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賀是一名普通快遞員，因被快遞公司開出“負工資條”，歷經一年多的時間，闖過“九九八十一難”，漫長的討薪之路在近日終于得到了一個令他相對滿意的結果。
“太好了太好了!我的血汗錢終于到手了!”
最近，曾在深圳龍華韻達快遞某站點工作的朋友小賀跟我打來電話，說他和公司的勞動糾紛有了一個令他相對滿意的解決。
那是2020年全國快遞“罷工潮”和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成為全民熱點的前一年2019年，事發于同城“華為251”事件之后，當時小賀和他的同事們被快遞公司開出“負工資條”，從而引起了一些本地媒體和自媒體的關注。(前情回顧：《快遞員年底討薪：辛苦工作幾個月，反而倒欠一筆債？》)
這一年多來，小賀從撥打討薪熱線投訴到申請勞動調解，從求助于媒體到走上勞動仲裁庭，從四個人一起維權到最后的孤身戰斗……可謂一波三折，最后才勉強拿到了本應早早到手的工資。
1、從“月入過萬”到“倒欠巨款”
2019年9月，受韻達快遞“月入過萬”招聘廣告的吸引，小賀與深圳龍華的一站點簽訂了勞動合同，以“底薪5000元”為條件辦了入職。但工作后不久，超高的勞動強度、超長的勞動時間、超能拖的工資發放和超狠的巨量罰款讓他傻了眼。
招聘網站上充斥著各種“高薪招聘快遞員”的廣告
在快遞站，小賀和同事們每天都要從早晨7點多干到晚上8、9點，中間陸陸續續工作10多個小時，遇到“雙十一”等電商的活動日還要拼命加班甚至到凌晨。
7毛錢一件的單價收入，意味著他們每天至少需要收派將近200個快遞才能完成計件賺錢的指標。而且與招聘網站上標注的“月休N天”不同，他們實際上沒有任何休息的權利，每休息一天就至少被罰一兩百元。
即使有天大的急事，所分配區域的快遞自己得想辦法自費“雇傭”其他人替自己完成，而出現的任何問題會被算在自己頭上。
這些只是快遞公司多如牛毛般罰款名目中的一種。按照公司的“紀律”：
上班遲到或未打卡，罰!
快遞簽收率不達標，罰!
整點分發率不合格，罰!
快遞非本人簽收被系統發現，罰!
受到客戶投訴或差評，罰!
壞件丟件，罰!
……
被罰款后感覺冤枉，想申訴?沒門!
快遞公司對分包站點眼花繚亂的罰款名目
對于每天要收派200件左右快遞的小賀們來說，要想在極短的考核時間內完成指定的簽收率，并讓每個客戶逐個簽收、保證整點分發等等其實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大家都把這些無法規避的罰款看做是“固定罰款”。
而面對和客戶的糾紛，大家更是頭疼。因為只要有投訴或差評，快遞員都是會被無條件罰款的——少則一兩百，多則五六百，就算覺得冤枉找客服申訴，但基本上沒有一個人能申訴成功。
據說因為韻達快遞的客服也是外包的，客服也有績效考核的機制，但這種機制明顯和快遞員的利益并不一致。再則，由于缺乏保價機制，快遞送到客戶手中時但凡有破損，被罰的也必定是快遞員。
于是，在罰款的刀山火海中，小賀們每個月都要因各種原因被扣走幾千元。這還不算，按照合同上寫的，工資要壓一個多月才能發放，本來這已經是違反勞動法了，但實際上卻是至少壓兩個月以上才發放。
由于拖欠工資太久，大家生存困難時只能找老板預支一點錢。最后等到兩個多月后的工資條出來，所有人都傻眼了——應發工資減去罰款、再減去預支的錢，絕大部分人都只有“負工資”。
就拿小賀來說，他9月份的工資直到11月26號才收到工資條，但上面顯示的金額卻是刺眼的“-4003.3元”。而他的同事小王，即便沒有向老板借支過一分錢，工資仍是負數，和小王有類似遭遇的還有七八人。
韻達快遞站點漏洞百出的勞動合同
小賀的工資發放記錄，明顯被公司嚴重拖欠
小賀的“負工資條”
小王沒有預支一分錢，工資仍然是負的
這樣一來，小賀們的手里始終只有“負的工資款”，很多同事氣不過，覺得自己被坑蒙拐騙了，不斷有人離職，而沒有結清的工資自然被老板大搖大擺地攥在了自己兜里。大家普遍認為：“快遞老板干的就是一票子的坑人買賣，老人不斷棄坑，新人不斷入坑，快遞員壓根就碰不到錢。但目前工作難找，你不干就有別人干，能有什么辦法呢?”
