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軍——曾經的理想主義者

　　2001年重信房子在解散赤軍的聲明中表示：

　　我們雖然與阿拉伯社會共存亡，但沒有負起根植于日本社會的歷史責任，因而我們的斗爭是不充分和錯誤的。日本人民已不希望武裝斗爭，不存在這種條件和狀況。我們可以重新走和平道路。作為同志們的意志，在以日本為起點重新起步之際，宣布解散日本赤軍，向新形式的斗爭方式挑戰。
　　
　　重信房子2000年11月在日本國內潛伏時被捕，這個女兒是她在中東期間與當地的一位巴勒斯坦活動家生下的混血兒。重信房子被捕后，女兒通過DNA鑒定確定了與重信的親子關系，取得了日本國籍，中斷了在貝魯特的碩士課程，于2001年春返回日本。重信房子的女兒在回國后經常到監獄探望母親，并參加法庭的旁聽。她無法認同別人將赤軍的斗爭等同于美國所說的恐怖活動的說法，在她和支持者的眼中，母親是“革命者”，曾被視為“英雄”；但在日本和西方世界，母親又被視做“恐怖主義罪犯”。這個落差讓她難以忍受。
    “9．11”事件的當晚，重信的女兒也坐在電視機前，看到了被一遍遍播放的世貿大廈坍塌的悲慘畫面。但對自幼曾在巴勒斯坦難民營中生活過的她來說，身邊的人在突然的空襲和槍擊中被奪取生命的情況實在是司空見慣，盡管規模不同。因此，她對于美國總統布什發誓要進行報復的態度不無抵觸。她說：“濫殺無辜絕對是錯誤的，但正是美國政府自己制造了恐怖主義，給市民帶來了危險，他們首先應對此道歉。”
　　
　　 但她母親早在2001年4月14日已致信支持者的集會，聲明解散日本赤軍。聲明說：“我們雖然與阿拉伯社會共存亡，但沒有負起根植于日本社會的歷史責任，因而我們的斗爭是不充分和錯誤的。日本人民已不希望武裝斗爭，不存在這種條件和狀況。我們可以重新走和平道路。作為同志們的意志，在以日本為起點重新起步之際，宣布解散日本赤軍，向新形式的斗爭方式挑戰。”2001年9月26日，她母親又在公審中，呼吁美國切斷暴力的連鎖反應，并坦承“這是反省過去自己將希望和幻想寄托在暴力上的過錯的緣故”。
　　
　　日本赤軍，這個曾經令日本政府和其他西方國家十分頭痛的組織在領袖人物重信房子的解散聲明中終于結束了其“斗爭”的歷史，雖然她的聲明并沒有完全令日本政府放松警惕。那么，他們是如何走上極端道路，制造過哪些驚心動魄的事件，最后為什么又放棄了暴力斗爭呢？
　　
　　 時間倒流回30多年前，日本社會正值左翼學生運動風起云涌之時，赤軍的成員當時多半是學生運動的激進成員。由于當局的壓制，后來一些人走上了過激的武裝化道路，由此誕生了赤軍派組織和“東亞反日武裝陣線”。后者在日本國內策劃和實施了一系列爆炸案，包括爆破“興亞觀音像”（由南京大屠殺時指揮日本軍隊占領南京的指揮官松井石根所建）和“殉國七士碑”（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慰靈碑），實施三菱重工爆炸案（他們認為大企業是實施帝國主義掠奪的先頭兵），策劃爆破列車暗殺昭和天皇（未成功）。赤軍則是在國內遭到鎮壓的情況下將目光轉向了海外，要在國際上建立革命的根據地。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1970年劫機到了朝鮮，一些人在1971年先后到了中東，與當地游擊隊戰斗到一起。
　　
　　 重信房子在赤軍派到中東的組織中充當了政治領袖的角色，打出了“日本赤軍”的旗號。當時留在日本國內的赤軍派組織“聯合赤軍”由于內訌和遭到日本政府的鎮壓而很快被消滅。但日本赤軍則在海外活動了30年，制造了一系列令以色列和日本、美國等西方政府感到震驚不已的恐怖襲擊事件，日本赤軍從而被西方國家列為日本第一個國際性的恐怖組織。在日本赤軍制造的一系列事件中，襲擊以色列特拉維夫機場（1972年5月），襲擊海牙的法國使館（1974年9月）和吉隆坡的美國大使館（1975年8月）事件等使西方國家再不能忽視赤軍的存在。
　　
　　 襲擊特拉維夫機場事件造成100多人的傷亡，大多數為無辜平民。執行此次行動任務的3名赤軍“戰士”有兩名當場實施自殺性爆炸身亡（一說是被以色列警方擊斃），1名被以色列警方逮捕。被逮捕者名為岡本公三，他在以色列的軍事法庭上陳述動機時說：“作為日本人當然應該回日本鬧革命，但我認為世界革命應該在全世界發起，不應該有地域性特點。”
