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國主義的歷史性衰落與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

    

    2005年2月1日至4日，澳大利亞http://www.wsws.org網站分四次發表澳大利亞社會主義平等黨書記尼克•比姆斯在1月29日—30日的澳大利亞社會主義平等黨黨員代表會上所作的題為《美帝國主義的歷史性衰落與社會主義的前景》的開場報告。比姆斯在該報告中考察、分析了美國全球霸權興起、演變的全過程，并認為當前美國軍國主義的爆發是美帝國主義歷史性衰落的產物。比姆斯認為，“二戰” 后，美國資本主義的巨大優勢是維持世界資本主義秩序的最重要的客觀因素之一。現在，美國為了挽回霸權頹勢，日益追求擴大全球經濟不平衡的單邊主義，因此美國不僅不再能夠保證全球穩定，而且是世界政治中最不穩定的爆炸性因素。失去穩定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整體已走進了歷史性的困境，世界將進入一個新的戰爭與革命時期。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近15年來政治版圖中有兩個最重要的變化：蘇聯的解體和美國軍國主義的爆發。
    1990年2月，我們的理論決議說了如下幾點：“脫離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經濟的發展，不可能解釋東歐政權的瓦解。東歐的社會劇變揭示的不只是斯大林主義的危機；它們還從政治上最深刻地體現了世界帝國主義的總危機。”
    雖然蘇聯的失敗為資產階級提供了短期的政治優勢，但它并未為資本主義帶來新一輪的歷史進步。它沒有創建一個新的平衡基礎。
    最重要的是，它沒有為統治階級克服日益深化的全球化生產與民族國家體系之間的矛盾提供物質手段。相反，戰后政治秩序的瓦解意味著，社會經濟基礎的矛盾現在開始直接體現于政治上層建筑，其表現就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比以往更公開的沖突。
    這將我們帶到近15年來政治版圖中發生的第二個重要變化：美國軍國主義的爆發。伊拉克戰爭推翻了戰后時期治理國際關系的所有規則。在美國國內，一個否定美國司法系統的根本原則的、罪行累累的強盜政權出現了，而該政權內部沒有出現任何有效的反對。所有這些事件的發生必定有深層次的社會經濟根源。
    美國軍國主義的爆發代表了美國的一種歇斯底里的企圖：創建一個以美國為最高權力中心的全球帝國秩序，來解決在全球化過程中形成的世界經濟與民族國家之間日益深化的矛盾。

