索，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法國特殊的歷史環境，和由此形成的特殊文化傳統，進而導致戰后的制度選擇路徑。不同碎片間的待遇存在很大差距，不同的待遇必然導致不同群體之間的攀比；面對福利剛性和不斷攀升的財政支出，唯一辦法就是在待遇水平和繳費標準這兩個方面與其他三個制度試圖“拉齊”，這就需要降低“特殊制度”的待遇水平，提高他們的繳費標準。這當然就觸犯這部分群體的切身利益，于是，他們就走向街頭表示抗議，進而掀起全國性的罷工浪潮。這就是十幾年來法國為什么每次福利改革都引發罷工和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是法國福利制度雙重性——既是安全網又是火藥桶——的重要原因。

　

三、兩個法國：“新法國”與“舊法國”的沖突與碰撞

    法國民眾知道，改革碎片化的福利制度是遲早的事情，躲是躲不過去的，他們反對改革是導致法國十幾年來社會動蕩的一個根源――盡管他們自己都已開始厭倦動蕩；法國政府明白，碎片化福利制度造成了兩種文化和兩個法國，進行“文化大革命”勢在必行，目的在于創造“新法國”，擯棄“舊法國”――盡管步履維艱；歷屆法國總統和總理都懂得，法國碎片化的社保制度應該走向統一，應該向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看齊，至少應該向英吉利海峽對面的英國學習――盡管法國自己在歷史上曾多次在模仿和學習中失敗過。

    1.碎片化社保制度：工會與政府的兩個角色導致兩種文化

    第一，十幾年來，在西方世界，法國的改革幾乎是唯一的一個屢改屢敗、鍥而不舍的發達國家，可歷屆法國政府都沒有氣餒，甚至不惜最終以下臺謝幕。但是，從工會角度來說，盡管大部分工會領導人都知道“特殊制度”改革在所難免，盡管也知道應該在全社會實行一個統一的公平的社保制度，但他們認為只有重新界定現實存在的“艱苦工作條件”才能體現公平原則，“捍衛職工利益”是他們的天職，其他都與之無關，正如團結民主工會（SUD）鐵路分會秘書長馬伊厄所言，“我們所要求的，是所有領薪者都恢復到37.5年”。如前所言，一方面，十幾年來，歷屆政府都幾乎試圖延長退休年齡，以解決養老保障的財務可持續困境，但另一方面，卻屢屢遭到社會的抵制，據2008年3月IFOP調查所的一組民調測驗顯示，在“退休體制改革的解決意向”中，有56%的被調查者表示不贊成延長退休年齡和延長繳費年限。在法國，絕大多數人不情愿延長退休年齡，這種現象與中國的許多公職人員的心里狀態正好相反。

    第二，不少支持薩科齊總統改革“特殊制度”的法國民眾認為，鐵路工人已不需要再像蒸汽機那樣從事高強度勞動，現代火車已無須人力揮鍬添加煤炭，在退休政策上應公平對待，否則，工作條件的進步改善已使古老的福利制度越發顯得牽強與不合時宜。但是，工會領導人認為，高速列車司機在駕駛室內的電子控制面板前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動作簡單呆板，十分容易疲勞駕駛，因為在像飛機駕駛艙一樣自動化的操作中，司機唯一需要動手操作的就是每隔幾分鐘按一下“提醒”操縱桿，讓電腦系統知道駕駛員沒有睡覺，否則，電子安全系統就會立即發出指令讓列車停車。正是因為如此，一位鐵路工會人員才堅持認為“列車駕駛員的工作非常容易造成神經疲勞”；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工會領導才認為只有重新界定現實工作中什么叫“艱苦工作條件”，才能真正體現公平原則。

    第三，幾乎所有國家都是在不能達成一致或陷入僵局時工會再宣布罷工。但法國被認為是唯一的一個例外：罷工永遠在先，談判始終在后；對此，法國南錫ICN商學院教授科爾（Ko��������hl）的解讀是：“今天如果有一個誰贏誰輸的標準的話，我可以說，政府在政治上是贏家，然后它將帶來改革”。這次也不例外，公交罷工進入第二天之際政府提出談判建議，但遭到工會拒絕。當罷工進行到第10天，工會同意坐下來進行談判。法國存在這個例外的理由被認為是工會代表擔心政府憑借談判來削弱工會的威信和力量，并且政府在遵守契約的道德水準上常常是出爾反爾。于是，法國的這個例外逐漸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傳統和一個特別的“先罷工后談判”的罷工模式。