　　
　　 但暴力事件的頻發和升級并沒有令赤軍的“世界革命”獲得成功，而是使他們一步步走向孤立。尤其是東西方冷戰的結束，更使他們賴以生存的條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些原來愿意為他們提供棲身地的國家也不愿意再為他們提供庇護，走投無路的赤軍成員一個個被逮捕。他們正在逐漸地被遺忘，在左翼活動大多已沒有了聲音的日本社會，年輕人沉湎于現實的物質生活，沒有多少人愿意了解赤軍的情況。
　　
　　 重信房子為她的女兒起名“Shigeinobu May”（重信五月），據說就是源于對特拉維夫機場事件的。重信女兒在日本的活動勾起了人們對往事的記憶，同時也引起了日本人對中東問題的更多關注。重信的女兒在日本活動時，在名片上印的漢字為重信命（“May”在日語中也可寫作“命”）。她在詮釋自己的名字時說：“和平的含意是共生和尊重生命，而不是簡單地指沒有戰爭。我為28年來第一次得到了屬于自己的名字而感到自豪。

作為重信房子的父親
重信廣末著 燕子譯
　　
　　房子去國外時，我曾對她說：“不要回來了。”去哪里、干什么，我全不知道。但是，革命家總是在時代的潮流中艱苦、嚴峻而孤獨地生 活。失敗時自然不言說，即便成功(我認為這種可能性為零)，生還的希望也幾乎沒有。革命就是找死——盡管現在我不想講述我自己的經 驗，但是我這樣告訴她。房子的名字如此被人議論紛紛，成為熱門的話題，大概總是出于好意吧。各種各樣的人將刊載我女兒的消息與報 道的報紙、周刊雜志寄給我。這些寫法全都口吻一致，無非房子曾經是優秀學生，到高中時代失足下水，終于搖身一變，成為經過千錘百 煉的硬骨頭女斗士。
　　
　　“魔女”，“神秘的女人”——這樣的標題的背后，我聽到一種聲音：這樣的女兒究竟是如何培養教育出來的呢?
　　
　　同時使我想起“淀號”劫機犯的父母們、聯合赤軍戰士的父母們。他們也與我一樣，不，或許比我更加為自己的孩子們所犯下的錯誤與過失而深感痛苦吧。“究竟是怎樣培養教育出來的呢?”他們也同樣被世人責備著吧。可是，難道父母必須為已過了二十歲的子女們而備受責難，就該被戳后背嗎?難道只要孩子們的父母還在世一天，他的父母就必須替他的孩子繼續贖罪，抵償前愆嗎?
　　
　　有個被社會視為異類的女兒，我也實在感到過意不去。不僅是我，這也許是所有的孩子們當了赤軍的父母們的共同的心境吧，假如能夠的話，就是從現在開始也想糾正兒子們、女兒們的過錯。他們犯下的罪孽，我們想抵償。但是，孩子們早已飛到我們的手夠不著的世界那
　　邊去了。
　　
　　寫關于房子的事情，不過是抒發老人不得已的嘆息。 同時被一種仿佛將女兒的肉切開零售似的內疚與慚愧的心情糾纏著，這是事實。撇開思想方面的問題不談，房子曾經是個好閨女。我如何培養教育房子的呢?不，房子是如何成長的呢?我不為自己，也不為房子，為與我同樣痛苦而送走許多不眠之夜的人們，提起拙筆寫下這些文字。
　　
　　在講述撫育房子長大的家庭之前，有必要提及我自己的成長史。我于明治36年(1903)在鹿兒島出生。父親是當時人數極少的師范學校出身的教育工作者，母親是枕崎的資本家小姐。因父母離婚，我是在父親身邊長大，度過童年的。我父親雖學習成績優秀，但極不擅長交際，不知道是否由于這方面的原因，當時盡管出身于師范學校的教育工作者為數不多，父親卻沒有在大都會任教，而是在鄉下不斷調動工作。
　　
　　我記憶中的父親，是被古漢文嚴格訓練出來的古板人物。我們在他面前連大氣都不敢出，對我們孩子來說，父親簡直就是需仰視的遙遠的存在。即使現在談及父親，腦子里浮現的仍然是威嚴、拘謹又盛氣凌人的形象。父親在我十五歲時去世。我隨著幾位兄長輾轉于大連、滿洲等地。這樣的漂泊，一直持續到我進入宮崎縣的中學，開始獨立生活為止。
　　
　　或許由于我在嚴厲的家庭生長的緣故，在朋友家中，看到別人父親同孩子隨便躺臥著在一起談天說地，內心十分羨慕。在我的記憶中，同父親談話沒什么好印象，更不用說推心置腹了。——從那以后，對于和諧、溫馨的家庭的憧憬成為我的理想。
　　