                             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矛盾

    顯然，眾多的理論問題出現了。美國將有可能在可預見的未來建立一種新的平衡，也就是美帝國統治下的和平嗎？或是說，美國資產階級內部將出現其他力量，改變行動方案，在與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合作下，重建一種政治和經濟平衡嗎？
    為了考察這些問題，讓我轉向今年稍早時發生的一次重要討論。1月6日，一個叫做新美國基金會的組織舉行了一次主題為“制定2005年及之后的美國外交政策路線圖” 的會議。兩位客座發言人是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和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前者是美國兩任總統老布什和杰拉爾德•福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后者是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
    斯考克羅夫特談到隨著冷戰的結束而發生的“根本性” 變化。第一個變化是美國處于自羅馬帝國以來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有權力的地位。然而，它面臨世界其他國家合作攻擊的危險。
    第二個主要變化是全球化，它徹底地改變了世界運作的方式。“它根本性地侵蝕了國界，從而侵蝕了民族國家的角色。如此更多的力量如經濟力量、科技力量、環境力量和政治力量，恐怖主義也是其中的一支，來往穿越邊界線，損害了民族國家一直具備的為其公民提供安全和福利的能力。”
    斯考克羅夫特在說，資產階級規則賴以建立的基本單位即民族國家，已不再能夠處理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發展所引起的非常復雜的問題。
    布熱津斯基說：“在同歐洲和日本的大聯盟的基礎上，與我們的主要盟友合作，努力把新覺醒的全球大眾納入世界體系中，這具有非常重要的新的歷史現實性。我們首次生活在一個全球民眾在政治上普遍覺醒的世界。這在以前從未存在過。當然，這些民眾集合的最前線，有兩個先鋒國家，它們包容了最多的人口，那就是中國和印度。兩國加在一起包括近30億人口。如何將它們整合進國際體系將決定我們未來將具有的體系的性質。也就是說，這將是一個完整的全球體系還是一個分裂和沖突的體系？新覺醒的政治大眾是否將成為種族、宗教、民族主義乃至包括恐怖主義在內的暴力的基礎？”
    布熱津斯基還有巨大的未說出的恐懼：這些新覺醒的民眾，會不會開始為一種社會主義的前景而斗爭。
    美國外交政策圈子內部的討論令人想起列寧和卡爾•考茨基之間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意義的觀點交鋒。列寧認為，戰爭的爆發標志著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歷史性瓦解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必要性。戰爭不是帝國主義強國的政策選擇，而是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爭的開始。戰爭源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征和帝國主義的發展。爭奪市場和利潤的競爭達到某點后就成為軍事斗爭。因此，結束戰爭以及在歐洲戰場上已釋放出來的野蠻的惟一辦法，是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本主義。
    考茨基反對該分析，他認為，在戰爭期間，資本主義會進入另一個階段——超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形成一個神圣同盟，達成協議和平地瓜分世界。這是完全有可能的。帝國主義強國之間的世界戰爭的結果“可能是棄絕軍備競賽的最強者的聯盟”。
    列寧不同意考茨基的看法，認為資本主義強國之間的任何和平只能是暫時的。在一個特定時期達成的暫時妥協體現了特定的力量平衡，由于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平衡的自身原因，這將不可避免地被打破，由此而為新的沖突創造條件。
    以上述爭論的觀點考察斯考克羅夫特和布熱津斯基兩位先生的論述，是有啟發意義的。他們的論點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和復雜性意味著，不可能以單邊主義計劃實現美國的霸權。這不僅冒有引發其他主要強國反對美國的風險，甚至還將促使在政治上普遍新覺醒的民眾反對美國。必須以一個主要強國的大聯盟，也就是21世紀的超帝國主義計劃代替單邊主義。
    然而，這只是提出了另一個問題：過去50年的所謂的超帝國主義階段會無限期地走進未來嗎？還是我們就將看到列寧一直認為的資本主義在這一歷史階段特有的現象即帝國主義國家間沖突（包括戰爭）的再次出現？    
    美國外交政策的行為發生了一種質的變化，這是沒問題的。但其原因既不是因為布什政府的敗壞，也不是因為新保守派的陰謀，而是被美帝國主義的歷史性發展及其與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資本主義的復雜關系所決定。