據說站點承包快遞公司的業務，需要交一大筆押金，并且只能從一件件快遞的收派費中抽成，通過足夠數量的積累才能獲利，而且也要面臨各式各樣眼花繚亂的罰款，所以站點老板“被罰破產”的新聞并不在少數。
如此一來，快遞公司從分包站點身上瘋狂吸血，站點也就變本加厲地從快遞員身上瘋狂吸血，快遞員就成了這種畸形分包制度之下的最終犧牲品。
快遞站點破產的新聞一搜一大把
縱然如此，小賀所在的站點卻經營得風生水起，連業務經理都開上了奧迪。難以想象，這是靠多少個“負工資”的打工人供養出來的?
原本，小賀們一直強忍著一口氣，想本本分分地干到年底，等結完工資就回家，然后遠離快遞行業。
但臨近春節，老板又玩起了新的“騷操作”——為了應對韻達的春節考核，為了防止快遞員離職而影響站點運營，對于拖欠大家的工資干脆不結算了，稱至少等春節過了才考慮發放。這個卑劣的舉動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快遞行業普遍的“以罰代管”
2、整體失靈的討薪機制
為了要回被惡意拖欠的工資，小賀說服了3位愿意一起討工錢的同事。當時臨近年底，深圳在網上發布了一些具體的討薪渠道，小賀們查閱了相關信息，決定在工余時間撥打討薪熱線試一試。
2019年深圳一些官媒發布的官方討薪渠道
撥通熱線后，小賀們向工作人員說明了自身的遭遇，懇請得到幫助，盡快拿到工錢。對方建議他們直接去勞動站當面填寫材料，再依據具體情況進行針對性解決。
去到勞動辦之后，小賀們才發現，由于他們只有4個人，達不到10人以上“集體討薪，專案快辦”的資格，所以只能走一般的法律程序，通過勞動調解或漫長的勞動仲裁來解決。
常規的法律程序時間成本巨大，討薪熱線對大家沒有實際的幫助，但如果放棄維權的話又會繼續被老板欺壓，公司也有可能已經得知他們投訴的消息而施加報復。
事已至此，小賀們經過商量后決定仔細收集證據，整理好資料，在第二天清晨“罷工”，集體到勞動辦投訴公司，將平日里明目張膽違法的老板打一個措手不及。
在一名律師朋友的協助之下，小賀們加班加點，將與此案有關的文書資料、錄音、聊天記錄等等整理成了細致的檔案。本來小賀們只想要回被拖欠的工資，但律師建議：要想讓資方“開窗子”，必須要提出“拆屋子”，不能直接把自己最低的底線亮出來。所以大家把違法罰款、不繳社保、(部分人)不簽合同、拖欠工資等所有資方違法事實及相對應的訴求通通列了出來，以此為籌碼與資方較量。
小賀們細致的維權清單，把所謂證據分類歸檔，并在每個訴求之下標注對應的法條
第二天一大早，準備充分的小賀們趕到當地勞動站投訴公司，確實將快遞老板嚇了一大跳，資方由于沒有任何準備，所以不愿趕到勞動站對壘，一直在電話里以“馬上到”來搪塞。
大家雖然取得了一個“開門紅”，但后續發生的事情卻讓所有人大跌眼鏡。負責勞動調解的工作人員面對一大摞資方違法的鐵證，竟然說了一句“你們快遞是新興行業，我不太懂，老板等你們回去商量，你們回到公司自己想辦法解決吧。”
小賀們連續找了兩個調解員，得到的是同樣的回復。問題不被重視和解決，小賀們很失望，調解員轉而“教育”大家：“馬上就要過年了，年輕人好好工作，不要瞎折騰了，你們行業很特殊，你們不懂法律，你們公司沒有像你們想的那樣違法。”
