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焚的外賣員讓我想到了全泰壹。

　　全泰壹是韓國工人的標桿性人物，他是一個裁縫，所在地叫做清溪。作為裁縫，他是一個技術工，待遇相對較好。他目睹了眾多無技術的女工，在惡劣的環境中，忍受老板的壓迫，拿著微薄的工資，超長時間地工作著。他非常同情她們，有時為了讓她們早點下班，他幫助她們打掃清潔。

　　1968年，一次偶然的機會，20歲的全泰壹在書店看到了一本《勞動基準法》，這部法律記載了各種權利，而這些權利在他工作的地方從來沒有落實過。他仿佛發現了新大陸，他極為興奮。他覺得，韓國政府是好的，老板是壞的，政府規定了各種權利，老板卻剝奪了。

　　他興沖沖地跑回去給工友宣傳，經歷了工友的白眼和不解，最終，他找到了十多個信任他的工友，成立了一個工友的小團體，叫做“傻瓜會”，意味“工人像傻瓜一樣被資方榨取”。

　　全泰壹帶著小伙伴學習《勞動基準法》，還和小伙伴一起發展“傻瓜會”的成員。這個事情很快被資方發現，全泰壹被開除了。但是，全泰壹沒有放棄，他還是帶著小伙伴一起學習，一起維護自身的權益。1970年，全泰壹再次回到當地成為裁縫，帶著“傻瓜會”的小伙伴們詳細調查了老板的違法行為，并向勞動廳投訴。此事轟動一時，韓國官媒甚至還跟進報道。然而，政府實質性敷衍的表態卻讓他異常失望。他們數次投訴無果，老板態度卻愈發囂張，全泰壹陷入了深深的失望。

　　但是，全泰壹沒有放棄，他選擇了以死相爭。1970年11月13日，全泰壹拿著韓國的《勞動基準法》，在鬧市區舉火自焚，全泰壹在烈火中高喊，“我們不是機器!讓我們在星期六休息!遵守《勞動標準法》!不許剝削工人!”隨著他一起燃燒的，還有那部得不到執行的《勞動基準法》。

　　全泰壹生前曾表示，很遺憾自己不認識大學生。在全泰壹看來，如果他能夠認識一些熱衷公共事件的大學生，那結局會有所不同。當時韓國的大學生中，有一小部分進步青年，從事著反對韓國獨裁的民主運動。這些學生聽聞此事后，感受到極大的震撼。

　　1970年11月13日晚，全泰壹去世了。全泰壹在死前握著母親的手說，“媽，請完成我沒有成功完成的任務。”他的母親叫做李小仙，是一位偉大的母親。她秉承兒子的遺志，走上了抗爭的路，成為了運動的積極分子。

　　全泰壹犧牲了，他的犧牲開啟了韓國工人的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新時代中，韓國出現了兩個變化。

　　第一個變化發生在70年代。韓國樸正熙時期經濟快速增長，一批又一批的農民從農村出來，成為工廠的工人。這批工人在資本的壓迫下，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一首描述當時的詩是這樣寫的，“我們曾為擺脫壓迫而戰斗過，曾為過上像人一樣的生活而奮斗過。啊!上帝賜予我們的平等在哪里?世人啊!我們的痛苦，你們可曾看見?”在這樣的壓迫下，韓國輕工業的女工，在外部勢力的幫助下(教會和牧師)，開始組織起來。韓國女工通過兩種方式組織成工會，一種是在有官方工會的廠，通過選舉占領官方工會，一種是在沒有工會的廠自行組建工會。勇于行動的女工僅占極少數，但是她們的行動卻代表著一種方向。

　　第二個變化發生在80年代。從80年代開始，韓國的學生開始了大規模進廠(5年間約3000學生進廠)。這些學生，放棄了自己本來的優越生活，隱瞞身份，進入工廠，去向工人宣傳法律和權益。這些人被稱為“學卒”。最初，這些“學卒”很容易被老板認出來，也會受到工人的懷疑，普遍被認為是到工廠搗亂的。慢慢地，一些真正心懷底層的人沉淀下來，和工人融合在了一起，像工人一樣生活。一個學卒回憶，“每天辛苦工作10-12小時，工作之余還要做大量工作。”她請女工們來吃飯，熟悉之后開始組建小組，與其他企業的工人聯系。另一個學卒回憶，“進入工廠后我工作非常努力，每天下班后先邀請工人去住處，為她們做飯、談話到深夜，第二天早上八點還要去上班。”

　　這種兩個變化是如此地細微，以至于當時無人在意，但涓涓細流卻最終匯成了滔天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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