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森陽一（１９５３～）是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著名文藝批評家，同時也是當今日本左翼批判知識分子的代表之一。今年８月１６日，也就是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悍然再度參拜靖國神社的第二天，小森陽一先生造訪清華大學“東亞文化講座”，旨在與中國知識界就相關問題加強溝通和互動，聯手抑制日本右翼政治勢力。本刊特約編

小森陽一訪談錄

小森陽一  黃湘

　　黃湘：昨天，小泉首相再度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再一次嚴重傷害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受害國人民的感情。但日本國內卻有一部分人認為，靖國問題是一個文化問題，參拜靖國神社是日本人對本國傳統的尊重。例如，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３日，當時的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在朝日電視臺的談話節目中說：“在日本，無論一個人活著的時候做過什么，死了之后是一樣的。在中國，惡人死了以后，到那個世界去還是惡人。持有不同生死觀的人應該相互理解。”還有一位日本知識分子江藤淳曾經表示說，“與死者的共生感”存在于日本文化的本源之中，要是不再想著死者的話，日本的文化就會滅亡。請問您對町村信孝、江藤淳的說法有何評論？

　　小森陽一（以下簡稱小森）：首先，靖國神社并不像一般人認為的那樣，是一座承載著日本文化傳統的宗教設施，而是明治維新以后出于政治目的而建立的國家神社。靖國神社最初建立于明治二年（１８６９年），是為了追悼為天皇而戰死的軍人而設立的神社，當時叫“招魂社”，隨著明治天皇遷都東京，它也遷移到了現在的位置——東京九段。到了明治五年（１８７２年），不僅以天皇為中心的日本近代國家體制得以確立，而且在招魂社的基礎上正式建立了以天皇為中心的國家神道設施，并于明治十二年（１８７９年正式改名為“靖國神社”。也就是說，明治政府出于把那些為天皇而犧牲生命的士兵當作神來祭拜的目的，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宗教體系，這成為建立靖國神社的緣起。后來，在明治十年（１８７７年）發生了日本最后的內戰西南戰爭，叛軍的主將西鄉隆盛原來是明治維新中擁戴天皇有功的勛臣，在內戰中卻成為敵人。作為背叛天皇的軍人，西鄉隆盛雖然身后獲得平反，但他的靈位一直沒有被置入靖國神社，至今也不可能被接受。

　　黃湘：但其實西鄉隆盛一直被很多日本人視為英雄，對嗎？

　　小森：是的。所以町村外相是在撒謊，他說“在日本，無論一個人活著的時候做過什么，死了之后是一樣的”，其實死者并不一樣，西鄉隆盛和為天皇戰死的士兵就不一樣。靖國神社只祭祀為天皇戰死的人，其余的死者被排斥在外，這本身就是一種歧視。至于你提到的江藤淳的觀點，所謂“‘與死者的共生感’存在于日本文化的本源之中”，其實正表明了他對日本人關于死者的傳統信仰根本缺乏理解。關于對死者的信仰，日語中有一個詞匯叫“御靈信仰”，指的是那些在現世因為權力斗爭而遭受屠殺的死者的靈魂，很可能會懷著怨恨回來報復，現世之人出于恐怖，便為了消解怨恨而祭祀這些死者的靈魂。例如在平安時代，有一位大臣菅元道真在和藤原氏的戰爭中兵敗身亡，后來，藤原氏所在的京都遭到雷擊，藤原氏認為這是菅元道真的報復，于是便把菅元道真作為“天神樣”加以供奉。這是一個很能說明“御靈信仰”實質的例子。

　　黃湘：也就是說，日本文化中所謂的“與死者的共生感”，其實并不是發自對死者本身的關懷，而是來源于生者感受到的恐懼。

　　小森：日本人祭祀的死者主要是那些在權力斗爭中喪失生命的人，之所以祭祀他們，是為了消解其靈魂的怨恨。

　　黃湘：今天的日本電影里還有很多有關怨靈的主題。

　　小森：是啊。大江健三郎在小說里也描述過很多“御靈”，其實就是有意識地通過這種描寫來批判江藤淳。

　　黃湘：日本人難道就不害怕西鄉隆盛的怨靈嗎？

　　小森：在日清戰爭（注：即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明治天皇便已經給西鄉隆盛平反，后來日本政府又在東京的上野公園為他樹立銅像，銅像下面還有許多皇室成員贊揚他的詩碑，通過這種方式消解他的怨恨，防止他的靈魂回來干擾政權。但即使有這樣的哀榮，也無法將西鄉隆盛的靈位置入靖國神社，這是由靖國神社的性質決定的。靖國神社并非對死者人人平等，而是充滿了歧視。

　　黃湘：是否可以這樣說，靖國神社把生者的政治秩序延伸到了死者的世界，讓死者也要服從生者的政治秩序。

　　小森：是的，更準確地說是用現世的以天皇為中心的政治秩序來管理死者的世界。

　　黃湘：在以天皇為神的時代，這樣做或許可以理解；但在日本社會早已否定了天皇具有“神格”的今天，依然用以天皇為中心的政治秩序來管理死者的世界，豈不荒唐？

　　小森：誠然從理論上講很奇怪，然而，戰后日本雖然建立了民主制度，卻同時也保留了象征天皇制，而支撐象征天皇制的情感結構的其實就是靖國神社。１９４５年１１月，日本宣布投降不久，當時尚未發表《人間宣言》，也就是依然號稱具有神格的昭和天皇裕仁在參拜了供奉歷代天皇的伊勢神宮以后，繼而參拜了靖國神社。正是在這次參拜中，天皇裕仁把從滿洲事變（注：即九一八事變）開始到日本投降為止的十五年中戰死的２５０萬日本人一起作為“英靈”加以祭祀，其中包含了大量在非戰斗場面中死去的日本人。這確實是一局用意深遠的政治謀略，用另一位日本學者高橋哲哉的話說就是“情感的煉金術”，通過號稱具有“神格”的天皇對靖國神社的參拜，把２５０萬死者的遺屬的悲哀轉化成似乎沐浴著“神”的光輝的欣悅?？梢哉f，正是通過把十五年戰爭中的死者當成人質，才換來了戰后日本的象征天皇制的權威性，換來了天皇在新時代條件下的Ｃｈａｒｉｓｍａ（注：神話式的超凡魅力）。

