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運動失敗后，亞馬遜工人期望怎樣的改革？

　　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雖然亞馬遜倉儲工人試圖在阿拉巴馬州貝瑟默市建立工會的嘗試遭遇了失敗，但是疫情期間的組織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功，位于當地的物流人員與世界各地城市企業總部的技術人員聯合起來，建立了能夠擾亂企業供應鏈的那種全球力量。而亞馬遜對這種跨種族、跨階層的國際團結感到恐懼，因為它設想了一種激進的、替代企業權力的方案：建立一個由民主控制的、服務于公共利益的基礎設施。在疫情中，亞馬遜沒有保護工人的健康或優先考慮公共利益，反而通過種族歧視、報復性解雇等方式來“瓦解”工會和工人組織。面對亞馬遜的“制裁”，來自各國的工人們能否在未來進一步團結不同部門、不同領域的工作者，來實現對亞馬遜的改革將成為員工們日后斗爭的關鍵。本文作者Nantina Vgontzas是AI Now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員。本文原載于《波士頓書評》，文中略有刪減。點擊文末“閱讀原文”進入原文網頁。

　　文｜Nantina Vgontzas

　　2020年12月2日，美國紐約曼哈頓，亞馬遜員工在當地社區的組織下進行了游行示威，大批員工抗議配送工作壓力太大但薪酬卻沒跟上。

　　在阿拉巴馬州貝瑟默市的事件(亞馬遜倉儲工人試圖在該地建立工會)塵埃落定之前，亞馬遜就開始大開殺戒。4月9日，在被廣泛報道的工會運動失敗之后的幾個小時，亞馬遜贊助的一個主要科技公司聯盟發布了一份新聞稿，稱這個結果是“進步性的成功故事”。這是亞馬遜在整個運動中重復的一句話，甚至在它采取惡毒的策略打擊工會時也不忘重復這句話。亞馬遜全球消費者部門的首席執行官戴夫·克拉克(Dave Clark)甚至在推特上說：“我常說我們是雇主中的伯尼·桑德斯，但這并不完全正確，因為我們實際上提供了一個進步的工作場所。”

　　多年來，亞馬遜一直在塑造自己的進步形象，尤其是在參議員桑德斯推出《停止貝佐斯法案(Stop BEZOS Act)》，讓大公司支付更高的工資和稅收之后，亞馬遜在2018年提高了最低工資。然而，這一次，亞馬遜的努力公關“痛苦”地失敗了，社交媒體上出現了大量諷刺，進一步加強了亞馬遜虐待勞工的形象，甚至迫使亞馬遜承認其員工在瓶子里小便，并患有肌肉骨骼疾病。亞馬遜在“加倍努力”、“發布道歉”、“提出更多涉及算法微觀管理”的健康和安全措施之間搖擺，該公司似乎在處理合法性危機中迷失了方向。

　　對于我們這些在大流行期間與亞馬遜工人一起建立組織的人來說，這場危機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它開始于病毒傳播的初期，當時工人們對公司“保護他們和公眾”的想法提出質疑，隨著管理層開始懲罰那些試圖保護自己社區的組織者后，危機也隨之加深。自大流行開始以來，近四十名亞馬遜工人向國家勞工關系委員會提出訴訟，稱他們因在此期間組織活動而被解雇或受到其他懲罰。針對其中的幾個案件已經做出了有利于他們的裁決。

　　隨著此類案件接二連三地開庭審理，以及一連串對貝瑟默關于組織方法和法律改革辯論的事后分析，我們也有必要了解，工人們是如何在揭露了亞馬遜的真相的同時，還將工會化的目標置于一個更廣闊的愿景(即從根本上重塑亞馬遜)之中。疫情期間的組織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功，位于當地的物流人員與世界各地城市企業總部的技術人員聯合起來，建立了能夠擾亂企業供應鏈的那種全球力量。亞馬遜對這種跨種族、跨階層的國際團結感到恐懼，正是因為它設想了一種激進的、替代企業權力的方案：(建立)一個由民主控制的、服務于公共利益的基礎設施。在一年的危機中形成這些聯盟的故事，指明了通往更公正的未來的道路。

