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打擊金融寡頭的原因和啟示

作者：楊斌

（2001-03-07）

（經濟學人·北京）

俄羅斯改革的風向變了
世界上有些潮流來勢洶洶之時，人們很難想到會有退潮的一天。前些年俄羅斯東歐涌起私有化浪潮，也攪動得許多中國人紛紛希望效仿。但近來，俄羅斯改革風向卻似乎驟然生變，那些私有化潮流中涌現的金融寡頭，不久前還呼風喚雨左右著俄政局，卻突然成為了遭到全球通輯的要犯。
普京上臺以來，俄羅斯打擊金融寡頭的聲勢日益高漲，昔日在俄政壇叱咤風云的寡頭如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有些人躲進議會，借議員享有的人身不受侵犯的保護傘，消災避難；有些人跑到了國外，尋求政治避難；而在國內的商業巨賈則經常被檢察機關傳訊，度日如年。
去年11月13日，俄羅斯聯邦總檢察院批準逮捕俄著名金融寡頭古辛斯基。由于古辛斯基早就感到風聲不對，在檢察院作出此項決定時旅居國外，俄總檢察院宣布聯邦通緝令，要求全國司法機關和國際刑警一旦發現古的下落，便可立即對他進行拘捕。著名寡頭別列佐夫斯基的日子也不好過，他汲取了古辛斯基的前車之鑒，拒絕俄總檢察院的傳訊出走國外，還委托律師發布了一項公開聲明，稱俄司法機關對他的調查是一起有預謀的政治事件，因此，在“政治犯”和“政治難民”兩者之間，他只能選擇后者。
據悉，普京向俄羅斯的新興貴族發出了警告，“我奉勸那些人最好還是先把自己在法國或西班牙地中海沿岸買的宮殿賣掉……他們的錢是哪里來的？”普京總統這一震聾發聵的棒喝聲，已由俄羅斯國家稅務警察局付諸行動。該局調查部長沙連科夫，稱中央稅警已奉命清查俄羅斯新貴們近些年來在海外購置的不動產，所涉國家包括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法國、希臘、塞浦路斯和馬耳他。他還奉勸那些用假名字或假文件在海外購置不動產的人，不要和國家開玩笑，不要自以為聰明，俄國家資產委員會將會拿出對付他們的辦法。俄羅斯輿論認為：在總統普京強大的反寡行動震懾下，大小寡頭們已亂了陣腳，因為他們意識到，屬于他們的“幸福新生活”已經屈指可數了。
 
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
俄羅斯政局變遷絕非是偶然發生的，從多年來俄羅斯私有化造成的惡果，人們可以預感到風向變化的預兆，意外的反而是變化姍姍來遲，直到惡果長期積累成為巨大災難，但是，變化雖遲卻最終來了，令人感到善惡終有報。
去年8月俄羅斯“庫爾斯克號”核潛艇失事后，普京總統對金融寡頭做了強烈的抨擊，指責他們憑著在葉利欽掌權時期同克里姆林宮的密切關系，掠奪國家財富造成了經濟和軍隊衰敗。據報道，普京會見潛艇罹難者家屬時，將潛艇失事和無法有效挽救潛艇人員，歸咎于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一團糟的改革計劃。他說：“談到海軍拯救設備，它已經垮掉了，它已一無所有。國家已一無所有。”普京稱金融寡頭是導致俄羅斯經濟和軍事衰微的罪犯。他們大肆盜取財富，收購媒體，操縱輿論對這起慘禍“撒謊”，以便向政府勒索。
繼舉國震驚的庫爾斯克號核潛艇事故后，緊接著發生了莫斯科電視塔大火災，這是一周內連續發生的三宗重大災難事件。普京對這些災難事件發表評論說，“新的緊急形勢顯示，我們最重要設施及整個國家已經處于何等危急的狀況。我們不能不看到這些意外事件背后更廣泛存在的問題，我們不能忘記俄羅斯經濟的現狀”。他還強調說，再也不能隱瞞國家已舉步維艱的實情，俄羅斯必須重振經濟才能避免這類災難發生。俄羅斯推行私有化改革過程中，腐敗官僚和經理勾結掠奪資產，結果投資急劇降低甚至低于折舊，造成各行業設備和基礎設施嚴重老化，被普遍認為是導致事故頻發的重要原因。
當前，國內不少學者仍積極鼓吹私有化，原因之一是不了解俄羅斯的改革實踐。據長期經商俄羅斯的宋曉路女士說，她寫了不少反映俄羅斯改革的文章，國內報刊覺得夸大了負面不愿意刊登，而她認為，其實俄羅斯的悲慘狀況國內人難以想象的。宋曉路坦率說，庫爾斯克號沉沒，莫斯科電視塔大火，這些戲劇性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各個行業的設備都在急劇老化衰敗，這是十年沒有投資的必然結果，俄羅斯的前景究竟如何可想而知。她還說，有人認為俄羅斯開始走出谷底，開始復蘇，其實沒有那么回事。俄羅斯就像一個發燒40度的病人，燒了10年，現在回落到39度，還是高燒，而且還可能回升。石油價格上漲帶動了俄工業回升，但即使是秋明油田仍然非常困難，原因是工業金融寡頭為了自身利益，出口的錢都留在國外回不來。俄羅斯公眾輿論早已達成共識，俄金融寡頭趁私有化之機大肆掠奪，乃是造成社會災難的重要原因。
《環球時報》曾報道，俄羅斯寡頭新貴的窮奢極侈，同平民百姓的貧苦形成了巨大反差。例如遭到通輯的俄寡頭古辛斯基，他經常身著豪服出入巴黎五星級飯店，每餐一擲千金。他的周末是在歐洲的私人別墅里度過的，在西班牙和倫敦的奢華場所經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古辛斯基出門必有保鏢跟隨。他周末打網球時，在網球場巡邏的武裝警衛多達15人。古辛斯基公開聲稱，他雇用的保安人員達幾千人之多。
而另一方面，俄羅斯近兩成居民處于赤貧狀態。在俄大城市的地下通道里，總能見到骨瘦如柴的老嫗，伸著顫抖的手，眼淚汪汪地向行人乞討。每當傍晚，街頭就會出現一些老嫗，手中舉著幾條干魚、幾根香腸或幾包油炸馬鈴薯片，她們從不叫賣，只是默默地呆立著，眼巴巴地望著過往行人，靜候問津者。更凄慘的景象是有的老年寡婦，手中居然舉著年輕時獲得的勞動勛章，或是衛國戰爭中犧牲亡夫的衣服，期待著能換回點食品。
這種鮮明的對照，令有良心的俄羅斯人都感到痛心疾首。普京總統發誓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普京強調說：“我們的優先方向是保護市場，使其免受達官顯貴和犯罪分子的非法侵入”，“所有經營主體應該一律平等”，同寡頭的關系應“像同小面包房房主和修鞋店店主一樣”，“誠實的工作應該比偷竊得到更大的收益”。普京還堅定地表示，政府懲治金融寡頭的行動，“今后再也不會回頭！”
值得關注的是，大寡頭別列佐夫斯基曾夸口說：“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有自己的身價，他們差不多都被我收買了。” 別氏還曾嘲笑那些主張結束寡頭政治的人，他認為：“普京之所以說要擺脫寡頭，是因為他必須這樣對選民說……但要擺脫寡頭是不可能的。”的確，前俄總理普里馬科夫也曾努力打擊金融寡頭，結果卻被葉利欽和金融寡頭搞下了臺。普京曾被認為是“忠于葉利欽的人”，金融寡頭還大撒金錢支持他競選。俄羅斯輿論曾認為，普京的優勢在于他是未知數，很少發表言論闡明自己的立場，因而遇到社會各方面阻力較少。現在看來，俄金融寡頭的賭注還是押錯了，難怪他們驚呼“原來普京不是葉利欽的接班人”。
