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事務社之前發起了打工人協同研究項目，讓讀者從感興趣的、日常可以接觸的群體開始，討論國內各行各業勞動者的勞動和生存狀況。通過一系列的討論，我們希望還原“打工人”話語本應有的社會和政治意涵，展示戲謔與自嘲的背后被遮蔽的我們對社會不平等的集體經驗。

　　本文繼續關注互聯網大廠實習生，但是把視角轉向找實習的過程。正如作者跳跳蛙用細膩的筆觸為我們展示的，在當下社會，找實習的過程也充滿了不平等，當下能找到什么樣的實習，與其階級位置息息相關，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一個人未來能有什么樣的機會，這個過程中，學校甚至政府，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無論是更中產的互聯網大廠實習生，還是去了工廠流水線的職校生，他們都不可避免地面臨資本的剝削，兩個群體的日常經驗縱有千差萬別，但卻都無法成為資本社會的真正贏家。是對抗規訓，還是與世界和解，這是一個問題。

　　文 /  跳跳蛙

　　茶拿鐵（化名）和礦泉水（化名）是高中以來的好友。由于茶拿鐵本科在海外就讀，過去的四年里，除寒暑假外，她們相見的機會并不多。但今年春天，她們卻住進了北京二環附近的同一棟公寓樓，于是周末的小聚變得熱鬧起來，到晚飯時間，礦泉水的飯桌上多擺一雙碗筷，茶拿鐵發消息說：“好，我馬上下來。”

　　她們都在北京的互聯網企業里找到了一份實習。

　　01.

　　"找實習"的隱形門檻：家庭、學校和既往經驗

　　茶拿鐵本科在商學院學習信息系統管理，而礦泉水是英語系學生。目前，茶拿鐵隸屬某信息科技公司的金融戰略分析部門，礦泉水則參與某生活服務平臺的國際化業務——從字面上理解，她們的實習崗位和本科所學專業不完全對口；但拿到這份實習，對兩人來說，并不非常意外。礦泉水的應聘結果順利得讓她自己都有些驚訝：“簡歷投過去，第二天約了面試，第三天約了筆試。筆試上午10點發過去，11點我就收到了（消息），說你已經通過了。”

　　相比許多臨近畢業才開始為實習焦頭爛額的大學生，她們倆顯得從容：回憶起面試，兩人都覺得更像是聊天而不是考試。不過，放松的狀態并不只源于個人心態——兩位受訪者都表示，面試官傾向于對過往實習經歷發問，以此考察應聘者的能力；而從大二暑假起，這已經是茶拿鐵的第五份實習；礦泉水的第一份實習開始得要更早，在大一的暑假。盡管實習總數量比茶拿鐵少一份，但她的上一份實習持續了一年多。

　　不過，如果沒有實習經歷，在面試環節又將如何應對呢？對此，茶拿鐵表示，這樣的應聘者，大概難以通過最初的簡歷篩選關。兩人有些無奈地坦言，第一份實習若想進入有一定含金量的公司，大多要靠家庭隱形社會資本助推。茶拿鐵曾經的一位同事跟她聊天時提到，面試官問她上一份實習是如何獲得的，對方直言不諱表示是“家里提供了一些幫助”。對方家長是商界大佬，和公司的在職員工有一定接觸。礦泉水對此表示同意：“挺現實的。”　　

　　▲ 網友流傳互聯網大廠的金字塔圖

　　由于疫情，自2020年夏天畢業后，礦泉水選擇將原定的海外留學計劃推遲一年。賦閑在家幾個月后，決定去互聯網企業闖蕩的她當機立斷，在網上租下了現在北京的住所。人先到達北京，再開始找工作——做出這個有一定風險的決策，一部分因為本科四年在京的生活使她并不像其他“北漂”那樣，對這個龐大的都市有某種未知的恐懼；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實習、工作機會，以極高的濃度，聚集于北京。