　　新冠病毒在過去一年間，在一百多個國家間傳播，奪走了十萬多條生命。在一片混亂中，亞馬遜奪得了英雄的桂冠。隨著亞馬遜不受控制的規模和影響力受到越來越多的審視，這家電商巨頭將其品牌核心價值：“便利”重新定位為一種人道主義敘事，即“(我們)日夜不停地工作，將必需品直接送到需要它們的人的家門口”。杰夫·貝佐斯(Jeff Bezos)幾十年前設想的“萬能商店”，現在已經變成了“必需品商店”。

　　在一個嚴格保密的行業中，公眾不得不相信公司的話。高管們不會透露他們如何決定哪些“訂單”是必要的，國家也不會強迫他們這樣做。唯一有可能了解情況的人：工人，必須遵守保密協議，并被網絡所有者為防止操作員之間的“知識轉移”而設立的壁壘所分隔。技術人員負責管理服務器，物流工人負責運送訂單，但除了管理層之外，沒有人可以訪問這些流程。

　　不過，有些事情是很難隱藏的。日復一日，亞馬遜的物流員工被稱為“地面上的英雄”，他們可以看到保齡球、舞會禮服、橡膠雞和其他非必需品在他們的倉庫里“穿梭”。亞馬遜在宣傳材料中吹噓的，安全方面的“重大流程調整”，原來只是工作站之間脆弱的紙板隔板和地面上的膠帶，目的是保持工人之間的距離。與此同時，貝佐斯在大流行開始時宣布的“預防性健康措施”不過是無薪病假和體溫檢查。發燒的工人被送回家，只拿一半的工資，被診斷出患病的工人得到的帶薪隔離的承諾至今沒有兌現。

　　即使面臨來自司法部長和參議員的壓力，亞馬遜也拒絕公布其物流網絡中新冠病毒病例的統計，稱這個數字“不是特別有用”。但工人們堅持努力獲取這些信息。例如，印第安納州的一名倉庫工人賈娜·賈姆普(Jana Jumpp)組建的草根網絡估計，截至5月1日，亞馬遜當時在美國的400個倉庫中，有三分之一的倉庫出現了病例。10月，亞馬遜終于公布了這一數字：在其首次報告病例后的6個月內，近2萬名美國工人感染了該病毒。

　　亞馬遜的勞動流程會讓員工生病，這并不是什么新知識。幾年前，我在德國的一個倉庫工作，罷工的工人在亞馬遜“讓我們惡心”(macht uns kank)的口號下集會:“亞馬遜讓我們生病。”大流行只是加劇了這些矛盾。現在，在亞馬遜工作不僅僅對員工的健康有害，更是成為了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而試圖證明這一事實的努力也暴露了該公司失敗的“敘事包裝”。工人們沒有被當作英雄來對待，他們的工作也顯得不那么英勇：他們正在因為運送橡膠雞而面臨危險。

　　在規定了基本工作類別的同時，出現了自下而上改造工作的能力。2020年4月，工人們走出了密歇根州的一個倉庫，高呼：“除非是必要的，否則就關閉倉庫。”而在法國，工人們正是這樣做的，他們停止了業務，直到必要的貨物得到優先處理。通過闡述必要工作的政治，物流工人推進了由亞馬遜自己的氣候活動家技術工人率先提出的觀點，他們認為一個擁有全球公共云，以及美國國內零售市場一半的公司——可以且應該使其運營去碳化，并且在災難發生時，緩解缺乏基本保護和物資供應的社區的危機情況。正如科技工作者團體“亞馬遜雇員氣候正義”(AECJ)所說：“這場大流行病是一個藍圖，說明我們將如何處理日益嚴重的氣候緊急情況;我們需要長期的變革，支持在不公平的經濟體系中最被邊緣化的群體，并利用亞馬遜的基礎設施提供緊急救援。” 幾個月前，他們組織改變了公司的氣候政策，現在他們支持供應鏈另一端的同事，為“控制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生活和我們共同的未來”而戰。

