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行坤、李舵、魏勞泉

　　胡馬雍 (采寫整理) | 澎湃思想市場

　　[導讀]近日某外賣平臺臨時加日單量，導致騎手無法完成過年任務。不少騎手抱怨道，正是因為看重過年8000多元的任務補貼才決定留守接單，如今全面復工不缺騎手，臨時提升的任務標準頗有“用完即棄”的作風。

　　本文從“勞動光榮”到“勞動剝削”的演變出發，指出在改革開放以前的語境下，勞動被視為勞動者社會生命的一部分，它是自主、自立、自我提升的一個過程，因而人們贊美勞動，提倡勞動光榮。但對于當前歸服于資本利益的打工人來說，他們的勞動已失去了過去的意義，而被異化為資本牟利的過程。如果打工人只是在為資本打工，勞動者得不到自我提升的體驗時，又何來打工光榮呢?相較倡導“打工人”的積極心態，真正有意義的是更多地去揭示和直面打工人普遍遭遇的各種難題——勞動保障問題、收入問題、生理心理問題、家庭生育乃至教育發展問題，并想辦法去改善。

　　本文為澎湃新聞“圓桌·勞動論”的與談稿，轉自“澎湃思想市場”公眾號，原文較長，此為摘編版，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打工人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從勞動者到打工人的歷史譜系

　　胡馬雍：“打工”這個詞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出現在中文語境中的?

　　王行坤：“打工”一詞最早見于香港、臺灣與新加坡等地。改革開放之后，我們才有“打工仔”、“打工妹”之類的說法，后來逐漸都被“農民工”這個概念所取代。也就是說，打工其實對應的是流動性勞動人口，國企內的穩定工人和私企內的專業白領是不算打工的。直到“打工人”這一說法的出現。

　　李舵：對，打工這個詞一開始是從粵語的“打工仔”來的。而農民工這個概念八十年代甚至更早就有，但是九十年代“民工潮”后才普及。九十年代出現了涌向東南沿海的民工潮，農民工才成為主流媒體對打工者的常見稱呼。

　　王行坤：而在那之前的“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時期”，是不存在打工的概念的，因為所有人都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或者是有待被改造成自食其力勞動者的前剝削階級集團成員。但是在收入和身份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還存在著差別，如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區別，勞動強度的區別等。這時候為了實現直接勞動者即被管理者的主人翁地位，就需要對生產空間進行一些調整，如縮減勞動時間，改造勞動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胡馬雍：這種區別在當時是否也會出現“老板”“工人”這樣的區別?或者管理者/工人之間的區隔是否會大到讓工人覺得自己是在為別人工作?

　　王行坤：這個問題就涉及到專家和管理者與直接勞動者之間的關系，如果社會主義認為有些人有能力和文化技術，就應該做管理者或專家，有些人沒有能力和技術文化，就應該一輩子當基層工人，那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就沒有根本區別，因為勞動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并沒有變化。

　　1960年，針對蘇聯的“馬鋼憲法”，中國提出“鞍鋼憲法”，即鞍山鋼鐵公司于60年代初總結出來的一套企業管理基本經驗。毛澤東高度評價了鞍鋼的經驗，提出了管理社會主義企業的原則，即開展技術革命，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堅持政治掛帥，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并把這些原則稱為“鞍鋼憲法”，在全國范圍內推廣。

　　“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改革企業中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在技術改革中實行企業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的原則。這是消除腦體分離的具體措施，也是讓工人具有主人翁意識的具體措施。這一點可以說一直持續到70年代后期。　　

　　胡馬雍：國企單位也只是社會主義時期工作觀和勞動關系的一部分，建國初年就已經有“民工”——大規模招的臨時工。他們都認為自己是為國家做貢獻嗎?而非為工頭打工?他們待遇如何呢?