                          矛盾的暫時解決與重新激化

    由于美國經濟擴張的需要，威爾遜領導美國參加“一戰”。正當美國將要接手全球領導權時，俄國發生了推翻世界資本主義的革命。美國未能影響世界經濟的重建，因為歐洲的政權還是強大得不易撼動。結果，和平安排沒有真正地恢復經濟和政治平衡。引起戰爭的所有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矛盾都未得到解決。“終結一切戰爭的戰爭”結束僅二十年，帝國主義國家間對抗的加深和強化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只有在“二戰”結束時，隨著德國和日本戰敗以及英國及其帝國被嚴重削弱，美國才獲得相對于競爭對手的巨大經濟優勢和主導地位，這樣它才能著手重建世界資本主義秩序。
    托洛茨基在其1933年11月撰寫的著名文章《民族主義與經濟生活》中已經指出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擴張的歷史必然性。美國資本主義通過標準化的大生產，已將勞動生產率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他寫道，這些方式注定要找到進入世界其他地區的通道。
   “但是每一個國家都用高關稅和武裝力量來保護自己的市場。歐洲根本不買美國的貨物，相反還大規模擴充軍備。而危機重重的日本牢牢地控制著本國市場。世界上最先進的生產技術突然發現，在遠遠落后的生產力所設置的障礙面前，自己是如此地軟弱無力。勞動生產率的規律似乎失去了它的效力。
   “但這僅僅是表面現象，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必然發揮作用，遲早，美國資本主義要打開全世界的市場。但是通過什么方式呢？通過一切可以采用的方式。很高的勞動生產率意味著很高的破壞力效率。是我在危言聳聽嗎？”
    確實，戰爭為美國力量的全球擴張開辟了道路。
    由美國主持的戰后重建，基于歐洲、日本和其他地區對美國高效率的生產方式的采用和擴張，為美國公司制造了新的機會，這確保了資本再生產的擴大。美國的巨大資本資源已足以挽救作為一個整體的資本主義體系。
    但戰后重建并未消除資本主義經濟規律。歐洲大國的復興削弱了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的基礎即美國經濟的巨大相對優勢和絕對支配地位。此外，戰后重建促進的生產、貿易和投資的擴大意味著貨幣體系建立于其上的國家管制體系與資本向全球的日漸擴張相沖突。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既體現了美國的相對削弱，又體現了世界經濟的擴張與國家經濟管制之間日漸加強的沖突。
    為力圖維持美國的主導地位，尼克松1971年將美元與黃金脫鉤。維持布雷頓森林體系將意味著引發事實上的長期性的衰退，并將嚴格地限制美國的國際支出。雖然歐洲會反對新的體系，但它們將不得不接受美元，因為還不存在其他可以運作為國際貨幣的通貨。
    固定匯率關系的結束，帶來國家金融管制的結束和全球金融市場不可抑制地上升到當今的地位：它使甚至最強國或國家集團的經濟也相形見絀。
    一些數據說明了這點。在2001年4月到2004年4月間，全球外匯市場每日成交量上升57%，達到1.9萬億美元，而復雜的衍生品市場每日成交量上升77%，達到1.2萬億美元。國際清算銀行估計，衍生品市場的價值已達到紅200萬億美元，約6倍于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價值。
    戰后繁榮時期的生產擴大不僅毀滅了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還帶來利潤率下降趨勢的再次出現。資本主義從1974年到1975年動衰退中恢復過來了，但利潤率卻未能回到戰后繁榮時期的水平。對利潤率的持續壓力引起 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滯脹現象（高失業率和高通脹），并引起生產過程本身的影響深遠的變化。
    資本開始了生產過程的重組和結構調整，隨之而來的是對工人階級社會地位的攻擊，力圖擴大剩余價值的積累和克服對利潤率的壓力。該轉變的結果是各生產領域的全球化和計算機技術應用于經濟的方方面面。
    毫無疑問，這些變化同20世紀頭十年流水線生產的發展一樣地影響深遠。但是，存在一個截然的不同：盡管廣泛地應用了新的和大規模的效率更高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并未享有一個再生產擴大的時期，即一個與戰后類似的時期。
    相反，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經濟卻以增長緩慢和完全停滯為特征。90年代前5年，在泰國面臨衰退、歐洲出現低增長而日本股票市場崩潰和地價出現泡沫時，不斷上升的增長主要源于“亞洲經濟奇跡”。在1997—19988年的亞洲危機之后，美國經濟成了另一個增長的主要來源。例如，據估計，從1995年至2002年，美國消耗了約30%的世界出口，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中占近98%。也就是說，在同一時期，世界其他70%的地區只生產了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2%。
    回顧近20年來即自1987年10月股票市場崩潰后時期的世界經濟，顯然，增長的主要動力不是來自如戰后繁榮時期那樣的利潤擴大，而是來自持續注入的流動資金。
    美聯儲對1987年股票市場崩潰的反應是擰開金融籠頭。影響之一是造成了日本的股票和地價泡沫，90年代早期最終破滅，將日本送進一個至今還未恢復過來的通貨緊縮和停滯的時期。
    1994年，美聯儲在實行了簡單的貨幣政策之后力求緊縮銀根。這導致了美國的債券市場危機。流動資金的注入極大地促進了證券市場，推動了格林斯潘所謂的“非理性繁榮”。但美聯儲主席沒有采取任何壓縮泡沫的行動。相反，他成為“新經濟”理論的主要提倡者，該理論認為，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和自由市場的奇跡意味著美國經濟不再有商業周期。
    1997年到l998年的亞洲危機推進了美國金融市場，因為資本要尋求一個安全的避風港。但是，在1998年9月到10月，那些資金被抽離出時，引發長期資本管理基金的危機，美國注入了30億美元進行緊急援助，才避免了一次金融災難。2001年，美聯儲以進一步地降低利率來應對股票市場下滑。但這只不過進一步制造泡沫。
    這個過程將會在何處結束呢？我們知道，人類的身體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內由注入激素維持運作。但是，該過程持續得越長，需要的注入量就越大，最終身體將垮掉。注入流動資金可以促進實體經濟，但是，這存在極限。美國的凈外債（NIIP）從1997年的 3600億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2.65萬億美元，預計到2004年將上升到3.3萬億美元。這相當于美國近24%的國內生產總值。
    迄今為止，由于薩默斯所稱的“金融恐怖平衡”，形勢依然保持穩定。如果亞洲和其他的中央銀行突然將其資金從美國金融市場轉走，形勢將急劇逆轉。當然，由于美元價值的大跌，這些國家自己也將遭受巨大的損失。但有證據表明，這樣的轉移正在進行中。