其實，寡頭的失算恰恰正是歷史必然，就算普京原來曾經忠于過葉利欽，看到改革失敗給俄羅斯造成的災難，他也未必愿意違背自己的良心，繼續推行葉利欽已經失敗的政策。據報道，最近葉利欽曾向報刊發表評論，公開為金融寡頭進行辯護，指責普京打擊懲治他們的行動，但是，據一項社會輿論調查，大多數民眾認為葉利欽過大于功， 被評為“最差的、最黑心的”領導人之一。普京顯然不愿意繼續追隨葉利欽，為了維護少數金融寡頭的利益，重蹈其身敗名裂的覆轍。據報道，普京采取打擊金融寡頭的行動，深深贏得了俄羅斯民眾的支持，調查顯示他的支持率上升到了70%。西方媒體甚至哀嘆道，俄羅斯民眾對普京的廣泛擁護，仿佛就像對前蘇聯領導人的個人崇拜，只不過這一次是自發形成的。俄羅斯民眾飽償了改革失敗的苦果，才會如此擁護敢于打擊金融寡頭，努力糾正私有化災難的新領導人。
 
俄羅斯私有化為何失敗慘重？
 
俄羅斯形成控制經濟的七大金融寡頭，以及98年爆發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是復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道路的失敗，特別是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的失敗。值得注意的是，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初期，曾經探索過多種改革道路，強化激勵、企業擴權和租賃制等等，但是，由于受西方宣揚的規范經濟理論影響，戈爾巴喬夫認為產權改革才是關鍵，決定大力推行股份化，并將其稱之為“社會化”。 １９９０年，蘇共中央向２８大提出的綱領草案，明確肯定了股份制的作用，決定以此來加快經濟改革。９１年戈爾巴喬夫參加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期間，曾發表宏論稱“我們愿意實現經濟自由，但這主要由社會來決定。我們應當做什么，推動人們進入股份企業”。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的初衷，或許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但是，他沒有想到料到的是，一旦人們動搖了對公有制的信心，改革就迅速滑向了復辟資本主義，曾經擁護社會主義的前蘇聯民眾，紛紛轉向擁護主張激進改革的葉利欽。
葉利欽曾以以反腐敗贏得民眾支持，他主張推行私有化實現“人民資本主義”，但是，俄羅斯民眾沒有料到私有化的結局，竟然將俄羅斯變成了“強盜掠奪”的國家，迅速形成了七大金融寡頭家族的壟斷，昔日號稱“反腐敗英雄”葉利欽，如今也涉嫌通過洗錢將巨額資產轉移海外。１９９１年葉利欽上臺后，開始大規模推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其措施包括出售、拍賣中小型國有企業，對大中型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化改造，第一階段稱之為“憑證私有化”，發放可出售、轉讓的私有化證券，第二階段則稱之為“貨幣私有化”，向私人、外資出售國有資產和股權，法人購股、持股基金和產權重組等等。早在１９９４年底，俄羅斯已有７０％的工業企業進行了私有化，但是，俄羅斯私有化政策的實踐效果究竟如何呢？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提供的統計資料，９８年俄羅斯的私有化企業有５０％陷入了虧損，有２５％的私有化企業實際上已經破產。據我國訪問俄羅斯的學者考察，俄羅斯民眾普遍認為，他們名義上雖然成了股東，卻根本沒有參與的權力和機會，感到自己非但沒有成為“主人”，倒是淪為了“雇工”，經常受到拖欠工資和失業的威脅，眾多俄羅斯人因生活艱難而將私有化證券或股票低價出賣。
俄羅斯社會早已廣泛熟知，私有化中存在著嚴重的違法腐敗現象，黑社會和腐敗官員、經理相勾結，實際控制了一半以上私有化企業和銀行。新興腐敗經理階層并不關心企業的經營，而將其作為非法牟利的工具，多元產權化結構和董事會、監事會，無法監督制衡反而相互勾結進行掠奪，導致俄羅斯的企業投資連年持續下降，每年約有數百億美元非法收入轉移境外，形成了俄羅斯經濟“動脈”大出血。這種變態的私有產權結構一旦形成很難正，所帶來的災難性后果將是長期性的。俄羅斯居民普遍認為，私有化已成為合法化的盜竊行動。目前，俄羅斯形成了掌握經濟命脈的七大壟斷財團，通過其擁有的大新聞媒介影響社會輿論，提供政治資金和安插內線關系操縱政府決策。
根據西方經濟學的產權理論，私有化是惟一能夠徹底明確公有企業產權界定的辦法，應該能夠減輕國有企業的“預算軟化”現象，大大提高企業效率，為什么俄羅斯改革的實踐效果卻同西方的產權理論的推論完全相反呢？根據西方現代企業制度的演化規律，企業的產權結構總是在企業成長的漫長過程中適應生產規模、經營管理、代理成本等生產力因素的需要，逐漸地有機形成的。一般來說，私人企業是由業主、合伙、有限責任企業逐漸成長為股權較分散的大型股份公司的，這樣控股股東才有充分的時間，逐步積累控制企業和選擇、監督代理人的經驗，將由于股權分散化和兩權分離造成的代理成本限制在一定范圍。如果私人企業的股權分散化過程過快，可能造成企業權力體系失去控制，因內部矛盾和糾紛干擾經營權的統一性和權威性，導致企業的虧損甚至解體。但是，俄羅斯私有化運動，不顧國有企業的不同動態成長經歷，試圖模仿西方股份公司幾百年演化的靜態結果，完全違反了上述經濟規律。由府官員和某些經濟學家，僅僅憑著主觀的空想，在短期內以任意方式決定成千百萬企業的所有權結構，這樣一方面給原有經營秩序帶來巨大沖擊，另一方面卻無法保證經營才能同財產分配重新結合的自然過程。例如，產權的平均分配破壞了經營權的的權威性和統一性，如果企業財產落入善于權術而無能經營的人手中，低效率將以私人產權的形式固定化。調查表明，私有化進程中，俄羅斯的原國有財產的控制權正迅速集中在官僚、黑社會和投機集團的手中，這種所有權結構是否能提高原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率，是不難想象的。
