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過去的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回答記者問時提到，我國零工經濟就業達2億多人。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零工”這一用工形式近年來在國內的迅速崛起?另一方面，零工經濟從業者權益保障問題也日益為媒體、公眾、學者和政策界熱議，相關討論主要集中在是否應該承認其在《勞動法》上的勞動者地位，即與用工方是否構成實質上的雇傭關系，這牽涉到國家、企業和勞動者之間的權利、責任和義務的重新劃分及一系列相關的制度安排。我們追問，現有的立法實踐對保護零工的利益而言足夠嗎?應該如何理解這一立法爭論和動向?我們又應該期待或爭取一個怎樣的立法?

　　多數派認為，這些問題對理解走上了零工化快車道的中國勞動力市場至關重要。未來幾天里，我們將刊發相關文章，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我們也期待您加入討論。

　　本文延續上一篇的討論，展現自由的背后隱含的、零工們必須面對的困境，我們借此反思過去十多年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領域的改革，以及當下零工經濟領域的立法實踐。

　　在上篇中，我們解構了零工經濟“自由”的迷思。

　　我們指出，主流經濟學家、政府、零工企業和主流媒體對零工自由的理解，與零工們自己的理解是在很大程度是不同的。我們進一步指出，零工經濟對零工而言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真實可感的自由和自主，這也是零工經濟可以吸引和留住大量勞動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這并不可以簡單被理解為對構成零工經濟主體的低技能勞動者的賦權，而只是他們在產業升級、資本不斷更新剝削方式和政府在執行勞動法保護勞動者權益上的持續失靈中，面對不斷變化的勞動力市場時作出的用來求得生存、提升自身狀況的最實際的選擇。而對很多人來說，這是失去穩定社會保障和福利為代價的，是以未來為賭注的。

　　在下篇中，我們繼續追問，如果零工經濟的工作安排讓老王們擺脫工廠工作中嚴格的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成為可能，為什么他們沒有充分利用這個機會享受自由，反而普遍工作12-16小時，甚至猝死也時有發生呢?換句話說，他們為什么“主動”超時工作呢?為什么底層勞動者如此依賴零工經濟?被“困在系統”中的他們又應該得到怎樣的保護?

　　01

　　從“零工”到“粘工”

　　長期關注外賣員的學者社科院孫萍副研究員曾形象地用“粘性勞動”(sticky labour，而非靈活勞工flexible labour)的概念來概括自2015年以來，北京越來越多外賣員事實上是全職的的現象。這背后一個直接的原因，如上篇中老王所言，當然是為了賺更多錢。

　　一方面，以網約車、快遞和外賣為代表的的新型平臺經濟，在各家企業爭奪市場壟斷地位的初期都曾讓勞動者們頗過上了一段好日子。但近年來，隨著市場爭奪戰的逐漸落定，司機的收入也隨之直線下降。在經歷了整個過程的老王看來，自在網約車領域站穩腳跟以來，開滴滴已經越來越像是一個計時制的工作，一個小時流水基本上平均在30-40左右，這也就意味著，如果去掉租車(3500-5000元)和車的損耗，如果想要一個月凈賺7000-8000元，就需要每天開12-14個小時。而其他零工則多是日薪或時薪制，而時薪往往在16-20塊之間。

　　另一方面，老王們需要賺更多的錢，不是為了買什么奢侈品，也更談不上為了更好地自我實現，而是為了維持家里的開銷。與其他受訪者一樣，老王家的開銷主要是孩子學費生活費、父母的醫藥費、他與妻子和小兒子在深圳的房租和生活費用和一些必要的人情往來。

　　老王給我們算了一筆帳。他有三個孩子，大女兒在廣州讀大專，二女兒在老家縣城讀高中，小兒子則跟在他們身邊，還在讀小學。大女兒每年的學費加住宿費在將近1萬元，生活費每個月1500，二女兒學費一年也是1萬元，生活費每個月1000。小兒子的學費一年是8000多。因為不是深戶，老王和他的妻子也因為外地人的身份、且沒有正式的雇傭關系也沒有個體戶營業執照無法在深圳辦理居住證，他們在深圳上學的小兒子無法在深圳享受國家的義務教育補貼。雖然如果把小兒子放在老家讀書就可以省掉這筆錢，但是老王夫婦決定還是把孩子帶在身邊，因為“之前因為(政策)不許帶，我們兩個女兒已經沒帶在身邊了沒辦法抓她們的學習了，現在有條件了，我們自己吃穿差點累點都要抓好他的學習，現在這個社會，你考不上大學，以后體力活都沒得干，全機器干了。”

