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的琴》劇照

　　勞動的再現問題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核心關切之一，而在今天，這一核心關切已成為核心疑難：在市場化語境下將直接的物質生產勞動想象和書寫為人的本質需要(而非別無選擇的謀生手段)，是否仍然可能?正是在這一疑難面前，電影《鋼的琴》提供了難得的啟示，影片禮贊工人勞動的華彩段落恰好出現在主人公陳桂林放棄女兒的撫養權(工人的父親資格)之后，并接續以陳桂林父親(失語的老工人)的葬禮，敘事的斷裂和自反展現出重建勞動者主體性的必要條件：直面主體的歷史創傷。數千萬國企工人下崗，無疑是最容易看到的“歷史進步”的痛苦代價，以至于在發展主義的主流話語中，“陣痛”成了描述20世紀90年代改革的最重要的關鍵詞之一。這個取譬于婦女分娩的修辭將勞動商品化給勞動者帶來的痛苦限定在一個特殊的轉型年代，不僅遮蔽了雇傭勞動制度普遍建立之后工人的日常經驗，而且使人遺忘了作為90年代“陣痛”的前提的原始創傷。因此，當電影《鋼的琴》在2014年改編為同名電視劇，為90年代故事新增添的前史不免令人驚訝：與工人下崗的“陣痛”相參照的并不是此前“老大哥”的自豪感，而是在80年代“成為工人”的創傷。

　　電視劇《鋼的琴》的第一個場景是1985年的高考考場。陳桂林連續三次高考失利，被考上大學的女友拋棄，迫不得已接父親的班進鋼鐵廠當了工人。同樣不得已的是后來幫他造鋼琴的大劉、快手、季哥等人，由于鑄造車間的一場嚴重事故——除陳桂林因曠工僥幸逃過一劫，自車間主任以下的工人幾乎全體遇難，廠領導要求這些新進廠的年輕人全部去鑄造車間工作，大家都很沮喪，陳桂林則安慰他們說，鑄造車間雖然又苦又累又危險，但補助也高，而且朋友們又能都在一起了。這群工友的深厚情誼并非形成于單位或車間的生產勞動過程，而是在進入工廠前即已建立。以青春、友誼、愛情為主題，電視劇《鋼的琴》再現了國企工人的“陽光燦爛的80年代”，卻同時在對具體生命經驗的表現中，將該年代的工業勞動者身份還原為創傷性和外在化的。在這一分裂表征的背后，是新世紀兩股互不交集的懷舊潮流——80年代懷舊與社會主義工業年代懷舊。近十年來的電視屏幕上出現了一系列緬懷社會主義單位制條件下的工人勞動的電視劇(如《大工匠》、《鋼鐵年代》、《工人大院》等)，這些工業年代劇主要表現的是毛澤東時代(20世紀50-70年代)的工業勞動，而對于80年代，或者完全沒有呈現，或者處理得和勞動基本沒有關系。社會主義工業年代懷舊在相當程度上是對是對90年代至新世紀初的市場化改革的社會結果的回應，在這種回應中，80年代的位置顯得極其曖昧。與此同時，關于80年代的懷舊敘事也幾乎從未把物質生產勞動當作追懷的對象。

　　《鋼的琴》劇照

　　“我們有困難要上，沒困難，我們創造困難還要上。”

　　但2015年卻出現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異數，一部既緬懷80年代又同時是勞動贊美詩的電視劇——根據路遙同名小說改編的《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講述的是1975—1985年的故事，伴隨著社會歷史的變遷，主人公孫少平實現了從農民的兒子到國營煤礦工人的轉變。“農轉非”的背景是否使孫少平迥異于同一時期的陳桂林，不可能存在“成為工人”的創傷?回答該問題，需要首先分析這種80年代創傷的歷史內涵。