　　通過擴大亞馬遜可以保護和服務的人群的范圍，亞馬遜基礎設施的工人們提出了一個強大的替代愿景：為滿足社會需求而對生產和分配進行民主控制。但要建立這種“反敘事”，工人們首先必須證明，他們不會像往常一樣接受工作。

　　當病毒在意大利出現時，意大利工業聯盟和商會“工業聯盟”(Confindustria)進行游說，要求重要企業保持營業。3月14日，意大利主要工會同意采取工作場所安全措施。但這些措施比缺少明確規定還要更糟;員工代表甚至不被允許去檢查車間的情況。在意大利的亞馬遜倉庫，管理層取消了站立會議，并分散了餐廳的座位布局——這是一種極其溫和的保持“社會距離的嘗試”，但與之相抵消的是，它要求員工達到比假期高峰期間更高的生產配額，卻沒有提供足夠的休息時間讓員工上廁所和個人防護裝備。

　　工人們在車間里反抗這些規定，在意大利托拉扎科斯泰(Torrazza)倉庫的第一個亞馬遜工人檢測呈陽性后的三天內，他們的工會就發起了罷工。3月17日，兩家意大利倉庫的工人舉行了罷工;一天之后，三家法國倉庫的工人也舉行了罷工。在這兩個國家，曠工率普遍上升到了30%至50%，工人們呼吁公司關閉倉庫并支付工資。管理人員和職工會官員認為不可能的事情：把工人和公共健康作為真正的優先事項，是工人自己提出的。

　　2021年3月22日，意大利那不勒斯，全球最大在線零售商亞馬遜公司的意大利員工舉行24小時罷工，約3萬多名倉庫和轉運站工作人員以及送貨人員參與罷工。

　　意大利和法國工人開創的先例影響了美國的工人及其盟友的對話，這種變化從紐約皇后區開始發酵。這不是這一多元文化區第一次挑戰亞馬遜。2019年2月，迫于社區壓力，該公司取消了在那里設立第二個總部的計劃。第二年夏天，該公司在皇后區開設了DBK1快遞站，將包裹送到該市客戶的家門口。這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快遞站：大約有200名工人，大多數是有色人種，很多人同時做著好幾份工作。在艱苦、勞累的11月和12月，車站的工人們在休息室里分享阿根廷餡餅，在假日季節的高負荷工作中，工人們在車間里相互幫助。在高峰期過后不久，即2020年1月，他們成立了一個組織委員會，為他們作為紐約市亞馬遜人聯合會(AU)的第一份請愿書收集簽名。在薩克拉門托和芝加哥發起的運動的基礎上，員工們要求公司給予他們法定的病假和手冊中承諾的帶薪假期。他們幾乎立刻就申請了病假，并在一個月之內獲得了帶薪休假。在這一過程，病毒開始出現了。

　　在官員們推遲關閉學校和停止非必要服務的同時，紐約人為成為美國早期的新冠疫情“震中”做好了準備。在當地活動人士的支持下，紐約市亞馬遜人聯合會在第一次請愿的基礎上，創建了新的“新冠病毒保護”請愿書。他們反對所謂的實用主義者的雜音，效仿亞馬遜歐洲員工的先例，要求暫時關閉病毒檢測呈陽性的設施;無論員工的診斷結果如何，都能獲準申請帶薪病假;在學校關閉的情況下得到帶薪護理假;發放危險薪酬;以及停止因未能達到生產率目標而被停職的報道。

　　3月9日，當我們的組織向世界各地的工人發出請愿時，我們認為可能會有幾百人簽名。我們最終得到了5000個簽名，其中2000個來自歐洲，感謝“亞馬遜雇員氣候正義(AECJ)”的支持，我們得到了公司總部近600個簽名。包括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亞歷山德里亞·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朱莉婭·薩拉查(Julia Salazar)在內的當選官員紛紛表示支持，其他活動人士也紛紛參加了一項全國性志愿活動，幫助組織較為松散的設施的工作人員采取行動。該活動隨后被記錄在報紙上、記錄在這位老板(貝佐斯)的報紙上、在幾位主要參議員寫給亞馬遜高管的一封信中被引用。我們發現直到最近還“被認為是烏托邦式的要求”是完全合法的。