　　黃湘：也就是說，靖國神社的關鍵問題其實不在于它供奉甲級戰犯的靈位，而在于它本質上就是天皇制的一部分。

　　小森：完全正確。如果只看到供奉甲級戰犯的一面，就會遮蔽靖國神社更深刻、更本質的問題。

　　黃湘：現在日本有一種說法，為了應對中韓等國的抗議，不妨把甲級戰犯的靈位移出靖國神社。但這種說法其實只是換湯不換藥，并不能真的改變靖國神社的性質，也無關乎問題的實質。

　　小森：完全正確。

　　黃湘：天皇裕仁是否從象征天皇制中得到了很多實際的好處？

　　小森：當然！戰后的東京審判之所以沒有審判昭和天皇，就是因為象征天皇制得到了占領軍當局的認可。由于象征天皇制的存在，戰后日本形成了三角形的精神結構，三個頂點分別是天皇、戰爭中喪命的死者和作為死者遺屬的生者。由于２５０萬死者被天皇作為“英靈”加以參拜，使得這些遺屬在戰后的悲慘境況中，通過把家屬想象成“神”，化悲痛為欣悅，由此支撐了戰后日本的經濟復興。必須指出的是，這個三角形是由美國占領軍的總司令麥克阿瑟在背后掌控的，他利用象征天皇制對日本實行有效的占領。還有一點至關重要：正是麥克阿瑟為了保護象征天皇制，使天皇裕仁免于起訴，才設計出了對“甲級戰犯”的審判方式。也正因為這樣，曾經一度承認自己奉天皇上諭發動戰爭的東條英機，才會在后來的審判中改口說由自己對發動太平洋戰爭負全責。事實上，所謂“甲級戰犯”只是天皇制的替罪羊。這里依然存在著一個三角形的結構，三個頂點分別是美國占領軍當局、甲級戰犯和天皇制。美國占領軍當局通過對“甲級戰犯”的定罪和審判，巧妙地把天皇制作為清白的對象分離出來。當然，有的國家也是根據類似的邏輯，把“日本人民”作為清白的對象分離了出來，總之是預設了一個不需要為戰爭罪行負責的中間項的存在。

　　黃湘：您在《天皇的玉音放送》（中譯本，三聯書店２００４年８月版，陳多友譯）中指出，天皇制是通過一套話語裝置灌輸進普通日本國民的精神意識的，而您對天皇制的批判也是以文本話語分析為突破口。請您談一談話語裝置對于天皇制的重要性。

　　小森：支持天皇制的主要是以下兩個文本：《軍人敕諭》（１８８２）和《教育敕語》（１８９０）。它們具有特殊的語言風格，通篇由天皇的話語構成。在這兩個文本中，天皇以第一人稱出現，對象是以第三人稱出現的軍人和普通國民。通過軍隊系統和教育體系的強制，全體日本國民在反復背誦這兩個文本的過程中，把天皇的話語變成了自己的身體，對天皇的敕諭（語）不經過大腦就可以脫口而出。天皇制的理念正是通過這種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之間的對應關系，強有力地灌輸到了國民心中。你見過日本卡通片中那種腦袋大得和手腳不成比例的機器人嗎？由《軍人敕諭》和《教育敕語》所建構的天皇制的話語裝置就很像這種機器人，第一人稱的“朕”是腦袋，第三人稱的“汝等”是手和腳。國民只是手腳，沒有自己的思想，只有聽憑腦袋的指揮。

　　黃湘：這兩個文本的影響力是否延續到了戰后的日本社會？

　　小森：在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無條件投降以后，這兩個文本原先具有的法理地位遭到了廢黜，其話語方式也不再出現于公開場合。但直到今天，在日本人的精神意識中依然存有它們的痕跡，比如日本現任外相麻生太郎就曾經在一次國會辯論中以自己現在還能背下《教育敕語》為榮，甚至還現場背誦了一段。這說明話語裝置的影響力是不容易消除的。

　　黃湘：當今日本的右翼政治家是不是也運用了類似的話語裝置來掌控日本國民的精神意識，導致日本社會在一片“無思考”的狀態中“加速右傾化”？

　　小森：現在的情況要比以前復雜得多。當今的政治權力是通過控制大眾媒體，間接地控制國民的精神意識。不是強制背誦《敕諭》和《敕語》，而是通過媒體。尤其是新千年以后，日本政治家主要通過掌控以電視為中心的媒體來操控民意。以小泉首相在２００５年大選中的做法為例，日語中甚至專門為他的政治手段創造了一個新詞叫“小泉劇場”。小泉首相既是腳本作者，同時也是導演和主角，而普通國民只是觀眾。他非常巧妙地跳過了各種實際的政治問題，非常巧妙地通過各種媒體廣告和政治動員形式掌控了日本選民的精神意識。