　　“在簡歷一片空白的時候，你現有的資源，可能除了家庭就只有學校了。”礦泉水總結道。她所指的“學校”，除了學歷的含金量外，更指向學校的地理位置。

　　礦泉水以自己的另一位好友舉例：一次同學聚會聊天時，對方抱怨，自己雖然在離北京不遠的天津上學，卻很難在天津找到合適的實習。“沒有人會在天津開會的”，所以就連報名會議志愿者的機會都極其稀少。

　　如果在北京上學，更大的優勢是，可以住學校宿舍：在京租房的花銷將吞噬許多“打工人”收入的一大半甚至更多，對于收入本就比不上正式員工的實習生，這是更殘酷的現實。

　　礦泉水目前的工資只能剛好覆蓋租房的費用，而茶拿鐵粗略統計自己的收支后也發現，工資與開銷比例大約為1：1.5。剩下的空缺，主要是由兩人的家庭填補。對孩子的實習選擇，她們的父母都表示了支持。作為新一線城市的中產階層，家長們態度相對開明，除了金錢上的補貼，也有態度上的鼓勵。茶拿鐵尋找第一份實習的部分動力來自于母親的建議：“她主張我盡早開始實習，了解行業怎么運作，可能對我之后的發展方向也有一定幫助。”

　　如果沒有疫情，茶拿鐵本該在美國就讀碩士一年級。現在只能通過網課學習的她，雖然喪失了校園體驗，但也有機會一邊網課，一邊在北京線下實習。隔著太平洋橫跨兩個時區，擔任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個角色，平日生活的確非常緊湊。“有時在公司午休，或者沒有活的時候，可能就要看一下網課，或者寫一下作業；下了班回家，也可能需要補錄播的課或者參加小組討論。”茶拿鐵回憶了這幾個月以來自己的生活節奏，“但我覺得還好。我周末還是有很多可以自己安排的時間，反正我星期六是不會學習的。”　　

　　在2020年這個奇怪的年份里，不少人做出了和她類似的選擇。茶拿鐵覺得，雖然算不上享受這份忙碌，但相比抱怨，她還是更傾向于調整自己的心態。茶拿鐵不太贊同身邊一些同學“一邊做出了選擇，一邊又有很多抱怨”的心態，她認為抱怨既耽誤時間，又會影響做事狀態。

　　茶拿鐵認為自己是“精力比較充沛的那種人”，不過她也不同意盲目地參加實習。“有的實習可能沒有那么多成長性，就不值得這么累，或者犧牲原本用來鉆研學習的時間。”本科時她曾經在一家教育機構當老師賺外快，幾次課下來，她對內容已非常熟悉，不久后就辭去了這份工作，因為覺得自己“只是在機械地重復”。

　　在茶拿鐵和礦泉水的過往實習經歷中，具體選擇哪一行業、崗位，都經過了仔細考量。她們希望自己能夠在實習中鍛煉個人能力，積累有價值的工作經驗。

　　這次為什么選擇互聯網？茶拿鐵覺得，互聯網行業前景發展樂觀，她也很向往想象中“更年輕、更有活力、更扁平化”的團隊氛圍。更重要的是，“相比金融行業”，茶拿鐵笑著說，“互聯網企業給的實際工資要高很多”。“確實，互聯網很火”，礦泉水對此表示同意。不過，她選擇互聯網更多出于挑戰自我的嘗試：“我覺得做自己擅長的事太久了，要跳出一下舒適圈，探求一下職業發展的可能性。”　　

　　▲ 網友分享互聯網公司面試流程和面試技巧，每每吸引大量關注。

　　在競爭激烈的互聯網行業，類似茶拿鐵和礦泉水這樣履歷豐富的實習生，并不少見。茶拿鐵回憶自己在公司接觸過的同齡人，大多都有一份充實的簡歷。“但這可能是幸存者偏差？”她這樣補充道。意即有實習經驗者，更容易找到下一份實習，反之亦然。久而久之，即使只是實習崗位，身邊的同事也都多能就既往工作經驗侃侃而談。由于金融、咨詢、運營、戰略等崗位并不像程序員等職業，有具體的技術能力要求，而更多考察“軟實力”，此前的實習經歷在應聘過程中，也就顯得更為重要了。所以，前仆后繼的實習應聘者們，愿意犧牲某個假期的休息時間，或在略有空閑的學期中途，收起校園卡，來到工位。

