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于1月1日傍晚趕到了B市一個名叫S的村子，夜更深些，終于在一處旅館下榻。與我同來的，還有X君和H君。明天，我們將陰差陽錯地去到與拼多多聯系密切的快遞分揀中心打工。

　　S村位于B市郊區，勞務中介頗多，中介頭子在凌晨和傍晚都會在大街上拉長喉嚨或帶個喇叭使勁叫喊;在碎石縱橫、煙塵四起、水漬結冰的大街上，游蕩著的大抵都是神行憔悴、滿面灰塵的臨時工。這些臨時工，有的帶著農村人的稚氣，稚氣里混雜了稍許被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給培養起來的工業戾氣。有的臨時工則帶著顯然是9年義務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在工人階段才逐漸褪去的混混習氣，他們因為屈服于資本重壓，故而這種褪色的學生時代的黑道氣里還無可奈何地混雜了由內而外表現于舉手投足的一種別扭的馴服;壽衣店遍地，目光透過玻璃窗，眼中凈是精致的骨灰盒、紅紅藍藍綠綠的壽衣以及大包的棉被;紋身店在別處難得一見，卻在S村駐扎下來。我猜測，處處受擠兌的臨時工中的不少人對于自己“兇狠”、“社會”的偽裝的需求，大抵為它的生存提供了土壤;X君注意到了僅有的德克士(或是其他某個名稱的店)只在夜間開張。還有不少店也只做夜間生意。

　　“夜里才是S村最熱鬧的時候，”之前在S村干臨時工工作的X君對此有他自個獨到的判斷，而這是H君和我這兩個初來乍到的臨時工完全沒注意到的，“臨時工基本上晚上就下班回來了。”

　　下班回來的臨時工們構成了S村夜生活的消費主體。燈火輝煌，招牌絢爛，商品繽紛，作為城中村的S就熱鬧得像是我老家夜晚的縣城。出生于小縣城的我自然把縣城在我的印象中勾勒的畫面類比于其他地域。

　　這時候，S村的夜晚就仿佛罩在一片荒誕、朦朧、虛幻的鏡子里：被工人生產出來卻反對工人的琳瑯滿目的商品與蓬頭垢面、消費能力欠缺的工人交錯于櫥窗;街頭售賣二手衣褲的白發老太面部似杉樹皮，裹著沾滿灰塵的大衣的臨時工們在中介頭子的招呼下于大街上笨拙、機械地踱步，面色里殘留著昨日的辛勞投下的慘淡陰翳，他們都冥冥之中與街頭各處的壽衣店所營造的死氣“相得益彰”。

　　我，X君，H君，就在這一片鏡像中走入我們即將租下的三人間。

　　旅館的老太婆喋喋不休、面帶怒色、頗具進攻性地詢問我們從哪兒來，反復問了多遍。疫情在本地的重新出現組成了她發問的動機，但這只是其中之一。

　　房間只有一把海綿芯棉布制的椅子。椅子大抵居中的位置有一個破洞，可以看見它的內部結構：木板居底，海綿居中，破布在上。破洞周圍的棉布是通體的汗漬“黑”、其他不明液體的“黑”，黑中還可以明顯地看見鑲嵌其中的其他一環套一環的黑斑。椅子又臟又破，早就到了把它扔掉的時候。床鋪被褥不至于太糟糕，但也好不到哪兒去，感覺好久沒洗。

　　“不要亂動東西，”老太婆帶我們進屋，指著窗子和一個指示燈忽閃忽閃的用于控制暖氣的盒子，說。言談中盡是威嚇和命令。

　　我們敷衍地回應了她，一是老太婆明顯過于把我們當做怪物來提防，因此令我們不悅;二是我們的確也沒意愿接觸什么除床之外的其他骯臟東西。其實，X君，H君，我，都沒有打開窗的欲望，只因為屋子里暖氣的作用甚微，外邊卻太冷。