　　黃湘：既然右翼政治家是通過控制大眾媒體來操控國民的精神意識，那么對日本右翼政治的批判是否也應當選擇大眾媒體作為切入點？

　　小森：作為個人，我很難改變媒體現狀，因為我不是那種能夠經常出現在電視里的人物，所以沒有影響力。現在日本媒體、尤其是電視的報道方式主要是圍繞新聞事件對一些嘉賓進行訪談，而我，還有我所參加的“九條會”的其他成員，都已經逐漸被媒體排除在外，很難作為嘉賓參與節目?，F在我和我的朋友們實際上是分別承擔不同的責任，那些懂得如何把話說得不痛不癢的朋友作為嘉賓參與電視的訪談節目，而我則置身于大眾媒體的外部從事實際的政治抵抗運動。因此，我現在的斗爭策略是“讓個人成為媒體”，我走到民眾中間，通過發言直接影響他們。比如我三年來都沒有周末休假，都是到東京以外的各地方去參加“九條會”的講演會。我的講演一開始是被大報紙默殺的，但因為我的講演對地方上來說是新聞事件，地方報紙會如實報道，通過這種方式一點點改變媒體環境，最終大報紙也不得不為我留出一點縫隙。今年有二十多種縣級（注：日本的縣相當于中國的省級行政單位）的地方報紙針對憲法問題的態度發生了改變，從過去的支持改憲轉變為保護和平憲法，可見“九條會”的這些講演會是有成效的。

　　黃湘：請問您這種“讓個人成為媒體”的動員方式和傳統左翼發動群眾的方式有什么本質的區別？

　　小森：“讓個人成為媒體”是以“個人民主主義”為基礎，它強調每個人都是民主的個體，都是以個人的身份、立場參加政治活動，改造社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日本左翼運動的基本模式，是通過大眾宣傳，把一部分人的思想、主張作為口號灌輸給普通國民，其實這種做法和右翼沒有本質區別，甚至會出現和美國總統大選一樣的權錢結合的情況。要改變現狀，只有讓每一個人成為媒體，重建個人民主主義。

　　黃湘：您的這個觀點好像是對傳統左翼的“先鋒隊”思想的顛覆。

　　小森：傳統左翼所設想的“先鋒隊”模式其實是政治—軍事性質的，少數精英通過啟蒙喚起大眾覺醒，最后喚起大眾革命。這種做法在歷史上不能說沒有意義，在二十世紀初期，原本沉默的大眾大概也只有依靠左翼精英才能找到表達自身權利的話語。但問題是像納粹這樣的極右翼后來也利用“先鋒隊”模式發動了自己的“革命”，給人類帶來了巨大劫難。在全球化和美國霸權當道的今天，有些人、尤其是中東地區的某些伊斯蘭信徒對霸權的抵抗依然繼承了“先鋒隊”的模式，但這種抵抗已經從“革命”蛻變成了“恐怖主義”，是沒有前途的。除此之外，今天還有一種非暴力的、通過語言運動來抵抗霸權的方式，例如：中南美國家的印第安原住民就通過語言運動在法庭上爭取到了自身的多項權利，最近還有一位純印第安血統的原住民當選了玻利維亞的總統。在日本，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二戰期間的慰安婦自己站出來講話，用自己的語言反抗國家暴力，引起了世人的廣泛關注，這是語言運動的又一個例證。

　　黃湘：是否可以這樣說：今天，抵抗霸權的戰場業已轉移到了話語的場域，而您作為文學批評家的理論素養恰好可以為這一場域的抵抗運動提供武器。

　　小森：完全如此。以“九條會”為例，九位發起人中間只有一位是法律專家，其他幾位都是思想家、文學家或文學研究者，也就是語言專家?！熬艞l會”在日本各地的護憲講演，并不是從法理學角度詮釋憲法問題，而是用生動的語言闡發護憲的道理，同時也使得聽眾的語言能力有了很大提高。這是一種新的運動形式，或者稱之為“文學運動”也未嘗不可。那些試圖通過媒體掌控社會的政治家的思考方式和政治主張其實都是很簡單的，他們把現實生活中的所有問題都簡化成“善”“惡”兩個選項，宣稱大眾只能在兩者中擇其一，使國民停止思考那些存在于所謂“善”“惡”背后的復雜的因果脈絡。要改變這種政界和媒體聯手將社會導向“無思考狀態”的政治狀況，就需要更新普通人日常使用的語言，使之不是把善惡判斷，而是把理清因果脈絡擺在第一位。而且，我們現在必須認真思考近代以來大眾宣傳對人類語言能力的戕害。提倡語言運動，意味著超越近代式的大眾宣傳，重新恢復人類幾千年來重視思考因果關系的豐富語言能力。雖然前景也許是渺茫的，但我們必須努力，必須通過這種運動改變近代以來由于大眾宣傳所造成的人類語言能力的下降，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也必須和對現代性的反思結合在一起。

　　黃湘：作為一位在文學批評領域具有卓越建樹，并在著名的東京大學擔任教授職位的學者，請問您是怎樣看待學術研究和政治參與之間的關系的？

　　小森：既研究學問又參與政治，對我來說并無矛盾，學術使命、政治參與和社會批判在我這里是一致的。我有一些和我年齡不相上下的朋友，如高橋哲哉、姜尚忠、金子勝等人，也和我一樣，既在校園里從事學術研究，同時也關注日本的社會、政治問題，經常站出來干預、批判。另一方面，上世紀后期在西方學術界涌現的“后殖民”、“東方學”、“女性學”等批判理論，從誕生之日起就具備了對現實世界的社會、政治問題的強烈關注，可以說它們既適用于文學批評、又適用于政治批判，這當然也有助于我在學術研究和政治參與之間保持一致。