　　就在第一批簽名發表一天后，皇后區的工人們就爭取到了最理想化的要求：關閉亞馬遜。3月18日下午早些時候，白班工人通知DBK1組委會，他們班的一名同事檢測呈陽性。管理部門關閉了大樓進行清潔，但計劃在夜班時重新開放。該委員會通過幾個月前開發的電話樹系統通知大多數夜班員工，建議同事不要去上班。在沒有收到管理部門的任何通知，在還剩一個小時的情況下，委員會成員們去了倉庫，警告那些他們還沒有聯系到的人。他們發現了一組共30人的工人，他們在沒有被告知有接觸風險的情況下，通過了安檢臺，進入了休息室。在委員會告訴他們情況后，他們就都出去了。幾個經理跟著他們，隨后他們發生了沖突。

　　“當人們知道有新冠病毒問題的時候，每個人還被期望在10:15進來!”一位委員喊道，“不管你們是在用帶薪病假的法律權利還是新冠病毒的問題來欺騙我們……我們知道你在做什么!他們完全無視我們的生命。”在離換班開始只有20分鐘的時候，經理們最終同意帶薪取消換班。當他們重新開始上早班時，委員會重新回到了倉庫，領導了另一次罷工。在不到一天的時間里，DBK1倉庫就成為了美國第一個被確診有新冠病毒病例的亞馬遜倉庫，工人們爭取到了倉庫的臨時關閉，實現了他們從廢除監獄運動中采納的口號:“我們要保證我們的安全。”

　　這些早期的經歷暴露并挑戰了亞馬遜不惜一切代價經營的企圖。隨著全國各地的工人在診斷幾天甚至幾周后，才發現他們倉庫里有新冠病毒的病例，他們對這種模式的抵制也在增加。

　　例如，在芝加哥南區的DCH1配送站，經理們在晚上處理完大部分貨物后，才告訴工人存在確診病例的情況。這令人震驚，一個潛在的事實得到了證實:“他們認為我們的生命沒有他們的重要。”在其他地方，當工人們要求統計新冠病例數量時，經理卻表示統計工作由外地團隊負責。后來，一份遭到泄露的備忘錄顯示，現場經理不僅可以訪問倉庫中的確診病例數據，還可以獲得具體到每個班次的數據，然后由公司將這些數據集中起來管理。數據被共享了，只是沒有和工人共享。

　　在大流行爆發之前，亞馬遜物流工人通過人力資源和其他正式渠道尋求申訴，但收效甚微。現場醫療單位經常拒絕為工人提供治療，而管理人員在回答有關假期和個人休假政策的詢問時，就好像工人是“傻瓜，不識字、不會閱讀的”。被孤立和士氣低落的工人們放棄了申訴，被迫接受了一些冰塊和布洛芬，重新開始工作。但當疫情爆發時，新冠病毒的危險和來自管理層的欺騙是如此明目張膽，以至于無法被忽視。

　　在大多數倉庫里，工人們采取了行動，以自發的形式進行罷工。在有組織委員會的地方，工人們在早期的勝利基礎上，圍繞著獲得干凈的水、員工在極端天氣下、公司關閉倉庫的情況下獲得報酬，以及對祈禱休息時間(prayer breaks)與生產力配額限制提出了要求。2020年4月初，亞馬遜工會的芝加哥委員會在DCH1組織了多次安全罷工，導致工人處理的訂單量減少，并立即提供了個人防護設備。當月晚些時候，在明尼蘇達州，在明尼阿波利斯東部非洲社區的社區組織伍德中心(wood Center)工作多年的工人們，在因安全罷工遭到報復后，舉行了一場針對不公平的勞工行為的罷工。最終，他們爭取到了其中一名成員的復職。