　　小兒子的上學費用還有一項大頭是午托班和晚托班，一個月1500元左右，這主要是因為老王夫婦每天都要從早到晚，而深圳的學校下午三四點就下課了，如果親自接送就意味著每個月少賺一半的錢，這是他們無論如何也無法承受的。如此，三個孩子加起來，每年要花掉老王夫婦將近8萬塊。

　　老王父母都年近7旬，兩人年輕時都在珠三角工作，一位是建筑工，一位是電子廠普工，母親從兩個女兒出生后就一直在家幫他帶孩子，偶爾在莊鄰手里拿一些手工活補貼家用;父親65歲那年因為過度勞累病倒，加上年輕時在工地上多次被砸傷，現在已經失去勞動能力。父母兩人身體都不是很好，父親除了被砸傷外，還有高血壓、冠心病和肺炎，母親則在2018年也被查出心臟病，老兩口常年吃藥，一度還需要手術。老兩口年輕時工作了幾十年都沒有買上醫保、社保，唯一有的保障就是回到老家后村里的“大病統籌”。　　

　　“大病統籌”的特點是，在報銷患者因在治療被列入其名單的大病而在本地住院時產生的費用上力度較大，一旦涉及到異地就醫，手續就變得十分繁復，且報銷比例大大降低;它也覆蓋手術后的用藥的部分費用，但比例很低。對老王來說，這為他們減輕了不少負擔，但是父母術后的日常用藥開銷依然非常大，加上兩位都有不在報銷范圍內的其他疾病，目前老兩口用藥一個月需要他拿1000元左右，加上二女兒和老兩口的生活費，一個月要給家里寄至少3000元。

　　僅是這兩項，每年就要花去老王夫婦將近12萬元。

　　老王夫妻倆在深圳租了一套兩房一廳一衛的農民房，月租是1300元。兩人想過租小一點，但是孩子在慢慢長大，為了孩子的健康成長，還是決定多花點一些錢。老王的妻子在工廠上班，在沒有加班就去做日結工甚至小時工，平均每天工作10-12個小時，還要兼顧家務。她也想過去送外賣，但是因為生小兒子落下的毛病導致身體很虛弱，也考慮到安全的問題而最終放棄。

　　2018年之前，老王夫婦還有多年工作存下的5萬元積蓄，18年老王的母親做了個心臟手術，去掉報銷款項之后還花了2萬多。去年的疫情更是雪上加霜。政府只補貼中小企業而不直接補貼失去工作的農民工，他們沒辦法只能坐吃山空。直到去年5月兩人從老家回到深圳之前，一家七口人的積蓄只剩不到1萬元。

　　在訪談結束的時候，老王有點激動：“我們為什么要這么拼命地干?我們難道不知道那樣危險嗎?我們不知道睡覺舒服嗎?我們難道不知道有社保以后孩子的負擔小嗎?但是你不干這些錢誰給你啊?”

　　在我們走訪的50多位靈活用工的底層勞動者中，除了一位早年因為會開叉車有機會以“高級技工“的名義拿到深戶，所有人都面臨著跟老王夫婦類似的處境。他們每天都被一種緊迫感追著往前，必須要賺足夠多的錢來支付孩子的教育費用和父母的醫療費用。雖然2010年以來中央政府在推進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有很多動作，戶口制度的限制逐漸松動，但從我們的受訪者的經歷來看，這似乎并沒有減輕他們太多的負擔。

　　就教育而言，近年來中央政府全面推行義務教育補貼每一個孩子義務教育階段的學費和書本費，這聽起來很美好，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實行地方負責制，經費由地方政府負責。也就是說，老王的孩子如果想要享受政府撥給的義務教育補貼，就需要在老家鎮上的中學上學，成為留守兒童，這是老王們不愿意看到的。

　　在我們的訪談對象中，也有少數幾位在深圳成功拿到了義務教育階段的補貼，但在轉向靈活用工之前，他們都是所在單位、公司的低層領導，有正規的勞動合同和社保，因此可以辦理深圳居住證享受補貼。不過即使是他們，也面臨著教育商業化和內卷的困擾，很多人因為擔心孩子的學校不好[1]開始給孩子報名五花八門的補習班。而另一些手頭更寬裕一些的，則會向與當地教育部門官員有某種聯系的中介“購買”教育質量更好的公立學校的學位，花費一般在6萬元左右。在他們中這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制度的障礙，他們只能用錢來解決。