　　當然，如果財力更為雄厚，當下在市場上也不乏幫助學生進行職業生涯規劃的商業機構。這些機構最早從留學中介行業中延伸出來，起初只是作為留學申請的附帶性服務，即所謂“背景提升”，利用公司資源為申請人提供實習機會，幫助申請人提升申請成功率。慢慢地，隨著留學市場競爭日趨白熱化，一些公司開始專門從事留學背景提升業務，收取高昂的費用，為客戶進行職業生涯規劃，與求職招聘網站、獵頭等職業介紹類公司合作，為客戶敲定實習和工作機會。從事這一行近10年的李響（化名）告訴筆者，近幾年，互聯網產業和金融業是這類公司的大熱門，一方面因為這兩個行業如今是市場“風口”，實習機會的競爭非常激烈；另一方面，一些頭部公司則有“不實習1-2年就基本沒有機會成為正式員工”的潛規則。

　　或是為正式工作鋪墊敲門磚，或是為留學申請積累履歷，或是為鍛煉個人綜合素質、拓展行業視野，總之，在學業成績之外，本應該是幫助學生實現從學校到職場、從學習到工作的順利過渡的一種制度安排，現已成為公司們節省勞動力成本、精英大學生們全力以赴沖刺的另一條并行軌道。

　　02.

　　工廠實習：職校學生痛苦的必修課

　　在同一國度的另一邊，故事截然不同。第二個故事里，主人公們都不必為尋找實習而發愁，因為，早有人高舉指揮棒，替他們指出了實習的歸宿：工廠。

　　高職、大專等職業學校的在校學生，是這個故事的主人公。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學者陳慧玲2017年發布的一份研究顯示，高職、大專等中國職業學校學生，大多是來自農村或城市工人階級家庭的青年，他們因種種原因提前退出了中考、高考等選拔機制，進入職校學習本該以就業為導向的課程。在這些課程中，實習是普遍的必修課。而對于工廠來說，職校學生正是求之不得的廉價勞動力。

　　在全球工業生產外包的大背景下，供應商被迫相互競爭，壓低價格。面對大幅削減的利潤率，廠商只能通過進一步壓縮勞動力成本來彌補。在中國這一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生產國，富士康等大型生產商時時面臨勞動力短缺、農民工工資水漲船高等現實問題；當地政府為吸引和留住大型工廠所創造的GDP價值，便把目光投向了職業學校——職校學生群體，正是一座源源不斷的新生勞動力寶庫。于是，地方政府、大型工廠與職業學校一拍即合，并冠以“產學一體”的帽子，合理化許多職校把工廠實習列入培養計劃的做法。

　　從2011年9月到2012年1月，成都富士康工廠中有約7000名職業學校學生（約占工廠總勞動力10%）以實習名義，從事流水線工作。實習時間一般在三個月以上，有的甚至持續兩年——盡管高職院校的培養周期，總共也只有三年。這群實習生的年齡在16-18歲之間，他們從事著與普通工人完全相同的工作，日夜輪班，時常加班。

　　更大的問題在于，學校與工廠為學生安排的實習，往往與他們所學專業毫無聯系。在陳慧玲的田野調查報告中，一名17歲受訪者的專業是汽車維修，但學校將他送進富士康后，他成為了iPhone的零件組裝員。“太累了，實在是浪費時間……我們連汽車維修的核心課程都沒有學完，就被送到這里實習。”他這樣總結道。

　　悉尼大學人類學系學者Terry Woronov于2016年發布的一份調查提供了相似的結論。在南京的一所職業學校，整個班級的學生被派遣到一所高校進行為期兩周的無薪“實習”，負責為高校行政部門錄入數據。老師告訴學生，這是“很好的工作機會”，它將有助于“培養高度的紀律性”：以上兩點結論的真實性有待檢驗，但可以確知的是，這一實習經歷難以為學生們的未來就業提供實際幫助。