前蘇聯的舊經濟體制有僵化的弊病，但依然存在著比較嚴格的責任制度和監督體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預算軟化”和貪污浪費現象，如國營企業對設備工具、行政費用和現金出納等有比較嚴格的管理制度。根據現代組織理論，實行分權化和引入市場化改革時，企業應特別應重視用新的責任制來取代舊的責任制，否則經營部門易于濫用新獲得的權力，導致代理成本的擴大。但是，俄羅斯推行的私有化卻違反了上述規律，對所有權結構進行任意而且過快的分散化，破壞了經營權的權威性和統一性，導致眾多股東之間信息交流和協調成本的大幅度增加，這樣做雖然瓦解了舊的責任制，但是新的有效責任制卻難以建立起來。俄羅斯實行私有化后許多企業的實例證實了這一點。例如，前蘇聯的民航體系很發達，責任制度也非常嚴格，甚至飛行員用哪一只腳先登上飛機都有規定，違反了要受處罰，因此，前蘇聯民航以其安全性而聞名。但是蘇聯解體后，民航實行了私有化，經營責任制卻非常渙散，惡性航空事故大幅度上升，而且大多是缺乏責任心所致，９４年失事的一架飛機，竟然從黑匣子的錄音帶上發現了駕駛員的孩子的聲音，專家推斷這種明顯違反駕駛安全規定的作法同事故有直接關系。又如，前蘇聯的發電設備制造工業很發達，我國電力系統經常購買其設備，雖然其體制僵化，同部委的交涉時間較長，但批準后執行卻很快；前蘇聯解體并私有化后，同各個廠家的經理交易都要有現金賄賂，因此盡管其設備價格便宜，國內正規企業也難以再購買。上述實例比理論分析更加生動地說明了俄羅斯實行私有化后“預算軟化”問題惡化的事實。顯然，俄羅斯的私有化非但沒有解決國有企業的所謂“產權虛置”問題，反而卻真的造成了“責任虛置”的問題，而現代企業在實行兩權分離的條件下，經營責任制是決定企業效益的更為直接的因素。
由于俄羅斯私有化改革造成了企業經營秩序的混亂，征收高額增值稅加重了企業的負擔，結果是生產萎縮和稅源枯竭，而且８０％的私有化企業有嚴重逃稅行為，９７年俄羅斯的財政稅收不足預算的一半，政府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拖欠了巨額的工資、養老金和福利費用。政府為了彌補不斷擴大的財政赤字，兌現葉利欽９６年總統選舉許下的承諾，避免因拖欠工資出現社會爆炸的局面，被迫依靠大量舉借高利息外債勉強度日。但是，近來在亞洲金融危機沖擊下，俄羅斯舉借外債日趨困難利息成本大幅度增長，償還債務支出已占全部財政預算的３０％，甚至俄政府將國債實際利息提高到１５０％，國際貨幣基金提供了二百多億美元貸款之后，外國投資者也不愿購買反而紛紛拋售，最終成為一場的國際金融風暴的發源地。俄羅斯推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革之后，幾乎沒有投資建立一家新的工廠企業，資金不是外流就是進入金融泡沫投機領域，實質生產不斷萎縮而股市卻出現虛假繁榮，９８年泡沫經濟崩潰觸發了股票市場暴跌，私有化企業的虧損面急劇上升到８０％，沉溺于投機的私有化銀行也紛紛破產。
 
美國推薦害人改革藥方的誤導
 
俄羅斯改革走上私有化的道路，進而形成控制經濟的七大金融寡頭，美國推薦的害人改革藥方難脫干系。八十年代后期，美國一方面積極鼓勵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一方面資助了一大批前蘇聯知識分子，前來考察學習西方政治經濟制度和理論。戈爾巴喬夫開始進行改革的關鍵時期，美國秘密戰略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美國政府和中央情報局都通過各種形式，積極介入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期的改革，如培養蓋達爾、丘拜斯等年輕經濟學家，指使索羅斯贊助和參與制訂“五百天計劃”，推薦精心配制的具有巨大破壞性的改革藥方，國際貨幣基金通過提供貸款的附加條件，規定俄羅斯的“休克療法”改革方向，委派哈佛教授薩克斯前往指導俄羅斯改革，等等。最近涉嫌上百億美元洗錢案的主角之一，俄羅斯駐國際貨幣基金代表卡加洛夫斯基，前蘇聯時期曾接受哈耶克基金會精心培訓，同西方上層政界人物有直接的聯系，后來同蓋達爾等人一樣被安插擔任了要職。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推行改革時期，美國曾用所謂規范的經濟理論和政策藥方，蓄意誤導俄羅斯走上自殺性改革之路，直接造成了俄羅斯遭遇的巨大社會災難。我新著的《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美國隱蔽經濟戰與改革陷阱》一書，詳細揭露了美國如何策劃“軟戰爭”戰略，蓄意設置改革陷阱誤導俄羅斯。
美國的壟斷財團的智囊機構和基金會組織，如屬于索羅斯和哈耶克的右翼基金會，精心培訓來自前蘇聯的年輕知識分子，灌輸特殊配制的政治經濟改革藥方。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初期，也曾嘗試類似中國的漸進的改革道路，如加強激勵機制、企業擴權和租賃制等等，但是，隨著西方精心灌輸的規范化改革藥方流傳，人們心氣浮躁地很快被誤入了改革歧途。前蘇聯經濟學家缺乏對市場經濟的了解，于是輕信了來自西方權威專家的改革建議，否則他們不會發明出成套的規范理論和改革藥方，輕率地放棄許多符合本國國情的政策措施。試想閱歷不深的蓋達爾、丘拜斯等人，如何能自己創造出深奧的“產權明晰理論”，認定產權改革乃是深層次的關鍵改革呢？如何明知前蘇聯面臨著商品供應短缺，卻主張全面放開價格一步到位，推行“放開價格、管緊貨幣”的政策呢？ 無論是戈爾巴喬夫還是葉利欽時期，幾乎所有導致災難性后果的改革政策，雖然都曾經由本土的經濟學家所積極倡導，但實際上都來自美國精心配制的害人藥方。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雇員彼得·施瓦茨，撰著說“前蘇聯垮臺不是上帝青睞美國，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他在書中透露，關于前蘇聯“客觀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興趣，他提出的任務就是，將這種生命力降低到零。盡管存在著如此大量的事實證據，許多中國人仍不愿相信“陰謀說”，仍將前蘇聯社會劇變和全面瓦解，歸罪于計劃經濟僵化等自身制度的原因，積極否定美國瓦解前蘇聯秘密戰略的作用，這種看法容易誤入美國的攻心戰陷阱，仿佛同里根秘密戰略的目的不謀而合。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雇員彼得·施瓦茨，還毫不掩飾地寫到，“談論前蘇聯崩潰而不知道美國秘密戰略的作用，就像調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慮謀殺。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對癥的藥方嗎？死亡事件是否存在著特殊反常和預謀？”