　　如果說，“陣痛”是描述90年代工人階級創傷的主流修辭，那么，值得玩味的是，這一修辭其實起源于80年代前期——工人收入普遍提高的國企改革的最初階段。1983年，東北作家鄧剛發表小說《陣痛》，該作品榮獲當年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成為“改革小說”的代表作之一。命名為“陣痛”的小說首先描寫的是改革帶來的喜悅：“錘砸鐵砧出聲，汗珠摔地有響，出多少力，換多少錢，誰不打心眼兒里樂!”工人們高興，是因為簽訂了按勞分配的包工合同，不再吃大鍋飯。新時期的國企改革始于承包制的實行，企業和國家簽訂承包合同，“包死基數，確保上繳，超包全留，欠收自負”，承包指標又在企業內部進行層層分解，分解到車間、班組，直至個人，在此過程中“優化勞動組合”。優化組合的班組需要淘汰剩余，于是讀者看到了小說的主人公即“陣痛”的承受者：“郭大柱，三十三歲，五級鉚工，政治思想好，常年先進生產者……”作為“先進生產者”的郭大柱成了鉚工班的剩余勞動力，原因在于他只是名義上的“鉚工”——“文革”期間入廠做工人時，由于能寫會畫，被上級安排去從事宣傳鼓動工作，從此身份是“鉚工”，干的卻是文宣干部的活。除了承包制、按勞分配之外，《陣痛》還寫了80年代前期的另一項重要改革，或更確切地說是“整頓”——整頓“以工代干”。1983年，中組部和勞動人事部聯合下發《關于整頓“以工代干”問題的通知》，認為“長期‘工不工’、‘干不干’，影響了積極性的發揮，不利于四化建設”，要求嚴格明確工人和干部的身份。郭大柱沒法再做宣傳鼓動工作了，回到車間重頭做起，給其他的工人打開水，同時向他們學技術，小說寫道：“這些日子他的心沉浸不可名狀的痛苦里，他意識到這是一種陣痛，一種新事物誕生前的陣痛。……”郭大柱要重新做一名工人，而他從前干的活呢?原來畫革命宣傳畫的地方現在畫著摩登美人——工廠的產品廣告，美術學校畢業分配來的學生畫的，比郭大柱畫得專業多了。“以工代干”造成的分工不明確得到了“整頓”。

　　“以工代干”是在毛澤東向全國推廣“鞍鋼憲法”的大背景下發生的。“鞍鋼憲法”以“兩參一改三結合”為方針，主張工人參加管理，管理者參加勞動，工人、干部、技術人員相結合，與強調一長制、專家治廠、專業分工的蘇聯“馬鋼憲法”針鋒相對。從1960年倡導“鞍鋼憲法”到70年代中期關于“資產階級法權”和“按勞分配”的講話，晚年毛澤東有關社會主義勞動的一系列激進論述始終參照著一個負面典型，即他認為已經演變為修正主義的蘇聯模式。而《陣痛》等“改革小說”顯然從屬于將晚年毛澤東的激進思想再顛倒過來的意識形態實踐，作為這種新時期文學類型的關鍵能指，“改革”的最初所指與其說是對蘇聯模式的變革，不如說是在思想和體制上向蘇聯模式的常態的復歸。

　　1960年3月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批轉《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把“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制度稱之為“鞍鋼憲法”。

　　由于在蘇聯模式和傳統馬克思主義之外的獨立探索，毛澤東及深受其影響的中國當代文化的勞動表述與馬克思的勞動學說之間的關聯，已成為一個前沿的理論問題。蔡翔在《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一書中提出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本土化”的命題，認為中國左翼文化的“勞動”表述并不完全是從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角度展開的，而是在相當程度上延續著中國傳統思想中有關“勞心/勞力”的問題意識。[1]對蔡翔的這一命題，黃子平在其演講《當代文學中的“勞動”與“尊嚴”》中做了進一步論述，明確提出，“勞動價值論的本土化”就是“修正主義化、去馬克思化”，“當代文學里頭的絕不是馬克思意義上的勞動價值論”，而只是對孟子所說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簡單顛倒。黃子平在論述過程中，特意引證了馬克思的原著：

　　“文革”后期，毛主席說讀點馬列，其中讀的一本叫《哥達綱領批判》。哥達（原文如此，但哥達是德國城市名——引者注）第一句話“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馬克思大怒，整個批判的語氣都是很尖銳的。實際上他強調了現在我們都很熟悉的生產的三要素: 勞動，資本和自然。馬克思早就指出來這句話只把勞動這一維度提出來是一種理論上的倒退。[2]

　　這一引證的癥候在于，用晚年毛澤東推重的馬克思文本來論證毛澤東時代的勞動表述依據的不是馬克思的勞動理論。這個有趣的悖謬反倒凸顯出一個有待探討的理論問題：晚年毛澤東有關社會主義勞動的論述與《哥達綱領批判》有何關聯?探究這一問題的前提是正本清源：只要不把馬克思的勞動學說狹隘地限定為勞動價值論，就會發現，關于“勞心/勞力”的討論原本就位于馬克思理論的核心。