　　我作為父親的想法是，家庭首先是身心安靜休息的場所。父親在外，不得不應酬恭維，獻殷勤，說謊話，若被人盯見，連小便都要憂三慮四，但是回到自己的家——互相信賴，不用任何客套，能隨心所欲的家，這將是怎樣安穩平靜的場所啊。其角有“傍晚乘涼，光著脊膀，生為須眉，一世不枉”的句子。夏天，太陽夕下，泡澡之后在南瓜棚架下，光著脊背，搖著大蒲扇，誰也不嘀咕什么。這樣的父親我覺得很親切，家庭就應該是這樣。
　　
　　寫到這里，我想起不久前電視里有個節目討論“父親在家中穿短褲是好，還是不好?”有位著名的評論家還出席討論，結論如何我早就丟 在腦后了，但這樣實在奇妙的議論本身倒是記憶猶新。難道家庭一定要如此嚴肅、僵硬才算家庭嗎?我本來就不贊成父親的威嚴式的思考 方法，而主張盡可能地創造父母同孩子之間無拘無束的討論、對話的時間和空間。這是父親的責任，在此基礎上才可能產生家庭親人之間 的相互的深刻的信賴關系。我本人也一直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中學一畢業，加上服兵役的關系，我進入了東京物理學校(東京理科大學的前身)。 當時由于糧食匱乏，物資短缺，日本人能吃上淀粉類的 合成物已經算是夢想了。但我在東京只生活了半年，我覺得自己是鄉下佬，完全失去了自信，不久就到了宮崎縣。在宮崎縣，我曾是一個很 快樂的少年，又有很多有實力的朋友，通過這個門路，我成了代課教員。在當時，代課教員如文字所示，被人們認為是很神圣的職業的。
　　
　　我本人不管怎么說，是受學生歡迎的教師。比如常帶學生去后山采蘑菇等等。我自己有無數難以忘懷的回憶。這期間，發生了井上日昭血盟團事件(1932年9月，前藏相井上準之助在東京的駒本小學前下車，準備進行選舉演說時，被血盟團團員小昭正用手槍射殺。同年3月三井銀行理事長琢磨被射殺。血盟團是以井上日昭為中心、企圖推動國家革新、由農村青年、學生組成的組織。他們的目標是一人殺一人，以政黨、財閥、特權階級為目標。首謀井上自首，其余團員被判刑——譯者注)。我也作為一名團員參加(事件發生前一天被除名。——譯者注)。那時我也是盡我所能，拼命努力。關于此事的敘述就此打住。
 

北田們：日本“68年世代”
　　
　　2002年3月30日晚上，正當人們處在觀賞櫻花的盛期之中，東京的日比谷公園內，發生了一名男性將汽油澆在自己身上，焚身自殺的慘劇。據稱，這名男性是七十年代在黎巴嫩受過軍事訓練的“革命家”。
　　
　　據警方調查，住在神奈川縣大和市的這名五十四歲的男性在自己身上澆上汽油自焚。他是日本“赤軍”的同情者，曾組織支援被捕的“赤軍”領袖重信房子的活動，年輕時曾參加過“東大紛爭”，并和“赤軍”的其他成員趕赴中東，在黎巴嫩受過軍事訓練。2001年4月，“赤軍”宣布了“解散宣言”后，他的活動也轉向領導抗議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的活動。他給“同志”留下遺書，表示自殺是對目前巴勒斯坦的現狀束手無策的抗議。 我將這位自殺者以“北田”這個符號命名。因為，我曾寫過一篇題為《春天的超度》的文章，在里面寫了一位名為“北田”的日本左翼知識分子的故事，刊在《天涯》雜志2002年第二期。
　　
　　北田是日本“68年世代”的代名詞。重信房子在2002年2月出版的《決定將你生在蘋果樹下》中這樣概括日本“68年世代”：“他們有共同的回憶與懷念，共同的憤慨與激情，反對越南戰爭，反對王子野戰醫院為美帝服務，突入防衛廳，反對學費上漲。”大多數的北田是赤軍的自發性群眾外圍，對革命抱有赤誠的幻想與熱情。他積極參加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請愿，參加要求沖繩歸還的游行；他可能是日本的紅衛兵，崇拜毛澤東，毛1962年向日本勞動人民發表了重要題詞“只要認真做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日本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義的”，這給予了北田們極大的精神鼓舞與關懷。他們高呼著“毛萬歲，萬歲，萬萬歲”與“造反有理”同警察展開肉搏，設置路障，占領一個制高點，然后放高音喇叭，困守到底，如占領東大的安田講堂。