　　我們就在這里睡下，屋外是吵鬧的廣場舞曲聲，放著諸如韓國二代女團類、草原類、東北男士怒音類等等的歌曲，聲音都從貼近房頂的狹小的掛有沾灰蜘蛛絲的窗子透進來。

　　這是我第一次和X君和H君同睡一間屋子。H君和我睡一張大床，X君睡一張小床。

　　由于受到凌晨6點便要去聯絡中介找臨時工工作的畏懼心理、抗拒心理的影響，同時也受到我日常熬夜的習慣的影響，我輾轉反側，一時半會兒難以入眠，遂只得煎熬著祈求著自己能夠有邁過打工這一道坎的毅力。我同時把切格瓦拉等同類偉人的壯舉簡單、片面、重點地給回憶了一遍，用以給自己在零下16、7度的寒風中瑟瑟發抖的肉體和疲軟的意志注入力量。

　　X君告誡H君和我要早點睡，好養足精力，為明天干活做好準備。X君的告誡竟然成了我失眠的原因。好在失眠自有樂趣。我發現X君睡夢中有翻身時把被子掀下床的習慣，好在X君的肌肉記憶迫使他能扣籃似的使用右臂右掌把跌落的被子提起來，然后一氣呵成覆在身上;難能可貴與H君能貼得這么近睡到一起。肉體的觸感告訴我，H君在熟睡當中幾乎不會翻身，但聽覺告訴我，他打呼嚕的聲音的確奇怪得令人印象深刻。我已經頗為遺憾地忘了這聲音了。

　　之所以說X君的告誡是我失眠的原因，不外乎是我本人有熬夜直至1點余的習慣。1點前我不睡覺，自然也就談不上失眠。

　　時間過得特別慢，我原以為已經凌晨5點，不免擔心，打開手機一看，不過0點余而已。

　　二

　　我只是自己給自己心理壓力。

　　站在中介頭子面前，昨晚的一切焦慮仿佛什么都沒有，原來我只是倒在了“自我虛設的洞里”。一爬上來，拍拍兩膝，照樣在一條已經設想了的道路上義無反顧跑去。

　　終究是穩步走在了道路上，這里面也少不了H君與X君對我的行為影響。

　　H君年輕，比我小一歲，但這不影響H君認識水平不錯的事實。他時有有見地的思路分享。H君高且瘦，微笑著講話的面部恰似《旺角卡門》的男主演說出他的經典臺詞。似乎是某位女性朋友說過類似的話，說H君在我面前就像是為逗我開心而作為H君存在的。他在熟悉我的朋友眼中是個偶爾沉默寡言、偶爾健談如健步如飛、偶爾放飛自我的頂不錯人兒。

　　街上拐角處的一中介頭子給我們拋出了日結工資300余的日結打工信息，由X君帶頭，我們就立馬圍上去。

　　“什么工啊?”X君企鵝般搖擺著兩條大腿，肥碩的軀體下壓，由重力勢能驅使前進。

　　X君有股勇往直前的勁頭。

　　“在拼多多干快遞分揀，分揀300，搬運320。男女不限。”

　　我的腦袋里頓時冒出拼多多員工張*霏加班猝死的記憶，更遠點，拼多多員工沒有如廁自由的記憶也記起了。X君，H君和我心照不宣。

　　“一天干多少個小時啊?”

　　“12個小時。”

　　我們3人點頭示意，表示同意，X君隨即問：“在哪兒上車?”

　　“對面，”中介頭子指向街對面的一輛大巴，示意我們目光穿過公交站臺，步伐要邁過街去。

　　穿著軍大衣的中介頭子把耳罩當個氈帽一樣戴，軍大衣不知為何過分收腰了，加之其肩寬臀窄，軍大衣的下擺在他臀下仿佛綻開了一朵丑陋的喇叭花。中介頭子向X君說話，狡黠的五官略微皺一塊兒，語速把句子機槍般一股勁兒打完，他仿佛是在用催促的口吻說：“日結320，機會難得，逾期不候。”言談有把人往逼仄的大巴門推攘的傾向。