　　黃湘：還有最后一個問題，請問您認為中國知識界應當怎樣與日本左翼知識界展開合作，共同擔負起維護東亞和平繁榮的歷史使命？

　　小森：最重要的是像今天這樣，在中日兩國知識分子之間建立起相互溝通的機制，使雙方的思想得以及時溝通，并能夠對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展開討論。其次是應當考慮如何建立兩國傳媒的互動機制，例如，“九條會”在日本各地發起的護憲運動如果能被中國媒體及時報道，就能使中國民眾了解到日本并非只有像小泉首相這樣的右翼政治家，而是還有很多熱愛和平、對中國友好的普通人；同時，中國媒體對日本護憲運動的報道，一旦反饋到日本，也是對日本護憲運動和“九條會”的激勵。在當今世界，大眾媒體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因此我希望兩國的傳媒界人士能夠積極地、有意識地為兩國的學者們創建一個對話的機制，使兩國學者之間的互動能夠迅速地得到全社會的有效關注。

一位日本知識分子的肖像

趙京華

一

　　東京大學教授，著名文藝批評家小森陽一，是當今日本知識界廣受關注的學者和新生代左翼批判知識分子。他生于東京，畢業于北海道大學，師從龜井秀雄專攻日本近代文學。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步入學術界以來，已出版專著、論文集近二十種。近年來，隨著他與中國知識界交流的加深和其著作中文本的出版，也逐漸引起了中國讀者的關注。小森陽一早年是以將文本理論成功引入日本近代文學研究而聞名于學術界的，但自１９９５年前后，他的文學批評方法和思想路徑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出現了從以文本理論為中心的文學“內在批評”向注重“文化意識形態分析”和后殖民批判的“外在批評”，或者說從文學研究者向批判型公共知識分子的重心轉移。伴隨著這種“重心轉移”，近年來他大幅度地跨出了一般文學批評的學術領域而深深介入到當下日本政治當中，在批判右翼知識界群體排外主義的極端民粹思潮和美化侵略戰爭的歷史修正主義，抵制新編歷史教科書，推動維護和平憲法第九條的草根運動，以及與小泉內閣主導下的日本保守政治進行斗爭等方面，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本文力圖以上述“重心轉移”為核心，簡要地勾勒小森陽一從文本分析到政治介入的歷程，供中國讀者參考。

　　小森陽一的學術研究起步于１９８５年前后，運用結構主義敘事學和文體理論，通過對日本近代文學草創期的二葉亭四迷的《浮云》和夏目漱石的《心》等小說文本進行大膽細致的解構分析，成功闡釋了與西歐文法迥異的日語人稱、時態、句法、文章的結構運作方式和形態，從文學文本的內部揭示了“近代日本文學”的生成過程。《作為文體的故事》１９８８和《作為結構的敘事》１９８８兩部早期著作，代表了這方面的最初成果。這種從結構主義敘事學和當代文體學的視角對日本近代小說進行的理論思考與文本分析，在今天或許已經成為研究者的一般常識和方法，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無疑具有文學觀念和方法論上的革命性。當時，已有大量西方“敘事理論”和文本分析的書籍介紹過來。但一般粗淺的照搬模仿，也使得人們對這種“敘事”結構分析方法是否適合日本文學的實際產生了懷疑。小森陽一獨自開拓的“敘事結構”分析法，來自對日本近代文學具體文本的深厚理解和對“日語”的特殊感悟（他少時曾經生活于屬斯拉夫語系的布拉格，回國后經歷了長時間與母語抵抗、斗爭和接受的過程），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敘事結構”分析法具有本土化特征，“使文本分析的方法在日本最終獲得了市民權”。換言之，他的批評實踐在改變傳統的注重社會歷史分析和道德評價之文學研究的同時，成功地確立了文本分析在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地位。

　　然而，１９９５年前后，小森陽一在批評方法和思想路徑上發生了新的變化，這就是上面提到的那個“重心轉移”。我以為，這種明顯的“重心轉移”主要受到來自下面兩個大的社會和文化思想語境的促動。一個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國際理論批評界大趨勢的變動，即以“文化研究”為先導相繼出現的“意識形態分析”、“差異政治學”、“女性研究”和“后殖民理論”等所代表的注重歷史、階級、身份、政治，強調文本外部之社會歷史語境的批評走向。１９９３年，受“文化研究”的影響，小森陽一開始關注文學與媒體的關系。他與學界同人在巖波書店的《文學》雜志上聯合刊發兩個特輯——“媒體的政治力量”和“媒體的造型性”，通過分析中日甲午戰爭前后以報紙為中心的新聞媒體，其話語編制如何推動了“近代文學”的誕生，近代文學這個作為創生“國民”的媒介，又與新聞媒體一起怎樣推動了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從文化研究的視角闡述了文學與民族國家想象基礎的“民族主義”之深層關系，給讀書界留下耳目一新的深刻印象。之后，小森陽一進而開始關注后殖民理論。我們知道，后殖民理論從誕生一開始便對帝國、殖民、種族、性別差異、國際資本流動等政治意識形態問題表現出強烈的興趣，透過文學作品和歷史文獻資料，針對民族獨立以后與殖民地統治時代不同的后殖民狀況的分析，與其說是一種文學批評，不如說是更具政治色彩的批判理論。后殖民批評家對帝國主義文化霸權予以批判，揭示西方意識形態上的諸多偏見，乃至“文明”掩蓋下的“野蠻”。這無疑也成了小森陽一文學批評方法論“重心轉移”的重要理論參考，《媒體、表象、意識形態》與人合編，１９９７《“搖擺”的日本文學》１９９８和《后殖民》２００１等著作的出版，便是結合國際理論界、批評界新走向，轉變自身文學批評方法論的具體成果。這其中內在于學術的文化政治指向，或者說學術與政治承擔高度統一的批評理論，為小森陽一此后直接、深入地介入到對近代日本的歷史批判和對當下保守政治的抵抗運動中去，提供了思想理論依托。

