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建設了時代卻又被時代拋棄的山里老漢——我的父親
父親是家里的脊梁，也是一個最普通的勞動者。和大多數中國老一代農民一樣，為了家庭生活與孩子教育整日辛苦勞作，也曾進城打工多年，如今雙鬢已白、頭發日漸稀疏，佝僂著腰繼續在山上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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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是秦巴山區，因地處秦嶺和巴山之間的連綿山脈中而得名。山里只有崎嶇的小路，一切出行全靠雙腿。土地貧瘠，農作物時常歉收。
1967年，我的父親在這里出生、成長。
對父親來講，窮，是兒時最深的印象;苦，是兒時最深的記憶。
記得人民公社制度被廢除以前，有人對其做過這樣一個統計：“三分之一搞得好，三分之一搞得一般，還有三分之一搞得差”。
我們那里正是搞得差的那三分之一，土地貧瘠致使農作物產量低，干活偷奸耍滑也不少。小時候，從長輩那里聽得的人民公社就是：集體干活速度快但質量低。
也因此，少年的我對于人民公社沒有太多好感。后來，走訪了全國更多的地方，才發現當年好多村子確實搞得很好，也在集體的力量下辦了很多大事兒。
基于此，我開始對比反思，找尋原因。
按照書本上的話說，改革開放吹來了春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動了老百姓的積極性，糧食產量大規模上升。
然而在父親的記憶里，這些都沒有太強的感受，春風在沿海一時吹不到山里來。少年時期的父親經常沒鞋穿打赤腳、沒飯吃餓肚子。
所以自古以來書上有些“鬼話”還是少信為妙。
如果非得說67年到78年的窮是因為人民公社制度養懶漢，是因為那十年的倒退。那么，八九十年代的窮又是因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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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從小就對我寄予極大的期望，我能通過讀書出人頭地是父親最大的愿望。
為什么呢?
小時候家里窮，父親上學時吃了很多苦，于是初中時就輟學了，小小年紀就在山里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種地，十分辛苦。
沒有鞋子穿，又常常吃不飽是我從父親口中得到的，對于80年代的記憶。
1994年，我出生在山里的土坯房，回顧兒時的記憶，印象里還是一個字——“窮”!
聽父親說：“我出生的那年冬天，父親把分家(我出生那年，父親和長輩分了家)過后吃剩下的麥子全部種到地里了，然而受氣候影響顆粒無收。面對家里揭不開鍋的情況，父親緊急種了些蕎麥才得以渡過難關。”
我出生后的前兩年，家里主食就是蕎麥面。記憶中，在整個90年代，家里到歲末沒錢過年是常態，時常到了年關，就緊急提著幾只雞走十五六公里的山路去市集上賣，然后再買點兒過年的東西。
90年代，父親和村里的一些人也嘗試過出門打工，但我知道的情況是：出去的都沒怎么掙到錢，一年到頭回來時也是身無分文的狀態。
錢是沒掙到，事故卻出了不少。父親還算是幸運的，煤礦事故僅僅壓壞了他的一個手指，現在父親的手指上還能清晰地看到當年受傷的印記。
從70年代到90年代，窮苦一直伴隨著我們山區。這種窮是絕對的窮，餓肚子是家常便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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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總覺得我們那里窮是因為山里條件差、山地多，但后來發現不是這樣的。河南林縣當年因為缺水比我們這兒更加貧窮，但在六七十年代，當地老百姓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團結起來修了人工天河紅旗渠，從而徹底改變了林縣的面貌。
而當年人民公社典型——山西大寨村也是山地，人家也是靠著集體的力量改變了村莊面貌。反倒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典型村莊——小崗村在2005年的時候還和我們村一樣窮，然而它卻是平原。
可見，窮并非因為條件差，而是因為我們村從始至終都沒有組織起來。70年代雖然也有人民公社，但還未能真正形成老百姓自我管理的，具有集體主義精神的人民公社時，席卷全國的改革春風就將公社制度給吹散了。