這點同中國紅衛兵各派武斗戰略相似，但日本紅衛兵不具備獨立的組織力量，沒有嚴密的組織方式、制度、結構、教義、紀律，不需要誰的組織介紹，不需要向誰申請，通過誰的考驗、批準，誰都可以自制袖章，扯起紅旗。“全學連”(全國大學自治會總連合1948年9月成立)，“全共斗”(全國大學共斗會1969年9月結成)，雖以學校為單位組織，但也是學生自發性的運動，那唯一能被稱作綱領性的東西，都是與學生自身實際利益相關的要求：如反對上漲學費，取消學生退學處分，學生宿舍的自我管理，增加學生打工的計時工錢等等。參加“全共斗”的學生有馬克思主義者、存在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更多的純粹是湊熱鬧、趕廟會的無黨派激進分子，在“革命”與“解放”的招牌下享受青春與性。“全共斗”的頭盔五顏六色，有白頭盔上寫黑字，有紅頭盔上寫黑字，當時各黨各派系各小山頭林林總總，以頭盔的顏色來劃分。“全共斗”采取了與民主集中制相反的無組織原則，不存在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地方服從中央的指令。它是松散的，個人的，超越宗派的，因此在1968、1969年進人大眾的同時跌入低潮。它雖然采納了新左翼的鋼盔加木棒的斗爭方式，但它的暴力是觀念性的，象征性的，溫和性的。他們懼怕恐怖與流血。整個1960年代轟轟烈烈、如火如荼的運動中，與警察產生正面沖突而不幸死去的學生屈指可數。在日本眾多的大學中，京大始終以反對中央集權的不屈的精神，追求學問與個性的真正自由與獨立而別樹一幟。早在1951年10月天皇訪問京大時，就有二千多名學生準備了追究天皇戰爭責任的公開質問狀，高唱反戰歌曲迎接天皇。
　　
　　日本紅衛兵“全共斗”的斗爭矛頭與其說指向學校當局，指向政府，更多的是指向自我內心世界：青春期的苦悶與彷徨，對理想社會的憧憬
　　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就是后來成為日本赤軍最高領導者的重信房子在回憶錄中也坦率地承認她父親年輕時是熱情的民族主義者，曾欲參加
　　井上日昭的“一殺多生”的激進集團。重信為了表示同家庭帝國主義絕不妥協，表現自己的獨立立場，高唱國際主義，鼓吹國際根據地論。以“淀號”劫機事件為教訓，到沒有國家這種形式壓迫的地方建立國家。巴解斗爭正是武裝對抗美帝，是被壓迫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斗爭。后來陸續出版的革命青年回憶錄，如奧平浩的《青春的墓標》，大概節子的《請給我溫善》，坂口宏的《淺間山莊》等都紀錄了他們的心路歷程。
　　
　　日本沒有形成成規模的紅衛兵文學，全共斗文學。1968年起，東京新宿車站的西口廣場及東口站內都有年輕人舉著牌子在兜售自己的油印詩集，一本詩集價錢相當于大學食堂兩三碗光頭面。內容并無獨到之處，多是反映全共斗運動的風貌。三十多年過去了，新宿車站賣油印詩集這一68現象還持續著。文學之外，以岡林信康為代表的新民歌游擊隊每個周末在新宿車站西口廣場靜靜地演唱，他們用吉它代替了木棒，用淚水代替了鋼盔，一曲《朋友喲》將數萬名青年緊密聯系在一起。投幣式自動唱機里的西田佐和子《金合歡的雨停了時》、松尾和子的《再會》等都是解開那個時代的紐扣。我認識的北田家里有一臺投幣式自動唱機，當時相當于一個普通勞動者幾年的工資。我第一次聽到美籍德國人瑪列勒．德多麗唱的“花兒們到哪兒去了”等反戰歌曲就是從北田的投幣唱機里。這首歌是1960年代著名的反戰歌曲，在越南的戰場上，在新宿車站，在世界各國，人們用不同的語言唱著這同一首歌。
1972年淺間山莊事件之前新左翼的各派系，各派系中的小山頭主義蜂起，中核派、解放派、革馬派、ML派(M．馬克思，L．列寧)……發
　　生了血腥的內訌。各派之間以革命的名義與需要互相竊聽，殘殺，傾軋，復仇。新左翼被看成恐怖的殺人集團，這幾十年各派以暴易暴的流