　　上車，于滿滿的工人堆中端坐于座位，我頗有些緊張，在流水線干活，特別是干真正的“打工人”的活，畢竟于我還是第一次。在我面前仿佛一片混沌的展開，混沌里有黑有白，毀滅與希望并行，確定與不確定同在。緊張之余竟然有了些身體的不適。身體的不適更多來自于肉體的不適而不是精神的不適(精神的不適成為了肉體不適的誘發因素)：之前，我和X君說明，我們最好在麥當勞或蘭州拉面館借個廁所用以大解，25至30元的旅店的廁所實在是太臟了。不幸的是，不是我們每一次去蘭州拉面都有大解的誘發契機的。幸而，大巴上坐在我旁邊的是H君，不遠處的座位上是X君，和同伴在一塊也免了無用的思緒。此刻的H君正在閉目養神，我隨即也放松了，畢竟我們是早上5點30分后起床的。H君在我看來多了份寵辱不驚、氣定神閑、從容不迫的氣質。

　　在從S村開往快遞公司“極兔速遞”的途中，我學著H君嘗試著閉目養神，可是實在是晨光熹微，加之頭頂常有從首都機場起飛的飛機飛過頭頂帶來的一陣陣滾動的引擎聲音，我實在是睡不著。我嘗試著回憶起以前學過的一些政治經濟學原理，以作旅途無事閑來的消遣。譬如說，談到今天極兔速遞給與每位臨時工的預付資本為工資300，那么，我們是否可以說這300是一個臨時工干活一天所創造的表現于貨幣形式的價值直接的一次性返還呢?這就是說，工資的本質是什么?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以至于我認為提這個問題毫無必要且對于自己來說已經是不應該再提了。當時的我虛構了一位對馬克思主義僅限于知道這個名詞的工人(現在滿車廂都是)來向我發問。滿車廂都是臨時工們黑漆漆的頭顱。我在意識里想著我會這樣對他說(隔著口罩，我的嘴唇也在做著口型)：“不對的，工資不是別的，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

　　到達極兔速遞工廠外，那個穿著綠色軍大衣的中介頭子叫臨時工們下車抽煙。工人們推攘著下車了。臨時工不僅在馬路邊的磚石鋪制的人行道上抽煙，也在那個地方面對著未長出菜團的菜地、背對著大巴撒尿。尿氣蒸騰，成了該地早上裊裊晨光中的一縷。未久，臨時工們被帶往拼多多工廠門口集合。隊伍5人一列，工頭站在1米高的臺階上。

　　工頭額上多道褶皺，下嘴唇前凸，聲音略沙啞但些許尖銳，句子尾端的幾個詞老被尖銳的腔調拖得很長，言談之中盡是語言的咄咄逼人、乖張、苛刻、曲折。工頭要求“昨天的那10個人站到臺上來”，結果搶來橘黃背心穿上的不少人一窩蜂全站了上去。

　　站在臺上的這些臨時工們大都年紀較大，臉色黝黑似煤炭，褶皺深而粗，像是云貴高原的深溝陷壑。臺上的臨時工著急忙慌的樣子令人印象深刻，給人以剛從煤炭礦井里爬出來，就匆匆奔赴的感受。臺上的臨時工有的僵硬得像一具僵尸，有的竄竄不安踱著步，有的藏在人群的角落處或背后。他們灰頭土臉，身上所穿的衣物都帶著昨天、前天……在這個廠或那一個廠沾染上的穢物;他們面部呦嘿，不清楚他們今早是否洗了臉(我就沒洗臉)。

　　面對站在臺上的超過10個人的臨時工，在我的預料之中，工頭用他略尖銳、尾詞發音拖長的聲音吼叫了：

　　“我只要10個……人……”

　　工頭用左右手的食指疊了個“十”字，隨即指了指一個臺上穿著橘黃色工服的臨時工，這些工服基本上都是臨時工們搶來了，又開始用剛才的腔調吼道：

　　“你是昨天的那10個人嗎?不是就把衣服(橘黃色工服)脫了……下去!下去!……我說了，我只要昨天的那10個人……不愛干就走……”