                               世界進入危機時代

    盡管計算機化帶來了生產過程的種種變化和勞動生產率毫無疑問的提高，資本主義發展曲線還是沒有開始新一輪的上升。始于30年前的利潤率下降趨勢繼續發展。
    當然，存在著扭轉該趨勢的歇斯底里的努力——“以剝奪進行積累”，即掠奪自然資源。將原先由公共部門提供的服務（這不僅包括保健，還包括教育甚至水）私有化以及從世界上一些最貧窮國家榨取貢金（見大衛—哈維著的《新帝國主義》）。
    以剝奪進行積累還涉及保持一支龐大的全球勞動力后備軍隊伍，以持續地維持勞動力的低成本，這對于抵消一直存在的利潤率下降趨勢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這—過程預示著將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和階級斗爭，尤其是在已成為世界資本主義主要制造業中心的亞洲。政治和經濟穩定嚴重地依賴于亞洲政權對工人階級的鎮壓。正如布熱津斯基所指出的，對于作為7個整體的世界資本主義，亞洲政權持續如此做的能力是至關重要的一環。然而，其主要的鎮壓機器——以農民為基礎的軍隊——正受到資本主義擴張過程本身的削弱。建立于廉價勞動力之上的亞洲工業化，依靠對農民經濟安全的破壞和迫使數以千萬計的農民離開土地，進入城市，這為工人階級和農民大眾反對現政權的聯合斗爭制造了條件。
    在世界所有地區，金融資本的需要正在摧毀舊的生產和經濟組織形式。這里，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組織的運作，扮演了一個主要角色。人們只需要回想1997—1998年的亞洲危機，當時，“奇跡”經濟體一陷入金融危機，就面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準備好的要求“結構重組”的長長清單，這些要求的本質是要求該地區向外國資本、最重要的是向美國資本開放。
    迄今為止，最極端的情形是伊拉克。在薩達姆•侯賽因的政權之下，開采伊拉克的石油資源將使美國的主要對手——法國、德國乃至中國獲益，中國已經成為伊拉克石油勘探和開發中的一個非常活躍的角色。從而，入侵和改變政權的目的不僅僅是植入“自由市場”，而是消除潛在的對手。
    相同的過程也可以在朝鮮看到。導致對抗的系列事件開始于2002年4月，當時韓國和朝鮮決定，落實兩國鐵路聯通的計劃，在朝鮮開城開發一個新的工業區，近1000家韓國公司預計將在該處設廠。其后日本首相訪問朝鮮討論關系正常化，美國的焦慮上升了。美國于是需要在東亞制造緊張。
    美國制造緊張的回報在伊拉克，是石油；而在朝鮮，是獲得世界上最廉價的勞動力。
    如果我們考察美國本身，布什政權如強盜一樣的政治特征體現了深層的經濟過程。馬克思已經指出，資本尋求克服利潤率持續下降趨勢的辦法之一是瘋狂的金融冒險和直接犯罪。談到這里，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會躍然眼前，但它們只是大量強盜性金融資本中的兩個而已。
    金融資本犯罪的可能性源于金融資本的本性。無論其采取什么形式，金融資本總是要占有其他地方生產的財富。布什政權比其一切前政權都更直接地代表了那些犯罪階層。這種現象的根源是美國財富積累過程具有日漸加強的犯罪特征。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可以建立一種新的平衡嗎？我們的分析已揭示，它不可能。事實上，美帝國主義追求全球支配權的動力源于世界經濟內在的矛盾，這些矛盾已徹底地粉碎了舊的秩序。這一點是我們的理論的關鍵所在。美國軍國主義以極端形式爆發，不是一個美國的問題，而是體現了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整體已走進了歷史的困境。
    讓我們說得更具體些。如果我們回顧20世紀的歷史，那么非常清楚：美國資本主義曾具有的巨大優勢證明是維持世界資本主義秩序的最重要的客觀因素。當然，資產階級也極大地依賴于工人階層領導層的背叛。但是，甚至這些深層次、影響久遠的背叛，加上美國的保護，也僅使世界資本主義進行特定的擴張。現在，該情形已徹底改變了。美國不僅不再能夠幫助全球穩定，而且是世界政治中最不穩定的爆炸性因素。
    這意味著，我們將面臨一個新的大規模社會和階級斗爭的時代，一個新的戰爭與革命的時期。工人階級必須以社會革命解決“帝國主義的復雜情況”，并為以社會主義方式重組全球經濟而努力奮斗。
   （《環球視野》摘自2005年第9期《國外理論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