    第四，眾所周知，幾百年來法國工人具有光榮的革命和造反精神。法國工人階級在歷史上曾靠罷工砸碎了鐵鐐，創造了新生；所以，對工人來說，罷工既是一種破壞，又意味著是一種創造。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法國歷次罷工或勞資糾紛中蓄意破壞機器環境者便應運而生，難以根除。2007年11月21日在談判正式開始之前的幾個小時即清晨6:10-6:30時之間，在連接巴黎與東海岸、西海岸、北海岸和南海岸的4條重要高速鐵路干線上，發生了令人發指的蓄意破壞行為，有人縱火焚燒鐵路信號燈箱和鐵路，試圖顛覆列車，造成惡性事件。這種破壞行為也許適得其反，從反面促進了罷工事件的盡早結束：法國總理菲永強烈抨擊縱火行為，聲言對這些破壞者將予以嚴懲；有市民提出質問說，工會對工人可能已經失控；工會高級官員嚴厲批評這種破壞行為，并堅決否認工會卷入這次蓄意破壞行動；社會輿論強烈譴責這種卑鄙行為，甚至就連法國右翼《費加羅報》的民調結果都顯示，70%受訪者說這次罷工是不正確的，政府應該取消特殊退休的權利。盡管蓄意破壞行為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喚醒了罷工者，但是人們依然不能忘記“罷工蓄意破壞機器者”這個詞匯和這個行為在法國的“悠久歷史”：“罷工蓄意破壞機器者”這個詞匯“sabotage”是法語的獨創，其他歐洲語種皆源于此，它首創于法國1910年的鐵路罷工，其詞根Sabot是當時農民穿的木鞋之意，在那次大罷工中，工人破壞他們自己穿的木鞋，用于破壞鐵路。實事上，蓄意破壞分子的行為很可能客觀上分化了工會的力量，法國勞工民主聯盟（CFDT）總書記切雷克在發生蓄意破壞事件之后23日的一次廣播電臺采訪時說，“法國工會對民主的理解是有很大問題的”，“4年來，我們與工會強硬分子一直存在爭議，他們自己非常清楚，他們的特殊退休福利是遲早要改革的――這就是我們之所以要回到談判桌的原因”。一些工人因此而譏諷和圍攻他，他們在標語上寫到：“切雷克：我們后面沒有尖刀”，“團結起來，決不合作”。

    2. “文化大革命”：“新法國”與“舊法國”的“決裂”

    十幾年來，包括這次大罷工在內的任何一個街頭政治或社會動蕩之中，還有一個重要特征，那就是每次社會大行動都少不了公職人員的廣泛參與，甚至成為主力軍。參與2007年11月這次罷工的公職人員占全法公職人員總數520萬人的30%。

    在法國，公職人員的概念比較廣泛，規模十分龐大，我們可以將之分為兩大部分，一是各級政府公務員，一是政府公務員以外的所有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人員，包括中小學教師和大學教授等。在歷次罷工中，公職人員提出的訴求不盡相同，但矛頭只有一個，那就是政府。反對政府，已經成為一個既時髦又傳統的社會罷工的基本目標和主要訴求。這次大罷工中，政府公務員八大工會號召舉行24小時全國大罷工，提出的口號是提高收入，反對減員。在失業率非常高的法國，政府公務員始終被認為是一份非常理想的工作，普索斯民調所（Ipsos）的民調顯示，94%的公務員“對他們的職業感到自豪”。但是，冗員必然攤薄收入，薪水較低必將導致效率低下，這已成為社會備受詬病的痼疾和歷屆政府改革的難題，三分之二的法國人認為“公共部門改革已成燃眉之急”。

    薩科齊上臺不久就提出改革公共部門是“國家當務之急”，并將其稱之為“文化大革命”（révolution culturelle），不久，總理菲永也跟著采用了薩科奇的“文化大革命”用語，于是，“文化大革命”這個曾經在中國和法國60年代中期十分熟悉和流行的用語在媒體上再度出現（盡管在中國已經成為歷史），所不同的是其含意有所不同，它是指三個內容：第一是減少龐大的政府公務員隊伍，即對退休公務員的空位不補充；第二是對新招募的公務員實行合同制；第三是提高公務員工資水平。在法國第五共和國的歷史上，如此規模巨大的削減公務員隊伍還是首次；按照薩科齊的改革計劃，2008年是大規模減員的第一年，計劃裁員22921個崗位，具體辦法是，對每3個退休公務員只招聘補充2個，這樣一年就可節省4.58億歐元的支出。

    由于2008年新招的公務員將打破鐵飯碗，實行合同制，所以，媒體上也有將這次“文化大革命”稱之為“新社會契約”運動。無論是右翼的《費加羅報》，還是左翼的《解放報》，甚或法共的《人道報》，目前都很容易看到這些時髦的改革新詞匯。

為什么薩科齊將改革福利制度和重塑公共部門這些雄心勃勃的國內改革計劃稱之為“文化大革命”？法國著名的政治學院研究員雅克��������卡普德威爾給予很好的解釋，他認為這些改革的實質是對文化習慣的改革：“我們不應低估階級問題的重要性，因為身份認同就意味著職業區別。薩科齊的打算是想說，‘我想要一個美國式的社會，在那里，賺錢不是罪惡’。但是我不敢肯定，你能夠改變上百年形成的現在這樣的生活習慣嗎？”

    薩科奇總統上臺之后，為削減政府支出，宣布了將近一百項改革措施，大到裁減政府冗員，小到允許協議離婚，等等，幾乎無所不包，涵蓋了公共部門行政事務的所有領域，表現出了改革國家機關的堅定決心。法國目前公務員總數高達520萬，其支出占國家總預算44%，近一半預算用來發放公務員的人頭費，不僅財政負擔沉重，而且國家機關機構重疊，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敷衍了事、玩忽職守等現象比比皆是。在薩科齊看來，公共部門的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改革勢在必行。