　　職校學生們早在進入職業學校之初，就被主流評價體系打上了“不認真讀書的壞學生”標簽，而在職業學校接受教育——特別是實習——的過程中，“學一技之長”的教育初衷也并未得到很好的實踐，學生們在流水線上機械地重復簡單動作——相比在補習機構工作時的茶拿鐵，他們的工作更為單一；然而與茶拿鐵不同，他們對自己的實習，并沒有太多決定權。一位學生回憶學校下發實習指令時的情況：“老師告訴我們，省內的每一所職業學校都必須與當地政府合作，將學生送到富士康接受實習。”除非由醫院證明健康狀況不適合，否則學生們必須迅速收拾行李，前往工廠上崗。

　　對職業學校的學生來說，如果說經濟實力、城鄉區隔和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平等 - 這些都與他們的階級身份有著緊密的聯系 - 已經讓他們所受的教育“輸在起跑線上”，在本應該幫助他們提升技能、銜接職場的“實習”中，畸形的“地方政府-資本-學校”合謀卻再次擋住了他們階層躍升的進路。他們在校時進入工廠實習，畢業后，他們可能發現自己熟練掌握的，亦只有工廠流水線所需的技能。

　　與茶拿鐵和礦泉水相比，職校學生“豐富”的實習履歷毫無用處，他們的家庭亦對此無能為力，而他們的學校則更多扮演了助推他們進入這一結構性循環的角色。這種系統性的力量，無疑將他們與同輩人的距離拉得更遠。

　　03.

　　勞動權益保障：立法或執法的缺席，受限的勞工組織能力

　　工廠與寫字樓里，來自職業學校和高等院校的實習生們忙碌在大城市的兩端。但兩者吊詭的相似性在于，普遍違背《勞動法》的工作時長和勞動報酬。

　　實際上，早在2007年，教育部與財政部就聯合印發了有針對性的《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辦法》，其中明確規定“不得安排學生加班和夜班”，且實習報酬“原則上不低于本單位相同崗位試用期工資標準的80%”。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富士康等許多大型工廠的實習生待遇與規定相距甚遠。在富士康，學生們吃住在工廠，受工廠制度嚴格管理，不得隨意請假，否則將影響畢業。除了普遍的晝夜輪崗、加班工作，由于堅持實習學生不是正式雇員（即使他們從事與其他工人相同的工作），實習生們也并未被納入政府規定的社會保障體系（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救濟、生育保險和養老保險等），于是公司得以節省大量資金。

　　如果說工廠中的職校實習生受制于學校規定和畢業壓力，不得不忍受惡劣的實習期勞動狀況，那么“互聯網大廠”中的高校實習生們，則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近兩年，拼多多員工加班猝死、程序員在github上發起“996 ICU”等事件引發了公眾熱議。對嚴重違背勞動法的不合理加班現象，社交媒體平臺上群情沸騰，劍指中國最知名的幾家互聯網企業。但對于渴望在互聯網名企中獲得一席之地的實習應聘者而言，加班這件事，他們早有心理準備。

　　“大家好像都默認加班是不可避免的”，茶拿鐵說。

　　“對，在面試的時候，領導會直接說‘中國互聯網的節奏你應該是知道的’——不明說，但是會暗示。因為知道是一個雙向選擇的過程，你要是不接受，可以拒絕這份工作；只要你接受了，那就是默認了。”礦泉水最近在招聘自己崗位的繼任者，因此也會參與面試工作，她對這套話語體系已駕輕就熟。

　　兩位受訪者所在的公司對勞動時間有明面上的要求。礦泉水所在公司是比較標準的“每周5天，每天8小時”制度，茶拿鐵公司則要求每日工作7小時，但區分大小周，大周需要上六天班。公司上班時間是在10點，沒有要求打卡；不過，她們每周都會遇到加班。少則一兩次，多則三四次——大多是因為當日工作還沒做完，自己主動選擇留下。

　　“Mentor（導師）其實不會要求，除非有明確指示說當天要完成某項任務”，茶拿鐵說。加班的次數并不算少，但時間尚在可接受范圍內，不至于到熬夜的程度。礦泉水說她遇到過最極端的情況，是有一次回家后收到任務，臨時為一次會議準備資料，大概從晚上九點忙到十點。除此之外，大多數加班的日子結束后，她們還是能獲得小半個屬于自己的夜晚。