　　血斗爭從未停止過。2000年2月，日本國鐵東海道真鶴車站發生了一對中年男女被三人小組刺死事件，經調查為革馬協內部派系路線斗爭。革馬協自稱現有活動家三百人左右，強硬派與大眾路線派之間流血斗爭，死者已達七十人以上。由于他們都已年過五十，在日本被稱為“父輩革命家”。中核派的奧浩平自殺時年僅二十二歲。他曾經勇敢地參加過阻止日本外相訪韓斗爭，被警察打斷了鼻梁，然而內心更大的傷害在于他的戀人中原素子是早稻田大學學生，屬于革馬派。本來兩人同屬革共同派，但該派分裂為中核派與革馬派，成為敵對派。革命，這把燒紅的鉗子烙斷了他心靈的鼻梁。他在遺書中寫道：“啊，活著是如此嚴峻的斗爭嗎?是如此激烈的分裂與被分裂嗎?”
　　
　　1970年3月，赤軍派為呼喚世界同時革命，劫日航飛機“淀號”飛往朝鮮，震驚世界。劫機者九人中年齡最大的田宮高磨只有二十七歲，最小的柴田勝宏只有十六歲，還是高一的學生。九人平均年齡不到二十二歲。除了柴田和另一名青工之外，全是一流的國、公、私立大學學生。“淀號”劫機組后來在平壤附近開辟了“日本革命村”，赤軍派為了使革命事業后繼有人，設立了“黨創建準備委員會”，有計劃地綁架歐洲日本留學生到北朝鮮與他們生兒育女，培養革命后代。最近原赤軍派妻子八尾惠證言了受最高干部田宮的指示在倫敦誘拐、綁架當時 在語言學校學習的原神戶外語大學有本惠子的真相。迄今為止，從歐洲、從日本本土被誘拐至北朝鮮的日本人已達十一人。現在這一問題已成為日本與朝鮮之間重要的外交難關。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劫機小組成員的后代——在北朝鮮長大的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對父輩當年的革 命行為不予善評。在“淀號”劫機事件三十周年紀念會上，田宮的長女說：“父輩們，你們的行為雖然很勇敢，但是卻脫離了社會常識，我們不愿走你們走過的道路。”2001年田宮、小西、田中的兒女們實現了她們的回國夢想。“三姑娘回國團”立即受到媒體的注目，她們對日本青年的流行歌曲、服裝、發型、吃喝玩樂似乎并不陌生，也沒有她們父輩年輕時的極端思想，對能迅速融入日本社會充滿了信心，并希望她們的父輩積極配合審判，早日改悔出獄做一個普通人。
　　
　　淺間山莊事件及十四名聯合赤軍(實際為十五名，當時一女赤軍已懷孕八個月)被內部整肅、慘遭殺害事件被曝光之后，日本國內革命從此一蹶不振。十四名青年懷著對革命的崇高信仰卻被革命肅反，這使我想起1938年為了去無產階級革命圣地莫斯科學習戲劇的岡田嘉子、杉本良吉一對革命戀人。當時嘉子已是紅遍全日本的大明星，兩人在嚴冬時節越過樺太進入前蘇聯，正碰上蘇聯大清洗，沒有人會相信這兩位錦衣玉食的日本人會為窮苦人而不惜生命，杉本立即被處予極刑。岡田在極寒地的西伯利亞度過了漫長的勞改生活，后作為前蘇聯對日諜報部日語教師幸存，晚年客死莫斯科。
　　
　　2002年2月是淺間山莊事件三十周年，也是尼克松訪華，中日建交三十周年。前者媒體渲染不多，但是電視上出現了原赤軍派成員首次接受記者采訪的鏡頭。2002年初，我找了個機會前去淺間山莊探訪。淺間山莊在長野縣輕井澤，是日本著名的王公貴族避暑勝地，我找了間民宿住下，房東老太是當地人，淺間山莊事件的見證者。第二天乘坐出租車，司機叫阿部，也是三十年前的事件全過程的目擊者，阿部先帶我去看了紀念犧牲的兩名警察的墓碑，然后上山，一路仔細給我講解當年警察是如何圍攻淺間山莊的。赤軍派五人同防暴警察一千二百人進行了十天的槍戰。冰天雪地的空曠中我仿佛聽到來福槍、土炸彈、燃燒瓶撕裂著空氣，那溫熱的血使我神經質地嘔吐。直至今日，似乎老有一條血污的繃帶在蒙住我的眼睛，勒索我的喉嚨。
　　
　　坂口宏曾是東京水產大學學生，出生于千葉縣，那兒從1960年代初起就展開了三里冢反對修建為美帝主義侵略亞洲而服務的成田機場的斗爭。為了做一個徹底的勞工階級，他大學二年級退學，之后熱心鉆研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毛澤東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等革命理論。當時的激進青年都以床頭擺一套《列寧全集》、《毛澤東語錄》為時尚。坂口宏在回憶錄中詳細記述了尼克松訪華在赤軍心理上引起的巨大震蕩。