　　另一個則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日本國內政治的整體保守化傾向和國民思想上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狀態的出現。眾所周知，日本的戰后政治體制是于１９５５年確立起“保守與革新”兩大政黨，即執政的自民黨和在野的社會黨相互制衡共同推動社會發展的民主政治模式。這個被稱為“５５年體制”的政黨政治模式在持續了近四十年之后開始遇到了真正的危機和終結。進入九十年代，經濟的萎縮不振造成了失業人口的增加和國民生活水準的下降，日本社會和民眾心理開始蒙上重重的陰影。而冷戰格局的崩潰使一直在美國保護下屬于世界資本主義陣營的日本，在國際關系中的定位發生變動，曾被冷戰體制掩蓋的那場侵略戰爭所遺留下來的問題重新浮出歷史地表，日本與亞洲鄰國的關系也因而變得復雜起來。這就促成了日本社會內部開始出現整體保守化態勢。

　　大概是在１９９５年前后，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發生標志著“５５年體制”的最終解體。１９９３年國會大選，政壇上的兩大政黨自民黨和社會黨都遭到了慘敗。這導致了１９９４年兩個長期對抗的政黨不得已組成聯合政權，它不僅標志著戰后自民黨長期一黨執政歷史的結束，更反映了原來屬于革新政黨的社會黨徹底的敗北。在民主選舉政治中，一個政黨的倒臺無疑象征著支持這個政黨的社會團體和勢力的衰退。社會黨在１９９３年國會大選中慘敗，一個主要原因就在于作為長期支持該黨的社會群體，工會組織早已分崩離析。同樣屬于革新勢力的日本共產黨其情形也與社會黨相仿佛。為了在選舉政治中維持其生存，日共于１９９７年９月召開２１大，確立了“對內不問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而是主張在資本主義框架內進行民主改革”的新方針。這也象征性地反映了長期以來日共的左傾主義導致追隨者減少和知識階層左翼批判勢力不斷衰退的社會狀況。與上述日本政治層面上的保守主義傾向相呼應而出現的，是一般國民層面特別是知識階層中右翼一派以歷史修正主義為表征的民族主義情緒之高漲。１９９５年在自民黨內部組成了“歷史研究會”，通過出版《大東亞戰爭總結》一書，對那場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做出全面的肯定。與此遙相呼應的是右翼知識人發起“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和“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知識右翼形成陣勢，其歷史修正主義也一時流行開來。

　　小森陽一等批判型知識分子走出學院直接參與政治斗爭，正是有感于上述日本社會語境的急遽變化而做出的理性抉擇。

二

　　進入新世紀以來，小森陽一跨出一般文學批評領域而進入到歷史批判和現實政治斗爭的層面，相繼出版于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３年的《日本近代國語批判》和《天皇的玉音放送》，是其“重心轉移”之后極具政治批判性的重要著作。在分析近代天皇制的構建歷史和戰后日本社會的問題根源上，兩書分別有其側重，可以視為姊妹篇。如果說前者重在通過對《軍人敕諭》和《教育敕語》兩個歷史文本的解讀，以闡釋近代民族國家創出的過程和天皇制的意識形態性，那么，后者則主要是對《終戰詔書》這個始終曖昧不清的文本聲音媒體進行多層面的剖析，從而證實戰后的象征天皇制完全是日美兩國政治集團根據各自的利益而共同捏造出來的一種制度安排。其中，近代天皇制的意識形態性則是小森陽一要暴露和批判的關鍵。

　　所謂意識形態性，指近代天皇制作為國家機器之組成部分的政治和制度化性格。日本人大多認為，萬世一系的天皇制是大和民族歷史傳承下來的“國體”，千年以來成為維系列島民族生衍發展的文化制度和精神紐帶，而馬克思主義學者則將其作為封建社會的制度殘存，批判明治維新保留“天皇制”之君主立憲改革的不徹底。小森陽一揭露天皇制的意識形態化性格，具有重要的政治顛覆性。他指出：天皇制“實際上指的是成立于明治維新之后，經大日本帝國憲法以法律的方式予以確立起來的絕對主義性質的政治機構”。它與歷史上的“天皇制”已然斷裂開來，因此，作為政治實體的“近代天皇制”并非永遠不變的存在。毋寧說它是幕府末年政治集團為了克服歐美列強逼迫日本打開國門而出現的種種危機，“一點一滴地構筑起來的制度”。甚至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對日本實施占領的ＧＨＱ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聯合國占領軍司令部以及麥克阿瑟那里，作為制度的“象征天皇制”依然成為實行有效政治統治的工具。

　　那么，這種貫穿戰前戰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近代天皇制”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它與民族國家的建制構成怎樣一種關系？回到《日本近代國語批判》一書中來，我們注意到，小森陽一通過對分別頒布于１８８２年和１８９０年的兩個天皇敕令精彩的文本解讀，有力地證實了《軍人敕諭》和《教育敕語》在建立民族國家過程中所發揮的難以替代的政治功能。前者在部隊中反復詠唱，使天皇與士兵成為一體化的“肉體”，并使需要保衛的對象亦即“國家”得以誕生。后者則以皇祖皇宗的遺訓來解釋“大日本國憲法”，由此捏造出皇國的歷史而奠定了天皇制的基礎，并通過近代的學校教育制度灌輸到每個未來的國民思想中去?！督逃氛Z》還把過去分別屬于各地方諸侯大名的僅占全國人口６％的“臣”偷換成“臣民”，以此創造出近代意義上的“國民”來。而與議會制憲、征兵制度、學校教育的出現同步進行的“言文一致”運動，實在是“國語”這一制度的創立運動。于此我們看到，作為近代民族國家基本要素的國體國家、國民、國語三位一體的制度已然完備，而天皇制的意識形態性也在此暴露無遺。這個以天皇制為至上理念的近代日本國家，從此一步步走上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侵略的悲慘道路。