聽到這些話，小賀坐不住了，他拿出整理好的維權資料，并拿出小紅本——勞動法，一條一條地追問調解員為什么欺騙和糊弄大家。場面一度緊張，但更多的是尷尬，甚至有旁觀者“笑場”。
小賀們在勞動站填寫的投訴信息
由于沒有調解員愿意出力，大家轉而想找勞動監察大隊求助，便詢問聯系方式，但整個勞動站的工作人員都對此支支吾吾，最后有人表示：“你們到人社局能查出來。”
小賀一行人便在下午趕到了人社局，工作人員卻說自己是勞動站的上級單位，對方不可能把“球”往上踢，每一級都有每一級所負責的工作，具體問題的解決要回到基層的勞動站，而勞動監察大隊在哪還得問勞動站的人。
所有人頓時傻眼：原來大家正在像球一樣被踢來踢去。即便準備如此充分，仍然沒有單位幫忙解決問題，甚至連重要單位之一的具體聯系方式都無法順利獲取。
再次返回勞動站后，工作人員建議大家要么先回公司和老板協商，要么走勞動仲裁程序。小賀們商量后決定一起回公司討說法。
3、孤零分化的打工人，畏縮失聲的公共媒體
回到公司后，在老板的一通熟練的騷套路之下，小賀們團結互幫的討薪陣線很快就被瓦解掉了。
老板首先找到4人中的快遞老員工老茍，經過一陣劈頭蓋臉的叱罵和幾句暖洋洋的蜜語，老茍便放棄了維權，并且翻臉出賣了另外三個人，說是被小賀唆使的，自己全程只是圍觀而已。
原來，老茍作為老員工，負責了兩家公司的收件業務，每天有大量的收件收入，和另外的派件收入加在一起理論上“月薪上萬”。各種要命的罰款和拖欠固然令他煩惱，但基本收入在整個站點算是上乘。若不是近期被電信詐騙誑走了幾萬，窮到借貸維生，也許不會出來維權。
老板承諾他可以先借支幾千元，剩下的春節后會馬上結清，并再三強調自己在本地有勢力，告他是不可能告贏的。老茍最后立馬轉變了立場，并且把大家為維權謀劃的信息一五一十向老板作了報告。
面對同伴的背叛，小賀們恨得咬牙切齒，士氣也受到很大的打擊。老板又分別找剩下的三人接著“做工作”，繼續分化和瓦解。由于缺乏維權經驗，而且大家都是從農村進城打工的缺乏依靠，很難扛得住老板的威逼利誘。
00后小王很快就被老板壓服，被許諾倒欠公司的巨款“不再追究”，并以每月3800元的工資轉崗在站點當保安;另一位00后小廣則在不久后借錢回了老家，離開了這個傷心地。曾經抱團取暖的4個人中，只有小賀始終沒有動搖。誰也沒能料到，調解員建議的“回公司和老板協商”最終卻促使大家分崩離析。
快遞公司對客戶的效率和熱情與它對員工的拖欠和刻薄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事后，小賀陷入了茫然。因為他知道，以一個人的力量去走法律程序，需要消耗太多的時間和精力，而結果仍是未知。
但他一想到在快遞站所遭受的種種委屈，便堅定了繼續維權的信念。除了準備材料繼續去勞動站申請勞動仲裁，小賀還不斷搜尋了各種媒體的聯系方式，報料線索和提供素材，希望借助媒體和輿論的力量幫自己解決問題。
但是很可惜，直到最后，只有一個影響力不大的自媒體在網上曝光了此事，沒有一家公共媒體愿意為自己出頭。
由于此事的性質過于惡劣，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在網上曝光后引起了一定的輿論關注度，有家深圳知名的地方媒體聯系到小賀，記者表示可以幫忙曝光，但能否成功則需要上級領導的審核。