　　1883年馬克思辭世，恩格斯發表著名的《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蓋棺論定馬克思的兩大發現。首先，“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其次，“馬克思還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由于剩余價值的發現，這里就豁然開朗了，而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者社會主義批評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3]前一個發現奠定了唯物史觀，后一個發現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對直接的物質生產勞動的推重，當然不可能依據后者的內容——“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卻無疑體現著歷史唯物主義的第一要義，即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說的，“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單是為了維持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歷史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4]

　　《哥達綱領批判》

　　作     者：馬克思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5-12-1

　　《德意志意識形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系統闡述歷史唯物主義，不僅揭示了直接的物質生產勞動作為“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而且從社會分工的角度分析了這一“簡單事實”“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的原因：“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與此同時出現的是意識形態家、僧侶的最初形式”，[5]“在分工的范圍內，私人關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會發展為階級關系，并作為階級關系固定下來”。[6]歷史唯物主義顯然邏輯地包含了對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如下命題的批判：“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下》)因此，毛澤東的“勞心/勞力”論述及相關實踐與其說是馬克思勞動理論的“本土化”，不如說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對本土社會分工體系的改造，這個改造不是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位置的簡單顛倒，而是努力克服作為階級分化的條件的分工本身。社會分工條件下的階級分化直接以分配為媒介，敏感于這一邏輯，晚年毛澤東除了試圖消除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對立，也充滿焦慮地批判作為“資產階級法權”的“按勞分配”。

　　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多人少。[7]

　　《毛主席重要指示》(根據毛澤東1975年10月到1976年1月間的系列講話整理而成)中的這段著名講話，是對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的相關理論表述的通俗化的提煉。《哥達綱領批判》指出，在按勞分配中，“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因為“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的勞動可以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8]在揭示這種交換價值的邏輯后，馬克思進一步論述道：

　　……勞動，要當做尺度來用，就必須按照它的時間或強度來確定，不然它就不成其為尺度了。……但是不同等的個人（而如果他們不是不同等的，他們就不成其為不同的個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計量，就只有從同一個角度去看待他們，從一個特定的方面去對待他們，例如現在所講的這個場合，把他們只當做勞動者，再不把他們看做別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開了。其次，一個勞動者已經結婚，另一個則沒有；一個勞動者的子女較多，另一個的子女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勞動相同，從而由社會消費基金中分得的份額相同的條件下，某一個人事實上得到的比另一個人多些，也就比另一個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9]

　　按勞分配的交換價值邏輯抽空了勞動者的具體狀況和具體需要。這一1875年寫作的、體現馬克思晚年思想的理論表述，仍延續著其早期文本的思想，即《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等著作中關于異化勞動的思想。馬克思在《穆勒摘要》中指出：“交換關系的前提是勞動成為直接謀生的勞動。……生產越是多方面的，就是說，一方面，需要越是多方面的，另一方面，生產者完成的制品越是單方面的，他的勞動就越是陷入謀生的勞動的范疇，直到最后他的勞動的意義僅僅歸于謀生的勞動并成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質的，而不論生產者同他的產品是否有直接消費和個人需要的關系，也不論他的活動、勞動本身的行動對他來說是不是他個人的自我享受，是不是他的天然稟賦和精神目的的實現。”[10]按勞分配的前提是勞動成為單純謀生的勞動或異化勞動，排除了勞動者的個性、差異和具體的需要，即《哥達綱領批判》所說的，“把他們只當做勞動者，再不把他們看做別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開了”。循著同一邏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從“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社會主義階段)的按勞分配向“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共產主義階段)的按需分配的轉變，必須滿足如下條件：“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11]如果說，異化勞動的克服和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共同構成了共產主義的可能性，那么，生產力的真正解放本身就是以個人的全面發展——從異化勞動的片面性中獲得解放為條件的。馬克思在對按勞分配的批判性分析中，事實上提出了社會主義階段的異化和異化勞動問題。在這一問題視域下，晚年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勞動的激進論述及其實踐，十分顯著地以《哥達綱領批判》的相關表述為理論依據，盡管像在晚年馬克思那里一樣，“異化”從不是他字面意義上的思想關鍵詞。

