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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國際勞動節這天,筆者與以前在南方打工時認識的一位老板在網上聊天,得知他們工廠五一非但沒有放假,工人還要開足馬力每天工作超12個小時去趕訂單。
春節之后的兩個多月的時間里,這家工廠還在為訂單發愁,工人斷斷續續放著假;前不久這家工廠好不容易接到了一個“大單”,但這位老板卻高興不起來。
為了搶到這個單子,他給出的報價已經壓到了“極限”,不良品率稍微高一點點,這一單做下來就要虧損了。但為了廠子能夠繼續開下去,他也只能硬著頭皮給出這個報價。
在珠三角、長三角,和這家工廠規模差不多的工廠不計其數。幾十乃至幾百個工人辛苦加班,也就夠給這個老板供兩套豪宅、兩輛豪車,滿足老板一家稍微奢侈的生活;工人們所能得到的,僅僅是貼著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緩慢增長的工資。在長期通脹背景下,工人的實際購買力近幾年卻在明顯下降了。
而這家工廠搶到了這個大單,就意味著很多同行工廠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幾乎無單可做,當然,對它自己而言同樣如此;而對這個工廠的工人而言,他們的努力加班所換來,可能卻是其他同行工廠的工人無班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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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南方打工,無論是與小老板們還是與工人們聊起這個話題的時候,道理他們都懂。
但是,對老板而言,經濟形勢好的時候,積累財富最快的方式就是盡量少招工人、盡可能延長工人的加班時間,而不是招足夠的工人兩班倒或者三班倒,那意味著用工成本和管理成本的上漲;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就更要削減工作崗位,大不了趕訂單的時候自己也一起上,否則就要面臨競爭失敗、工廠倒閉的風險。
對于同行業而言,老板們當然知道這是一個惡性循環,老板們同樣在“內卷”,但只要自己能夠“卷贏”其他老板、盡可能最后倒下,就是最好的結果;即便工廠倒了,大不了賣一套豪宅去做“寓公”,手上還有大額存款和一堆金融理財產品,余生也不會太難過。
對工人而言,其他同行工廠的工人是他們不關心的,事實上他們也完全“看”不到這些所謂同行的工友,甚至無所謂“同行”的概念。同樣是打螺絲、焊元件,他們可能會去各種行業的加工廠。至于選擇哪個行業的工廠,主要看這家工廠計件工資水平怎么樣,訂單是否充足。工人們不討厭加班,反而害怕不加班,那就意味著刨除在城市日常的開銷,他們攢不到錢拿回老家供養老人和孩子;如果一家工廠效益不好,他們就只能再找工作換到另一家工廠。所以,老板們鞭策工人最常用的話術就是:“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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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家工廠生產的產品屬于消費類電子產品,大部分訂單是貼牌銷到國外,也有一部分是國內的訂單,但目標消費者與工廠工人的階層一樣,都屬于底層工薪階層。
在資本全球化時代,消費者與生產者的距離從未如此遙遠;然而,既是生產者同時又是消費者的雙重身份從未改變。
關于生產過剩的發生過程,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有過詳細的論述,既作為生產者又作為消費者的廣大勞動者被不斷榨取剩余價值的結果,必然是生產者生產的社會商品總量大大超過有消費能力的消費者的需求總量。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關于生產過剩發生的基本原理依舊沒有改變,企業主依舊在通過“延長工作日”這種最原始的手段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反而是在金融壟斷資本通過證券化獲得剩余價值的索取權之后,生產過剩危機發生的廣度和烈度都空前加強了,發生的周期越來越短了。
2010年前后,統計局專門統計過農民工群體的勞動時長數據,如《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制造業農民工平均每周工作時間58.2小時,建筑業為59.4小時,服務業為58.5小時,批發零售業為59.6小時,住宿餐飲業為61.3小時,遠遠超出了勞動法規定的周工作44小時的限制。
同樣是2010年前后,某些企業率先搞出了所謂的“奮斗者協議”,其后996、007大行其道,加班現象從農民工群體(所謂的藍領階層),迅速蔓延到城市白領階層。
半個月前,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23年3月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8.7小時;大流行發生之前的2019年3月,統計局統計的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6.0小時;而2009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的《城鎮青年就業失業狀況與分析(2009)》顯示,城鎮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約為44.6個小時。
2009年四萬億出臺的宏觀背景,正是嚴重的生產過剩危機;而今,企業主肆無忌憚地“延長工作日”的結果,終于使得全球性的生產過剩危機不可避免地全面發生了。
一方面是在崗人員的工作時間被進一步延長,另一方面卻是上千萬大學畢業生面臨就業難,三四十歲的中青年面臨被企業“優化”的困境……每一個勞動者通過“延長工作日”的“努力工作”,正在換來更多人被迫去努力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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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的4月27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23年一季度數據顯示,1-3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同比下降21.4%。
對比2022年一季度的數據我們會發現,工業增加值從2022年一季度的93551億元增長到2023年一季度的94823億元,同比增幅3%。工業增加值在增長,工業利潤卻在大幅度下降,各國“放水”導致通脹所帶動的原材料和能源價格上漲是一方面因素,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工業品出廠價格的下降,而且后者才是主要原因。
工業品出廠價格下降的直接原因正是全球性的生產過剩危機所導致的企業惡性競爭。
產能利用率是衡量過剩的指標,按照國際通行標準,80%-90%是產能合理區間,小于80%屬于產能過剩,小于75%屬于產能嚴重過剩。
“佐伊23”的知乎賬號給出了幾張表格,概貌式地梳理了我國工業產能過剩的情況。
數據顯示,2020年3月以來,工業企業三大子類產能全面過剩。其中,采礦業有三個季度屬于嚴重過剩,制造業有兩個季度屬于嚴重過剩,市政基礎行業有10個行業屬于嚴重過剩。
輕工業領域,食品行業在12個季度全部產能嚴重過剩;紡織行業在3個季度產能嚴重過剩,8個季度產能過剩……
重工業情況好于輕工業,但過剩情況仍然較為嚴重:
當然,從產能利用率看生產過剩的狀況,事實上2008-2009年以及2014年之后產能利用率的大概情況一直如此低迷,只不過是通過“四萬億”以及棚戶區改造、新基建消化了一部分過剩產能;
然而房地產、汽車市場,在2018-2019年走入低迷的態勢就已經出現,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伴隨的是家庭、企業和政府債務的急劇攀升,還有尾大不掉的“城投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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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國際勞動節,即便不討論48.7小時的周平均工作時間合不合勞動法,只討論怎么“紓困”。試問,無論再怎么給企業輸血、“紓困”,既作為生產者又作為消費者的廣大勞動者的實際購買力上不去,過剩的商品又能賣給誰?
放到整體來看,不必再聽信“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雞湯了,實際的情形已經成了“今天工作太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對于勞動者而言,雇主肆無忌憚地延長工作時間的結果,不僅是對勞動法的踐踏,更是在進一步將整個社會推入困境,真正該被“優化”的絕不是工人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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