　　與此同時，歐洲正在進行的罷工也開始取得成果。2020年4月，意大利一家配送中心的工人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負責監督諸如個人防護裝備等安全措施的執行。同月，法國法院支持了工會關于亞馬遜應暫停非必要運輸的主張。法院還迫使亞馬遜停止做出影響工人健康和安全的單方面決定，有效地迫使該公司將工會納入其對防疫的管理中。在德國，車間主任之間被要求加強協調，授予他們的工作委員會(工人通過該委員會與管理層談判工作條件)獲得確診病例清單的權力。這樣的決定表明：如果該公司能同意在德國披露病例，它也可以在其他地方這樣做。德國工人的勝利使波蘭基層工會(Inicjatywa Pracownicza)在其長期的斗爭中更有底氣，使亞馬遜公司真誠地與其進行談判：它接受了德國同行對風險津貼的要求，并深化了對發動“國際主義運動”的承諾，以消除該公司網絡中的巨大工資差距，特別是德國和波蘭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

　　通過跨越國界，工人們整合了他們的網絡。2020年5月，一批來自波蘭、德國、西班牙、法國和美國的車間組織者成立了亞馬遜工人國際組織(AWI)。該組織用六種語言向貝佐斯發了一封公開信，申明了大西洋兩岸對改善工作場所、提高關于檢測感染率和非必要貨物評估標準透明度的要求。作為對今后與意大利、巴西、印度、埃及和其他地方的亞馬遜倉庫工人的聯系的肯定，亞馬遜工人國際組織還創作了“來自大流行的明信片”，這是一幅五一節的連環畫，用九種語言展示了來自不同地區的斗爭。

　　但在亞馬遜的精英階層中，事態發展最具有戲劇性。該公司位于西雅圖的總部度過了一個緊張的冬天。一些工人因為他們在“亞馬遜雇員氣候正義”的活動而受到解雇威脅，在過去的一年里，“亞馬遜雇員氣候正義”推動該公司承諾在2040年前實現凈零碳排放。盡管受到恐嚇，但科技工作者拒絕保持沉默，當疫情爆發時，他們響應了位于前線的后勤同事的團結呼吁。他們還將氣候與新冠病毒危機聯系起來：倉庫工人不僅生活在受氣候變化和新冠病毒影響最嚴重的社區;而且亞馬遜還污染了這些社區的空氣，增加了他們感染新冠的風險，加劇了這些社區的痛苦。正如“亞馬遜雇員氣候正義”在3月27日發給企業員工的一封電子郵件中所說的，“這兩場危機威脅到每個人，但(這種威脅)是不平等的。”該郵件還邀請科技工作者簽署了亞馬遜工會的請愿書，要求從DBK1倉庫開始建立針對新冠病毒的防護。一周后，“亞馬遜雇員氣候正義”又發了一封電子郵件，邀請技術工人參加與倉庫工人和內奧米·克萊恩(Naomi Klein)的虛擬座談會。4月10日，討論會原定舉行的前一個星期五，“亞馬遜雇員氣候正義”的兩名主要成員：艾米麗·坎寧安和馬倫·科斯塔被解雇了，使得亞馬遜在大流行期間的報復解雇總人數達到了10人。

　　技術人員和倉庫工人因直言不諱地抗議而受到紀律處分，他們現在面臨著關于“工作安全”和“工作中言論自由權利”的共同攻擊，“亞馬遜雇員氣候正義”和“亞馬遜工人國際組織”都要求公司恢復被解雇工人的工作，并同意他們行為的正當原因。正如“亞馬遜雇員氣候正義”所說，“亞馬遜決不能讓那些在生死攸關的問題上發言的工人沉默。運營亞馬遜數字和實體基礎設施的主要工人應該得到尊重，而不是受到懲罰，因為他們敢于發聲，并相互關心。”該團體按計劃舉行了倉庫工人的宣講會，并組織了一次技術工人的病假活動，激發了亞馬遜德國同事的聲援活動，并得到了知名民選官員的支持。甚至在5月1日，該公司的副總裁和20名杰出的工程師之一的蒂姆·布雷(Tim Bray)辭職了。布雷通過對“亞馬遜雇員氣候正義”的長期支持，了解到了倉庫工人的斗爭，向高層領導提出了抱怨。在直面了下層工人長期以來面對的公司保密墻之后，布雷也選擇了離開。