　　李舵：十七年時期的大型工程中，參與勞動的人身份是非常復雜的。從擁有國企工人身份地位的國有建筑公司的工人，到臨時征調的各種行業的人，比如說當時經常會讓大學生或者中學生去參與這種集體勞動，而且是在工地一待就待一兩個月。再比如說臨時招募的農民，也包括勞動改造的犯人。至于勞動中做工的人的心態，那確實是因人而異，覺悟不一樣。“民工”和城鎮單位里的“臨時工”也是不一樣的，是兩種情況。

　　從一些有技能的農民個體來說，他們期待的情況是，從打零工的狀態，到找到一個單位掛靠，也就是成為臨時工。那如果有機會的話，又從這個臨時工轉為正式工，這是一個身份躍升的途徑。所以以農村而論的話，其實農民在特定的條件下離開農業勞動，去給人家打零工，這個情況是在前30年里也普遍存在，并不始于改革開放。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對于今天我們所稱的“打工“，決定性的轉折點的確是80年代末，而不是70年代末。因為80年代的那種離土不離鄉的工作模式，只是在規模上成十倍地擴大了之前就存在的情況。而沒有把農民從土地上連根拔起。到了90年代的時候，這種情況才算是徹底的改變了，從作為一個農民來說，他的身份和工作環境都通向“無產階級”了。　　

▍“勞動最光榮”話語的前世今生

　　胡馬雍：“勞動最光榮”這一話語在中國最初是怎么誕生的呢?

　　王行坤：1952年的電影《小貓釣魚》的歌曲就叫勞動最光榮。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肯定要樹立勞動光榮的觀念，其對立面是剝削者的不勞動。在過去體力勞動是不光榮的，所以要顛倒過來，這個從陳獨秀、李大釗開始就在講。但是開始制度化是延安時期，比如正面的“趙占魁運動”(被稱為中國的斯達漢諾夫)、“吳滿友運動”，反面的“改造二流子”運動，一方面是為了邊區生產，一方面也是樹立勞動光榮，勞動者光榮的觀念。

　　建國后自然要在全國進行動員宣傳，如宣傳勞動英雄，另一方面是改造那些前剝削者，讓他們也都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當然，中國最早宣揚勞動光榮勞動神圣的是近代的無政府主義者，只不過他們也會強調互助勞動和工讀結合，而不是單純宣揚一切勞動都光榮。

　　陳獨秀1918年的“勞工神圣”的呼聲就是他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結果。在這篇演講里，他把他心目中的勞工和憑借遺產的紈绔兒、賣國營私的官吏、克扣軍餉的軍官、操縱票價的商人、領干脩的顧問咨議、出售選舉票的議員對立起來，就是意在贊美前者的自食其力和貶低后者不勞而獲的寄生行為。另外，他也暢想了未來的互助主義、平民主義和大同主義。

　　李舵：作為前三十年“勞動最光榮”話語的對照，這里我想可以從意識形態領域去分析一下，至少在80年代國企工人的工作心態。我們都知道，在北方話里頭有這么一個說法，叫“坐班兒“。至今在一些國有企事業單位還會用這個概念。包括上班兒這個提法兒，在我們那邊的上一代人的話語習慣里，上班，是強調在一個單位制的條件下，作為總體的工作，也就是老人經常對小孩兒講的一句話——你去趕緊找個班兒上吧。

　　這個上班兒和打工有什么區別呢?對打工話語來說，我們當然注意到了，媒體在有意識地挪用前30年的勞動最光榮的話語收編它，但是對于大多數使用這個話語的人來說，他們依然在重視的切身感受是，打工的過程是痛苦的。而上班這個概念，它所反映的當然不是前30年所宣揚的勞動最光榮，但也顯然不是上班是痛苦的，而是工作這個過程本身是無感的，既不痛苦，但是也不快樂。

　　就是這樣的話語體現了80年代的一個過渡性的同時，它也揭示出人們在工作中的態度是多元的。我們當然期待在工作中實現作為主人的一面。但是，我們也不能想象這個工作除了快樂就一定是痛苦，就沒有一種多元的、模糊的中間地帶。

　　就是說，不像宣傳的那樣，你在勞動的時候是最光榮的，你在勞動的時候是最美的，你在勞動的時候是最接近自由的，但是同時也顯然不是說，我在勞動的時候是異化的，我在勞動的時候是被人宰制的，而是說勞動過程就跟我生命中所有其他的過程一樣，是一個普通的狀態。　　

▍從“新工人“到“后新工人”

　　胡馬雍：李老師剛剛已經說了一些國企工人的心態，我想問一下這種心態和現在的“打工人”(包括廣義和狹義的打工者)有一些連續性嗎?

