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轉眼，五一節假期就快過完了。
放假很愉快，但上班很讓人沮喪——很多人休完“小長假”后一算，說自己要連著上12天班。這個數字殘酷的提醒著我們，其實所謂五一法定假期只有一天，所謂“小長假”是硬湊出來的。
而為了湊這個假期，中國人需要在節前后承擔的工作強度，確實已經接近了現代人心理和生理的極限。
難怪在節前，面對這樣的放假安排，連身為“國家隊”的央視網都溫柔的發出“吐槽”，說這么前借后挪，硬湊一個所謂的小長假，是不是顯得的有些雞肋了？
但更奇怪的是，面對這樣的吐槽，居然還有人提出反對：著名經濟學家、清暉智庫創始人宋清輝，就說中國人的假期不是休少了，而是休多了，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放假，你們想干嘛？應該減一半嘛！
很好，為了解決五一調休太別扭的問題，創新性的提倡干脆把假期再砍半……你看，宋老師這個思路，是不是很有點“警察將當事人開槍擊斃，成功阻止其自殺”的神韻。
1
我不知道宋老師在提這個倡議之前，有沒有沒動筆算過，他這個主張到底意味著什么：
中國這115天的假期主要來源，不是五一這類法定假期，而是一年52個雙休日，若響應他的號召，減一半，那中國可就要回到上世紀90年代與國際接軌以前，一周只休一天的狀態了。
眼下雙休是法定假期，還存在大量勞動者休息時間被侵占的情況，您這直接說要砍一半……
宋老師，您不如直接說讓996、007合法化、全民化得了。我替所有加班狗，跪謝您讓我們過勞死了個痛快。
不過，暢想一下，真要按宋老師這一派“經濟學者”主張來的話，以后假日辦再遇到五一這種其實只放了一天假，卻硬要湊一個長假出來刺激“假日消費”的情況，可就太難了。
我國介時就要面臨一個兩難選擇：
要么徹底放棄假日經濟，給旅游業、零售業帶來難以計算的損失。
要么就為了在五一湊五天假，前后一個月讓老百姓告別周末。
這兩個選項中，無論哪一種，只怕都是天下奇聞。
拋開雙休日不談，中國人的法定節假日究竟長不長呢？據公開資料查證可以得知，中國的法定帶薪節假日是每年16天（5天帶薪休假和11天各種假期），在全球排名肯定在100名開外。
也就是說，我們的休假時長排名比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的世界排名還要差。中國男足被泰國、敘利亞血虐，全國球迷都大呼小叫，引為國恥。怎么中國法定假期這么個排名，經濟學家不僅不以為恥，還高呼要減半呢？
又是天下奇聞。
球迷別急，男足相比你的假期來說，絕對算是為國爭光了。
橫向對比一下，我們東鄰、以工作狂著稱的日本，每年有26天節假（10天帶薪假+16天法定節日），德國是30天（20天假+10天節），法國36天（25+11），俄羅斯38天（24+14），伊朗53天（26+27）……
全世界這么多國家，甭管經濟比咱好的還是不好的，都大大方方的放假比咱多，中國人修個五一小長假還要東挪西湊，還得被“專家”們說：不行啊，這么長的假期對經濟發展不利，請各位滾回工作崗位，努力996、007，為老板的財富積累努力奮斗，奮斗終生……
還是天下奇聞。
2
宋老師這話說了以后，很多人質疑他是不是趨炎附勢，在替996的資本家甚至某些機構說他們想說不敢說的話。
拋開這類誅心之論，我倒覺得，宋老師這個神發言，的確反映了中國文化中一種根深蒂固的審美傾向：中國人自古就將勞動視為一種美德，而將休息視為一種罪孽。
你看，好逸惡勞在我們這兒是個貶義詞，而“勤勞”在中國幾乎是夸人的最高禮贊，以至于官方給我們的民族定調時，總會說“勤勞而勇敢的中國人民”——注意，勤勞總是排在勇敢之前的，中國人勇敢不勇敢可能另說，但勤勞是真的很勤勞。
我曾看過某外交官說的一段回憶，說咱用這個句式夸人已經夸成了一個習慣，上世紀80年代到非洲某國搞外交，咱外交人員張口就來：“勤勞而勇敢的中國人民和xx國人民”。
人家黑人兄弟聞聽此言，立刻提出抗議，說：我們xx國人民只勇敢不勤勞，勤勞在我們這旮旯是用來形容奴隸的詞兒，你們可別亂用哈！
想想也是，非洲人民肯定不以勤勞為榮，勤勞的黑人兄弟當年都被白人殖民者拿麻繩捆了到新大陸種甘蔗去了，這個基因在這片大陸上估計留不下……
是的，嚴肅的說，在世界范圍內，將勤勞視為一種美德的文明可能高度局限于東亞。只有中國和日本等國才特別推崇這種文化。
西方《圣經》中寫亞當夏娃因為偷吃禁果被上帝從伊甸園里趕出來，臨別的時候上帝對亞當的懲罰：“你必備嘗辛勞，才能從土里得食。”
由此看來，勞動在西方文明中，近乎一種上帝施加給人類的懲罰。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里本來是不用遭這個罪的。