    但是，如同“特殊退休制度”改革，公共部門的改革同樣要觸動這520萬人的切身利益，動作如此巨大的改革，能否順利進行？2006年3月28日英國150萬地方公務員舉行了自1926年大罷工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全國性罷工，抗議布萊爾政府提高退休年齡的計劃和擬撤消被稱之為“85條例”（Rule 85）的退休規定。法國的情況更加復雜，例如，薩科齊剛剛宣布允許協議離婚，2007年12月19日法國律師就舉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全國大罷工，抗議“協議離婚”的改革草案。據統計，法國每100對結婚夫婦大約就有52.2對離婚；在離婚案中，協議離婚大約占一半。如果這部法案如果得以通過，離婚夫婦將不必訴諸法庭，對簿公堂，這既省時又省錢，但律師將失去很多生意，他們對這個法案當然非常敏感了。

    薩科齊認為，只有發動這樣的“文化大革命”才能將法國公共部門帶進二十一世紀；只有進行“文化大革命”才能使新進入公共部門的人“在公務員身份與簽訂兩廂情愿的合同之間進行選擇”。公務員事務國務秘書桑蒂尼說，“我們呼吁所有納稅人思考這樣一個簡單問題：你們希望‘明日建設什么樣的公共部門？’” 其實，對于薩科齊已經敲響的“重建公共部門”鐘聲，薩科齊本人在競選時就早已承諾將帶領法國與過去“徹底決裂”，這個“過去”就是指“大鍋飯”的現狀，就是指改革法國社會福利制度，激發社會生產力，讓法國人“多勞多得”。美國《紐約時報》在評論薩科齊思想時說，薩科齊在政府與具有革命傳統的工會之間劃出了一條意識形態斗爭的戰斗界限，這個意識形態的斗爭就是，在新法國和舊法國之間造成一個競爭態勢：“新法國”試圖多勞多得，而“舊法國”則保護高昂的社會福利。在薩科奇看來，要實現“社會公平和公正”，實際就是打破大鍋飯的現狀，他說，“法國人民會證明這個改革是正確的。在大選之前我早就有言在先，所以這是我必須做的”。與以前歷屆政府一樣，對這次罷工，政府也曾做好了打一場持久戰的充分思想準備，菲永總理說，“改革乃大勢所趨，這是減輕國家沉重經濟負擔的重要舉措”。

    3.鐵飯碗的特權福利：蒸汽機時代與電子時代之間的落差

    如前所述，法國520萬公職人員隊伍中，除了政府公務員以外，還包括國企和事業單位雇員。我們在歷次罷工隊伍中都可以發現國企和事業單位是主力軍。法國國企一般都是大型壟斷行業，在這次罷工中十幾個行業企業都發動起來了，就是說“壟斷”既是法國國企的一個基本特征，也是參與歷次罷工的一支主力軍。但是，對那些具有明顯壟斷色彩的非國企來說，只要遇到改革，他們也會走向街頭，這次大罷工中最典型的要屬香煙店，幾千名借題發揮的香煙店員工走向街頭示威游行，向國民議會進發，抗議將于2008年1月生效的禁煙法案。在法國，如果誰要能夠拿到一個香煙營業執照，也無異于拿到了一個“金飯碗”，其含金量不亞于一個出租車牌照；一般來說，只有二戰中的老兵或殘疾軍人家屬等才有可能拿到香煙銷售執照。由此看來，不管是否是國企，壟斷制度一旦遇到適當的環境，都將有可能成為社會穩定的現實威脅。

如果說大學屬于類似我國事業單位的話，這次大罷工中大學教師則又是一支主力軍，他們提出的口號是抗議政府剛剛出臺的允許校方募集私營企業資金的新規定。法國基本沒有私立大學，公立大學長年依靠政府撥款來維系運轉，但由于政府財力日益捉襟見肘，大學的科研、教學及各種硬件設施水平正逐步下滑，被許多歐美大學甩在后面。薩科齊推行公立大學自治法案的初衷是試圖打開私人企業和個人資助的通道，給予大學在管理學校資產、預算等方面更多的自治權，以此來激發法國公立大學創新的活力。

    法國大學教育體制多年來是政府改革的一個公共部門領域，其糟糕的現狀已成為法國青年勞動就業市場的一個主要障礙。一個法國學區督察曾在《教育世界》雜志刊文，向世人勾畫出一幅令人擔憂的景象：第一，法國學業失敗比率始終居高不下，從小學到中等，再到大學，學生接受的知識與進入勞務市場所需能力嚴重脫節。第二，學校傳授的文化知識與現代文化、別國文化很不適應，其破壞性已經顯現，校園暴力就是一個后果，相反，法國式謙恭和禮讓傳統已不復存在，核心價值蕩然無存。第三，法國高等經費嚴重匱乏，科研水平遠遠落后于其他國家，導致優秀學子不得不選擇出國的道路，法國商界只能留住二流人才，無能之輩比比皆是，等等。

   學校如同法國國鐵公司，在“特殊制度”的庇護下，他們多少都有一些特權福利，一般都享有一個鐵飯碗；如同國鐵機車司機，他們的福利制度建立于蒸汽機時代，但在現代的電子時代仍然適用；工作條件雖已時過境遷，但福祉心境卻依然故我。蒸汽機時代與電子時代，不同的時代，相同的待遇。這種落差就是法國特殊的社保制度與特別的改革路徑之間的落差，也是兩個法國之間的差異性。

