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與北京結盟？

劉　迪

不久前，一本名為《日本，應與中國結盟！》（光文社）在東京出版。這本書封面醒目的副題為“2020年，日中同盟將改變世界”，另以英文寫道“Return  to  China（回歸中國）”。

　　作者近藤大介是《周刊現代》副主編，1965年生，東京大學畢業后曾留學北大，近年常在東亞各地采訪。他稱，為寫作此書，他曾對上百人做過采訪。在封底，作者寫道“本書在日本首倡中國回歸論”。該書指出，中國周邊地區受中國巨大引力吸引，東亞“新秩序”正在形成，中國在周邊國家影響力發生巨大變化。2005年4月，韓國《明日新聞》輿論調查表明，在韓國年輕人中，對中國的好感度已超過美國。例如在20-29歲、30－39歲年齡層中，分別有43.4%、38.3%的人最感親近的國家是中國，而對美國，這個數字只有31.9%、33.0%。目前，留學中國的韓國學生已達4.3萬人，在首爾，進大學讀中文，比英日文要難。

　　近藤認為，雖然因日本經濟軍事力量較強，尚能保持獨立，但他預測，隨著中國在亞洲影響的提升，日本在亞洲無法與中國長期保持均衡。中日兩國盡管政冷，經濟卻仍迅速一體化，這就是日本無法抗拒這種潮流的明證，故其建議，“日本須實施對華戰略方針轉換”。

　　在近藤看來，國家之間永無真正的友誼，只有永遠的利益。故此提議，日中兩國與其持續目前的對立，莫如采取行動，讓中國領導層及國民轉為“親日”。作者提出，日中可在三個方面合作，即尖端技術、環境對策以及朝鮮核問題，并認為，只有與中國結盟才真正符合日本利益。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媒體的中國認識存在兩個固定概念，一是“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另一為“反日教育”。對此，作者寫道，中國民主化進程已經開始，他認為，“超女”、業主委員會等均是中國實施民主的開端。此外，“中國并非如日本宣傳的那種‘反日國家’”。

　　在本書中，作者提出“東方文明”世界秩序建設設想。他寫道，假如日本“回歸中國”，這就意味著日本以自身的力量擺脫迄今為止的西方中心說的束縛，進而，日本可以回歸西歐帝國主義控制亞洲之前的時代。如果選擇這條道路，日中組成的“東方文明”領導世界的那一天就必將到來。

　　在這里，讀者可能發現作者邏輯的矛盾，即“東方文明”價值體系與國家利益的對立。作者一方面強調國家之間的利益觀，但另外又提出一個價值問題。

　　盡管筆者對“日中同盟論”仍然存疑，但卻無法否認，這本書象征意義很大。因為，這是日本媒體精英對華態度轉變的象征。可以肯定，此書反映出安倍訪華之后日本出現的日中關系樂觀論。而這種樂觀論，是基于全球政治與地緣政治的變遷以及中日政治經濟關系現實的思考。

　　單以目前中國外交政策來看，很難與任何國家結盟。而從現實看，“日中同盟”也無條件。戰后60余年，美國政經文化影響已經滲入日本各個角落，美軍基地遍布日本，日本一舉一動無法脫離美國意旨。然而正如作者所說，日本不應再繼續跟隨美國這個“西沉的落日”，而只有與近鄰中國這個“朝陽”聯手，才能把握光輝燦爛的未來。擺脫對美外交一邊倒，是日本人的愿望。原首相中曾根康弘曾對筆者說，對亞洲外交應與對美外交一樣，成為日本外交的兩個輪子。

　　回顧日本近代史，我們可發現，其基本外交模式是“一邊倒”。日本曾先后建立過日英同盟、日德同盟、日美同盟。但目前，渴望全方位外交，也是日本內心的強烈愿望。安倍執政后，初訪國家選擇中國與韓國，這說明形勢比人強。日本現實的國家利益要求安倍政權修正其執政設想，其結果是，日本開始將小泉時代對美“單線外交”轉為對亞洲的“復線外交”。