　　1983年，即小說《陣痛》發表的同一年，長期擔任意識形態部門領導的理論家周揚發表《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一文，正式把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異化作為一個理論問題提了出來。周揚認為，異化存在于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思想等各領域，其中，“在經濟建設中，由于我們沒有經驗，沒有認識社會主義建設這個必然王國，過去就干了不少蠢事，到頭來是我們自食其果，這就是經濟領域的異化。”[12]這里所說的“必然王國”在80年代語境中有著非常清晰的所指，即商品經濟的價值規律，毛澤東時代經濟建設的挫折、物質生活的匱乏被相當普遍地看作是不尊重價值規律的結果。盡管周揚在受批判時以毛澤東1964年支持他關于異化的文章來為自己辯護，但他1983年的經濟異化論述顯然是對毛澤東的相關表述的逆向書寫，晚年毛澤東失敗的、悲劇性的克服異化的努力被反指為異化，馬克思異化勞動論述中的革命對象這時成了被合理化的對象。而周揚的批判者一方面否定“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異化”這個提法，另一方面則和周揚一樣將商品經濟的“必然王國”常態化，而不再尋求通過改造歷史條件從中獲得解放。也就是說，到80年代中前期，無論對所謂“改革派”還是“保守派”，馬克思論述意義上的異化勞動都不再是與當代中國現實相關的理論問題，勞動的交換價值化不再是需要克服的歷史現象，而是“改革”或“整頓”的目標。

　　結合上述語境來看小說《陣痛》，“新事物誕生前的陣痛”修辭的背后是異化勞動再合法化的歷史過程，毛澤東時代對“共產主義新人”(以勞動為本質需要的、全面發展的個人)的建構作為虛妄的努力被放棄，工人被重新貶低為僅以換取生活資料為目的、單純從事直接物質生產的勞動力。對工人主體性的貶低以資產階級法權意義上的承認為形式，即按照體現為“按勞分配”原則的商品拜物教邏輯承認勞動的交換價值，這在改革伊始階段給工人帶來了十分顯著的好處，包括收入的提高和物質生活的改善。但隨著勞動完全外化為賺錢的手段，社會生產的目的也由滿足全體勞動者的物質文化需要轉變為交換價值的增殖，一方面，按支付能力區分等級的需求(demand)取代無條件的人的需要(need)成為供給的對應物，另一方面，“優化勞動組合”最終從屬于“優化資本結構”。在不同規模范圍內，每當需要按資本邏輯淘汰過剩產能，即使最訓練有素的相關使用價值的生產者也不免承受成為剩余勞動力的痛苦。從這個意義上說，幾乎已被遺忘的郭大柱們在80年代中前期感受到的“陣痛”，不僅是90年代“陣痛”的前提，而且是新時期工人階級的原始創傷，從這時起，工人問題只是勞動力問題，而不再具有政治、文化、倫理、情感等維度，用馬克思的話說，“把他們只當做勞動者，再不把他們看做別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開了”。相當吊詭的是，恰是在異化問題討論和人道主義話語興起的時刻，工人的異化勞動被合理化，工人開始作為單純的勞動力同具有豐富個性和需要的“人”相對立。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當人同自身相對立的時候，他也同他人相對立。”[13]在毛澤東時代，由于克服異化勞動的種種努力，與社會分工相聯系的分配差異并沒有導致階級分化或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疏離。而隨著這些努力的放棄，曾以“社會主義勞動者”的主體之名整合分工的有機社會日益瓦解，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最終作為常態固定下來，工人作為單純從事直接物質生產的勞動力成了主流社會文化的他者。

　　電視劇《平凡的世界》劇照

　　孫少平與田曉霞

　　和始于1985年的電視劇《鋼的琴》一樣，結束于同一年份的小說《平凡的世界》再現了上述他者化的最初時刻。在《平凡的世界》的最后一章，孫少平拒絕了金秀的感情，“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是一個在井下干活的煤礦工人，而金秀是大學生，……如果因為他的關系，讓秀來大牙灣煤礦，實際上等于把她毀了”。小說將孫少平對金秀的拒絕與當年對田曉霞的接受做了對比：

　　所有這一切考慮，不是說沒勇氣和一個女大學生一塊生活。當年田曉霞也是大學生、記者。但秀和曉霞又不一樣。曉霞在總體素質上是另一種類型的女性。雖然他和秀一塊長大，但秀決不會象曉霞那樣更深刻地理解他。他和秀之間總有一種隔代之感。