    說到底，法國的問題在歐洲比較普遍，因為歐洲這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雛形起源于幾百年前的行業互助會，戰后現代社保制度改革中，這些成百上千個“碎片式”的社保制度就構成了這些國家社保體系的元素，像“貼補丁”一樣，隔幾年一個補丁，十幾年加上一個碎片，制度不統一，待遇不一致，待遇高的不愿意降下來，不降下來國家負擔太沉重，要降下來就面對這個群體的激烈反對，其他“小制度”的群體有兔死狐悲的效應，立即跟進，支持這個“被改革”的小制度，意在捍衛未來自己的利益。一句話，碎片化社保制度是導致法國和歐洲許多國家經常出現動蕩的一個制度根源。在這方面，美國在1935年社保立法時就注意到了要防止碎片化傾向，制定了一個全國統一的大制度，一個繳費水平，一個待遇比例，無論什么部門（是公共部門還是私人部門），無論什么職業性質（雇員還是自雇者），他們在一個水平和起跑線上，要改革可以全國一盤棋，一個步調和一個政策，不存在群體和部門利益。所以，你可以發現，在美國幾乎沒有因為社保制度改革導致全國性甚至地方行的群體事件和街頭事件的記錄。這就是“大一統”制度的好處，相比之下，“碎片化”制度就顯得問題多多了。

    4.兩個福利模式的優劣：激勵機制與“養懶漢”文化

    中外學者從不同角度將福利制度分成很多種模式，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給我們很多啟發。但僅從組織形式上講（不是從融資方式和待遇方式等其他角度分析），世界各國福利制度模式可以簡化為只有歐美兩個模式。歐洲模式的缺點是碎片式的，福利水平高一些，但問題也多一些，激勵不足，惰性有余，企業負擔大，國家的負擔也大，對勞動力市場的扭曲也較大；美國社保制度正相反，待遇水平低一些，甚至沒有全民醫療保障，但第二支柱的醫保效率較高，總體醫療支出水平占GDP比例并不比歐洲低很多，甚至并駕齊驅，養老保險也是一樣，水平低一些，但第二支柱即與職業相聯系補充保險的補償作用占比很大，所以，總體的實際福利并不太低，只不過人們必須要努力工作，從工作當中獲取。這種獲取福利的方式并不是“welfare”(社會福利導向)，而是“workfare”(工作福利導向)，企業負擔不大，個人福利不小，激勵機制比較完善。

    有一個90年代的數據可以說明：假定美國勞動供給（滯留在勞動力市場上的人均工時）是100的話，法國只有68。這樣，就出現一個問題，法國人不得不在有效的工時當中提高效率，以提高單位產出來養活龐大的失業大軍，因為法國的失業率高出美國的一倍多，常保持在兩位數，反過來，失業人口就業機會大大少于美國，就業很難，高失業率就成為一個常態，并且，失業金水平逐年提高，這樣，就業人口就更需提高產出水平，以分給失業人口一杯羹。數據顯示，假定美國的產出是100的話，法國是110。久而久之，這就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均衡，甚至成為一種文化現象。任何社保制度，多少對就業市場都有一定的負面影響。所以，選擇社保模式，等于是在選擇就業市場的模式。

激勵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戰后以來，社保制度存在著一個不可逆轉的養懶漢的潛在傾向，這是許多發達國家進行改革的一個重要原因：

    法國吃“低?！保≧MI）的人數逐年增加，2005年高達123萬，比2004年增加了3.5%，其中巴黎增加了11%，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數，創下歷史新高，并且，近三分之一的人登記時間已超過5年，大約一半人數登記時間將近2年。

    法國領取法定最低工資（SMIC）的職工人數也逐年增加，例如，2004年有230多萬職工按法定最低工資標準領取工資，占全國職工總數的15.6％，遠遠超過歷史高峰的1997年7月，當時是14.4％。

    2005年法國破產企業總數將達5.1萬家，７年來首次突破５萬，據法國有關學者預測，維持破產企業數不再增加的一個先決條件是其經濟增長率應超過1.8%，但進入21世紀以來卻常常難以達到這個增長率。

    回想起引發1995年大罷工的導火線，當時，全法吃“低?！钡娜藬翟鲩L率始終在兩位數以上，1991年底統計為58萬人，次年就高達67萬人，1993年劇增到79萬人，到1994年就攀升到90萬人，三年就增長了三分之一的人數?？梢哉f，吃低保人數的激增不能不是導致1995年改革的一個誘因――盡管這次改革因全國大罷工而無疾而終。

　

                     表3    1991-1994年法國低保（RMI）受益人數增長情況（人數）

四、碎片化的起源：法國大革命與民族性

    這里先給出一個案例，然后再提出問題。

    2006年3月由《首次雇傭合同法》導致全法青年社會騷亂。2006年初法國國民議會通過了《首次雇傭合同法》（CPE），旨在加強青年人勞動力市場。法國青年失業率遠遠高于歐洲其他國家，其中青年人就業一直是困擾法國政府的一個難題。這個法律規定，法國企業在雇傭年齡不滿26歲的年輕雇員時，在頭兩年可隨時解雇工人而無需說明理由。但是，這個法案很快就引發一場350萬青年人參加的全國大罷工，最后不僅導致推翻了這個法案，而且重新立法，代之以一個完全相反的法案：對雇傭26歲以下青年人的企業，國家將給補助金：第一年每人每月400歐元，第二年每人每月200歐元。但是一年之后的今天，這個新的《首次雇傭合同法》執行起來難度很大，由于財政困難，許多企業在申請補助時往往難以落在實處。