　　伊戰暴露了美國單極統治的道德缺陷，動搖了其盟國對其統治秩序的信心。共和黨中期選舉失利、朝鮮核爆以及中國在世界影響的日益提升，都促進日本輿論重新思考與中國的關系。該書作者的建議不僅反映出最近日本對華輿論微妙的轉變，更重要的是，我們從中可以讀出，21世紀中國的發展，為日本對其自我定位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考契機。▲(作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學地域經濟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印度崛起不是“看”出來的

譚  中

●中國輿論看印度似乎陷入了某種誤區，通常是某位記者和學者到印度，把自己看到的寫下來告訴廣大的中國民眾

　　●印度高科技軟件服務業增值是在信息技術高速道上進行，不需要高樓大廈，也不需要公路、橋梁和集裝箱碼頭

　　●中印兩國，一個高樓大廈如雨后春筍，另一個平房里飛出金鳳凰，一個是蘋果，另一個是橘子，無法相比，更不必搞零和式的相互競爭

不能小看印度的貧民窟

      前段時間，在北京從朋友口中聽到中國一位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到印度訪問后，回來連嘆“hopeless（令人絕望）”，當時，我心里立即出現九個字：欠成熟、看表面、不深入。近年來，中國對印度的關注越來越多，這是好事。然而，中國輿論看印度似乎陷入了某種誤區，通常是某位記者或學者到印度，把自己看到的寫下來，告訴廣大的中國民眾。

      用“看”來觀察印度，自然無法看到中國人自己想看的，少有高樓大廈，有不少貧民窟等等。印度最大城市兼金融中心孟買，貧民窟人口多達700萬，絕大多數居民享受不到自來水、廁所等衛生條件。許多來自發達國家的游客，一走出印度大城市的高級旅館就可以看到滿地的大自然廁所現象。但是，以此作為看不起印度的理由，可能往往是夜郎自大，不符合“滿招損、謙受益”的中國傳統美德。

      印度是中國的近鄰，兩國在歷史上相處得特別好，在近現代有著相似的命運，在當前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可以相互學習的地方很多。這就要求中國國際問題專家與發展戰略專家客觀、深入地研究印度發展的課題，認真看待印度所取得的成就。中國觀察家首先需要不只是用肉眼去“看”。

      印度現在是11億人口住在300多萬平方公里內，平均每平方公里住3000人，活動的空間太有限了。中國是13億人口住在960萬平方公里內，人均活動范圍差不多是印度的3倍。在人口和空間的制約下，印度難以建設高樓大廈和現代基礎設施，也正是缺少空間而產生了印度人口“城市化”（農村人口向城市匯集）過程中的貧民窟。

      然而，正如有外國朋友說，在印度，窮人可以在大城市冠冕堂皇地生存。孟買貧民窟有強大的居民組織，它的領袖在市政發展會議上和市領導人平起平坐。沒有他發話，任何拆遷都無法進行。這也是孟買計劃的新國際機場遲遲不能動工的主要原因。如果只從發展的進度來看這一現象，當然會有“令人絕望”的感觸。但印度朋友更強調發展要有“human face（人的面孔）”，這就和胡錦濤主席提出的“以人為本”對上號了。

　　印度有“安貧樂道”的傳統，民性傾向平和、純樸，順應自然、循規蹈矩。印度獨立后采取漸進發展方針，尼赫魯曾經以一個“r”字母的區別來比較中國和印度的發展旋律。他說，中國提倡“revolution（革命）”，印度提倡“evolution（進化）”。半個多世紀印度的發展道路也不平坦，但不像中國那樣大起大落。中國躍進式的進步是印度所趕不上的，但印度前進道路上也不會有中國那么大的風險與提心吊膽。