　　一位臨時工顯然不是“昨天的那10個人”之一，因為受到工頭食指所指以及“不愛干就走”的威脅，一氣之下，他脫了工服，把工服狠摔在地上，就離開了。輕飄飄的工服近乎掀不起什么灰塵，就正如作為產業后備軍的臨時工，一個人是難以造成什么影響的。單個工人在極兔速遞大廠的眼里幾乎一無是處。

　　我頗為難受的是：中介頭子把他從B市東南角拉到B市東北角，往返大巴一個半余小時，工作無果，工資無果，一筆回去的車費對于臨時工而言也是一筆額外的大開銷。

　　對這個工頭的評價，首先出現在我腦中的是“資本家的乏走狗”，接著是“狐假虎威”“外強中干”。事后，我和X君討論，他和我的評價完全一致。

　　極兔速遞這個廠，這個工頭，一開始就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剛把工服發給工人，一會兒就又急不可耐地命令工人們“脫掉”，然后回收;喋喋不休地強調“只要10個”，仿佛10個之外的人全都不要。

　　這是工頭在向工人們玩文字游戲，是赤裸裸的恐嚇，這意味著極兔速遞廠不時地就要向工人們灌輸這樣的理念：“離開了工廠你什么都不是。”

　　事實證明，這么多的廉價勞動力，極兔速遞大廠的這么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工頭除了過過嘴癮，像阿Q一般當當趙家人，過過壓迫者的癮，他是不敢真的把臨時工全給遣返回去的。否則，這個快遞分揀中心癱瘓了怎么辦?末了，工頭嘻嘻哈哈，似笑似罵，告訴我們進廠不能帶手機，違反規定罰500，要把手機放進麻袋。

　　我自我感覺，今天早上是看了個新鮮。進廠后的下午，我竟然被要求給工頭疊了個箱子，這實在有悖于我對他的不屑。

　　對于工頭的威嚇手段，我是頗為輕蔑的。

　　三

　　“極兔速遞”工廠里的氛圍非常惡劣。

　　X君被叫去操作電腦了，我和H君在廠里無頭蒼蠅一般亂走了一通，才最終找到和我們一同坐大巴來的臨時工。臨時工已經排好了隊。我從干夜班結束準備回家的臨時工手里接過兩件橘黃色工服，一件給我，一件給了H君，隨即我們就站進了“白班”的臨時工隊伍里。

　　早先，我問過X君，在廠里，我們3個人在一起干活的幾率有多大，X君回答說很小。在隊伍里，我讓H君站在我身后，H君早先在S村也告訴我說，我們最好站在一塊，也好讓他照應一下我。

　　X君因為操作電腦的緣故，本身已經不在我旁邊了。我和H君后來也分開了：H君在流水線上一直干了12小時的分揀，直至下班;而我則先后干了快遞搬運，快遞裝袋，破損快遞包裝修補，快遞信息錄入，快遞標簽粘貼，同樣直至天黑下班。

　　起初干的是快遞搬運，也即是把分揀好的快遞全給壘在叉車叉的塑料盤上。和我搭檔的是一個脾氣稍顯怪誕的臨時工，我向他伸出兩手，表示他把快遞遞給我，以便我把它們壘在塑料盤上。這一配合本身什么毛病也沒有，因為第一個和我擔當的臨時工，他和我就有這樣自然而然的默契。這個脾氣稍顯怪誕的臨時工是和我第二個搭檔的，他明顯是個刺頭：他就愛把快遞脫手，扔過來，讓快遞穿過我準備接的雙手，懟在我胸口。除了在心里罵他SB之外，我實在不想和他起沖突，因為這正如X君所說是“沒必要”的。這老兄后來去上廁所去了，半天也沒回來，惹得同干快遞搬運的其他臨時工頗有怨言。