    法國這個《首次雇用合同法》的改革內容很簡單，改革步伐很小：年輕雇員的試用期從6個月延長至2年。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改革，在法國掀起了一場震驚世界的社會運動，而在法國的鄰居德國那里，也剛剛做了同樣的規定，甚至就連延長的期限也是一樣的，但是，德國人卻接受了，德國風平浪靜。法國的其他鄰國也都正在采取各種措施促進靈活就業，鼓勵簽訂臨時合同，以提高市場彈性和就業率，比如西班牙、意大利等，在這些國家都沒有像法國那樣引發那樣規模如此宏大的社會運動。

通過上述事件，我提出這樣一個自問自答的問題？與其他老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相比，為什么唯獨法國明顯地存在兩個法國（新法國與舊法國）和2種文化(社會福利導向與工作福利導向)之間的激烈沖突？為什么英國等其他一些碎片化福利制度的國家能在二戰結束時成功進行整合？為什么當今德國等碎片化福利制度國家在改革時沒有像法國那樣遭遇和引發如此激烈和頻繁的社會動蕩和社會騷亂？

    為此，除前述一些原因以外，我很想尋找一把開啟這個大門的鑰匙，挖掘一些深層次的根源。這個問題很復雜，憑我的知識結構可能無力回答。但我隱約感到，考察法國大革命對其文化和國民性的深刻影響很可能會有所收獲，特殊的法國革命歷史傳統及其由此導致的文化傳統很可能從一個側面給人們以某種啟發。于是，我試探地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察。

    1.法國大革命精神永存：德國與英國的比較

    人人皆知的一個事實是，法國大革命的遺風和遺產是豐厚的、深刻的。從某個角度講，法國大革命很可能是解釋法國社保制度的一把鑰匙。追溯起來，法國大革命對其民族性的形成具有巨大的深刻影響，進而對法國福利制度的選擇具有相當的作用。因此，許多歷史學家和思想家對法國大革命進行不同角度的解構。

    首先，法國大革命點燃和煽動起法國人的理想主義狂熱。阿克頓在其《法國大革命講稿》和《自由的歷史》曾說，法國大革命點燃了法國人的浪漫主義狂熱和理想主義情懷。毫無疑問，多少年來，“神圣革命”的理想與“理想之光”的普照，使大革命的浪漫主義逐漸演變成理想主義，懷疑一切、否定一切、改造一切、摧毀一切已成一個“思維定式”；這種“思維定式”使法國人與其鄰居德國形成反差，在當代社會經濟改革與反改革的國家/社會博弈之中顯得日益僵化對立并毫不妥協，“先罷工后談判”的法國模式不完全與之無關系，其結果常常是背道而馳。例如，“平等”本來是法國大革命的一項政治原則和終極目的，是法國社會變革的原動力，是一切合法性的源泉；雖然法國人在追求平等時充滿著激情和熱烈，但卻沒有意識到絕對平等不完全等同于平等，追求絕對平等反倒有可能為法國人帶來一種人為的不平等，浪漫的情懷和空想的狂熱卻往往適得其反。果然，極富諷刺的是，1789年大革命追求平等的政治原則在1945-46年福利制度改革中被法國人完全拋棄，取而代之的是，雇主和雇員聯合起來一致反對建立一個平等統一的福利制度，最終法國確立的福利制度不得不是一個多種等級和特權存在的制度架構。寫到這里，我想起偶然讀到的一個關于德國精神的短文：一群大學生在德國街頭做試驗，他們把“男”“女”二字分別貼在路邊兩個并排的電話亭門上，結果發現，來打電話的男士都走進了“男”電話亭，女士則都進了“女”電話亭。一會兒，“男”電話亭爆滿，德國的先生們寧可在門外排隊也不去光顧正空著的“女”電話亭，而正在這時，一位先生匆匆走來，當他看到“男”電話亭爆滿時，便毫不猶豫地進了“女”電話亭。大學生們上前一問，原來他是一個法國人。雖然德國和法國都是歐洲大陸具有合作主義（corporatism）歷史傳統的國家，但是，他們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德國精神中的平等之思想、自覺之意識、紀律之遵守等民族性，創造出了社會市場體制即萊茵模式，從企業雇主與雇員間的“共同決策”機制，到國家層面的三方合作機制（tripartism），在解決資方與勞方關系中、社會與國家關系中，他們強調的是先談判，只有當談判陷入僵局時再發動社會運動。很可能正是由于這種德國式的集體協商途徑，在相當程度上規避了他們的先賢俾斯麥首創的碎片化福利制度模式的缺陷。相比之下，法國精神中的革命傳統和自我主義創造出了高度集權的經濟體制，無論在企業層面，還是行業層面甚或國家層面的勞資關系，懷疑和不信任成為社會運動的一個重要特征，于是，前文所述的“罷工永遠在先，談判始終在后”便成為一種文化和方式。

