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大工地是中國社會生產關系和制度變革的產物，它又如一個縮影，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會沖突和矛盾。被投擲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中的建筑工人，以對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剝削的最直接、自發的反抗，頑強地將多方力量遮蔽的階級結構及階級對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呼喚自己作為一個階級存在的合法性。本文記錄了分包勞動體制下建筑工人掙扎求生存的苦難，以及一個新興工人階級艱難孕育的歷程。

【關鍵詞】階級形成　階級情感　建筑工人

Abstract： Large construction sites are the outgrowth of China’s social productive relations and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It also epitomizes the various social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given rise to by thirty years of reform. Being thrown into the capitalist productive relations， the construction workers fight directly and spontaneously against the exploitation inflicted on them and expose to the public eyes the class structure and class antagonism which have otherwise been covered up by forces of various kinds. In this way， they assert themselves as a legitimate class. This essay documents the hard struggle for survival of the construction workers under the sub-contracting labor system and the painful birth of this emerging working class.

Keywords：formation of class， class feelings， construction workers

打工可以暑熱嚴寒
打工可以暑熱嚴寒
但不能沒有工錢
工人不再沉默無語
只要發出我們的聲音
多少年來你的付出
改變了城市的容顏
勞動權利一定要爭取
團結起來討工錢
——建筑工人大軍改編的《討薪之歌》


　　2008年6月，京郊桃源村的工地上{1}，建筑工人老張在焦急地等待著老板發工資，家里的麥子已經熟透，等待他回去收割。老張干建筑已經三十多年了，這次他從老家找來十多個抹灰工，為包工頭干活。從開春干到現在，除了每月一兩百塊錢的生活費之外，他們還沒有拿到一分工錢。一星期前，老張代表十多個工人向包工頭提出了結清工資的請求，當時包工頭滿口應允。眼看約定的日子要到了，包工頭卻說一時沒有那么多錢，讓他們再等一等。工人們很生氣，但拿不到錢也沒有辦法，只好答應再等兩天。

　　最后的期限到了，卻不見包工頭的影子，工人們來到建筑公司項目部要錢。項目部經理給包工頭打電話，讓他趕緊來處理工人的事情。好不容易等來了老板娘，工人們把她團團圍住，讓她結工資。老板娘說工程沒有完工，不能給錢，要工人們收完麥子再回來，把活干完才能給工錢。工人們憤怒了，一個工人把吃飯用的缸子狠狠地摔在地上，如果不是因為老板娘是女人的話，工人們恐怕早就動手了。幾個工人去買了錘頭，揚言要去砸了自己干的活。還有工人威脅說要去勞動局告老板。老張對老板娘說，必須解決工人的工資問題，不然他也不知道工人能干出什么事情。

　　晚上11點，包工頭派人送來3萬塊錢，說是過兩天再給一部分，剩下的等工人回到北京再一次結清。無奈之下，老張只好把這些錢先發給工人，讓他們先回家收麥子，自己留在工地上等著拿剩下的錢。夜里兩點多，這些工人坐上了回家的汽車。

　　桃源村的這一幕令人心酸和憤怒，卻一而再地在全國的建筑工地上上演。常見的情況是，包工頭想方設法把工人打發回家，承諾年底結清工資，甚至給工人打下欠條，而到年底工人追討工資時卻困難重重，包工頭要么以沒錢為理由，一拖再拖，要么干脆死不認賬。幾乎每個建筑工人都有過討工資的經歷，可以說，工資拖欠成了建筑行業的頑疾。分析工資拖欠牽連的矛盾和沖突，需要我們放寬視野，直面建筑工地背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引入階級這一既老套又新鮮的視角。


一、階級分析的本土社會學意義

　　眾所周知，階級分析的中心性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本原則。然而，20世紀中期以來近半個世紀的西方馬克思理論的發展，基本上是質疑和否定這一原則的過程。西方左翼知識分子深深地為西方社會的一個現象而困惑：被馬克思寄予厚望的工人階級，為什么遲遲不起來擔負起它“本應承擔”的使命？換言之，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性為什么遲遲沒有顯現出來？他們從不同的方向解釋這一“為什么不”的問題，卻共同建構出了一個階級結構、階級意識和階級行動之間可能存在背離的巨大空間。 在馬克思那里，雖然有“自在階級”和“自為階級”的區分，但是階級結構、階級意識和階級行動這三者的內在統一性是預定的，“自在”到“自為”的轉化也是自然而然的歷史過程，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必然帶來階級結構的簡單化和尖銳的階級對立，“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2}