　　美國亞馬遜公司倉儲

　　在亞馬遜工人挑戰管理當局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令人吃驚的模式。該公司解雇了帶頭破壞運營的黑人物流工人，并解雇了總部的活動家，這些活動家利用他們通過氣候組織建立的權力，在大流行期間支持物流工人。作為一個社會秩序的縮影，亞馬遜將那些需求遭到了系統性否認的人隔離開來，并對他們實行政策管理。對于激進的黑人領導層，以及精英和非精英工人之間跨種族、跨階層的團結，亞馬遜表現出了敏感性。盡管該公司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來支持其基本員工和他們的社區，但它拒絕這樣做，因為保護工人可能會威脅到其本身存在著不平等的業務運行。

　　今年夏天，反對種族主義警察的抗議活動在美國和世界各地展開，使得這一矛盾更加突出。隨著要求削減警察局資金和廢除警察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高，亞馬遜的領導層鼓勵公司員工取消6月19日周五下午的會議，以紀念奴隸制的終結。那個月，亞馬遜總部的氣氛一直非常不安。還沒有完全從布雷的辭職中恢復過來的高管們，收到了一份來自技術工人的報告，其中詳細描述了種族歧視的模式。雖然這封信重點針對了的是公司部門，但信件開頭就引用了公司總法律顧問戴維·扎波爾斯基(David Zapolsky)對倉庫工人克里斯·斯莫斯(Chris Smalls)的種族主義言論。斯莫斯在3月底因領導罷工抗議“斯塔頓島JFK8物流中心的訂單數量迅速上升”而被解雇。在斯莫斯被解雇后不久，有消息稱高管們已經制定了戰略，計劃將斯莫斯變成“整個工會/組織運動的代言人”，然后對他加以詆毀。在這些談話中，扎波爾斯基稱斯莫斯“既不聰明，也不善于表達”，這向公眾揭露了公司是如何看待和對待黑人員工的。

　　在倉庫里，經理們分發著“六月號”T恤，提供炸雞和華夫餅，并暫停生產，報以8分46秒的沉默(這是警察殺死喬治·弗洛伊德的時間)。對工人來說，這些姿態空洞得令人不快。“亞馬遜用這種種族主義形式的‘慶祝’來嘲笑我們，”亞馬遜芝加哥工會分會指出，“我們要的是帶薪假期，不是什么該死的雞。”工人們指出了另一個矛盾：進入夏天以后，亞馬遜已經撤銷了風險津貼和無薪病假，但該公司仍然認為工人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在抗議活動最激烈的時候讓工人們在宵禁后上班，使得上夜班的黑人工人容易受到警察的騷擾。

　　當然，在工人們開始工作后，這種鎮壓并沒有停止。幾個月來，公司對“為自己的生命而戰的黑人工人”做出了監督和戒備。喬納森·貝利(Jonathan Bailey)是皇后區組織委員會最引人注目的領導人之一，他是一位黑人廢奴主義者，在大流行爆發的第一個月里領導了幾次罷工。有一天，他被拉到一邊，接受了一名自稱前FBI特工的經理的審問。該經理在全球安全運營中心工作，該中心負責亞馬遜的新冠防控工作。后來，工人們發現，公司認為該倉庫負責執行新冠安全措施的管理團隊過于同情工人們的努力，于是聘請了這名特工。在明尼蘇達州和斯塔滕島，工人們組織起來，向管理層證明倉庫的感染率已經超過了社區的感染率，但最終活動人士只是單方面地被解雇了。

　　在全國范圍內反對種族主義政策和剝削的反抗中，工人們把車間內外對生命的漠視聯系在一起，把奴隸制的侮辱與亞馬遜的勞工行為聯系起來。在灣區和皇后區，工人們舉行了六月守夜活動，以“紀念那些在奴隸制剝削、亞馬遜剝削以及受到亞馬遜支持的警察暴力中喪生的人。”送貨司機阿德里安·威廉姆斯(Adrienne Williams)更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在解放黑奴紀念日，我要說我們的政府從未結束過奴隸制。他們只是把鞭子交給了像馬克·扎克伯格和杰夫·貝佐斯這樣的行業巨頭。”即使是在大流行之前，工人們就經常說亞馬遜是一個種植園。這句話現在已經成了戰斗的口號。

