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廣州如意坊。我外公、母親都是如意坊附近的新風港碼頭的職工,在那里干到退休。
那些年,我享受過的國企福利
雖然現(xiàn)在百度上搜索不了詳細資料,但根據最近廣州海關的微信公眾號文章,新風港碼頭是大躍進時期的產物。大躍進前,“只是一片停著許多疍家艇的河灘,是在大躍進時期憑借人力后天造出來的港口。最開始叫“如意坊碼頭”,后來因著“學雷鋒樹新風”的緣故,改成了新風港。(——新風,廣州商港變遷的見證者 | 阿關正傳)”
對于我來說,新風港不單是我外公和我母親的工作所在地,我從出生開始就跟這個港口有了許多關聯(lián)。
我出生的時候,是住在一個很小的房子里。那里房子雖小,但卻處于一個天井中。同一個天井周圍都是在新風港工作的同事。這個區(qū)域,就是職工的住宿區(qū)。
如意坊魚欄大街天井,70、80年代特色鴛鴦樓。樓房外貌至今未變,但住房已經從宿舍性質,變成可以買賣的性質。圖片出自公眾號硬掃膠文章《超廣角|屬于我的故地如意坊》
巧的是,這個區(qū)域里的小孩大多都跟我年紀差不多大。于是,一群熊孩子平日里什么都會玩,譬如看到江里有一個斷開的爛車胎以為是大蛇,于是便下珠江抓蛇;中秋玩燈籠的時候偷大叔的白酒來玩火;爬上樓頂在間隔很小的樓棟之間翻來跳去。這些事,后來如果被大人知道了,我們自然免不了一頓打,但孩子之間卻始終對這些事情不以為然。
當然,有的時候也會付出一些血的教訓。譬如我小時候奔跑速度最快的一次,就是在一次玩石頭互扔游戲中,被扔破了頭,血一直流,我用閃電般的速度,伴以鬼嘯般的凄厲大吼,從江邊石頭堆狂奔數(shù)百米回家。
在這個小天井里,我度過了最愉快的童年。但我的童年除了在家里度過之外,還不得不提新風港當時的托兒所。
在我印象當中,新風港當時所有的職工都認識我。因為當我到了上托兒所的年紀的時候,我母親就每天騎著單車,載著我穿越整個新風港,送我到了托兒所后,她才去工作崗位。
托兒所是新風港自己辦的,老師也是港口職工。在我當時的認知里,我家是在新風港的右邊,托兒所在新風港的左邊。看著我們這些被每天父母載著上托兒所的小朋友,港口的叔叔阿姨都會和我們熱情地打招呼,期望我們給他們一個萌萌噠的笑容。
現(xiàn)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托兒所很小,只有一層樓幾個辦公室的大小,大概就是分了大中小班,還有一個廁所,一個廚房。
這個行政樓一樓本來就是托兒所,左邊玻璃門就是教室,右邊花園是我們的小操場。后來變成了這個看上去有些情調,但其實沒啥人會來休息的地方。
雖然我們都是一幫熊孩子,但印象中我還真沒有一次被體罰的印象,不過也有可能是當時年齡太小,記不清了。直到如今,我媽還能記得托兒所的老師們,見面了還能打招呼,反而是我自己倒不認得了。
除了托兒所,以及母親工作的地方之外,我在新風港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小診所了。
新風港的小診所同樣也很小,比現(xiàn)在的社康中心還要小,也就一個辦公室大小的診所,再加上一個取藥的地方。
這個地方原本就是小診所。右邊是看診的地方,左邊是藥房,原本兩個建筑之間還有一條小縫,藥房在小縫里頭。小診所右邊進去就是飯?zhí)茫@兩個東西都已經沒有好久了。
現(xiàn)在我已經忘記了到底我經常生病還是我媽經常生病,總之我感覺經常會和母親來這個充滿中藥味的小診所。我也沒啥印象這個小診所到底要不要收費的了,但印象中小病都是在這里解決的。
其實大醫(yī)院也離新風港不遠,以我的奔跑速度,也就是闖一個紅燈外加幾分鐘直線沖刺,就到了當時的廣州市第二人民醫(yī)院(嗯,背書包的話要沖刺幾分鐘,我初中就在這醫(yī)院旁邊一墻之隔),我就是在這個醫(yī)院出生的。但每次去這個醫(yī)院,或者去更遠一點的婦幼醫(yī)院的話,那肯定就意味著要打針,或者要治療一些長期性的炎癥問題了。
這個圖片后方就是新風港碼頭的一個入口。過了這個紅綠燈,全力沖刺就可以到醫(yī)院了。
回想起來,當時新風港提供的宿舍、托兒所、診所,真的是很小很小,但卻切切實實地解決了我家里很多問題。現(xiàn)在,新風港還在,但托兒所、小診所在好多年前就沒有了。
那些年,我外公告訴我的國企民主故事
實際上,新風港曾經有過的一些東西,可能在我出生之前就消失了。
我外公大概是從新風港建立的時候,就在里面工作了。他曾經多次獲得省、國家勞模稱號,對于這些東西,他都特別自豪。
我外公的勞模獎章。我外公是新中國第一批勞模,見過毛主席。除了勞模身份讓他自豪之外,廣州被日本占據時候,黃沙如意坊一帶由于是鐵路線,是日軍把守重地。當時家住與黃沙一河之隔的河南、做搬運苦力(粵語俗稱“姑嘞”)的他,和8個朋友結為異姓兄弟,用刀把日軍的貨運物資繩子、袋子割破,破壞,專做破壞日軍生產秩序的事。
以前每次見到外公,他都會跟我重復重復又重復地說幾個他的故事。這些故事大多數(shù)是他在港口做裝卸工作的時候,給領導提出了什么樣的改良建議,他自己又是如何請教大學畢業(yè)的技術員,來結合實際,更快速地計算出貨物的體積、重量,更快速的判斷出應該用什么型號的機器來進行裝卸。在這些過程中,他又是怎么和各級管理爭論、用實際來證明的。