印度崛起不一定需要高樓大廈

　　最近幾年來印度突然“崛起”，先是GDP年增長6%，過去三年連續增長8%，正在擠入世界經濟強國之林。深入分析，當前印度經濟產值的一半出自高科技軟件服務業，它等于印度工農業產值（各占全國經濟實力的四分之一）的總和。這是現代經濟教科書上所找不到的發展模式，它和中國相比，具有四大特點：

　　第一，印度似乎決定不搞工業化而集中力量發展軟件服務業。她的戰略考慮是：印度人語言能力特強、有一億英語流利的知識精英，印度是“零”的發明國，一千多年來數學最發達，印度已經把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的從產品開發到程序設計、醫療化驗、報表統計、電話服務等工作接過來了，最終將成為“全球辦公室”。如果這條路走得通，就可以避免中國所付出的環境污染的沉重代價。

　　第二，印度高科技軟件服務業增值是在信息技術高速道上進行，不需要高樓大廈，也不需要公路、橋梁和集裝箱碼頭。反過來說，中國那高樓大廈和雄偉的高架橋、高速路等卻生產不出印度軟件設計師在矮小平房電腦中制造的那樣驚人的增值。

　　第三，中國經濟增值主要依賴外資和外國技術、機器來到中國運作，中國以勞力相配合，等于是當廚房下手、“為他人作嫁衣裳”。印度當然暫時借跨國公司提供的平臺操作，但產值出于印度精英的腦袋，因此自主性強，任何時候都可以獨立操作。已經有少數印度公司擺脫了跨國公司的壟斷而開始在國際上顯露頭角了，他們在中國也開始建立業績。

　　第四，印度“崛起”奇跡主要由于兩種“學院”和全球化最新發展趨勢呈天造地設之勢。一是尼赫魯總理從1950年代開始設立的印度理工學院，現在已有將近10所。另一個是最近20年來涌現的印度商學院，也有將近10所。商學院的畢業生一年比一年增加，畢業后收入一年勝過一年，主要是跨國公司熱情歡迎。畢業生在印度服務起薪是每年7.5萬美元，到外國服務年薪高達20萬美元。印度商學院文憑響當當已經可以和美國哈佛、斯坦福等大學相比。換言之，印度創造的經濟奇跡并不是全民努力，是大約一千萬印度知識精英使印度在全球化中異軍突起。相比之下，中國“崛起”是億萬群眾血汗的結晶，投入大、出產小；印度是投入小、出產大。

相互學習，“龍象共舞”

　　從這最后一點更可以看出，印度的發展潛力是非常大的。如果在未來的十年中再有一兩千萬精英參加進來，更會如虎添翼。如果印度百分之十的人口都變成這樣厲害的價值創造者（這是完全可能的），印度的經濟實力就不止是翻一番、兩番，而會是五倍、十倍的增勢。

　　以上這種比較并不是夸耀印度而貶低中國的成就，只是想把兩個迥然不同的發展范式展示出來。中印兩國，一個高樓大廈如雨后春筍，另一個平房里飛出金鳳凰，一個是蘋果，另一個是橘子，無法相比，更不必搞零和式的相互競爭。

　　當今的全球化有兩大特點：一是“英語王國”，二是它由以美國為首的跨國公司統治，按照跨國公司的設計行事，為跨國公司所有、所享。“英語王國”使印度知識精英占了便宜。這是短期內無法改變的現實。印度精英的“英語王國”優勢也覆蓋日本、甚至歐洲的非英語國家。

可是也要看到，在這為跨國公司所有、所治、所享的“英語王國”，印度和中國同處于下游，大頭被跨國公司拿走了。印度那被貧民窟包圍的五星級現代化綠洲并不是發展的理想。中印兩國都面臨一個宏偉的目標：讓本國10多億人民能夠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如果這兩個人口和經濟力量總和占全球1/3左右的實體首先變成全面小康的“和諧世界”，當今的國際局勢就會開始與“文明沖突”分道揚鑣、化戾氣為祥和。因此兩國的精英應該努力“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在國際舞臺上，“龍象共舞”。▲(作者是旅居芝加哥的印度華人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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