而與勞動相比，休息反而是神圣的，基督教徒星期天休息、猶太教徒星期六休息、伊斯蘭教徒星期五休息。亞伯拉罕教系的所有宗教都認為人需要擺脫操勞，在休息中才能夠獲得與神溝通靈性。
所以，在近代，西方先是爆發工業革命，以機械代替人力去完成工作，隨后爆發工人運動，將工業社會中人的勞動時間壓縮到一個可忍受的范疇內。
五一勞動節最早是為了紀念美國工人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大罷工。
這兩項社會運動之所以能完成，只怕是有著文化導向的因素在打前站的：西方人并不認為“偷懶”是一種罪惡，反而承認休息是人的天性。畢竟就連神花了六天創造世界之后，也需要休息一日。
與之相反，我們文明在整個發展過程中，似乎都伴隨著一種深入骨髓的“勞動焦慮”。
《漢書·食貨志》幾乎是中國最早嚴肅談論經濟問題的文獻，里面就公開提出“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不勞動不僅是個人問題，甚至還要背負“危害國家經濟發展”和導致他人饑寒的罪責——這個思路，跟宋老師中國人休假太多危害經濟，倒真是一脈相承。
中國人為什么有這么深刻的勞動焦慮？
我覺得這可能跟我們的氣候和農業方式都有關系。中國的氣候是極不穩定的季風氣候，農業主要形式，又是強調高勞動投入獲得高產出的稻作農業。
兩種因素的復合，讓我們在農業時代的勞動投入就變成了一個無底洞。中國的農民幾千年里都被災荒、饑饉、官府的橫征暴斂和干不完的農活所催逼，勞動不僅僅是他們習慣，而且內化為了他們的一種求生本能。
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唯有不停地勞動，才能讓他們在這片高度內卷的土地上生存下去。
然而，中國人辛苦的勞動在歷史上并沒有讓我們得到好結果。
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深刻的指出，在歐洲爆發機械革命、工業革命的同時代，中國的明清其實也爆發了一場“人口革命”。兩場革命都提高了各自社會的生產力總量，但最終結局卻是不同的。
深入骨髓的勞動思維，讓中國人在提高生產力的時候，最先想到的方法，就是制造更多的人口，讓他們苦哈哈的埋頭勞動。以至于中國在明清時代的耕作主要方式居然從畜犁退化到了人犁。
而與此同時，認為偷懶無罪的歐洲人，卻用畜力、水力、風力、蒸汽機、內燃機，逐步卸下了人類工作的重擔。
從這個角度講，說工業革命是一場“偷懶革命”，我們沒趕上是因為中國人實在太勤快——或者說，有太多宋老師這樣逼著我們勤快的“勞動學家”或“勞動學官府”，似乎并不為過。
3
當我們自己也被卷入工業化大潮之后，中國這種“勞動焦慮”非但沒有因為國際沖擊而減緩，反而增強了，并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國家主義相結合。形成了現如今中國極為特殊的“休假罪感”思潮。
不信你仔細回想一下，從小我們所受的教育就是“要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這話的本質其實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一個人只有對社會“有用”，才配生存。同理，一個“有用”的人也只有不停地勞動、才能體現其價值。
其實這種思維是很值得商榷的——歸根結底，人才是社會、國家、經濟存在的最終目的。正確的思維本不應該是人是否對社會有用，而是追問一個社會是否對生活在其中的每一個人都“有用”才對。
同理，勞動的最終目的也應該是讓每個勞動者更好的享受自己的生活。
假如我們的社會搞成宋老師所呼吁的那樣，996常態化，老百姓人均加班狗，那即便我們GDP完爆美國，經濟各項數據好得不得了，這些數據又有什么意義呢？只不過讓那些癡迷紙面的“工業黨”們拿來吹牛、意淫時更開心而已。
所以，那些大廠老板公然逼著打工碼農簽“奮斗者協議”，要他們自愿996還拿來當企業文化來宣傳；某些經濟學家公然呼吁要把公民休假時間砍半、退回幾十年前，還自以為是什么“創新性經濟觀點”；老百姓放個幾天“小長假”還要東挪西借，轉頭就要連上十幾天班，呼吁多放幾天卻反而扭扭捏捏……
這些奇葩的狀況不應當再持續下去了。要求多休假不應是一種值得羞愧的原罪，“勞動、奮斗”這些大詞，也不應再是老板拿來PUA員工的借口。
中國人需要更多的休假，更需要首先將呼吁多休假“非罪化”。我們應該明確，人的天職不是勞動，而是休息。
唯有明白這些，我們的社會，才算真正的以人為本，有了一點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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