美國竭力倡導私有化改革的經濟理論根據，乃是中國人所熟悉的“科斯產權定律”。西方蓄意大肆吹捧“科斯產權定律”，將其視為推行私有化的“金科玉律”，構成了“華盛頓共識”改革藥方的關鍵核心。歷史上英國為維護全球殖民帝國的利益，曾反復制造意識形態作為戰略工具，今天美英再次利用“科斯定律”蒙蔽世人，作為掩飾私有化戰略暗器的華麗外衣，但是，人們深入考察不難發現其卑劣政治目的。科斯本人提出的是純學術的抽象分析，他根本沒有涉及企業產權制度的問題。科斯在研究污染等經濟外部性問題時，認為在交易費用為零的不現實假設下，明晰的私有產權不論分配結構如何，都能達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狀態。這一結論似乎論證了私有產權的合理性，其實是恰恰相反，因為，倘若考慮到現實中的巨大交易費用，顯然即使存在明晰的私有產權結構，也無法達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狀態，正因如此，現實中政府為了控制污染問題，必須嚴格限制私有企業的行為。
令人遺憾的是，人們往往將注意力集中于理論分析，而忽視了其隱含的假設是否符合現實。特別是當某種理論被捧為“定律”時，人們往往誤認為是普遍適用的真理。科斯本人不贊成將他的抽象分析，歸納成某種“經濟定律”的形式。西方蓄意利用人們迷信權威的心理弱點，將科斯的抽象分析吹捧為“定律”，甚至直接違反了科斯本人的意愿，充分暴露了其隱藏的政治目的，乃是為制造蒙騙公眾的意識形態，為推行大規模私有化披上華麗外衣。科斯被授予了諾貝爾經濟獎金的榮譽，令世人更盲目相信“科斯產權定律”。正像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經濟學中沒有一個神話像‘產權神話’那樣在人們心目中根深蒂固，這一神話的危害在于，誤導了許多轉型中國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產權問題上，而不是去關注在更大范圍內的一系列問題“。
其實,人們稍微回顧一下大量歷史事實,就不難看穿“產權神話”的荒謬。自從人類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來，私有產權曾經不受任何政府約束，隨心所欲地追求最大私人利益，但是，神圣自由市場的“看不見的手”，并未引導其促進最大社會福利，達成私人欲望與社會利益的和諧，倒是殖民掠奪和戰爭災難綿延不斷。西方列強宣揚私有產權神圣不可侵犯，但卻殘忍地剝奪弱小民族的生存權利，包括其土地、自然資源和私人產權。什么達到帕累托的社會利益最佳狀態？純粹是蒙蔽世人的“天方夜譚”！二次大戰后，社會主義和公有制的巨大成就，才迫使私有產權收斂貪婪掠奪行為，西方也發展國有企業促進社會改良，出現了歷史少有的“黃金時期”。今天，美英大肆鼓吹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不是因為國有企業的效率太低，而是擔心其成功會動搖壟斷資本統治。美國深知前蘇聯依靠公有制的優越性，能廣泛動員社會資源實現高速增長，建立威脅自己的強大軍事高科技工業。美國還擔心第三世界紛紛效仿國有化浪潮，通過發展國有企業促進工業化，實力增強必然威脅其全球霸權統治。正因如此，美國壟斷資本從戰略利益出發，才決定扭轉“黃金時期”的國有化潮流，轉而貶低國有企業大肆鼓吹私有化，蓄意編造“科斯產權定律”的神話，誘騙前蘇聯東歐和第三世界國家，落入私有化改革的災難性陷阱。
由于受到了“科斯產權定律”的誤導，前蘇聯人動搖了對公有制的信心，改革迅速滑向了復辟資本主義，直接導致了制度劇變和國家瓦解。俄羅斯人盲目地相信了西方產權理論，誤認為只要私有化實現了產權明晰，不論原來的公有產權落到誰的手中，都能大大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率，于是出現了幾乎瘋狂的私有化浪潮，不計代價采取一切形式來加速私有化，從中小企業出售拍賣到大企業股份化，從私有化憑證分配到貨幣購買產權，從法人認購股權到公眾持股基金會，從破產廉價拍賣到干脆贈送親戚朋友，凡是一切能夠“化公為私”的改革辦法，轉眼間都被五花八門地創造了出來，原來堅定維護公有制的共產黨領導人，一旦為“科斯定律”動搖了根本信念，謀求私人利益的貪婪欲望頓時膨脹，也紛紛投入了掠奪公有財產的大宴席。由此可見，美英大肆鼓吹的“科斯產權定律”，確實是威力巨大的戰略暗器，其厲害之處在于制造“產權神話”，利用人們迷信“權威定律”的心理弱點，從根本上動搖共產黨的基本信念，瓦解作為社會主義的基石的公有制。
正如美國的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在總結俄羅斯私有化失敗教訓時所指出，那些大肆鼓吹國有企業私有化的西方學者，“往往是富于冷戰精神的學者斗士，他們認為自己肩負著鏟除共產主義的‘罪惡’，重新建立純粹的私有制市場經濟的重任”，“整個私有化程序被廣泛地認為是不合法的，這種‘強盜貴族’式的私有化過程，使市場資本主義更加名譽掃地”，“有些人認為資產最終會賣到最有能力的管理者手中，即‘強盜貴族’至少能有效地拍賣，但這一做法也沒有能夠獲得成功，新興的寡頭們發現掠奪國有資產，比利用資產進行生產創造財富來得更快”，“由于缺乏公共制約，‘掠奪的手’更加肆無忌憚地掠奪，資本賬戶的迅速放開，使得私有化的銀行業鼓勵每年上百億的美元從俄羅斯被掠走”。
俄羅斯推行私有化已近十個年頭，西方的“產權神話”終于原形畢露，造成的社會惡果令人觸目驚心。自從推行私有化改革以來，俄羅斯經濟命脈落入七大寡頭手中，新興的貴族式經理忙于掠奪財產，私有化企業經營不善，陷入了大面積嚴重虧損，９８年爆發金融危機后，虧損面甚至上升到８０％。大多數私有化企業有嚴重逃稅行為，特別是有政府特殊關系的大寡頭，通過各種渠道疏通逃避稅收，政府因稅源枯竭瀕臨破產的邊緣，無法保證國防和科教事業經費。飽受煎熬的還是廣大普通民眾，他們沒有成為主人而是淪為雇工，隨時面臨喪失工作、醫療養老的威脅。最近，西方媒介暴露的俄羅斯洗錢丑聞，非法轉移資金高達上百億美元的驚人數字，不僅涉及了私有化中爆發的金融寡頭，而且還牽涉了葉利欽等眾多政府高官。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一方面推薦錯誤藥方造成腐敗泛濫，一方面利用腐敗丑聞制造俄政局動蕩，還將其作為要脅控制俄官員的手段。近年來，西方媒體大肆宣揚的俄羅斯洗錢丑聞。實際上正是美國控制俄羅斯的厲害殺手锏。美國中央情報局一位的專家弗利茲，曾在美國《國家利益》雜志撰文透露，早在９２年他曾向當時的布什政府匯報，他獲得證據表明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一些政府官員和私有化暴發戶相互勾結，將２００多億美元掠奪資產轉移到了海外，而他的上級官員卻如此答復說，“資本外逃是正常的，不管是否是盜竊來的，只要屬于私人所有就是好事”。