　　李舵：我覺得還是和上個階段聯系更強，和現在多數心態偏向斷裂。我們可以從一些打工文藝中看出來。多數的打工文學，多數作者的心態，對于打工都是苦澀和屈辱的。當然，也有一些工人文藝是宣揚打工身份的自豪感，比如說像新工人藝術團等，他們就強調打工身份的光榮。總結起來，比較自發的出現的打工書寫，往往是屈辱。而有一些團體去推動的，可能會更多地強調這種打工者作為勞動者的自豪感。

　　王行坤：關于90年代之后體現在打工文藝里的打工者心態，曹征路的小說《問蒼茫》里面，姑娘為了能去打工還不得不跟負責人睡覺，說明當時能找到打工機會也不是很容易，當然后面就是在深圳打工的各種悲慘故事了。某種意義上，我是反對現在提“勞動光榮”這個口號的，勞動者/打工者在意識形態上還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提勞動光榮完全就讓勞動者失去了反思的可能：既然勞動光榮，你還有啥可抱怨的?

　　胡馬雍：即使是之前對自身地位不滿的“臨工”，對工作本身也不是苦澀、屈辱的?　　

　　李舵：我沒有研究過之前的臨時工的內心感受。但是我最近很巧，正在讀我外祖父的日記，我外祖父當時是一個學生，但他們在50年代末的時候去修那個遼寧省的清河水庫。他在這個日記中也表達了很多對于勞動過于沉重，或者是管理者指揮的不滿，但是他在總結這些情況的時候，都是在埋怨這樣的情況影響了他們完成勞動任務，影響了他們精神上的自我改造和自我提升。而不是說這樣做對他個體是一個怎樣直接的傷害。

　　胡馬雍：魏老師可以先說一下“后新工人”時代的勞動環境、勞工關系嗎?　　

　　魏勞泉：首先我要說一下新工人這個詞，一直被部分學界以及勞工公益界認為是對“農民工”的一個有益替代，背后也的確有很深的考慮和內涵，但是的確沒有被主流輿論了解和接受。這個首先需要說明一下。這里的“后新工人”可能指的是第一二代農民工之后的后代。　　

　　應該說勞動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2008年經濟困境、沿海制造業倒閉潮以來，逐漸發生了工廠向內地遷移的趨勢。相比以往聚集于沿海的制造業工人的形象，更多的年輕一代工人可以做到“離土不離鄉”或者在家鄉打工。也有很多年輕一代的工人成為了服務業工人，在老家和大城市的消費行業工作。隨著近幾年平臺資本崛起，外賣員和快遞員的人數也越來越多。零工經濟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

　　從勞資關系講的話，前一段時間有一個標志性事件，就是深圳獲得了對勞動法體系一定的變通立法權。這意味著在這個關系里，權力進一步朝資方傾斜。可以說勞資矛盾往后可能會進一步激化，各行各業勞權受損的情況可能會更加嚴重。但是從勞工團結的角度來說，可能喜憂參半。一方面是在經濟形勢整體不樂觀的情況下，以往相對收入水平較好的專業白領也開始有了覺醒，出現了996、ICU，以及諸多大企業下個體勞動者維權的輿論報道，引起了較大的輿論轟動。白領開始出現“社畜”這樣的對自身階層的反雞湯的統稱。在新興行業也出現了勞動者組織，比如外賣行業。這些都是值得關注和期待的。但另一方面，行業內部以及跨行業的勞工團結仍然非常困難。大部分勞動者的維權手段仍然非常有限。