這些故事,以前每次聽的時候,連我父母都覺得不耐煩,說:“都不知道聽了多少遍了。”但每次我外公和我見面的時候,都要問“你學會圓周率了嗎?”然后就開始講他怎么計算貨物面積體積的故事了。
以前,我也覺得不耐煩。每次聽到外公說這些故事,我心里都想:“這些方法又不能用來考試,有啥用呢?”而且我還聽說外公曾經被戴過右派的帽子,雖然那時候我不知道戴右派帽子是啥意思,但從大人的口吻里知道這肯定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事,那時候我覺得,這肯定是外公經常頂撞管理的后果,跟在學校里不聽老師的話就會被罰一個道理。
但近幾年,我才隱隱覺得,我外公講的,除了他的故事之外,可能還在講當年他作為一個一線工人,怎么參與港口工作的技術改革,甚至管理改革的故事。
雖然現(xiàn)在已經找不到資料證明新風港有沒有實行鞍鋼憲法,運用“兩參一改三結合”(“兩參”即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工人參加企業(yè)管理;“一改”即改革企業(yè)中不合理的規(guī)章制度;“三結合”即在技術改革中實行企業(yè)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的原則)。對比我印象中母親的工作情況,就已經與外公的故事描述已經大大不一樣。
我小時候,每次到了學校寒暑假的時候,我都會待在母親工作的地方。有時候我還會幫母親做一些分揀資料的工作,被母親的同事稱為童工。印象中,那時候管理和我母親這樣的基層職工之間的關系算是融洽,但也不記得有任何職工參與管理,討論規(guī)章制度的時候。那時候的工會主席,好像就是港口經理。
如今我的外公已經去世了。在他去世之前的那幾年,我曾經嘗試問過他更多的一些事情譬如三結合、譬如革委會,但他已經忘記好多了??稍谶@么多年里,我能夠感受到外公工作時那份深深的自豪,即使他曾經被打為右派,也無法掩蓋他的這份認同。但對比我母親的話,我母親覺得新風港就是一件“渡過嚴寒的保暖爛棉衣”,已經很難發(fā)現(xiàn)那種傳說中的主人翁精神了。
而至于今日,新風港更是從曾經的廣州七大港口,變成每年都有消息說要關閉的地方。現(xiàn)在的新風港,已經鮮有貨船停泊,倉庫也已經外租給海鮮物流。
當然,這與新風港本身水位低,已經無法適應時代的發(fā)展有關。但如果看職工、工人的工作狀態(tài)的話,從我外公勇于革命,以參與改革為豪,到我母親一直矜矜業(yè)業(yè),認真工作,再到如今,在新風港工作的大部分工人,都已經不算是新風港的員工,新風港更多的作為一個倉庫所有者,大部分的工人都跟它沒啥關系,更別說能夠享受什么福利待遇了,即使是港口職工,也有的被被轉為了派遣工。在這種情況下,工人自然也不會有更多什么把自己的工作與新風港的發(fā)展、與社會的發(fā)展結合起來的想法了。
新風港的“新風”二字,出自于“學雷鋒樹新風”,但這股新風,在新風港關閉之前,可能就早已消逝了。
曾經,國企就是社會主義的象征。只要國企還存活著,只要有著名義上的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就似乎不會變色。
但不要忘記了,即使是在國企占比最大的時候,我們國家依然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之上。在所有制上,即使是國有制、全民所有制,并不就意味著就是社會主義了。同樣,國企的福利待遇與政策,也并不就能完全意味著社會主義。
在所有制上實行國有制與全民所有制,只是為了保證社會主義的建設,而福利待遇,則更只是社會主義建設所表現(xiàn)出來的東西,而不是本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勞動人民當家做主。
勞動人民怎么樣才算是當家做主呢?這個藍圖誰也無法在今天完整地描繪出來,但起碼在當年,毛主席推行的鞍鋼憲法,打破管理者權威,讓工人參與民主管理,就是一種非常進步的嘗試。
如果喪失了讓工人參與民主管理、讓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探索實踐,那即使在所有制上還保有一些以前社會主義的影子,在福利制度上還有一些堅持,但最終都只會迷失在以營利為目的的市場制度之中,把工人看成能用就用,能甩就甩的包袱。
雖然今天鞍鋼憲法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已經很難在國內找到蹤影,但鞍鋼憲法就真的過時了嗎?恐怕未必。在阿富汗最好的大學喀布爾大學,這所曾經是發(fā)生過毛派與伊斯蘭正統(tǒng)派組織激辯,是阿富汗的共產主義傳播地,更培養(yǎng)出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這位以毛澤東思想在70年代抵抗蘇聯(lián)入侵,在90年代抵抗塔利班,在伊斯蘭地區(qū)推行婦女選舉這樣傳奇人物的大學里,在2004年開始嘗試一種教員、學生、其他學校職工共同參與管理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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