由此可見，美國對俄羅斯私有化掠奪資產轉移海外，不僅早就知情而且一直暗中鼓勵。葉利欽和丘拜斯大力推進私有化，曾指望將掠奪資產轉移海外以防不測，今天卻成為美國媒體大肆宣揚的把柄，曝光其家族在瑞士銀行洗錢的證據，真是“狡兔死、走狗烹”。前不久，美國還利用邀請訪問設置陷阱，以涉嫌瑞士腐敗洗錢案的罪名，逮捕了葉利欽前政府的高級官員，以次來羞辱和要脅俄羅斯政府，作為謀求美國國際戰略利益的手段。俄羅斯的教訓向腐敗分子表明，不要以為混水摸魚發了不義之財，鼓吹資本主義就能確保財產安全，就算是投靠西方勢力隱藏資產海外，造成了國家衰敗和百姓痛苦的惡果，最終也難以避免被西方落石下井，成為民族的罪人并遭到歷史清算。
 
謹防西方產權理論誤導中國
 
如前所述，西方宣揚的科斯產權理論神話，在俄羅斯付諸實踐已有近十個年頭了，不僅沒有促進企業改善經營提高效率，反而將俄羅斯變成了“強盜掠奪”的國家。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經說，“經濟學中沒有一個神話像‘產權神話’那樣在人們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確，西方大肆宣揚的“科斯產權定律”，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也獲得廣泛流傳，我國許多經濟學家形成了“產權崇拜”，他們認為“公有產權不明晰是根本矛盾”，認為“產權是繞不過去的關鍵性改革”。令人遺憾的是，中國許多主張產權改革的經濟學家們，不愿意正視“科斯產權理論”的神話，在俄羅斯改革中遭到慘痛失敗的現實，也不愿意了解俄羅斯依照產權明晰思路，推行各種形式私有化改革的豐富實踐，完全不知道他們仍在主張的許多產權改革，已在俄羅斯充分實踐并且造成了災難性惡果。
有些著名的經濟學家認為，當前改革應大力引進民間資本，股份制改造出售國有資產，不同于俄羅斯推行的私有化，后者是采取了“分”和“送”的形式，股份公司應將國有股比重降低到３０％。有些經濟學家積極主張“產權改革”，但是，竟然不了解俄羅斯產權改革的基本情況。事實上，俄羅斯私有化的主要形式，正是對小型國有企業出售拍賣，對大中型國有企業股份化。俄羅斯股份制改造的初期階段，曾以憑證形式“分和送”國有資產，后來則采取了各種形式出售國有股權，因此被廣泛稱之為“貨幣私有化”。 但是，事實證明，后來各種私有化方式造成的惡果，甚至遠遠大于初期的私有化憑證分配，出現了政府和企業的腐敗領導人，紛紛利用手中職權進行私有化尋租，以更加模糊復雜的產權重組形式，大肆野蠻掠奪將國有資產竊為己有，斯蒂格利茨稱之為“貴族強盜式掠奪”。
值得指出，中國經濟學家主張的各種產權改革形式，俄羅斯推行私有化過程中都曾廣泛嘗試，包括出售國有股權和法人收購股權，銀行直接貸款給企業家購買股份，用政府提供的企業抵押貸款購買股權，向國內外私人資本出售國有企業，破產兼并和各種產權重組，通過股市并購和多層次間接并購，各種持股基金會購買國有企業股權，向企業經理廉價出售或贈送國有股權，等等。倘若按許多中國經濟學家的說法，俄羅斯也根本沒有推行私有化，因為，出售的國有資產變成了貨幣形態。但是，這種產權改革造成了災難性的惡果，企業經理不關心改善經營提高效率，他們更關心通過復雜的產權重組交易，將資金轉移到完全屬于自己的賬戶，特別是更加安全的海外私人賬戶上。由于種種原因俄羅斯的私有化企業，往往仍有３０％左右國有股尚未出售，但是，根本無法制止腐敗官員經理肆意掠奪。
更為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我國的企業產權改革實踐中，也廣泛采取了上述出售拍賣和產權重組形式，各地推行股份合作制普遍強迫職工購股，還紛紛廉價出售或直接贈送國有企業，河南、山東等地為了“賣光國有企業”，要求銀行貸款給企業領導購買產權，許多地方借公司改制和破產兼并之機，暗中侵吞國有資產和蓄意逃避銀行債務，也出現了種種“化公為私”的掠奪現象，造成了國有資產和銀行貸款的重大損失，少數經理掌握了企業的控制權之后，嚴重侵犯廣大職工的各種合法權利，剝奪職工的工作、醫療和養老保障權益，造成了社會財產和收入的兩極分化。正如江澤民同志在９９年７月１日講話中批評指出，“我們有的同志也產生了錯誤認識，結果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現了某些偏差。我們的國有資產已達八萬多億，這是屬于全國人民的財產。如果頭腦不清醒，隨意地加以處理，比如不加區分、不加限制地把國有資產大量量化到個人，并最終集中到了少數人手中，那樣我們的國有資產就有被掏空的危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經濟基礎”。
盡管出售國有股權不是直接“分或送”，但是，這種產權交易和重組的過程中，能夠為掌握權力的政府和企業領導人，提供大量暗中謀求私利的合法機會，創造出名目繁多的“化公為私”形式，打著改革的高尚幌子進行強盜般的掠奪。斯茨格利茨總結俄羅斯的教訓時指出，各種形式的出售國有股權和產權重組，“表面上雖然腐敗也不那么直接，程序比將國有資產直接送給朋友還要不透明，但實際上這兩者之間幾乎沒有什么兩樣。由于整個程序被廣泛地認為是不合法的，這種“強盜貴族”式的私有化使市場資本主義更加名譽掃地”。中國和俄羅斯的改革實踐都證明，產權改革非常復雜尚無成熟經驗，搞不好會產生不可逆轉的負效應，特殊利益集團特別是腐敗官員經理，會有強大的謀私動力推動這項改革，國家和職工利益卻可能遭到嚴重侵犯，因此，我們不應輕信各種官冕堂皇的產權改革理論，而必須長期謹慎試點反復觀察正負效果。
值得警惕的是，早在改革初期，美國就非常重視向中國推薦私有化改革，遭到中國領導人的拒絕之后，就采取各種形式包裝私有化，如將私有化改稱為社會化，主張通過股份化和產權多元化，來隱蔽地、漸進地實現私有化。中央情報局曾積極贊助專家學者，研究如何在中國推行隱蔽的私有化。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一開始也是主張國有企業股份化，但后來卻急劇地滑向了全面私有化，其原因在于依據的“科斯產權理論”，從根本上動搖了人們對公有制的信心，的確，既然公有產權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為何還要保留而不干脆推行私有化呢？由此可見，科斯產權理論乃是美國攻心戰的利器，其厲害之處在于能夠“四兩撥千斤”，先從根本上動搖公有制的經濟基礎，進而摧毀整個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廈。