　　“隔代之感”意味著造就不同身份的個人之間的情感關系可能性的時代差異，曉霞對少平的深刻理解凝聚著特定的歷史經驗，金秀卻屬于另一個新的時代。世間已無田曉霞，對孫少平而言，不僅是失去愛人的痛苦，也是歷史斷裂的創痛，那個農民的兒子和地委書記的女兒、煤礦工人和省報記者、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可能結合在一起的時代已經消逝了。小說結尾，在孫少平寫給妹妹和她的未婚夫的信里，“他向他們‘闡述’了他為什么現在不想來大城市工作的想法。他說他也許一輩子可能和煤炭打交道。”在80年代浮現的二項對立面前，孫少平義無反顧地選擇走向大牙灣煤礦，和新時期的“大城市”漸行漸遠。小說告訴讀者“這是贊美青春和生命的歌”，我們也的確能夠從中感受到一種生命的崇高，一種因為擁抱苦難而獲得的崇高感——少平最后回到煤礦，和一對孤兒寡婦結合，等于選擇擁抱苦難的空間，同時與主流城市生活訣別。

　　電視劇《平凡的世界》改寫了小說原著的結尾。當“這是贊美青春和生命的歌”這句畫外音響起的時候，孫少平不是走回大牙灣煤礦，而是從大牙灣向外走，走向雙水村回家過年。孫家所有的孩子都回雙水村團聚過年了，這些孩子的身份是農民、工人、大學生，少平的妹妹蘭香成了大學生，并且帶回了自己的未婚夫——省委書記的兒子。不同階級的生活世界的區隔被跨越了，各種身份的個人在同一個家庭場景中聚合。電視劇的最后一個鏡頭是雙水村萬家燈火的大全景，這個輝煌全景是通過田曉霞的父親田福軍——理想化改革派官員的典型的視點看到的，他動情地說：“這片土地醒了!”這片“醒了的土地”已不僅僅是雙水村，而是一個想象的有機的社會共同體。小說結尾呈現的分化的社會空間在電視劇里獲得了想象性的整合。

　　與對小說原著結尾的改寫相一致，在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的宣傳與推廣中，地產大亨潘石屹成了孫少安、孫少平兄弟在現實中的代言人，雙重的意識形態想象圖景由此建立，一方面是“勞動致富”的三十年當代史想象，一方面是階層流動的當下社會空間想象。而同樣是禮贊勞動的作品，電影《鋼的琴》卻無法讓現實的成功人士來為陳桂林代言，因為他作為勞動者的命運明確關聯著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命運。這兩種新時期勞動書寫的根本差異使我們不得不追問：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高度合法化的時代，誰可能是勞動的抽象贊美者?回答這個問題，需要重新回到前述被誤置了時代的《哥達綱領批判》的開篇：

　　只有一個人一開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對待自然界這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當做屬于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源泉，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源泉。資產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給勞動加上一種超自然的創造力，因為正是由于勞動的自然制約性產生出如下的情況：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另一些已經成了勞動的物質條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隸。他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勞動，因而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生存。[14]

　　表面上看，新時期的“勞動致富”敘事仍延續著毛澤東時代對勞動的贊美態度，但這種敘事中的贊美實際上是把勞動再現為神秘的自在之物——就像商品的神秘化一樣。毛澤東時代的勞動敘事并不孤立地贊美勞動是財富的源泉，而是密切關聯著在具體生產方式下改造人的內外自然的議題。這些議題是今天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勞動美學亟需繼承和反思的遺產，而只有以叩問現實的生產關系為前提，這種繼承和反思才是有意義的。

　　[1]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22-224頁。

　　[2]黃子平：《當代文學中的“勞動”與“尊嚴”》，《當代文壇》2012年第5期，第6頁。

　　[3]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2-1003頁。

　　[4]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頁。

　　[5]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頁。

　　[6]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7頁。

　　[7]《毛澤東年譜》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40頁。

　　[8]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3頁。

　　[9]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4頁。

　　[10]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附錄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4-175頁。

　　[11]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4-365頁。

　　[12]周揚：《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人民日報》1983年3月16日。

　　[13]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9頁。

　　[14]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7-358頁。

　　原文發表于《文藝理論與批評》，2016年第三期。作者授權海螺發表。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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