1971年1月30日，西貢軍向老撾悍然發動侵略戰爭并將戰火蔓延至印支那全域，在戰斗最激烈之際，中國的周恩來總理到金邊向全世界人民發表了振奮人心的講話：如果美帝國主義還要繼續進行侵略，亡我之心不死，那么中國將不惜民族的最大犧牲支援老撾的民族解放斗爭。周的講話極大地鼓舞了日本人民的斗志。同年2月至3月，為了打破帝國主義陣線對中國的包圍，在成田機場建設基地，學生與機場反對同盟聯合約有二萬五千人同強制執行的警察發生了沖突。他們筑簡易碉堡，挖地下壕道，在身上綁上木頭或收集糞便擲向警察，同一萬八千名機動隊員展開了殊死抵抗。反對同盟與學生共四百八十余名被捕，雙方負傷者超過一千四百名。然而，坂口如實地記載道：“我們潛伏在札幌隱避所時，中美關系出現了重大的微妙的變化。在名古屋舉行的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中國政府發表了正式接受了希望訪華的美國乒乓球隊的訪問。這被稱為‘乒乓外交’并與尼克松訪華緊密聯系。然而我們對這一消息毫不知曉，甚至未感到任何意外的跡象，政治感覺等于零。”“7月15日收音機里傳來了中美兩國政府同時發表的尼克松訪華決定。我的頭頂‘轟’一聲炸彈爆炸般受到了強烈的沖擊。僅在一年前，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人民呼吁誓死進行反美斗爭，并對當前革命形勢作了嚴峻的分析：是革命制止戰爭，還是戰爭引起革命。但是現在毛本人卻與他呼吁打倒的對象——美帝國主義的總頭目尼克松秘密接觸，并決定接受他訪華。沒有受到這巨大沖擊的人是不可思議的。關于尼克松訪華的背景，我百思不得其解……就此問題敏銳地分析并獨具見解的是河北三男。當時他與九州的熊谷一道編輯發行機關報《狼煙》。他認為對尼克松訪華應感到驚慌的是佐藤，樸、蔣及越南傀儡政權等親美派好戰分子及試圖打開一條血道反華的修正主義勃列日涅夫集團。對于全世界革命者來說是一件可喜可賀之事，斷乎沒有悲傷的道理。這說明在尼克松訪華的背景后，美國在印支軍事上的節節敗北，國內美元流失，面臨深刻的經濟危機，尼克松政權已內窘外困，訪華是為了擺脫這種內外困境的決定。河北君的論文雖然對尼克松訪華最大的動因(對抗蘇聯的軍事威脅，中美在戰略上利害的一致性是兩國關系改善的基礎)沒有提出論據略嫌不足，但它是在尼克松訪華后立即發表的，我以為仍屬杰作。1971年7月15日這一天，‘統一赤軍’的結成，早歧君的逃亡和向山君秘密與權力的代表警察接觸，與尼克松訪華決定的消息三件事件象征性地在同一天發生，真是難忘的一天。”“侵入淺間山莊之后，警察請了東京工業大學名譽教授宮城音彌，圣心女子大學教授島田一男，警視廳科學警察研究所所長町田欣一三人同赴現場，對我們進行心理學攻擊的指導。接著他們展開了‘噪音作戰’——制造巨大的噪音，又把吉野雅邦的雙親和我母親叫來向我們喊話。吉野的母親手持高音喇叭哭喊道：‘時代已經變了，尼克松總統同中國握手了，毛澤東交給你們的任務完成了，兒子，你不是去參加勞工運動嗎，為什么不守信諾’……吉野君聽到母親的喊話實在受不了，向他母親發炮。”
　　
　　坂口的回憶錄記載了在淺間山莊抵抗最激烈的時刻從電視上看到了尼克松同毛澤東親切會談的場景，他們仍在心中詠頌《長征》、《井岡山》，欲“為有犧牲多壯志”，革命自有后來人。在極其艱苦的山營訓練中，他們攜帶著《毛澤東選集》，就中國的建軍節應以南昌起義還是以秋收起義為紀念日展開理論討論。他們以“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行為規范，消滅個性，消滅性別意識，從靈魂到肉體進行革命。1975年重信房子領導的赤軍派占領了吉隆坡的美國領事館和瑞典大使館，要求日本政府釋放坂口宏在內的七名新左翼，坂口認為出獄對不起死去的戰友，拒絕離開日本，1993年被最高法院判決死刑，1995年執行。他在獄中這二十余年，正是社會局勢發生激烈變化的時期。可謂“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世界并未像革命者期待的那樣裁為“遺歐、贈美、還東國之三截”。相反，蘇聯的血腥大肅反，柬埔寨波爾布特的大屠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去世，“四人幫”的倒臺，坂口最后寫道：這精神上的巨大打擊與日本戰敗時國民受到的心靈震撼是何等地相似!