　　醫療改革與教育改革方式類似，也是地方負責制。前面提到，老王父母這一代人因為政府在維護勞動者權益方面的失敗而沒有勞動合同和五險一金的保障，改革的措施是將他們包括進農村醫療保險，即大病統籌。吊詭地是，部分地因為地方負責制的關系，為了籌集資金，國內不同人群(城鄉、不同地區)受惠于醫療保障體系的程度實際上是跟所在地區的發達程度和自己繳納的費用成正比的，這也就意味著本來最需要醫療體系支持的，來自農村、支付能力最低的底層勞動者反而獲得的各種報銷、補貼力度最小。也有基于全國性樣本的學者研究表明，正是因為這種被英國學者Jane Duckett稱為“新自由主義式的”福利制度安排，農村大病統籌并沒有將農民從“災難性醫療花費”中拯救出來[2]。　　

　　此外，在遭遇疫情這樣的公共事件時，政府為了提振經濟和穩定就業，優先將財政補貼分配給中小企業，而如老王一樣的外來底層工人則被落下，坐吃山空，甚至連每月不超過百元的失業保障也沒能領到。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國長期以來奉行所謂“積極就業政策”- 即主要依靠扶持勞動密集型企業來吸納勞動力–的必然結果，而失業保障作為積極就業政策的一個部分，往往執行力度非常弱，尤其是對沒有正式勞動合同的底層勞工而言。

　　02

　　社會福利體制的新自由主義化與零工經濟的崛起

　　老王的這筆賬讓我們看到，他們需要更多的收入并不是為了享受性消費或所謂的自我實現。與一些年輕的城市白領階層不同，老王大部分的家庭收入都用在孩子的教育和父母的醫療費用上。如果對父母的孝順是他們忠誠守護的道德價值，那么盡可能給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則是他們認為讓孩子們能在未來過上好日子，甚至實現家庭的向上流動的唯一出路。

　　政府近十年來推動社會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均等化的措施雖然對他們的狀況有所幫助，但福利改革“新自由主義式”和“地方負責制”的制度安排，客觀上延續了前30年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資源分配的城鄉和區域不均，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把在前30年改革中逐漸成為弱勢群體的他們再次放到了邊緣的位置，讓實際上更需要公共資源和公共服務的他們反而獲益更少。

　　結合上篇中對“自由”的討論，“零工”乍看起來像是一個新的群體，但如果我們追溯零工的來源，追問他們為什么會轉向零工，試圖從他們自己的角度去理解這個變化，我們會發現，“零工”中底層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依然占據主導，而這并非偶然。　　

　　“零工”之所以可以出現，而且可以在短時間內迅速崛起，一方面固然有賴于平臺資本的投資和以算法為代表的互聯網用工技術的出現，有賴于國家的鼎力支持，在產業和勞動法規上大開綠燈。但底層勞動者們不會僅僅因為這些變化就自然而然地轉向零工，也很難僅從“零工經濟收入更高”或是底層勞動者對靈活的生產安排的“主動選擇”簡單理解2億多人的共同選擇。

　　把他們共同的生命經歷放回到大的政治經濟環境中去，不難發現，這背后還有長久以來政府在維護勞動者權益上的失靈，有政府和企業在推動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幫助勞動者實現技能升級上的缺失，以及政府在推動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均等化的過程中的一些結構性問題，而這與底層勞動者長期缺乏話語權、以及他們自下而上地推動變革的能力受限和空間的持續縮緊都密不可分。被困在這些結構性的變化之中，“零工”/”靈活用工”/“平臺經濟”成了底層勞動者最好、最實際的選擇。

　　就平臺經濟而言，當下十分流行的一個論斷是，平臺是中立的，平臺經濟的問題在于平臺服務于平臺資本，平臺因此變成了一臺剝削的機器。我們當然不否認這個觀點，但通過本文的討論，我們希望指出，中國底層勞動者對平臺經濟的依賴，不僅被勞動過程中勞動者與平臺直接發生交互的時刻所塑造，也被歷史上的不公平以及當下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等再生產領域的不公平所塑造。換句話說，平臺之所以變得如此具有剝削性，當然與平臺的資本和技術屬性相關，但也為更廣泛的再分配的社會關系所塑造。