　　然而，１９４５年的戰敗并沒有成為近代天皇制的終結。相反，放棄對昭和天皇裕仁戰爭罪責的追究，美國占領當局為配合新的世界冷戰格局的出現與日本政府合謀而建筑起的“象征天皇制”，不僅使戰后日本的民主主義制度建設大打折扣，更妨礙了日本國民對近代以來殖民主義意識或殖民地無意識的反省，從而造成對侵略戰爭和殖民地統治罪責的曖昧不清的態度。這些正是《天皇的玉音放送》通過對《終戰詔書》這一特殊歷史文本進行多層面解讀而試圖證實和解構的關鍵所在，它與《日本近代國語批判》一書相互輝映，成為對日本近代歷史的一個深刻反省。

　　小森陽一以上兩部著作與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為止的以文學為中心的批評實踐相比較，已經明顯地跨出了“文學研究”這個專業學術領域，進入到歷史批判的層面。而這樣的歷史批判又是與對當下的日本政治問題的關注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就是說，從批判型公共知識分子的立場出發，以學術為依托展開歷史批判來參與當下政治問題的討論，是小森陽一政治參與的主要方式。惟其如此，才得以發揮出政治家、新聞媒體人和一般公眾所無法替代的作用?！短旎实挠褚舴潘汀分袑Α盾娙穗分I》和《教育敕語》兩個歷史文本的精彩解讀，就突出了文學批評中“文本解讀”和“話語分析”的獨特功力。在２００４年一次訪談中，小森陽一指出，作為文學研究者，他解釋歷史的方法和視角與歷史學家注重歷史事件和史料本身的作法不同，更重視歷史文本中的話語敘述的形成過程，以及其中隱含的意識形態性。小森陽一強調：“我并沒有進行特別‘嚴厲的道德批判’的打算。如果說與至今為止的相關歷史著作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在于：針對從前僅僅是將昭和天皇的《終戰詔書》作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文件來定位，我在自己的書中，是追問在該詔書中怎樣的認識被語言化，通過這種追問的形式將內在于文本自身的思想與歷史事實作為問題”。就是說，“歷史學的史料是文件，是用語言記述的文本。在該文本中，各種各樣獨自的意識形態內在于其中。作為文學研究者所應發揮的功能，即在于是否能夠將歷史性的文件作為語言文本進行批判性分析”。

三

　?。玻埃埃蹦?，由“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編寫的中學歷史課本通過文部省的審查，成為可以供教師選用的正式教材。這個右翼團體編寫的教科書美化日本的侵略戰爭，批判所謂“東京審判史觀”并將進步知識界對戰爭歷史的反省污蔑為“自虐史觀”，試圖通過一套新的歷史敘述來重新定義天皇制，并以此重建所謂日本人的健全民族主義。“編撰會”與同樣臭名昭著的“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一樣，表面上是一個民間學會團體，實際上與保守政治特別是自民黨內右翼政客過從甚密。自１９９６年前后成立以來，他們在日本社會掀起了一股歷史修正主義的思潮，刺激民眾民族主義情緒的滋長。他們所編寫的教材得以通過國家權力部門的文部省“檢定”也絕非孤立偶然的事件，１９９９年日本國會強行通過“國旗國歌法案”，要求全國小學有義務唱“君之代”國歌，掛“日之丸”國旗。右翼政治勢力通過國家法制要將民族主義和以本民族為中心的國家主義思想灌輸到社會低層的意圖昭然若揭。由此觀之，新編歷史教科書通過審查而“合格”，實在是右翼知識集團與國家權力的一次暗地聯手合作，因此遭到了有良知的日本進步知識界和民眾的激烈反對。１９９８年，小森陽一在與高橋哲哉合編的《超越民族歷史》一書已經展開了對自由主義史觀和歷史修正主義思潮的批判。當２００１年新歷史教科書通過文部省“檢定”之后，他更多次奔赴地方、基層教育現場，努力推動抵制采用該教科書的“草根運動”，收到了積極的效果。后來的結果顯示，除了石原慎太郎任知事的東京都屬下的一所殘疾人學校和愛媛縣的一所中學之外，日本全國的國立、公立學校均決定不采用“新歷史教科書”。

　　在抵制新歷史教科書的運動中，小森陽一不僅對“教科書”本身的問題有深刻剖析，揭露了在其美化侵略戰爭和肯定天皇制的背后隱藏著咄咄逼人的“好戰史觀”和“煽戰史觀”，保守勢力為了掩蓋追隨美國路線的矛盾而利用“編撰會”歷史教科書以蒙騙國民等等，而且還關注抵抗運動的方式和策略問題。他強調不要把“教育問題”完全委托給“教職員工會”，而是要通過教師和學生、家長各界的直接參與，“使其成為各個領域的市民運動”。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抵制國家通過“國旗國歌法”試圖掀起的“自上而下的草根運動”，即把“日之丸”、“君之代”通過教育委員會徹底滲透到社會最基層的學校去。抵制新歷史教科書運動是小森陽一直接投身社會政治斗爭的開始，其批判型公共知識分子的一面越發凸現出來。也正是從這個時候起，他開始關注到新形勢下左翼抵抗運動的方式和組織形式問題，并在運動中逐漸形成了一套不同傳統左翼的斗爭策略。