    其次，法國大革命為后來一切社會運動栽下了安那其主義（即無政府主義之意）傳統的禍根?？唆斉萏亟鹪谄洹斗▏蟾锩贰分性陡行牢康卣f，法國大革命的重要結果之一就是安那其主義。在我看來，從大革命至今，安那其主義已逐漸演變成社會運動中的一個“行為定式”，這個“行為定式”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法國社會行動的根源之一，對法國戰后最終選擇和保留傳統的自治互助式福利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革命前夕，國王不得不同意召開停止了180年的三級會議（教士、貴族和第三等級），第三等級（除教士、貴族以外的所有其他公民）隨即就取得了主導地位，王室不久便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而第三等級如脫韁野馬開始進行激進廣泛的革命，大革命由此爆發，第三等級宣布：第三等級代表“公意”，第三等級就是一切！法國大革命這種具有強烈原始安那其主義色彩的第三等級自由聯合體的主張，本質是反對包括政府在內的一切統治和權威，提倡建立一個自由個體之間的自愿結合、互助自治、消除經濟和社會上的任何獨裁統治的社會。法國大革命至今，在幾乎所有社會運動中都可看到一些別有用心的烏合之眾，他們參與其中，渾水摸魚，乘火打劫，宣泄仇恨，伺機破壞，打砸搶燒，暴力不斷，最后形成無法控制的混亂局面，使街頭政治和社會騷亂在歐洲甚至全世界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正是從這個安那其主義的“行為定式”出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雖然法國當局曾信誓旦旦要效法英國，整合碎片化的行業自治性質的福利制度，但是，最終卻失敗了。眾所周知，俾斯麥模式福利制度是現代制度的鼻祖，是法國和英國的碎片化福利制度的發源地，但戰后則開始分道揚鑣：英國通過貝弗里奇改革比較成功地摒棄了舊式碎片化制度，創建了大一統的貝弗里奇模式，這個模式影響了戰后整個歐洲；法國的情況正相反，他不但沒有除舊立新，反而變本加厲，以立法的形式強化了碎片化的舊制度；如果說英國的貝弗里奇模式在北歐國家開花結果，那么，德國的俾斯麥模式在法國不但得以完全保留，而且得以發揚光大；德國作為俾斯麥模式的發源地，雖然改革步伐很小，但卻至少沒有像法國那樣將俾斯麥制度發揮到了令德國人都咋舌的一種極致。

    最后，超越歷史的法國大革命的理念開創了價值虛無主義先河。大革命之后的法國逐漸構成了法蘭西民族的特質文化與特殊傳統，無論是在民族情感、價值觀念、人際關系、國際關系中，還是在人與社會、人與國家關系之間；無論是在總統與總理的“左右共治”的關系當中，還是在2005年公投失敗導致震動全世界的歐盟憲法流產，都可看到因循守舊、目光短淺、狹隘偏頗、偏見歧視、我行我素、天生優越感等異常特性，這種一反傳統的民族特性折射出了一種特有的法蘭西政治生態、社會生態和狹隘的民族性，這種民族性可以借用一個五子棋比賽的術語“妖刀定式”來形容：好爭吵、嗜批評、不團結、沒紀律、走極端的個人自我主義的特性。于是，法蘭西民族把“好斗公雞”作為自己的標記是維妙維俏的：在解決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中往往容易采取暴力的方式，在國際事務和國際關系中常常容易采取極端的方式。走極端已逐漸成為這個民族的一個習慣，并體現在價值判斷的方方面面。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曾這樣評價道：“當我考慮這個民族本身時，我發現這次革命比它歷史上的任何事件更加驚人。它在行動中如此充滿對立，如此愛走極端，不是由原則指導，而是任感情擺布”。如同我國法國史專家樓均信先生所指出的，正是法蘭西民族中隱藏著這種任憑感情擺布、愛走極端的性格，才使群眾運動同時引發了無節制、無約束、難以駕馭的過激行動，出現領導者被群眾所左右或群眾被領導者所利用，進而導致民主秩序和法制的破壞，造成政局的動蕩和社會的混亂。樓均信先生還接著指出，這種非理性的群眾運動，如果過于激烈，走向極端，就有可能變成一支無法控制的野性力量，給社會安定帶來嚴重破壞（引自樓均信《法國大革命反思》，載陳崇武主編《法國史論文集》，學林出版社，2000年第76頁）。在2005年法國公投失敗之后，全世界的人都在議論法國人的民族性問題，2005年5月30日《中國青年報》刊發一篇評論文章引用了法國前總理巴拉迪爾由此發表的一句肺腑之言：“在歐洲各國中，法國人出工最晚、收工最早、假期最多，但他們還老是不滿意”。該文還說，曾有精通漢語的法國人用中國俗語“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來形容他們法國同胞。法國公投失敗惹惱了歐洲各國民眾，越來越多的歐洲人認為，法國人已經毀壞了自身形象。法國政治學教授奧利維耶·克勞頓和記者若澤－曼努埃爾·拉馬克發表的一份題為《法國人為何是星球上最差的同伴》的報告公布了一項調查說，德國人認為法國人“狂妄、草率而且輕佻”，荷蘭人覺得法國人“焦躁、多嘴和膚淺”，西班牙人視法國人為“高傲、冷漠、自負和無禮”的人群，葡萄牙人說法國人“喜歡說教”，意大利人說法國人“勢利、自大、好色、自以為是和自我陶醉”，希臘人則認為法國人“不易接近而且自私自利”，瑞典人認為法國人“無組織”。剛剛過去的北京奧運圣火在法國傳遞遭到的暴力攻擊和社會騷亂更是引起了對法國民族性的一次大討論，在普天蓋地的文字中常?？匆妼Ψ▏襟w和政客對西藏問題“無知無畏”的“歷史盲”的偏見給予的深刻分析，這些先入為主的成見就是典型的“妖刀定式”價值觀，它很可能斷送了法國大革命和法蘭西民族留給世界的美好印象，火炬傳遞事件之后媒體曾出現“法蘭西已經褪變成為法西斯”的鞭撻，對我個人感情來說，2008年4月16日《世界新聞報》刊登的一篇題為《我曾經那么喜歡法國》所袒露的感受也完全代表了我這個曾經在法國做過幾年訪問學者的感受：“美好的法蘭西形象在最近一個月里土崩瓦解”。

