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的名字也叫抗爭

　　2016年4月27日，6位女工大姐和3位男工大哥又在高大寬敞的深圳市人社局耗了整整一天。在深圳工作了十幾二十年，看著這座城市飛速長高長大， 他們一天天變老。如今卻要為爭取合法的養(yǎng)老保險，被并不習慣的空調冷風吹上一整天。

　　這天不能同去上訪的，還有30多位女工大姐和幾位大哥。這些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來建設城市的20多歲“打工妹”“打工仔”，現(xiàn)在都已接近50歲退休年齡。然而由于年輕時不能參加社保、迄今社保繳費不滿15年，他們無法領取養(yǎng)老金。

　　眼看著手里的《勞動法》《社會保險法》《廣東省社會保險養(yǎng)老條例》，連同自己20年的青春血汗統(tǒng)統(tǒng)被無視，這群已經從當年的打工妹變成了母親甚至奶奶外婆的女人，一次次地上訪、 寫信、演出戲劇來表達同一個訴求：在城市工作，就在城市養(yǎng)老!

　　按照國家統(tǒng)計局2016年發(fā)布的《2015年農民工監(jiān)測調查報告》，2.77億農民工中33.6%是女工，并且農民工中50歲以上的有17.9%，41-50歲的有26.9%，2.77億×33.6%×17.9%=1666萬——這群抗爭的女性身后，是1666萬退而不能休的女工，以及2504萬即將面臨同樣退休困境的女工。是幾代女工在市場和家庭中辛苦付出卻不被承認和保護的勞動。她們身邊，是曾為爭社保奮起組建工會的勝美達大姐，是曾為阻止工廠偷偷搬遷、爭取補繳社保在廣州上訪露宿的慶盛姐妹。

　　這些抗爭中的女工，如此勇敢而又美麗。

　　工廠曾是一扇門

　　一位早已做了母親的女工說，二十年前，大家都是帶著各自不同的夢想來的。

　　那個時候，工人工作時間長、工作條件惡劣，但和家鄉(xiāng)貧瘠的土地相比，城市還是有吸引力的。1994年，深圳關外的最低工資是每月300元，要知道1994年湖南農民人均年收入不過237元!慶盛廠的何妹子在1994年拿著自己被克扣過的195塊工資，發(fā)現(xiàn)比在家鄉(xiāng)教書的弟弟收入還高，獲得勞動報酬的喜悅難以言表。

　　當然召喚她們進城的，不只是夢想，還有熱切地想要占有她們勞動價值的資本——資本熱切地尋找乖巧靈活、能從事重復和單一勞動的女工。

　　女工肖大姐的作品。“在這幅畫的下面，我畫了年輕時候的我和一張桌子，桌子上什么都沒有，就好像年輕時候的我，生活得辛苦和貧窮。畫的上面，是太陽和燕子，希望我今后的生活像小鳥一樣快樂自由。”

　　推動她們離開家鄉(xiāng)的，還有貧窮的、以男權為中心的家庭。家里建房子、娶媳婦或有人外出讀書，對農村家庭而言是極大的支出，這筆支出則相當依賴工人們打工所賺的現(xiàn)金。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譚深調查發(fā)現(xiàn)，1997年70%的女工寄回家1000-2000元，相當于農民在家勞作5-8年的收入！這些錢寄回家干嘛了呢?譚深在調研中發(fā)現(xiàn)，姐姐出來打工供養(yǎng)弟妹，或是姐妹出來打工供哥哥上學，是相當普遍的事情;但她卻沒有發(fā)現(xiàn)哥哥出來打工供養(yǎng)妹妹讀書的情況。

　　因為讀書難得，因為機會有限，男性被供養(yǎng)，女性卻“自豪”地做著犧牲。這就是父權家庭做出的選擇。

　　我還清楚地記得一個大姐哭泣的樣子。她90年代出來打工，當時父母說你賺的錢我們幫你存著。她一直努力加班、省吃儉用，不畏懼艱苦的工作和殘酷的資本;她信賴父母，乖乖每月按時寄錢回家。但當她跟父母提出自己需要這筆存了多年的存款時，父母卻告訴她，你弟弟結婚的時候全部用掉了。十幾年后的現(xiàn)在，早已在深圳結婚生子的大姐，說起這件事的時候突然哽咽了。她無法怨恨父母，但這卻是她生命中烙印最深的性別不平等體驗。

　　也是常常聽女工姐妹們提起的體驗。

　　一群女人，仍然孤單

　　當年這群被資本主義與父權制召喚、裹挾并為之付出的打工妹們，突然就到了恐慌退休的年齡。

　　1996年的深圳，打工妹占外來農村人口的三分之二還多，83.6萬的數(shù)量則幾乎與整個深圳全部戶籍人口(也就是本地人)持平。那一年，她們的平均年齡是23歲。(譚深調研數(shù)據)