我國推行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必須以馬克思的產權理論為依據，徹底肅清西方“科斯產權神話”的影響。近代史上，舊中國早就有股份制、公司制企業，私營、外商企業也遍布中國大地，但是，卻始終未能實現工業化挽救中國。正是所謂產權模糊的國有、集體企業，發揮公有產權的一系列獨特優勢，創立之初就向人民提供完善的社會保障，迅速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完整工業體系。事實說明，國有、集體企業等公有制企業，正是挽救中國的“現代企業制度”。公有產權歸全體人民所有是非常明晰的，新中國正是憑借這一獨特的優勢，才能形成團結全體人民的凝聚力，動員全社會資源投入關鍵性產業，建立強大的民用和國防工業體系，實現振興中國的艱巨時代使命。
事實證明，全體人民所有的公有產權不僅能管理好，而且已創造了比私有產權更高的效率，正因如此，中國才擺脫了解放前的悲慘命運。至于進一步改善公有產權的管理制度，應該是“明晰責任”而不是“明晰產權”，下放經營權的同時創新協調監督機制，這樣才能避免美國利用科斯產權理論，作為隱蔽經濟戰的厲害暗器，從根本上動搖人們對公有制的信心，誤導產權改革滑向隱蔽的私有化。因此，我國推行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中，必須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產權理論，而不是西方大肆宣揚的科斯產權理論，明確公有產權乃是適應社會化大生產，優越于私有產權的明晰產權制度，進行股份制、公司制改造的目的，乃是進一步發揮公有產權優勢，通過廣泛籌集資金促進社會化，鞏固和加快公有制企業的發展。
股份制、公司制改革的產權多元化，目的是吸收社會資金補充公有產權，而不是代替公有產權來搞私有化，這樣才能保證股份制、公司制改造，不滑向用多元化包裝私有化的錯誤道路。因此，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過程中，絕不應該出售國有產權搞私有化，國有股權一般應保持絕對控股的地位，集權分權矛盾應通過完善經營責任制，明晰政府與企業的責、權、利關系來解決，這樣既能保持政府計劃協調的優勢，又能調動企業靈活利用市場的積極性。相對控股的界限模糊、操作彈性很大，很難保證有效的控制、協調和監督，制止股東、經理相互勾結掠奪資產，先通過各種復雜交易“化公為私”，然后再進一步“化大私為小私”，隱蔽地轉移到完全屬于個人的腰包，俄羅斯的改革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我國的公司制改造試點仍然不理想，現在尚不具備大規模推廣的條件，強迫推行只能用行政辦法“拉郎配”，違反經濟規律干擾正常經營秩序。各種持股基金會難以形成有效監督主體，正如俄羅斯、捷克的實踐所證明，各種投資基金比它們所擁有公司，本身還存在著更大的‘公司管理’問題，投資基金不僅難以完成監督的任務，而且本身也是高度權力濫用的工具。由此可見，產權多元化雖然有一定監督作用，但本身也會產生眾多復雜的問題，如暗中相互勾結掠奪企業資產，容易造成矛盾摩擦干擾經營秩序，還有各種腐敗和濫用權利的問題，因此，產權多元化吸收法人資金入股，只能作為國有控股監督的必要補充，而不能代替國有股的協調監督作用，否則可能失去控制出現腐敗泛濫成災，重蹈俄羅斯誤中美國的隱蔽經濟戰暗器，企業產權改革遭到慘痛失敗的覆轍。
 
警惕隱蔽的國有企業私有化
 
八十年代，我國大多數工業領域中，國有、集體企業占絕對的優勢，能較好服從國家的計劃指導，保證了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國有企業效益一直穩步增長，虧損面保持在１０％左右的低水平，從未出現職工下崗等社會問題。９２年經濟過熱中，私營、外資企業數量迅猛增長，所占比重三年猛增了三至五倍。私營、外資企業不愿進入投資大的基礎產業，大量涌入市場飽和的加工行業，大大加劇了重復投資和生產過剩，工業結構和經濟效益不斷惡化，企業破產和職工下崗日趨嚴重，社會收入差距也顯著擴大。
當前，我國擴大社會基礎建設啟動內需，克服通貨緊縮增加社會就業，加快關鍵性、支柱性產業的發展，加強國防工業抗衡美國霸權威脅，國有企業都必須發揮主力軍作用，因為，國有企業才能從社會的整體利益出發，而不單純追求狹隘的產權利益，勇于采取力挽狂瀾的‘反周期’行為。無論從工業產值、投資和實現利稅來看，國有大中型企業都有舉足輕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機械等國民經濟的關鍵行業，能夠通過廣泛的產業間聯系產生強大輻射作用，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擺脫經濟疲軟的困境。因此，當前的任務不是降低國有企業比重，而只有大力發展國有企業才能擺脫困難。我國進入局部的動員經濟狀態，不僅能動員閑置的社會資源，迅速幫助國有企業擺脫困難，還能提供大量新發展機遇，促使國有企業重振昔日雄風。
有些人認為當前必須依靠民間資本，但實際上，民間私人資本屬于敏感的跟進資本，經濟繁榮時可能導致過度投機，而通貨緊縮時則紛紛撤退加劇蕭條，如３７年美國經濟一有風吹草動，私人投資立即下降了５０％。因此，當面臨通貨緊縮和生產過剩，戰爭和自然災害威脅的困難時期，無論是任何國家都必須依靠國有企業，擴大公共投資來克服經濟困難，這正是大蕭條、二戰期間，西方國家大力推行國有化的原因。二次大戰后的重建時期，無論西方或南韓、臺灣，國有企業都起帶頭軍作用，公共投資充分拉動了經濟增長，民間私人投資才紛紛跟進。當前中國也面臨同樣的情況，民間私人資本正紛紛撤資，正是國有企業拉動著經濟增長。
有些人認為國有企業應退出競爭性行業。實際上，幾乎所有關鍵性產業都屬于競爭性行業，包括金融、機械、冶金、高科技等，這些產業對于控制國民經濟的命脈，增強國家實力和國防建設至關重要，倘若國有企業退出所有競爭性行業，意味著中國經濟命脈的控制權，可能落入少數富人或外國資本手中，而中國新興民族資本力量薄弱，因此，命運很可能是重演解放前的悲劇，外國資本控制著中國經濟命脈，民族資本在市場夾縫中茍延殘喘。由于國有企業是國家的財政支柱，其瓦解還意味著國家喪失凝聚力，國防建設失去強大的物質基礎，科教、文化和社會保障失去經費來源，不念養育之恩卻鼓吹私有化的學者，也會失去衣食父母和工資來源。