他們進行了一個較深入的訪談，并走訪了違法的韻達快遞站。那時小賀欣喜地以為有被報道的可能，但最終不知什么原因沒了下文。畢竟，全天下能夠被“微博辦案”服務到的不平事終究是極少數中的極少數。
4、漫長而奇幻的仲裁之路
不久之后，小賀在當地勞動站正式申請了勞動仲裁。
一審是在2020年的3月底，距離申請已過去了三個多月，小賀曾經的同事有很多已離開了深圳，新冠疫情也已爆發。
小賀在幾位朋友的陪伴下來到了現場，而快遞公司沒有出庭。原本按照法理，作為原告的小賀應該直接獲勝，但法官當場沒有宣判，并反過來勸告小賀撤訴，去找公司老板私了，否則只能繼續“等通知”。
對此，小賀又一次感到十分沮喪和無力。正值瘟疫橫行，經濟下滑，工作難找，他便沒有心思再將此案推動下去。在那不久后選擇入職了一家物業公司。
工資雖然不高，但工作穩定，時間也比跑快遞寬裕多了，所以一直工作到現在。在此期間，法院曾下發通知判決小賀勝訴，但公司一直拒絕執行，老板還聲稱要告小賀“敲詐勒索”。小賀無可奈何，也已悲觀，便沒有再把精力花在案件上。
近年“打工人”成為熱點，拼多多程序員猝死、跳樓，外賣騎手倒下、自焚……疫情下，勞動環境持續惡化。2021年初，一則與一年多前如出一轍的官方“打擊惡意欠薪”的推文再次點燃了小賀維權的火苗。
經過向律師朋友們的多次請教，他決定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但公司已更換地址。于是小賀偽裝成求職者，通過在招聘軟件上“應聘”輕易拿到了公司的最新信息，成功向法院提交了強制執行的申請。
當他打電話“通知”快遞老板時，對方仍然頑固和強硬，說正在起訴小賀。曾經曲折的維權經歷心有余悸，又突然成為被告，小賀一時驚慌起來。
依某某查網站顯示，小賀確實成為了被告
然而數天之后，一個陌生而熟悉的電話打來：“今天有空嗎?下午拿身份證和材料來站點結清工資吧!”
老板慫了!小賀欣喜若狂地趕到站點，他難以想象，昔日拖拖拉拉、為虎作倀的財務這次竟然利索地將錢當面轉給了他：17515.86元。
雖然這遠遠達不到小賀仲裁訴求中所有的金額，也遠遠達不到勞動法律嚴格踐行的應有成效，但已經實現了“討工資”的預期。
站點財務向小賀的轉賬記錄
至此，歷經一年多的時間，闖過“九九八十一難”，小賀漫長的討薪之路才算走到了一個終點。而當時一起抱團維權的老茍、小王和小廣，早已消失在洶涌的人海之中了。不知若他們得知小賀的“好消息”后，會作何感想?
我問小賀什么是他維權成功最重要的經驗，他長吁一口氣后，拋下了一句話：“勇敢，勇敢，還是勇敢。如果一審之后我能更勇敢一點，很可能當時就拿到錢了;如果當初我們4個人抱團時都能更勇敢一點，可能我們全部都能贏，而且贏得更早。”
現在小賀們暫時遠離了快遞行業，但快遞員群體“負工資”的惡劣遭遇仍然普遍存在著。
或許對于每個打工人來說，眼前的疫情和困難只是一時的，而關于“勇敢”的修行則剛剛開始，且永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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