　　工人們在大流行病的最初幾個月里，推翻了亞馬遜的英雄敘事：該公司沒有保護工人的健康或優先考慮公共利益。然而，在布雷辭職后，高管們繼續爭辯說，亞馬遜不可能以其他任何不同的方式，來處理這場大流行病。

　　亞馬遜機器人的副總裁布拉德·波特在“領英”網站上寫道：“‘亞馬遜’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公司都更為靈活地應對了這場危機。”波特列舉了他的團隊引入溫度檢測、熱成像攝像機、員工測試，以及使用人工智能來審查員工是否遵守來社會距離——當然，這使工人受到了更多的監視。

　　波特的文章得到了其他經理的贊揚，但也遭到了其他人的反對。馬倫·科斯塔(Maren Costa)發表了一條評論。科斯塔是一名主要的用戶體驗設計師，于2002年加入亞馬遜，他也是布雷被解雇后辭職的兩名氣候活動家之一。“看起來，”科斯塔回應說，“來自高層的命令是‘保持峰值產量，同時迅速但逐步地采取保護措施’，而不是‘在必要時降低產量……在我們真正解決這個問題之前，讓人們輕松地邊呆在家里邊拿報酬。’”

　　亞馬遜本可以在不考慮診斷的情況下引入帶薪病假，因為它知道太多檢測幾乎無法進行。它本可以在學校關閉時給父母們提供帶薪看護休假。它本可以將暴露的場所關閉兩周，進行消毒、改造，然后在減少工作時間和支付風險津貼的情況下重新開放場所。它本可以成立特別工作組，將膠帶和紙板以外的防護設備納入工人的勞動過程。它本可以為追蹤病毒傳播制定一套健全而透明的協議。如果它有儲備商品的遠見，(這樣的做法)也可以開始支持它的工人。

　　當然，亞馬遜想要“守住”自己的底線。但在亞馬遜的利潤增長了近200%的時期，這些措施所要求的重組破壞的不僅僅是亞馬遜的即時回報。從長遠來看，實施這些措施可能會削弱管理層對生產過程的控制。對于高管們來說，在疫情期間改寫亞馬遜的藍圖，可能會改寫其未來。

　　在大流行期間，亞馬遜“增加銷售量”和“加快庫存周轉”的核心業務需求面臨兩個戰略困境。第一個是技術問題：該公司需要在消耗其訂單履行中心的庫存的同時，預先防止來自國外的(貨物)短缺，這樣它就不會因為貨物運輸延遲而虧損。因此，它在2月份向其供應商發出了額外的非周期性訂單來囤積貨物，將自己打造成一家“必需品公司”，同時亞馬遜也放松了對必需品的定義。這樣一來，亞馬遜可以繼續運送電子產品和其他需求量大的物品，這種做法不僅可以周轉庫存，而且比賣藥品和食品更有利可圖。

　　第二個困境是政治問題。亞馬遜的生產流程依賴于保持其勞動力的分散性和可替換性，但該公司還需要保留足夠的工人，以應對受疫情影響而中斷的、第一個月的運營。這正是亞馬遜的政策或多或少取得的“成果”：近一半的勞動力“因故”沒有從事生產，替代者被帶進公司，但病毒傳播的程度仍然遭到了掩蓋。用健康的工人輪換生病的工人，掩蓋了有多少人正在生病，而亞馬遜則可以繼續提供貨物。

　　從大流行的早期沖擊中，工人們開始發展亞馬遜的另一種愿景。雖然他們還沒有組織能力來實現這個“烏托邦式的‘反事實’”，但隨著工人們在不斷加劇的經濟、社會、政治和環境危機中繼續建立組織，他們將感受到這個愿景的存在。重塑亞馬遜的過程會是什么樣子的?