前蘇聯曾經依靠國有企業的力量，支撐著超級大國的強大國防實力，向全體人民提供完善的社會保障，私有化卻促使國家財政陷入危機，工業科技和國防力量嚴重衰敗，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體系瓦解。去年俄羅斯競選中最時髦的口號，已不再是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而是“反私有化”收回被掠奪的資產，非共產黨的黨派也以此拉攏選民。普京前不久也說，莫斯科電視臺大火等災難頻發，暴露了背后隱藏的更廣泛問題，即俄羅斯國民經濟和基礎設施正處于危急狀態，俄羅斯再不能將真實情況隱瞞下去了，他還說工業金融寡頭趁私有化之機，掠奪資產是造成災難的重要原因，是破壞國家和軍隊的罪魁禍手。許多長期在俄經商的中國人也反映，由于工業金融寡頭掠奪資產轉移海外，出口的外匯截留在國外回不來，甚至著名的秋明油田也十分困難，俄羅斯各個行業的設備正急劇老化，這是十年長期缺少投資的必然結果，前景不容樂觀甚至可能出現大衰敗。正是出于挽救國家危難的迫切需要，普京正采取強有力措施打擊金融寡頭，調查丘拜斯等主管私有化官員同寡頭相互勾結，推行私有化過程中大肆掠奪國家財產的罪行。由此可見，大規模推行國有企業退出和私有化，將導致難以逆轉的歷史性災難惡果。許多俄羅斯學者在對華學術交流中，也對某些中國學者主張推行國企私有化，效仿俄羅斯的災難道路表示驚訝。
有些人認為凡是經營困難的行業，國有企業都應采取各種方式退出，但實際上，國有企業困難不是所有制造成的，而是９２年泡沫經濟造成數千億元損失，超過了國有企業８０年代虧損十倍以上，引起一系列泡沫后遺癥的連鎖反應，導致經濟失衡和市場疲軟造成的。國有企業顧全大局的社會穩定功能，恰恰有利于緩和泡沫后遺癥的各種癥狀，而國有企業退出必然導致經濟的惡性循環，美國２９年大蕭條的教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當前通貨緊縮的困難形勢下，私營企業正在紛紛退出，國有企業一有困難也要退出，宏觀形勢必然進一步惡化，甚至可能觸發經濟蕭條。倘若凡是經營困難的國有企業都退出，那么就幾乎要退出所有的行業，但是，這樣不但加劇泡沫經濟的后遺癥，而且退出之后便毫無出路可言，結果不但是國有經濟的全面瓦解，還會導致國民經濟的崩潰，因此，國有企業的退出應該作為個案處理，以免形成“兵潰如山倒”之勢，引起需求萎縮和宏觀形勢惡化，加劇各類企業的經營困難。機械、冶金、化工、通訊等行業，具有技術復雜和固定投資大的特點，需要進行產業間的密切協調合作，私人資本缺乏進入能力和動力，倘若推行了國有企業退出的錯誤主張，意味著失去關系國家命脈的重要產業。
實際上，幾乎所有競爭性行業中，都有大量經營出色的國有企業，包括紡織、家電、飯店、餐飲等等，因此，不必人為設置不準國有企業經營的障礙。實際上，國際上并沒有行業進入或退出的標準，８０年代，美英大肆鼓吹的私有化浪潮，恰恰是國有企業退出壟斷戰略性行業，包括煤氣、水電、通訊和交通等公用事業，是出于意識形態和謀求私利達的目標，許多發展中國家受騙上當，如烏克蘭將國有工業企業廉價賣給外國，拉美國家出售戰略性國有企業償還外債，結果烏克蘭的工業城市變成了死城，拉美國家公有事業收費標準猛增數倍，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由此可見，倘若我們將西方國家作為規范標準，盲目地追隨其鼓吹的所謂國際潮流，也會重蹈拉美、前蘇東國家的災難復轍。
當前，眾多國有企業仍面臨或剛擺脫經營困難，不具備大規模股票上市的條件，采取包裝上市辦法必然影響社會穩定，強迫推行產權行多元化只能“拉郎配”，必然干擾企業的正常經營秩序，因此，所謂引入民間資本是不切實際的主張。對于經營狀況良好的國有企業，應根據股票市場的資金供應能力，有條不紊地通過股票上市籌集資金，但是，其目的是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國有企業，而不是以出售國有產權的方式退出。無論經營好或壞的國有企業都要退，無論是國有實物資產或股票都要賣，但是，這樣必然造成政府稅源的重大損失，還會堵塞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出路，結果必然是動搖公有制的主導地位，隱蔽地用民間私人資本取而代之。所謂以民間資本取代國有資產，股權出售和“靚女先嫁”等主張，用社會化或多元化來包裝私有化，實質上是對公有制喪失了信心，尋找各種隱蔽借口變相搞私有化。
其實，這些人是將私人資本看作民間資本，而將全體人民擁有的公有產權，看作是與人民利益對立的官僚資本，但是，私有產權單純為了謀求最大私人利益，而國有資產才是全民所有的民間資本，從其一貫的經營目的和行為來看，始終是為了全社會和勞動者的利益，具有脫離了狹隘產權利益的高尚品質，絕非許多人隱晦認為的官僚資本。舊中國公司制、股份制的私營企業曾廣泛存在，卻未能實現工業化并挽救中華民族的命運，正是所謂“產權模糊”的國有、集體企業，以撐起民族工業的脊梁和保障人民生活為己任，僅用數十年實現了西方數個世紀的工業化歷程，建立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國家實力，因此，國有企業不是產權模糊的落后企業制度，而是成功挽救中國命運的現代企業制度。
有些人主張國有企業的退出方式，應通過股份化和公司化改造，采取出售股權、多元法人投資，貸款購股或持股基金會等形式，還認為這樣做不同于俄羅斯的私有化，后者只采取了“分”和“送”形式。實際上，俄羅斯私有化的主要形式，正是對小型國有企業出售拍賣，對大中型國有企業股份化。俄羅斯私有化的初期階段，是對股份化的國有大中型企業，通過私有化憑證的形式分配股權，而后來則償試了所有上述產權改革方式，包括出售股權、法人購股，以及貸款購股和持股基金會，用社會化或多元化包裝私有化，等等。但是，事實證明，后來各種私有化方式造成的惡果，甚至遠遠大于初期的私有化憑證分配，出現了政府和企業的腐敗領導人，紛紛利用手中職權進行私有化尋租，以更加模糊復雜的產權重組形式，進行“貴族強盜式的野蠻掠奪”，導致俄羅斯的企業投資連續下降，大量資金被非法地轉移到海外，形成了控制經濟命脈的寡頭階層。
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撰文最近指出， “俄羅斯在９５年后在臭名昭著的‘貸款換股份’，實際上變成了不合法的私有化”，“向私人貸款用來購買這些企業，或按照貸款換股份協議，以政府企業股份做抵押向政府申請貸款。誰擁有銀行的控制權或特殊關系，誰就能大量廉價收購或掠奪國有資產。金融特權就意味著收購國有企業的特權。表面上腐敗不那么直接，程序比政府官員將國有資產直接送給朋友還要不透明。由于存在腐敗和利用職權，由此形成的私有權削弱了國家利益，危害了社會秩序”。葉立欽上臺曾經以“反腐敗”為號召，但現在正沸沸洋洋的洗錢丑聞，牽涉了他的家族和幾乎所有政府高官，都涉嫌將巨額非法財產轉移到海外個人帳戶，美國《新聞周刊》以“盜竊國家”稱呼俄羅斯。