　　李舵：假如按照我的概括，我認為這個所謂后新工人時代，就是作為整體的工人重新出現的時代。

　　胡馬雍：有一個更具體的現象，“三和大神”可能是最不向上的新主體，也是主流話語不斷喊話的對象。三和現象的形成既有魏老師提到的新勞動關系，比如日結，也有這批人主動對這種形勢的適應和對主流話語的棄絕。可以把這種心態和策略稱之為“自我去穩定化”。

　　魏勞泉：“三和大神”的日結其實是中介公司具體去操作的，這其實恰恰說明現在所謂平臺經濟所采用的零工模式并不新鮮，一直都是經濟改革用工靈活化的題內之義。另一方面，“三和大神”的確采取了消極抵抗的方式，雖然是抵抗，但是勞動對于他們其實仍然是痛苦的，是剝削，他們是采用了盡量減少這種剝削的方法，即便降低生活水平，甚至是威脅到再生產。

　　但是如果去探究“三和大神”自己的人生軌跡，大部分也是從農村來到深圳打工的，許多沒能完成義務教育，很多小時候是留守兒童。所以“三和大神”當然也是新一代農民工這一脈絡里延伸出來的一個群體。

　　李舵：我可能是從更抽象更宏觀的角度去理解三和類似話語的生產性的。在所謂短二十世紀這個革命作為主題之一的年代里，比較向上的被剝削階級個體，容易參加革命;但對于一個后革命氛圍里的時代來說，恰恰是那些比較喪的個體，他可能對某種意義上的革命，倒還保留了一個開放的維度。

　　胡馬雍：所以打工人話語是對后新工人喊話嗎?還是主要是白領?

　　魏勞泉：我所了解到的打工人一詞的流行，本身就和主流媒體的助推密切相關。盡管存在多種起源的說法，但打工人這個詞一直以來都存在，是一個較少使用的習慣性用語。但一直到10月22日中新網發出一篇文章，接著多家官媒相繼轉發，打工人一詞才得以迅速傳播。而且很明顯是從正能量的角度予以收編的，比較急迫地想用“打工人”一詞來取代以前的“打工仔”“打工妹”以及“社畜”。隨同這個詞一起流傳的打工人語錄和表情包，盡管來源不詳，但很可能是從網上搜集而來的，而且經過了篩選。大部分都是正能量，并配以“早安，打工人”之類的尾綴，成為統一的語錄格式。而且幾乎都沒有反映勞資矛盾、勞權受損狀況的語錄。但很有意思的是，這種傳播也遭遇了抵制。b站最早火的一個視頻雖然是照搬打工人語錄，但第二天就出現反雞湯的創作，而且同樣獲得了較高閱讀量。　　

　　(打工人一詞的百度指數變化圖)

　　李舵：我覺得比較好的一個反諷是“你們為什么要打工人?”打工人某種意義上是為了預防和拒絕歷史地高度政治化了的“工人”，但打工人既復活了“工人”，又把工人正在被“打”的現實給點明了。當然第一個想到這種解構的人很可能不是自覺的，只是玩一下文字游戲，但在后續流傳中，我說的這個面向是被很多傳播者意識到的。

　　魏勞泉：還有一個現象就是在微博上諸多明星突然一起曬“我也是打工人”的工作照，操縱痕跡的確有點明顯，這也引起了很多網友的群嘲。但還是可以看出“打工人”的正能量話語是影響很大的。現在很多社交媒體用戶都參與到了“早安打工人”之類的儀式里面去。

　　胡馬雍：那該如何逆煉這一話語呢?

　　魏勞泉：我覺得可以首先去分析這些語錄，其實很多還是很有針對性，有幾個技巧：(1)順口溜;(2)從生活場景出發去傳達正能量，這就很親切;(3)善用排比;(4)制作反轉，形成驚奇效果。我們在改寫和自己創作語錄的時候完全可以用這些方法。然后表情包在傳播中起到很大作用，這種形式也可以借鑒。

　　王行坤：我覺得更多的是去揭示打工人所共同面對的各種問題吧，收入問題，生理心理問題，家庭生育問題，也就是打工人面對的普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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