　?。埂ぃ保笔录院?，美國開始調整自己的世界戰略，于２００３年悍然發動伊拉克戰爭，并要求同盟國日本直接參戰。而一向堅持追隨美國路線的日本保守政治勢力到了小泉純一郎內閣更是變本加厲，他們在國會強行通過“ＰＫＯ臨時法案”，并且不顧近７０％國民的反對，于２００４年１月正式向伊拉克戰場派出自衛隊。向海外派兵這在日本戰后的歷史上是第一次，而執政當局遇到的最大阻礙乃是和平憲法的存在。日本國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國民真誠地企望以正義和秩序為基調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國家主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此目的，日本將不再保持陸?？哲姾推渌麘馉幜α?，不承認國家交戰權。”于是，為了逃避違憲之嫌，執政的自民黨內部開始出現新一輪的“修憲”聲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治格局的進一步劇變，特別是作為社會抵抗勢力的社會黨方針的大轉變，以及國民中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使這新一輪的“修憲”聲浪很可能得逞，從而在根本上改變戰后日本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國家路線。據悉目前各政黨中希望“修憲”的達９０％，這正是日本社會主張“護憲”的進步勢力感到憂慮之處。不過，憲法規定“修憲”必須舉行全民投票，并獲得半數以上贊同票。

　　有鑒于此，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０日，由小森陽一直接策劃并擔任“事務局長”的維護和平憲法的“九條會”正式成立。“九條會”由文化界九位著名人士組成，他們是作家加藤周一、劇作家井上廈、哲學家梅原猛、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反戰活動家小田實、法學家奧平康弘、報告文學作家澤地久枝、文化研究學者鶴見俊輔、社會活動家三木睦子已故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夫人。他們的平均年齡７６歲，各自超越政治上的歧見會集到一起，圍繞如何認識日本憲法的意義和怎樣在世界中發揮新的作用等，展開面向社會的呼吁運動。由于九位知名人士德高望重，他們在日本遍布南北的地方城市中進行講演，基于良知與理性并結合自己切身的戰爭體驗直接與聽眾對話，已經產生了明顯效果。特別是在文化知識界，相繼出現了各行各業的“九條會”。他們未必能改變那些國會議員的態度，但爭取半數以上國民不支持“修憲”則大有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九條會”一開始便受到大眾媒體的封殺，各大全國性報紙和電視臺基本上采取了淡化和默殺的姿態。就是說，在當今發達的日本后現代社會，已經信息產業化了的大眾媒體受到背后資本的操控，并且和保守政治勢力乃至國家權力聯手控制輿論的形成，使國民的獨立思考越發困難。這恐怕是經歷過戰后民主主義和六十年代社會運動的“九條會”成員們不能不面對的現實狀況，也要求他們尋求不同于傳統社會運動特別是左翼運動的方式和途徑。而實際上他們的確做出了積極的努力。２００５年在中國舉行的一次座談會上，小森陽一回顧“九條會”的實踐，將其概括為“語言的運動”。他指出：“以前社會運動的特點之一是把理念以非常簡單的標語化的方式提出來，兩者是不一樣的。喊口號似的說，我們來保護九條吧，是沒有什么作用的。九條會的特點是把自己的聲音親自傳給聽眾，成為他們內心思考判斷的重要部分。”“現在的日本主流社會是以單純的語言把民眾集中起來，營造一種民族主義氣氛，我們的戰術是以一種非常分散的無處不在的語言去消解他。如果權力者使用的是一種民粹主義式的語言策略，我們就用相反的語言策略去消解，因此我們的運動是一種語言的運動。”

　　可以說，這種“語言的運動”旨在沖破和顛覆當今日本社會阻礙個體獨立思考的三大障礙。一是舊左翼運動將思想理念簡化為單純的口號標語的習慣模式；二是政治家和右翼知識集團以民粹主義式的廣告化語言煽動民眾的險惡做法；三是大眾媒體所操控的代表社會主流話語的“仿真”狀態。其方式和策略便是重新回歸作為獨立個體的自我和每個人成為媒體的語言運動。小森陽一強調，“九條會”的運動就是一個使已經懸空化的人重新變成一個真正的人的運動。他舉例“九條會”中一些著名學者“完全是以個人身份出現在大眾的面前”，以個人身份和他們交流和溝通，而不是某一個人通過媒體說出一種正確的看法，由不知道是什么人的大眾來呼應的運動，無名的大眾和這些有名的人進行溝通，是一種看得見臉的運動。而所謂“每個人成為媒體的語言運動”則要擺脫媒體的中介和過濾，通過語言的直接傳遞激起民眾的獨立思考。小森陽一解釋說：“我真正的理念是，讓每個人成為媒體本身?，F在，媒體的作用是讓你沒有辦法客觀地看待事物。所以，我認為應該把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大眾媒體改稱為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 ｗａｌｌ大眾媒體墻。我們的工作就是拆掉這堵墻，讓大家通向事實本身”。

　?。玻埃埃的陸谥袊鐣茖W院發表的講演中，小森陽一援引德國傳播學者諾依曼“沉默的螺旋”的說法，以具體的事例形象地剖析了日本主要媒體封殺知識左翼“不同者的聲音”，配合政治權力煽動國民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形成主流輿論，造成一面是媒體墻一面是沉默的大眾“思考停止”的危機局面。而“九條會”成員每年近百場奔赴地方、民間、社區的講演對話運動，開始收到了效果。至少他們那種面對面的語言交流已經影響了越來越多的民眾，地方新聞報紙也開始報道他們的活動了。這種從實踐中提煉出來的“語言的運動”形式，或許是改變“沉默的螺旋”狀態的一個契機和有效的途徑。（該講演中文本發表于《博覽群書》今年第一期“東亞視野”欄目）