　　
　　淺間山莊事件及赤軍內部大肅清事件標志著轟轟烈烈的日本左翼運動進入低潮。不少北田們自殺，自殺的方式多為臥軌或撞電車。我認識的北田來自沖繩，他告訴我日本沒有走江湖這個詞，自殺是唯一的選擇，他好幾個同學在1972年一1975年之間自殺了。對革命的失望，戀人在革命的名義下亂倫，青春的苦悶，社會的歧視等等，都促使他們走上了不歸路。這個北田曾是沖繩歸還斗爭中的青年領袖，關于沖繩，他有許多獨到的見解。最近還向我談起幸虧沖繩島與日本本土隔了汪洋大海，如果陸地連在一起的話，沖繩與日本就會變成今天的波黑、巴以。這個北田現在是人權派律師，還曾參加社民黨競選，為中國勞工的賠償、慰安婦性奴隸問題、南京大屠殺、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日夜奔波。今天日本的反核戰、反周邊事態法、反對有事法制案、生態保護問題、為中國人打官司、做留學生的保證人、致力于中國的綠化運動、希望工程等五十多歲上下的大多是當年的北田。但當年激進的北田們也有不少一部分向右轉。譬如香山健一，原為全學連委員長，戰后始終走在
　　大眾運動的最前列并創立現代思想研究會，1960年代中后期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現為極右思潮代表。森田鹽原為全學連中央執行委員，現為自民黨中間人物，著述了大量反共著作。青木昌彥，原為共產主義者同盟最年輕的干部，著有《日本國家獨占資產主義的成立》等書，該同盟分裂以后他宣布放棄馬列主義，現為京大經濟學教授。西部邁，原為東大駒場學生自治委員長，東大學生運動中的傳奇英雄，現為著名右翼理論家，近年由產經新聞社出版的《國民的歷史》等著作否定南京大屠殺、東京戰犯審判，他的著作淺顯易懂，符合日本經濟
　　低迷時期的民族主義、國粹主義思潮而成為暢銷書。清水幾太郎從1950年代起即投身于反戰和平運動，同吉本隆明、谷雄高、淺田光輝、谷川雁等知識分子一樣支持學生運動，現站在極右的立場上成為核戰爭的推進者。原早稻田大學學生運動干將鈴木邦南由新左翼轉為新右翼，
　　1993年又發表《脫右翼宣言》。1997年著《我成為右翼的理由，我變為左翼的原因》。日語中將這類人稱為“轉向者”，即中文中的“變節者”。
　　
　　一部分新左翼運動領袖雖然沒有明顯地著書立說宣布“轉向”，但是同右翼交往很深，成為左翼攻擊對象，如原全學連委員長唐牛健太郎。有人說一個人如果三十歲以前不是自由主義者，他肯定就是沒心肝，而如果過了三十歲還不是保守主義者，那就是沒頭腦。冷戰結束以后，西方有好幾位著名右翼思想家向左轉了，如英國人約翰．格雷(JohnGray)，1970年代曾以文筆捍衛自由主義，柏林墻倒塌之后猛烈批判經濟 全球化趨勢，痛斥全球資本主義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成為英國左翼報刊《衛報》、 《新政治家》的主要執筆者。如猶太移民愛德華．盧特 瓦克(EdwardLuttwak)曾是里根總統的首席宮廷知識分子，現在他對資本主義的勝利產生了幻滅感，對于市場經濟、窮人問題等提出質疑。無疑日本的北田們之中也有這種思想立場大幅度的轉換。