　　03

　　反思靈活用工立法：超越“第三類勞動者”

　　這樣的理解為我們反思當下靈活用工的立法提供了一個出發點。

　　零工經濟在中國出現已近10年，但保障零工勞動者權益的立法到近1-2年才逐漸開始。目前國內立法實踐主要在地方層面展開，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對工傷保險制度進行改革，給予平臺工人基本保障;二是著眼于數字勞工平臺的用工方式與傳統企業之間的差異，推動勞動保障與勞動關系脫鉤。與歐美一樣，這里面一個主要的爭論是，是否應該承認靈活用工中勞動者“雇員”的法律地位，即平臺勞動者與平臺是否構成法律關系。目前主流的主張是效仿英國和德國的做法，在“雇員”和“個體勞動者”(employee)之間建立一個新的勞動者法律主體(類似英國的“worker”)，并賦予相應的權責義務和社會保障，把平臺勞動者和零工們納入這一個法律范疇，其理由是數字勞工平臺的用工方式與傳統企業之間的差異，和由此帶來的勞動者對平臺的經濟和人身從屬性的差異。　　

　　從目前的立法和規制實踐來看，實際操作也在按照這兩個方向進行。今年兩會之后，一些省份陸續出臺了將靈活用工勞動者納入工傷保險體系的地方性法規，如廣東省的法規規定將“通過互聯網平臺注冊并接單，提供網約車、外賣或者快遞等勞務的新業態從業人員”納入工傷保險參保范圍，可由所在從業單位(組織)自愿選擇為其單項參加工傷保險、繳納工傷保險費。

　　單就廣東省這一地方性法規來看，它僅僅是將工傷保險與雇傭關系脫鉤，把靈活勞動者納入了工傷保險的范疇，在制度上開了個口子。但緊接著，這一法規又把是否為零工們提供工傷保險的決定權交到了用工方手中，也沒有規定這筆費用應該誰出，這給資本留下了巨大的空間。按照過去三十年的農民工們在工廠勞動體制下的遭遇，不難推知這條法規在保障零工權益上的并不會有什么實質上作用。更不用說，現在很多平臺工人實際上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購買”了平臺公司與商業保險公司推出的商業保險，成為資本食利的最新場域。

　　此外，從本文的分析來看，拋開不同論者對靈活用工勞動者對平臺用工方的從屬性的爭議不談，在中國的語境下，構成零工經濟勞動力主體的依然是底層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群體，他們面臨的不平等是由來已久而深刻的，他們對平臺的依賴和從屬性不僅體現在與平臺的關系中(即生產領域)，同時也體現在國家在底層勞動者的再生產環節的持續不在場，和國家在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在幫助勞動者提升技能以適應新的勞動力市場環境上的缺失(即分配和再生產領域)。

　　一個真正對平臺勞動者公平、有益，又能夠妥善彌補歷史上的不平等的立法，不僅應該承認平臺勞動者的雇員身份，讓企業為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負起應有的責任;還要把改革和立法的事業擴大到在生產環節，解決當下社會福利體系和公共服務資源分配中的結構性問題。如此，零工經濟中勞動者體驗和感受到的“自由”與“自主”才不僅僅是他們擺脫既有束縛和困境的主體能動性。否則，法律只會成為不斷復制不平等、系統性地侵害底層勞動者利益的工具。/

　　參考資料：

　　[1] 這主要是因為深圳的學區房制度，規定學生只能在學區內學校上學。眾所周知目前三十年的教育改革讓大部分優勢的教育資源都集中到城市里公立學校，締造了像深圳中學這樣的超級中學，而這樣的中學所在學區通常無論是房價還是租金都非常昂貴，并非一般外來務工人員可以負擔得起的。所以我們所有受訪者的孩子都是在由農民工子弟學校“正規化”而來的普通中小學上學。

　　[2] 如Xie B, Huo M, Wang Z, et al. (2018) Impact of the New CooperativeMedical Scheme on the trend of catastrophic health expenditure in Chinese ruralhouseholds: results from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s from 2003 to 2013. BMJOpen 8(2).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Publishing Group: e019442. DOI:10.1136/bmjopen-2017-019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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