    上述法國大革命之后形成的理想主義的“思維定式”、安那其主義的“行為定式”和價值虛無主義的“妖刀定式”扭曲了法國人對福利制度本質及其改革之間關系的認識，扭曲了在福利制度改革過程中對民眾與國家之間關系的認識，扭曲了對福利社會與福利國家之間關系的認識，對此，托克維爾曾有過類似的表述，例如，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追求是平等，但法國中央集權的傳統也可以上溯到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的訴求是自由，但大革命以來逐漸形成的意識形態則是對經濟自由主義的極端鄙視和抵觸；法國大革命的理念是對第三等級即個人自我主義的崇尚，但半個世紀以來的結果卻是對福利國家表現出的極大迷戀和依賴，等等。從這個角度看，法國政府試圖對福利制度改革，實際上是對當今法國人思維定式、行為定式和妖刀定式的一個挑戰和破壞。

    所以，沖突就必然會發生，而所有這些觀念上和定式上的沖突，幾乎都反映在法國當今碎片化福利制度的路徑依賴及其制度選擇之中。

    2.法國福利制度性質的判斷：俾斯麥模式與貝弗里奇模式的博弈

法國大革命不僅對法國民族性具有一定影響，而且對法國福利思想和理念的發展也具有重要影響。

如前述，法國福利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國大革命之前，當代福利制度的很多雛形就是對法國大革命期間的直接產物的承繼，例如法國大革命之后的1793年誕生了《人權宣言》，正是在這個期間誕生了針對公務員等群體的一些福利制度。在法國，有一本流傳和啟蒙了幾代法國人的社會保障教科書，那就是著名社會保障法學家、巴黎第二大學名譽教授讓－雅克��迪貝盧（Jean-Jacques Dupeyroux）的名著《社會保障法》，這本書至今大概已經出了近20版，在其第13版描述社保制度的起源與法國大革命之間的關系時說：“隨著1979年大革命的爆發，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概念，事實上這個嶄新的概念就是救助”。

    確實，法國大革命不僅對包括法國在內的歐洲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對法國資本主義模式產了重大影響，而且使法國產生了有別于歐洲大陸其他國家的福利思想、福利理念和福利制度，可以說，這種影響是深遠、深刻和令人深思的。如何歸納和抽象法國福利思想及其理念？我覺得至少應該提提這樣三個特征：第一，在世俗化和敵對化的大革命精神影響下，社會各階層和群體對舊社會的“摧毀”從相互之間發揮作用開始向一致對上即共同直面國家轉變；第二，這種轉變導致人與人之間的“互助”傳統，開始逐漸讓位于個人向國家的“救助”訴求，隨著歷史的推移，幾乎每個社會成員基本都確立了一個“救助權”，而“救助權”的訴求與傳統的觀念大相徑庭，因為在此之前，救助多少被視為某種“債務權”；第三，這個“救助權”在觀念上的逐步確認導致在制度上的逐步確立，幾百年下來，最終被擴展到“工作權”，并常常高于“工作權”，且在相當程度上替代了“工作權”。

    巴黎第一大學著名法學教授、法國社會事務督察長(IGAS, Inspection Générale des Affaires Sociales)米歇爾��拉羅克（Michelle Laroque）在為《社會保障財務歷史研究》(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financière de la Sécurité social)撰寫的導論中對法國大革命的重要作用是這樣評價的：“在19世紀前夜（指法國大革命之后的10年），各種各樣的社會保險的格式和方式就已顯現，并從那時開始一直到今天，它們既始終依賴著公共干預，但又沒有超出集體私有或個人私有的格式和方式的大框架。”拉羅克的這個評價是非常經典、精辟和準確的：“依賴著公共干預”中的“依賴”，他使用的是reposer這個詞，是“休息”之意，但與rester相比，前者比后者更有“主動”之意；而formules（我這里只能譯作“格式和方式”）實際就是今天法國人使用的“制度”（régime）一詞。

     于是，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就浮出水面：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法國失去了幾次整合其碎片化制度的機會，令人十分惋惜，那么，為什么戰后在其他很多國家（例如英國和北歐）都能成功地轉型而唯獨法國沒能成功？戰后以來法國福利制度的嬗變趨勢是朝著俾式方向還是朝貝式方向發展？為什么？世界各國的發展趨勢是什么？這里需要再次描述和回顧一下俾斯麥模式和貝弗里奇模式之間的特征和異同。

    俾斯麥模式主要有三個特征：一是這個建立在19世紀80年代初的強制性福利制度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實施范圍主要局限在就業人員的范圍之內，參保人的社保待遇與其職業和職務狀況緊密相聯；二是社保制度具有相當的“保險因素”，即待遇水平與參保人的工資收入及其繳費比例緊密相聯；三是社保制度的管理與資金的管理由雇主和雇員雙方共同參與并管理。