　　不少易碎的快遞，它們的紙箱上，一般都寫著諸如“面朝上方”、“易碎輕拿”、“易碎品”、“輕拿輕放”之類的漢字;有的紙箱上還寫著郵寄快遞的主人對快遞小哥的溫柔叮囑，譬如“里面裝的是玩具手辦，是易碎品喲，請一定溫柔滴對待它呀，快遞小哥辛苦啦”之類的。

　　最后一句話是我編的，不過說的就是類似的內容。然而，快遞分揀員們被不眠不休的機器驅使，根本無暇去看也幾乎不會去看這些寫在箱子上的內容。唯一的結果就是，撿起快遞，把快遞扔在地上、快遞堆里、流水線上、鐵絲網里、車廂上，以同樣的速度、力度、角度。快遞工作人員基本上從不管里面裝的是什么東西，當當當，啪啪啪，快遞砸在物體上的粗重聲音不絕于耳。后來，我和一位臨時工大哥被一位女正式工拉去與X君、H君相距較遠的另一處工廠的流水線旁邊操作破損的快遞箱子修補的工作，才算正式知道了隨意地把快遞扔在堅硬的物體上會對快遞造成多大的破壞：多瓶“高端”威士忌被砸爛，酒流了一地，泡沫盒子里只剩下碎玻璃塊、渣，一搖，碎玻璃噼里啪啦、叮叮當當在泡沫盒子里響個不停;味重濃稠的醬油幾乎浸透整個紙箱，以至于可以輕而易舉地把紙箱捻成碎末。醬油流了一地，與灰塵攪拌在了一起，像一灘豬的黑血。這位女正式工讓我使用小刀，印有“極兔速遞”四個字的紙箱、膠帶、紅色塑料袋子，把這些受損的箱子修復完整。這些物品將會被打上“退回”的標簽，回到它們的出發地。

　　極兔速遞公司里的正式員工給人以這樣的印象：女性較為和善溫柔;男性態度普遍乖張惡劣。和我一塊工作的這位女正式員工因為帶著口罩以及一種兼是帽子(頂上有兩個毛絨小耳朵)兼是圍脖的圍脖(或是帽子)——這種服裝貌似是今年冬季開始流行的，因此我并不能準確判斷她的準確年齡，大抵猜測她的年齡在21歲上下。她說話的聲音比較輕，以至于我總是徘徊在會錯意的邊緣。她的態度較好，沒發過脾氣，不催促人，也不埋怨人。她的聲音不至于太顯得太年輕，可她的裝扮是年輕的，她的舉手投足也不太像一只蹦蹦跳跳的小鳥(衍生自“小鳥依人”一詞，如果每一個這種裝扮的女性都有天真爛漫的一面的話)，相反給人以做事有條不紊、外表年輕但性格成熟的女性印象。她身上從來沒有一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異化的大工業生產給工人群眾普遍帶來的戾氣，可見，她為了對抗它們對她的浸染花費了不少的精力。

　　“你們去吃飯吧，”她的聲音仍舊很輕，這次我沒有會錯意。

　　早先來了一個男正式工把我們的身份證給搜羅走了，轉而給了我們一人一張飯票。這是專為臨時工準備的。正式工要吃飯，就必須得花自己的錢。我和我身邊的這位大哥(他是和我一同被安排到這里工作的)離開了流水線，開始去找食堂吃飯。中途我為了和這個大哥搭上話，問了他的籍貫和家庭情況。他是黑龍江人，或許還是哈爾濱人，他沒有自己的孩子。這是一場短暫而尷尬的談話。這位大哥是一個基本上沒有故事的人。他是東北人，可性格卻溫順得突出，謹小慎微，不激進，愛退卻。他對他行動的唯一理解就是他在B市打工，仿佛這就可以證明了他的存在，他對自己11號回家的事意識淡薄，呈現出一種后知后覺的木訥狀態。

　　他吃飯吃得多，即使餐盤里的菜全沒了，只剩下一些殘汁，他也要去打一盤白米飯?；旧纤信R時工的食量都非常大，大到令人吃驚的程度。菜不能再加，飯可以盡量打，這是食堂約定俗成的規定。