　　由于不在IT部門，她們不太清楚程序員的加班狀況是否更加嚴重；能確定的是，盡管“已經很忙了，工作量還是比正式員工少很多。”茶拿鐵有次聽到兩位正式員工閑聊，一個人小長假希望去外地找朋友玩，另一個人嘆氣說“但朋友也不一定有時間”，于是對方調侃道：“你朋友比你還忙啊？誰能比你還忙？”

　　在入職時，兩位受訪者都與公司簽訂了一份書面協議，但當時她們并未太在意這份例行公事的文件，因此現在已記不太清其中的具體內容。作為實習生的她們，在法律上與公司是怎樣的關系？公司將對她們承擔怎樣的義務？她們的哪些權益受到保護？這些問題的答案是模糊的。公司為實習生購買了一份商業保險，但她們亦不太確定這份保險覆蓋了工作中的哪些方面。

　　茶拿鐵和礦泉水對勞動權益相關內容的模糊了解，背后是我國相關法律對高校實習生權益保障的缺位。盡管工廠里普遍存在違法雇傭實習生的現象，畢竟《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辦法》《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 (教職成(2016)3號) 等文件提供了一份法律保障。然而，目前高校學生自主參與實習，無論其實際勞動內容為何，都不在勞動權益相關的法律保障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保障對象是一般勞動者，并不覆蓋實習生；而教育部頒行的《高等學校勤工助學管理辦法（2018年修訂）》僅適用于校內勤工助學或學校推薦到用人單位實習的情況。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地方省份出臺了專門針對實習生勞動權益保障的法規，如《江蘇省勞動合同條例》第四十二條就規定：“企業不得安排總時間超過十二個月的頂崗實習，不得安排學生頂崗實習每日超過八小時、每周超過四十小時……企業應當按照實習協議為頂崗實習學生辦理意外傷害保險……企業應當按照約定的標準直接向頂崗實習學生支付實習報酬，且不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企業、學校不得克扣或者拖欠頂崗實習學生的實習報酬。”（自2018年8月1日起，江蘇省月最低工資標準：一類地區2020元；二類地區1830元；三類地區1620元。非全日制用工小時最低工資標準：一類地區18.5元；二類地區16.5元；三類地區14.5元。見《江蘇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關于調整全省最低工資標準的通知》蘇人社發〔2018〕173號））

　　此外，在近幾年一些法院判決里，一些法官認為實習可以構成事實上的勞動關系，并最終據此裁決糾紛（如(2018)京03民終2656號；(2020)皖05行終26號；(2017)京03民終8946號等）。這些判決是否能倒逼立法機關完善相關法律，目前還不得而知。

　　據人社部《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目前，“在校生利用業余時間勤工助學，不視為就業，未建立勞動關系，可以不簽訂勞動合同”。如果公司選擇與實習生簽訂合同，則后續發生的糾紛可參照《民法總則》《合同法》等其他規定解決；但公司是否與實習生簽訂正式合同，往往不是實習生能夠左右的決定。

　　茶拿鐵和礦泉水所在的互聯網企業，確有主動與實習生簽訂合同；雖然兩位受訪者已記不太清具體內容，但到目前為止，所幸她們并未遭遇實際的勞資糾紛。印象中，她們也未曾聽到身邊正式員工的維權先例。不過，對不合理勞動時間的討論（如加班），倒還不至于是公司內部的禁忌話題。員工們更多自嘲式地互相吐槽，而避免涉及“如果需要維權，應該怎么辦”等更為沉重的討論。

　　由于工作涉及國際化業務，礦泉水對部分其他國家勞工權益保障相關情況有一定了解。相比成熟的工會系統，她認為目前國內的NGO/學生組織缺乏影響實際決策的能力，而期待個體勞動者“挺身而出”進行維權，也并不現實：“一個個體，要做成這件事，真的是非常困難的。”茶拿鐵表示，雖然“996ICU”運動似乎暫時受阻了，但“它使得原本對996已經很麻木的這群人，對工作制度產生了一些思考。”至于這樣的思考在現實層面是否會有更多影響，她覺得目前還很難判斷，“但是能有一些思考也是好的。”