因為沒有真正的組織起來，所以也就沒有改造自然的能力，更沒有形成互幫互助、一心為他人著想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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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改革從農村開始，為資本的發展儲備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90年代國企改革全面推進，把大量有集體精神、斗爭精神的國企工人拋向了市場，資本利用倒買倒賣而欺騙得來的國家資產，辦公司、辦企業，吸引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也因此形成了民工潮。
進城務工的農民能夠獲得比種地賣糧食更高的收入，但同時透支生命，而且沒有任何法律、福利保障；但他們回到農村又沒有足夠的收入保障家庭生活、子女上學，“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鄉村”正是新工人的真實寫照。
我家因為處于閉塞的山區，所以打工潮比整體的全國性的打工潮慢了5—10年。
90年代也會零零散散的出去一些，但基本都是無功而返，沒掙下錢。2000年之后才有普遍的出門打工的狀況。
與此同時，2000年之后，我們那里開始種植一種經濟作物：煙草。其后，普通的農戶要么在家種植烤煙、要么出門打工，除此之外還會有養蠶、養母豬、摘五味子等一些輔助性的經濟來源。
我的父親從2000年—2017年這十七年期間，也和多數的村民一樣，有時一年都在外面打工、有時一年則在家種植煙草。
從經濟收入上來說，2000年之后有很大的變化，以前家里一年能有一兩千塊錢的收入就很不錯了。2000年之后，特別是2005年之后，家庭年收入也逐漸進入“萬元戶”的行列，吃穿再也不是問題了(自嘲)。
然而，伴隨物價的上漲，支出也增加地更為劇烈。一碗土豆絲蓋澆飯從2塊到5塊到7塊，再到如今的十多塊，我見證了它的不斷上漲。
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社會生產在不斷提高，各種物質越來越豐富。像我父親一樣的普通者，看起來收入也有所提高，但相比較于社會財富積累的速度、物價上漲的速度，就相形見絀了。
從小學到大學結束，家里的絕大部分收入都花在我身上，我的學費、生活費是家里最大的支出項。
父母為了省錢給我花，自己永遠是能省則省。父母兩個人用全部精力給我掙上學讀書的費用。
我想，這也是多數家庭的狀況，我的家庭正是時代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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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山區的閉塞、應試教育的死板，我在高考之后，才有機會了解到父母在外打工的辛苦。
高考結束，我到父母打工的磚廠待過一段時間，住在破舊陰暗潮濕的窯洞里，晚上時常聽到父親因為腰酸背痛而睡不著覺的呼叫聲、喘息聲。
大一時，父母在石棉廠工作，我也在那里待過幾宿，看著父親因有毒氣入體侵入身體而起的一個個紅疹內心十分難受。
大三時，父母的建筑工地離我的學校只有一公里，我會時常去看看他們。父母的出租屋只有狹窄的幾個平方，除了放置床鋪之外基本沒有太多的空余，整個房間也比較陰暗潮濕。
父親和多數的普通勞動者一樣，是十分勤勞的，每日每夜的工作，用自己的生命為這個社會生產了無數的產品，但卻沒有任何的保障。
從父親的身上，一方面我看到的是作為一個普通勞動者的樸實、勤勞，另一方面我看到的是不公。
作為勞動者，我的父親參與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進程，為這個社會創造了巨大的財富。然而，從個人來講，父親一直都在生存線上掙扎。
從父親的大半生中，我看到的是被壓迫、被剝削的辛酸與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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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的父親已經漸漸衰老。作為勞動力，他已經被被資本拋棄在都市之外，但為了生活，他在廣袤秦巴山區的某處，繼續辛勤的勞作，用傳統小農的生產方式、吆喝著黃牛，每年重復翻新著山上的沙土地與紅土地。
而伴隨著系統算法的進步，像父親年輕時一樣健壯的新一代勞動者正在面臨更加殘酷的剝削和壓榨。不同的是，伴隨著城市化的深入與資本在農村的逐步扎根，未來，恐怕我們這些新一代的勞動者再也無法像父輩們一樣在晚年回歸到鄉土了。
或許，除了像父輩一樣接受資本制定的規則，窮其一生勞碌奔波，為創造更多的“人民富豪”而添磚加瓦外，我們還可以勇敢的站出來抗爭，為了我們自己的權益而發聲，說：
“不，去他老板的，工人爺爺要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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