　　更具體地說，通過讓自己和公司變得更加“不可或缺”，亞馬遜員工可以克服在公司內部建立權力的一個關鍵障礙——員工之間的結構性分歧。在歷史上，資本家通過把勞動的概念與勞動的執行分開來控制勞動過程。工程師們被招募來分解任務，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完成每個任務，而管理層則壟斷了這方面的知識，給工人分配零零散散的任務，并在可能的情況下，將任務全部機械化。在亞馬遜，勞動的概念和執行之間的分離尤為極端，它不僅發生在不同類別的工人之間，而且發生在其技術和物流網絡的不同節點上，從倉庫到卡車，到數據中心和公司總部。

　　在上個世紀的工廠里，工程師和半技術化的工人在掀起大規模罷工浪潮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而來自數百甚至數千英里之外辦公室亞馬遜的工程師則在優化工人如何挑選和包裝訂單。正如我在自己的研究中發現的，這個過程已經優化到了“沒有一個倉庫工人，甚至倉庫，可以明顯地擾亂訂單的履行和交付”的程度。幾個有戰略意義的工人不再能像在制造業的黃金時代那樣，關閉整個倉庫或分銷渠道。組織者將需要在倉庫內建立多數員工的罷工，并與其他倉庫和卡車的物流工人協調。更關鍵的是，他們將需要與總部的技術工人“并肩作戰”。

　　因此，亞馬遜網絡內的組織限制，以及在整個網絡內建立團結的需要，構成了一個機會，以實現信息獲取、政治教育和戰略協調，這對于改造公司而言是必要的。這種動態的早期版本出現在大流行期間，當時物流工人與他們的技術同事分享信息，技術同事隨后讓其他精英員工了解到物流端的現實條件。接下來，企業員工可以與他們的倉庫同事分享有關網絡流量的信息，然后他們可以與卡車司機協調。在整個過程中，不同類別的工人會強調激發他們社區的問題：其中最緊迫的是氣候變化，它將倉庫所在社區(所經歷)的痛苦與精英工人對后代的關注聯系起來。正是通過這些在工作場所和社區的互動，工人們可以將獲得工作控制權的斗爭，置于更廣泛的、重新構想基礎護理設施的斗爭中。

　　考慮到將亞馬遜的業務和員工視為實際上必不可少的核心要求。在意大利，工人已經可以開始利用健康和安全委員會的形成;甚至在洛杉磯等地，已經產生了“利用健康和安全委員會”的法律可能性，工人們將其作為推動更高標準的組織工具，并讓它成為編纂這些標準的杠桿。在德國，工人們可以通過共同決定的模式，開始在工程師和生產線工人的工作委員會之間進行協調，在這種模式下，工人們能夠對公司的運營行使一些發言權。在其他地方，不論現有的體制機制如何，工人和他們的社區都需要建立這些聯系。社區組織已經取得了勝利，例如，因為亞馬遜在有色人種社區的倉庫安置比例過高，公司需要為面臨交通和空氣污染的居民提供資金;技術工人已經提出了支持這些舉措的股東決議。

　　通過左派政策議程普及“控制工作以促進公共利益”的理念，將進一步幫助構建一個由工人、社區和倡議者組成的聯盟。在加強護理經濟的決議中，眾議員賈馬爾·鮑曼(jamal Bowman)呼吁“建立對數據、算法和技術系統進行民主監督的機制，同時讓工人和社區參與這些系統的開發和應用，以擴大和改善護理和社會基礎設施服務。”在這樣的旗幟下，工人和他們的社區可以在“去碳化供應鏈上”爭取必要訂單的履行和交付，爭取技術和物流基礎設施(而不是傷害工人、他們的社區和環境)，并且促進他們的健康和安全。

　　最終，貝瑟默市的事件成為了這場政治行動和政治想象的大事件中的重要時刻，它粉碎了亞馬遜僅剩的合法性，鞏固了公眾對工會的支持，并強調了勞工法改革的必要性。但更重要的是，這場運動的興起造就了一個愿景：亞馬遜可以成為怎么樣的公司，誰又可以實現它?組織起來并控制關鍵工作有助于在大流行期間建立亞馬遜技術和物流網絡的團結，如果將其作為一個目標堅持下去，這種戰略可以在未來再次發揮作用。

　　(翻譯：龔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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