2000年我同一位朋友一道采訪了兩個人。這二人是高中和大學時代的同學，年輕時A是日共派學生干部，B是反日共派學生干部，在許多次斗爭時，A、B時而團結，時而對立。A后來由年輕時的保守變為年老時的激進，他堅決反對日共代表中產階級，撤掉了反安保、反天皇兩大支柱。尤其是1997年日共二十大提出“爭取在二十一世紀早期建立民主聯合政府”，重點放在“資本主義范圍內的民主改革”，而不是立即“把日本推向社會主義”，A痛恨日共變質如此徹底，轉而同情極左，自費發行戰報《解放》，猛烈抨擊“日帝國家權力”，呼吁粉碎天皇訪問韓國的計劃。B由年輕時的銳勁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變為年老時的狹隘的民族主義。B認為日本當年對韓國與中國采取了不同的殖民方式，日本沒有必要向中國謝罪，他痛恨現在日本的“屈辱外交”，認為世界上不可能有統一歷史認識的教科書。A、B兩人的命運，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部不斷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革命理論及斗爭意義進行探索和實踐的歷史。
　　
　　日本的左、右翼都是不惜命的。三島由紀夫1969年出版的《行動學入門》成為年度暢銷書，同年三島與東大全共斗在東大教養學部就“我
　　們瘋了嗎?”、“自我與肉體”、“他者的存在”等問題展開了對話，結論是“我們到底是敵對派”。三島指出“在政治思想上我與諸君立場相反，但在行動上，在暴力上都是非合法的!”從1960年代至今，日本左、右翼暴力恐怖事件從未停止過。且不說海外重信房子為“崇高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斗爭”領導的赤軍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路德機場的殺人事件、在新加坡殼牌煉油廠投擲燃燒彈等等恐怖活動，就說日本國內反對慶祝天皇在位六十周年，新左翼向皇居東宮御所扔火焰彈、準備刺殺天皇……與之相對新右翼結成統一戰線義勇軍，襲擊左翼中核派、戰旗派本部，在神戶美國領事館、大阪前蘇聯領事館、《朝日新聞》東京本社和名古屋本社放火，《朝日新聞》記者被殺，等等。這些事件中左、右翼喊的都是“反帝愛國、革命就是屠殺與破壞”的口號，他們為著信仰時刻準備獻身，為著理想的崇高殺一求百生。
　　
　　日本新左、右翼常常就理論與實踐等問題展開討論。右翼的“一水會”曾請原全學連委員長唐牛健太郎作講師，受“淀號”劫機組的邀請，
　　鈴木邦南為代表的“一水會”曾訪問北朝鮮，鈴木本人在著名的私塾“河合塾”與原赤軍派議長鹽見孝也展開“左右激突對談”，在朝日電視臺深夜現場直播“徹底討論日本左、右翼”節目中左、右兩翼對陣，達到了該電視臺1990年代最高收視率。左、右翼對中國的感情非常復雜，難以言狀。上述的B自己雖然向右轉了，但十分關注并支持中國的新左翼，為中國社會現階段的各種矛盾憂心忡忡。A呢，一方面憎惡貧富不均，懷念毛澤東時代，另一方面又支持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日本的左、右翼之間的關系可以說是理不盡、剪還亂。
　　
　　日本政府追究暴力恐怖行為，但對參加全學連、全共斗的激進學生沒有政治迫害，因此學生在運動失敗后不必流亡他鄉，也就沒有流亡文學。女作家高樹信子(Takaginobuko)有一本小說叫《霧的子午線》，寫的是醫學部學生領袖淡路新一郎在1968年與兩個女同學希代子、八重的三角戀愛故事。三人曾經頭戴鋼盔，手挽手地參加反安保游行，反對三里冢機場建設誓師大會，反對王子野戰醫院治療參加越戰的美軍，曾占據安田講堂向警察扔石頭、木棒、自制的燃燒瓶，曾同勞動群眾一道沖人新宿車站，被警察的電棒打得頭破血流，八重因而被捕，他 們信仰造反有理，格瓦拉的為窮人革命理論。然而學生運動的失敗，三角關系的糾葛，淡路只身遠走歐洲。暴風驟雨的斗爭只留下了淡路與 希代子的私生子光夫。我不知道淡路的出走算不算流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