　　需要指出，小森陽一實際投身到教育界基層推動抵制采用國家欽定教科書的運動，還有最近維護和平憲法的“九條會”深入市民當中的講演對話活動，并不是他個人的孤立行動，而是代表了包括姜尚中、高橋哲哉、金子勝、石田英敬等一批“新生代左翼批判群體”的共同政治行動方式。他們讓我們不禁想起六十年代自由主義左翼斗士們投身社會革命的風采。在頑強對抗國家、制度和無所不在的資本主義體系上不求妥協、義無返顧的批判立場，以及超越民族國家界線的國際主義訴求強調與亞洲鄰國的聯帶方面，他們的政治參與方式雖然顯示了諸多方面的新特征，但與“六十年代那一代”依然有著某種精神上的聯系。當然，世勢回轉，時至當今，社會結構的變化和歷史的發展已和六十年代大不相同，小森陽一等所倚重的思想精神資源也已經不再是單純的馬克思主義社會批判理論或者存在主義的主體論，以及反戰、和平的世界主義想象。面對國家和媒體聯手嚴密控制輿論的高度資本主義化的社會，今天的新生代知識左翼已經不再有六十年代自由主義左派把持媒體霸占公共話語空間的幸運，他們不得不把自己的身體化成一個個單獨的媒體，如小森陽一和“九條會”成員那樣，通過一場一場奔赴大小市民集會的“廣場”講演，以面對面話語對話語的方式傳達自己的政治理念。在任何物質和知識都可以成為消費符號而無法沉淀到深層并聚集起抵抗力量的大眾消費時代，他們必須面對思想話語不斷被瓦解、不斷被時尚所征服的危險，他們需要源自后現代思想的解構批評、話語分析、他者理論、差異政治學和后殖民批評等思想資源，當然也包括作為二十世紀最大的社會批判理論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支持。這樣，新生代左翼批判群體在實際的學術研究和政治介入中也就形成了與上一代自由主義左派大不相同的精神風貌和性格特征。在他們身上是不是顯示了二十一世紀新時代條件下，左翼知識批判的應有狀態和未來走向？當然，我們還很難預測，這種知識個體直接成為單獨“媒體”的艱難實踐能否聚起巨大的社會抵抗力量，顛覆無所不在的國家權力和那個“在表現性的邏輯之外操作運轉”的大眾媒體墻；能否持續運動下去而不至于成為大戰風車的堂吉訶德。但是毫無疑問，他們的實踐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抵抗運動提供了不同于傳統反體制或者左翼批判運動的新形式新戰略，甚至包含了變革二十世紀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政治理念，創造二十一世紀新型的文化政治模式的可能性。

四

　　２００３年出版了最具政治批判性的著作《天皇的玉音放送》之后，小森陽一全身心投入到維護和平憲法的“九條會”語言運動當中，相對而言，內在于學術的政治批判性著作的寫作幾乎中斷。在沉寂了三年后的２００６年，他重新迎來了一個創作的高產期。５、７、９三個月相繼出版了三本文本分析與政治批判高度融合的著作，即《村上春樹論——〈海邊的卡夫卡〉精讀》平凡社、《心腦控制社會》筑摩書房和《種族歧視》巖波書店。《村上春樹論》通過小說文本的內在結構分析，旨在揭示具有世界性影響力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呼聲極高的村上春樹文學，其背后潛在的抹消“不快”的侵略歷史記憶，將個人的征服欲望和近代民族國家通過戰爭暴露出來的制度暴力性混為一談，從而將讀者誘導到“愉快”與“贖救”之虛擬審美境界的創作意圖。同時，尖銳地指出了村上春樹小說在處理“歷史認識”問題方面與右翼知識界歷史修正主義潮流的思考結構上的一致性?！缎哪X控制社會》解析當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保守政治和大企業資本，運用最新腦科學成果，通過媒體操控大眾心腦記憶能力以鞏固政治統治和營銷利益的恐怖狀況，提倡重新恢復人類語言思考功能以顛覆政治、資本、媒體聯手操控大眾心腦的“思考停止”的社會狀態?！斗N族歧視》則從近代以來民族歧視的歷史和文化政治抗爭兩方面，反思了以民族自我為中心排斥他者的民族國家制度弊端。

　　可以說，這三部新作再次展現了小森陽一精湛的文本解讀功力，以及透過文本進入到歷史深層，從而揭示各種話語敘事背后深藏著的權力和制度之不可見的意識形態性和話語暴力的批判力度。同時，向讀者透露了他眼下的關注焦點和問題意識以及未來理論思考的方向：關于歷史記憶的抹消與再現之抗爭；保守政治與大眾傳媒聯手構成“媒體墻”從而造成一般民眾“思考停止”的社會現象；如何通過“語言的運動”重新恢復和激活人類豐富的以語言來思考的能力，創造一個以個人民主為基礎的多元話語空間或文化政治生態，等等。

　　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６日即小泉純一郎日本首相再次不顧國內外的反對聲浪強行“正式”參拜靖國神社的第二天，小森陽一緊急造訪中國，在清華大學“東亞文化講座”發表《安倍晉三和后小泉時代的日本政治》的講演，呼吁中日兩國進步知識界聯手抑制后小泉時代的日本政治，使之朝著維護東亞和平與安全的方面發展。這進一步展現了他作為一位批判型公共知識分子其超越民族國家界線，勇于承擔自身政治責任的鮮明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