斯蒂格利茨還批評了西方鼓吹的持股基金會，“當認識到股權過于分散問題時，西方通常建議成立投資基金，就象華盛頓共識在捷克推行的，這個‘解決問題方案’的明顯問題是，憑證投資基金比它們所擁有公司，本身還存在著更大的‘公司管理’問題，大多數人認為憑證投資基金將完成監督的任務，但由誰來監督監督者呢？改革的結果是憑證投資基金，變成了高度權力濫用的工具”。
由此可見，任何出售國有產權的改革方案，盡管不是采取直接分或送的形式，都必然給政府和企業的領導人，提供的謀求私利的動力和機會，促使他們打著改革的高尚幌子，間接通過不透明的暗中交易，以合法形式進行強盜般的掠奪。改革者即使最初可能是純潔的，產權交易潛在的謀私刺激和機會，也會促使改革者忘記社會初衷，喪失關心企業經營的動力和耐心，而傾心于利益更大的資產掠奪，最終導致改革者的變質和墮落。產權改革者的腐敗尋租行為，會遠遠大于國有企業經營者，一個是水渠管理人一時多用些水，而另一個是永久掠奪整個水庫資源。近年來我國進行產權改革中，盡管中央反復強調不搞私有化，各種改革形式不以出售為主，但是，各地領導總是誤解中央的精神，廉價出售贈送現象泛濫成風。正因如此，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不宜過快推廣，必須經過較長時期的試點，反復觀察正負效果并總結經驗。
由于美國鼓吹的新自由主義廣泛流傳，中國人誤認為放棄政府干預和私有化，乃是世界各國輿論達成的一致共識。事實并非如此，這只是美、英憑借著殖民擴張時代的遺產，操縱英語壟斷傳播媒體造成的假象。八十年代初，美、英右翼倡導的新自由主義浪潮，在許多歐洲大陸國家遇到了明顯阻力，因為，歐洲大陸各國文化傳統不同于英美，價值觀念更為強調維護社會利益，法國就推行了同英美恰恰相反的政策。80年代初，正當美、英大肆鼓吹私有化之時，法國密特朗總統領導的社會黨政府，卻掀起了一次大規模的國有化高潮。法國推行同新自由主義相反的政策，是因為歷史上推行國有化成效顯著。二戰后，戴高樂為了促進法國經濟的現代化，維護大國獨立地位不受美國支配，推行了政府指導性計劃和國有化運動，經濟增長比20世紀前半期加快了2～3倍，顯著高于歐洲國家平均水平特別是英國。與之相似，歐洲大陸國家如德國、瑞典等等，也圍繞究竟是堅持戰后社會改良，還是回到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左、右翼勢力進行了反復的激烈斗爭。
1982年，法國推行國有化的一系列大型企業，基本上都屬于競爭性行業的企業，包括航空工程、信息技術、新材料、生物工程等領域。法國的國有企業遍布壟斷性和競爭性行業，除涉及基礎工業和重化工業之外，還包括電子、原子能等新興工業部門，以及紡織、造紙、建材等制造行業。此次國有化浪潮之后，國有企業在許多行業的比重顯著上升。1982年，法國國有企業在鋼鐵行業比重為80％，航空運輸行業為87％，在郵政 、電訊、鐵路運輸、煙草以及煤氣生產方面，國有企業的控制程度甚至高達 100％，在基礎化學、人造纖維、有色金屬等行業，國有企業的比重也超過了50%。
法國的國有企業管理體制和方法經驗，同新自由主義的種種教條恰恰相反，對中國進行經濟改革有很大借鑒意義。法國對國有企業不是強調政企完全分開，而是既強調企業享有充分經營自主權，又運用國有控股權進行監管和戰略協調，還建立政府與企業簽訂計劃合同制度，確保政府宏觀調控與企業微觀計劃銜接。這樣既能夠利用市場的分散競爭力量，又能運用宏觀整體戰略協調的力量。法國的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有以下特點：切實行使國有資產的所有權、領導權和監督權，集中反映在重大決策權、人事權和財務管理權三個方面，如決定國有企業的重大投資計劃，重大戰略決策和長期發展方向，選派代表參加企業董事會，任免國有控股企業的主要領導人，向企業派駐國家稽查員和主管部門代表，對企業財務進行監督、審計和稽核，處罰違反國家財務規定的行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和貪污腐敗。法國對于國家控股的股份制企業，也不強調政企之間的完全分開，而是既要保證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又要切實行使國家所擁有的控股權，這樣才能達到推行國有化的目的，實現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目標，采取反周期行為遏制經濟危機，推動產業現代化并維護社會穩定。
但是，美國出于深遠的國際政治謀略，不會輕易坐視法國反其道行之，干擾其建立世界霸權的戰略，暗中向法國施加了強大壓力，如減少對法國的直接投資，策動法國私人資本和右翼勢力，制造輿論猛烈抨擊法社會黨，鼓勵私人資本外逃進行牽制，80年代下半期右翼政府上臺，改變社會黨政策轉向私有化。此后圍繞著國有化還是私有化，左、右翼政黨展開了激烈斗爭。90年代初，社會黨人羅卡爾接任法國總理，中止了前任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而后來右翼上臺再次推行私有化，朱佩總理曾因推行私有化政策，大規模解雇工人和削減福利，激起社會反對和全國性大罷工，被迫下臺由社會黨若斯潘接任。
由于許多歐洲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造成了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惡果，左翼社會黨勢力再次占了上風，在大多數歐洲國家贏得了執政地位。圍繞究竟是推行還是中止私有化運動，堅持社會改良還是回到自由放任時代，歐洲左、右翼政府開展的激烈斗爭，充分說明其本質是意識形態的政治斗爭，也顯示西方國家并未就私有化達成共識。但是，缺乏冷戰時期的兩極對峙的牽制，歐洲國家被迫看美國的臉色行事，還不敢完全拋棄新自由主義政策。若斯潘總理曾指出，美、英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潮流，對法國的價值觀和社會經濟制度，構成了不容忽視的嚴重威脅。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更應重視法國的經濟計劃和國有化經驗，警惕美國大肆宣揚新自由主義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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