　　在這一方面，工廠里的維權運動更為成熟。2012年10月5日，鄭州富士康，一條極大增加了工人負擔的產品控制新規曾引發超過3000名工人集體抗議和罷工。此后，一名曾在太原富士康工作過兩年的高中畢業生在網上公開發布了一封致富士康CEO的公開信，控訴工廠內的剝削境況。信的結尾寫道：“即使您是老板，我是工人，我也有權在平等的基礎上與您交談。” 不少實習生也曾積極參與工人運動：2010年5月至6月間，實習生們在佛山的本田汽配廠發起罷工，并最終爭取到了可觀的加薪。

　　在工廠內從事半強迫勞動的職校學生，除了有限的薪水，無法從這份“實習”中獲取更多的有益經驗。或許正因為他們對公司沒有期待，才能更沒有后顧之憂地投入維權活動。而互聯網大廠中的大學生們，雖然在選擇實習時掌握了更多的自主權，卻也更顧慮重重。參與維權運動，會給上司帶來怎樣的印象？是否會因此丟掉實習？是否會在履歷上留下記錄？參與了運動，又能改變什么？他們不得不面對更多的現實質問。

　　04.

　　回歸生活：對抗規訓，或與自我和解

　　至于實習是否帶來了符合自己期待的收獲，兩位受訪者沒有給出很明確的態度。回憶入職前對這份實習的想象，她們都認為實際體驗與其有一定差異。

　　入職當天，礦泉水辦完手續后步行穿過公司大樓的許多區域，那個場景對第一次加入互聯網企業的她來說，產生了巨大沖擊。“尤其是我看到有100多個工位那么（排布）在一層一層樓的時候，我自己還是覺得有點不太舒適。”

　　密集而整齊劃一的工位，與流水線工廠有著微妙的相似之處。作為個體，人往往難以適應這種強烈的統一和有序。陳慧玲（2017）采訪的一位職校老師也提到，有些學生在抵達富士康工廠后的第一周情緒低落，不愿上班：“我要求學生們控制他們的情緒。冷靜。想想看如果你離開了，你的家長不會失望嗎？周四晚上，我去學生宿舍里問他們的感受，他們說‘沒有很糟。’到了周五，他們說‘還好。’他們漸漸地熟悉了工作節奏，最后，我再問他們想不想離開，他們說‘不想。’”

　　在富士康實習七個月后，一批學生返回學校。但僅僅過了三個月，學校開始為他們安排更多的實習機會——仍然是工廠，另一間工廠。

　　茶拿鐵和礦泉水的實習也接近尾聲。她們期待著，除了在簡歷中再加上一欄之外，實習所鍛煉的軟技能可以幫助她們未來找到心儀的正式工作。

　　她們在北京度過了二十歲出頭時一個新鮮的春天。

　　茶拿鐵決定在下個學期短暫gap，她已經開始接受一所證券公司的實習面試，生活平穩向前。

　　礦泉水覺得，對她來說，“（北京）這座城市沒有他人所說的那么‘鋒利’。”在談及北京生活的挑戰時，茶拿鐵說“最大的挑戰就是有的時候打不到車了。”說完她們倆都笑了。

　　一刻停頓后，礦泉水認真地補充道：“也可能因為我自己不是那種特別正式的北漂”，這是她第一次獨立地在北京以工作的方式生活，“比如以前我都不知道豬肉多少錢。”

　　茶拿鐵深有同感，花自己掙的錢之后，有些什么東西改變了。每年夏天，她都會準時守候某視頻平臺的選秀節目，這次，開始實習的她本來期待著像粉絲群里其他上班族那樣，用自己的薪水為愛豆出一份力；然而算了算拿到手的實習工資和每月在北京的花銷后，她右滑關閉了不斷催促大家“打錢”的粉絲群聊天窗口——“根本燃不起來了，我只覺得他們吵鬧。”/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