　　在食堂遇到了H君，我和他點頭示意。他快要吃完了，吃完就走了;不久，我遇到了X君，他是最晚趕來的臨時工之一。我，黑龍江來的大哥，X君，最后在一張桌子上吃完了飯。

　　接下來是下午的8小時工作。

　　四

　　面對指責、吼叫、支使，我總是累得有些恍惚?，F實血一般真真切切，可理想信念卻顯得模模糊糊了。

　　我后來對X君講，我在極兔速遞工廠里打工，被吼叫、支使、指責，精神恍惚，累到腰直不太起來，大腿兩側酸疼，這樣的我容易把書本上學的給忘了。

　　X君表示理解。

　　為了不至于忘掉一些重要的東西，在重復早上的工作時，我嘗試著回憶起剛剛經歷的事，因為這些事和我在書本上學到的論述有著本質上的相同。

　　譬如，極兔速遞的正式工和臨時工在身份限制和身份等級上有著苛刻的劃分，這就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鏈條上的任何一個血汗工廠一模一樣。

　　在極兔速遞，正式工和臨時工在穿著上是不同的，正式工的裝扮是深紅色的厚重外套，臨時工則穿著橘黃色的背心。吃飯所用餐具也是不同的，正式工用鐵盤，臨時工則用橘黃色的塑料盤。同時，工廠也嚴格限制臨時工使用正式工的鐵盤子。我和來自黑龍江的大哥拿了鐵盤，立馬就被食堂負責人呵斥了一通，這就是一個鮮明的佐證。正式工可以隨便指揮、指責甚至驅逐、謾罵臨時工，如果正式工們愿意這樣做的話。更殘酷的是，正式工之間也有不愉快的時候。我和黑龍江來的大哥以及X君在食堂吃飯，就親眼目睹了一位男性正式工向一名女性正式工扔瓶子的事兒。對女性的尊重在此刻蕩然無存，所謂的中華傳統美德在此刻也看起來像是童話。正式工們大抵就愛在臨時工面前斗狠，用以把自己的威嚴樹立起來。

　　就在極兔速遞的工廠里，他們刻意營造的等級劃分竟然讓臨時工和正式工的矛盾對立甚至一度已經達到了劍拔弩張的程度。傍晚20點是正式工和臨時工下班的時間，照例臨時工和正式工都要去他們所說的“大廳”拍照打卡，以便作為發工資的依據之一。臨時工按照中午或早上拍照的人數站成一列，因為我干的話太雜，沒趕上早上的拍照，遂去詢問了那位待人不錯的女正式工，最后隨便站在了X君所在的隊伍里。臨時工們體現出了極強的排外性，三、四個記憶力還不錯的臨時工指著我說，我不在早上的隊伍里，遂要求我離開。甚至，來自黑龍江的大哥前不久還和我相處融洽，轉眼就給我展示了某人手機里的一張合照。合照里沒我，好吧，我準備離開了?；璋档臒艄庀?，雜亂的快遞投下魚鱗般密密麻麻的黑影，大廳里人頭攢動，我看見H君仍舊站在流水線旁邊，他已經在那兒干著重復性的分揀工作12個小時了。X君早已離開了他的操作電腦的工作，現在在尚未完全分揀完的快遞堆里做著一些諸如裝袋的雜活。我和X君在一塊兒，此時的人們已經不知不覺地就著趨利避害的本能抱成了團：臨時工聚作一團，正式工聚作一團(應該是聚作了一團，具體我忘了，或許是正式工也要拍照的原因)。抱團的起因是這樣的，一個正式工婦女要求一些臨時工去到工廠深處的機器里，或許是做清潔，或許是去拍照，或許就是想帶走幾個臨時工(具體目的未知)。拍照未果的我以為是去拍照。有幾個臨時工跟著去了，我也去了，沒到達工廠深處，我看見跟著來的人數愈來愈少，不少人在中途又折回了臨時工的隊伍里，我因此也折回了隊伍里。這時的臨時工們已經聚成了團，彼此面面相覷，說著一些稀碎的話。我向X君詢問發生了什么事，X君大抵也沒說出個所以然來，此刻的H君仍舊站在流水線上。氣氛驟然變得緊張。