    考慮到俾斯麥模式碎片化的缺點，貝弗里奇模式對上述俾斯麥模式的三個特征進行了徹底的革命與整合，其主要特征也有三個。由于這三個特征的術語字頭都是U，所以也稱之為三U制度或“三統一”制度，即統一資格、統一管理、統一待遇：

    ——普惠性（Universality）：即覆蓋所有社會風險和所有人口，無論居民的工作性質和收入水平如何，所有居民在有可能降低或消除其生活來源的風險面前（疾病、衰老、失業、家庭負擔等等）都受到福利制度的保護，即國民資格就是參保資格，國民皆有保障，人皆享有一個最起碼的生存條件，這就是國民待遇和資格統一的原則，他根除了不同群體不同資格條件的碎片化“社會排斥”現象。這就是“統一資格”的原則或稱國民待遇標準。

    ——一體性（Unity）：即管理上的大一統性質，在繳費渠道、營運管理、待遇發放等各個環節由國家一個機構統一管理，整個福利制度及其覆蓋的人員均歸屬到一個唯一的公共權力監管下的公用事務部門之下，全國實施一個管理部門和一個管理模式的簡化程序，用英國人的話來說就是所有的待遇給付，只需一張明片或一個郵票。這就是“統一管理”的原則，它整合了九龍治水的傳統碎片化管理模式。

    ——一致性（Uniform）：即繳費比例和待遇水平全國遵循一個比例原則，無論居民的工作性質和收入水平如何，福利制度為每個國民提供的待遇給付比例是一致的，不存在由于職業與行業的不同而導致的待遇差距。這個“統一待遇”的原則體現的是民族聯帶和民族團結，它徹底摒棄了俾斯麥模式的行業職業間待遇差和特權問題。

除了上述三個特征，俾斯麥模式和貝弗里奇模式之間還有很多不同的重要特征，這些特征對理論研究和政策設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由于我在這里討論的主題是制度碎片化問題，其他特征就略去了，以后有機會再繼續討論。

    美國1935年通過的首部《社會保障法案》實行就是“三統一”大制度，屬于貝弗里奇模式，從時間上看，要早于英國貝弗里奇報告問世將近8-9年。我曾試圖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找出美國這部立法與英國貝弗里奇報告之間的淵源關系，但最終還是沒有如愿。英國戰后貝弗里奇改革在世界福利制度史上堪稱是一場革命，對戰后世界福利與社保制度改革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那么，美國1935年法案對英國這場里程碑式的改革是否存在積極的影響，目前還不得而知。

    英國貝弗里奇改革是個分水嶺，從此之后，歐洲乃至全世界各國福利制度就從原來單純的一個模式即俾斯麥模式——盡管在歐洲大陸這個模式之間也存在著千差萬別――變成兩個模式之間的“和平競賽”。它已經不是戰前單純一個模式一統天下的時代了，而是俾斯麥模式和貝弗里奇模式兩個模式競賽的時代，或說由此演變出的多個模式之間的競賽。半個多世紀以來，盡管世界各國福利制度歷經滄桑，不斷嬗變，呈現出多姿多彩的局面，甚至呈現出三個、四個甚至五個模式（例如，最有影響的三個模式理論的艾斯平安德森提出的以英美為代表的盎格魯－薩克迅模式、以北歐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模式和以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大陸的保守主義模式），但是學界比較一致公認的，他們的母體主要還是俾式與貝式這兩個主要模式，或說，這兩個模式是當代許多經濟學家研究社保制度的一個基本工具或一個出發點。我前文提出的歐洲模式和美國模式這兩個概念也是對俾式和貝式的簡化形式。

    由于歷史沉疴等種種原因，貝弗里奇模式的發祥地——英國反倒不是“純粹的”貝式模式，“三統一”沒有完全實現，例如，公務員制度等存在一些微小的碎片化特權等。對于英國戰后以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趨勢，是具有更多的貝式傾向還是更多的俾式因素，西方學界的看法是不太一致的，有一些爭議。我對這個問題也沒有現成的研究，有待于以后抽時間關注。

    法國人自己對其福利模式的看法是比較清楚的，幾乎沒有爭議。法國人自己也認為，從制度碎片化的角度看，戰后法國改革只實現了一個“U”即普惠性，另兩個U毫無疑問地失敗了，從這個“三比一”來看，法國是一個混合型的制度，這是大部分法國學者的評價。如果是這樣判斷的話，那么可以說很多歐洲國家都是混合型的，大家比較一致看法還包括荷蘭等。例如，法國社會事務總監、巴黎政治學院任教的若蘭·蘭貝（Marie-Thérèse Join-Lambert）女士在1997年出版的《社會政治學》（Politiques sociales）中說：1945年法國改革的雄心大略后來很快在工商界各類人員中得以覆蓋，但其他方面都沒有進展，所以法國是一個混合型制度。法國戰后改革之父拉羅克在1946年的一本書中不得不承認，“我們在法國看到的這個模式是兩種模式的一個中間模式”。

     從我的個人判斷來看，如果摒棄單純的“三比一”的呆板線性思維，俾式與貝式在法國競賽的結果是貝式大敗，俾式凱旋并獲得主導地位。其實，對法國福利制度的判斷結果本身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應該分析一下為什么在1945-46年法國改革行動中沒有向英國和北歐國家那樣對碎片化制度得以成功整合？

    3.法國戰后1945-46年碎片化制度改革失?。禾厥獾膰?/DIV>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金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