　　2016年，當年的姑娘已經平均43歲，年紀大的則早已超過了50歲的退休年齡。“大齡女工”成為她們一個尷尬的身份。

　　想繼續(xù)工作？工廠并不待見這些中年婦女。二十年過去，深圳的工廠依然偏好年輕的、手指靈巧的18-24歲女工;40多歲的女工，卻成了市場上的次等勞動力，幾乎沒有再進正規(guī)工廠的機會。掃地、家政已經成了給大姐們量身定制的“次等工作”：無社保、低工資、長時間，甚至連勞動合同都沒有。

　　但年輕人說，我總能換廠的。現(xiàn)在我也有社保的。

　　想休息？不工作有沒有養(yǎng)老金，退休就是個笑話。“工業(yè)區(qū)觀察”在2016春節(jié)前訪問廣深莞三地工人，發(fā)現(xiàn)40-50歲工人有養(yǎng)老保險的不過30%，50歲以上工人有養(yǎng)老保險的只有8%左右——最需要養(yǎng)老保險的人卻沒有養(yǎng)老保險，有養(yǎng)老保險的工人又極少能碰上一個多年前就守法為他們購買社保的工廠。

　　但“成功人士”說你看，年輕時候不多為自己考慮多賺點錢，現(xiàn)在沒戲了吧。 哪怕是同齡的男工，仗著自己60歲退休，說我還有十年八年可以繼續(xù)交社保，不是很著急哎。

　　女工黃大姐的作品。“希望我老了以后，有自己美好的生活，有房子，有個喝茶的地方。但是有三座大山擋在我面前，我估計我老了以后，爬不過去，沒辦法享受幸福的生活。我老了怎么辦?”

　　占深圳70%的700萬常住外來人口難道不會面對將來無法按深圳標準領取養(yǎng)老金的問題？女人們難道不會面對比男人提前到達退休年齡而無法正規(guī)就業(yè)的問題？男工們又確定自己能繳滿15年社保并領取城市退休金？

　　本該站在一起的工人和民眾，不僅不問她們的感受和需要，還被年齡、職業(yè)、性別層層分割，成為難以聯(lián)動對抗的碎片化主體。

　　她們就這樣成為一群孤單但倔強抗爭的女人。

　　社保制度漏洞與女工困境的代際傳遞

　　“50歲退休沒社保”對女工大姐們來說甚至還意味著家庭內部的矛盾和困境。一位已經52歲的大姐被工廠辭退后只能去做清潔工，她的兒媳卻一直催促她回老家?guī)O子。這位年輕的兒媳像當年的大姐一樣，被“女人應該主要考慮家庭”的父權潛規(guī)則束縛著，也被喜愛年輕勞動力的資本召喚著，矛盾之中選擇將孩子交給父輩撫養(yǎng)，自己則成為世界工廠中浩浩蕩蕩的一員。

　　資本試圖將她們解放為自由的勞動力，卻沒有絲毫意愿承擔勞動力生育后代的社會成本;父權家庭接下了這個棒，卻又把它丟給家庭中的女人。

　　丟給這個只帶孩子就沒有經濟收入，只工作又會引起家庭矛盾的中年女工。

　　矛頭似乎會指向作為子代的新生代農民工，但他們又有何能力同時養(yǎng)活自己、撫養(yǎng)孩子又贍養(yǎng)無養(yǎng)老金的父母?

　　新生代課題組2015年的調研顯示，深圳龍華工人在2014年月平均工資為2380元，除每月寄回家1000元之外，一整年的年底平均結余僅有6500元，還不及深圳市的月平均工資7631元。也就是說，2014年，工人工作3.2個月，才達到深圳市月平均工資。退回1994年，市關外最低工資300塊，工作2.9個月可以拿到當年深圳月平均工資881元。

　　這個不太大的退步，至少說明農民工的收入并沒有如某些部門宣傳一樣，有顯著的增長。而收入狀況比20年前的第一代農民工更差的新生代，如何承擔贍養(yǎng)家庭的重任?只能是男人扔給女人，女人扔給父輩，父輩中又是這些買不齊社保領不了養(yǎng)老金的大齡女工來實際承擔。資本與父權相互滲透，編織成一套捆綁女工的強大力量，制造一種“手牽手、向前走”的代際傳遞與階級固化。

　　社會習慣了用“含辛茹苦”“青絲變白發(fā)”來贊美女人和母親的付出，政府發(fā)文說要發(fā)揮婦女尊老愛幼、勤儉持家、教育子女中的作用，然而他們卻在面對這樣一群大齡女工時，奇怪地閉嘴了。

　　城市市民要么懶得開口，要么讓他們回農村老家養(yǎng)老。而社保制度，一邊絕口不提社保制度給女工少得可憐的實際保障，一邊給深圳市社保局手握1829個億社保基金滾存結余，也不肯依法給這些為深圳貢獻GDP的工人補繳社保。

　　一位女工大姐說：半輩子的青春都付出在深圳這塊熱土上了。深圳市政府不是常常在宣傳說"來了就是深圳人"，現(xiàn)在這么多農民工到退休時，政府機構又以各種理由不允許補繳社保。曾經大家都是帶著各自不同的夢想而來的，而今天這里留給我們的是……?

　　而我們的城市和社保制度，將會給出怎樣拷問良心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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