　　不到一會兒，一個高大的男性正式工對著某個臨時工或整群臨時工罵了起來，暴跳但不至于如雷，邊罵邊往臨時工的遠處走，偶爾折回來一次，氣勢洶洶的腔調是愈發大了，頗有些要付諸于暴力的意思。我實在看不明白，就和X君一塊兒問了一下旁邊的臨時工大哥，臨時工大哥也回答不上什么內容，一番無實質性內容的敘述之后，他就只是頗為輕蔑地說了一句諸如那個正式工是SB之類的話。我有些擔心工資要不回來了，畢竟我就沒拍上照，同時卻不免心潮澎湃，認為局勢發展到最后難免不會“干”起來。一些斗爭策略在我腦中逐漸有了雛形。對于那位氣勢洶洶、暴跳但不至于如雷的男性正式工，臨時工們大抵只是感到迷惑、好笑、無奈、尷尬吧，至少我自己就是這樣的。果然，我身邊的一位臨時工輕蔑地笑了。

　　我發現那位發怒的正式工的目光所指并不在某個臨時工身上，甚至也不在臨時工群體里，因為臨時工們帶著莫名其妙的疑惑氣往道路兩邊移動，想把那個“被發怒”的人兒凸顯出來時，那位發怒的男性正式工眼珠也不帶轉的。他就像對著一團空氣無能狂怒，除了帶來笑料，什么也不會留下。

　　“他怎么了?”X君問。

　　“就是一個SB，”我或許是盜用了我剛剛詢問那位臨時工對那位發怒的正式工的評價。

　　又或許，“SB”一詞就是我內心發出的第一手聲音。

　　“這不是用一個‘SB’就能簡單解釋的，”X君的這句話我記得很清楚。

　　“那就大SB唄，”

　　因為早上見到的那位工頭的從中周旋，我們這些沒有拍上照的臨時工也拍上了照。此時的他竟然扮演了一個機警的角色。我、H君和X君隨即準備離開，目的是走出工廠，取回身份證，拿到工資，坐大巴回到S村的臨時工們一股腦地擁向窄小的工廠門口，像是拼命要逃離工廠，或是迫不及待要去領取工資，我落在了隊伍后面，邁著不緊不慢的步子。離開廠房的門是一道窄門，僅可容一人通過，宅門下是高兩米余的鐵鑄臺階，容易踩空。臨時工發生沖撞，難免不會摔倒受傷。工頭叫喊臨時工不要跑，臨時工們才慢下來。此時，接替白班的臨時工的夜班臨時工們已經站在了各自的工作崗位上，他們在工頭的呵責聲中為這一幫拼命逃竄的臨時工的散漫無組織開懷大笑。

　　下班了。

　　我問H君身體是否有疼痛的地方，X君說H君站在流水線上機械地重復一個動作，走動也不能走動，大腿應該累得厲害。X君和H君至始至終都在一個廠里，他們對彼此的工作是很了解的。X君被要求去干了快遞裝車，可實在太累，遂中途溜掉去干了快遞裝袋的活。我說我的工作主要是給快遞粘貼標簽，并用膠帶固定，做這些工作老是彎腰和挺身，故而腰是不太能直起來了。我感覺我走路都是翹著屁股走的。

　　拿了300元的工資，取回了身份證，我坐著大巴離開了極兔速遞。在大巴上，H君打開手機，收到了他母親給他發來的消息。H君母親對他兒子的管控出人意料的嚴苛，因為擔心兒子在外邊感染新冠，以至于21點余，H君母親還欲要開車過來S村，好把兒子接回去。

　　X君為了避免麻煩，遂只能建議H君坐地鐵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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