　　馬克思預言的革命沒有來臨，相反西方社會在二戰之后走向相對繁榮和穩定的通道，為了彌合西方現實社會進程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鴻溝，“后馬克思主義”的西方學者發展出一系列豐富的解釋，其中有三個方向特別具有影響力：其一是“意識形態的危機”說，認為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制造出一套遮蔽性的意識形態，連同消費主義文化，成功地阻礙了工人的階級覺悟的發育。{3}其二是“多元認同”說，它批評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主義”和“階級還原論”，認為經濟利益只是界定工人身份認同的一個維度，性別、族群、宗教、文化等多種社會因素都參與到工人認同的構建中，換言之，工人未必按照生產關系中的位置來認識自己的處境和利益，更談不上開展階級行動了。{4}其三是“中產階級”說，它注意到西方社會工人“中產化”的趨勢，就經濟上的剝削角度而言，中產階級與普通工人一樣不擁有生產資料，具有工人階級屬性，但是就勞動生活經驗中的異化角度而言，中產階級又因其對知識、技術和組織的操控和工作上的一定自主性，較少具有工人階級的異化感，因而，中產階級具有比較矛盾和模糊的階級位置。{5}

　　將工人革命性的喪失歸咎于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構建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獨立性與支配性地位。也正因如此，這些學者會熱切地將“文化革命”時的“毛主義”視作法寶，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用作對抗資本主義霸權的武器。然而，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實際上正在疏離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本質，將生產關系、剝削從社會結構的核心中“移植”出去?！爸挟a階級”說看到了西方社會結構自身發生的變化，但是由于缺乏第三世界視角，不可能從全球經濟分工的不平等中把握西方社會階級結構的歷史階段性，反而容易將其視作當然。如此看來，后馬克思主義一方面忽略了西方社會內部發生的結構性變化，另外一方面過分夸大了意識形態的效用。分析起來，“告別工人階級”在西方不僅是意識形態的后果，而且有著客觀的社會基礎，簡單說，第一世界的西方正是通過剝奪第三世界，很大程度上將階級矛盾轉移為民族國家的矛盾，得以在國內維持一支龐大的中產化的工人隊伍，從而削弱了工人階級的革命主體性；與此同時，這種轉移也在第三世界國家里制造了更為嚴重的階級矛盾。

　　回到中國，改革開放同時也是一個逐漸卷入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歷史進程。伴隨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與“世界工地”，一個多達兩億的龐大的農民工群體逐漸形成。三十年來，這一群體的勞動和生活處境吸引了社會各界的關注，更成為本土社會學共同關注的一個宏大課題?？墒窃谌绾卫斫廪r民工的社會地位，造成農民工困境的原因等重要問題上，卻存在著重要的分歧。其中一個非常核心的分歧是是否應該以階級的視角來看待農民工問題。目前占據主流地位的階層視角與新興的階級視角之間的分野，不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否存在于中國的認識上，而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社會性質和社會矛盾的判斷，以及對當下的社會矛盾是否建立于根本的利益對立，是否可以調和與避免的認識上。階層視野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內在對立的結構性因素，主張不同階層之間利益調和與社會流動的可能性。階層視野期待通過分配制度的改善、法治的健全、農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等途徑解決農民工問題，也就是說他們相信通過創造更好制度文化的努力可以調和社會矛盾。更甚者，一些學者甚至將農民工的出現本身就視作農民向上社會流動的一種體現，而根本不顧及造成這種流動背后的剝削關系。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國走向》作者徐景安的說法：“判斷中國的改革，離不開中國的國情，尤其得弄明白我們處于什么歷史階段”“可是農民工卻認為，這總比俺農村強，竟喜歡受剝削。何止農民工缺乏‘階級覺悟’，整個中國都如此，甘愿當世界工廠，歡迎資本主義剝削?！?/DIV>

　　而階級視野突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內在利益對立的結構性基礎，強調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不可避免的勞資沖突，主張只有將處于失語、錯位和扭曲的階級話語拯救出來，才能夠直面和回應產生利益對立、制造社會不公的結構性根源。在階級視野中，農民工問題主要是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方與失去生產資料的勞動者不對等關系的體現，農民工問題的提出，不單是要處理一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階級沖突的普遍議題，而且是要特別地關注一個處于后社會主義轉型歷程中的中國工人階級形成的特殊主題。階級視野認為，農民工問題的解決離不開農民工這一階級主體的誕生與抗爭，離不開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改變與再造，也就是離不開對于結構性格局中的生產關系與分配關系的實質性變革。在一篇名為《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生產》的文章中，沈原提出了一個理解農民工問題的階級視角，即資本主義通過對生產資料和生產關系的剝奪，最終不可避免地導致勞動剝削。那些在沿海地區外資或私人企業中工作的農民工，正在形成的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工人階級，他們除了向資本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6}

　　吊詭的是，在西方社會理論界“告別工人階級”的時候，我們卻正在中國真實地面對一個龐大的工人階級艱難誕生的歷程。為了給強調個體主義、專業主義、機會平等和開放市場的新自由主義話語掃清道路，階級話語在中國被有意無意地或扭曲或壓制，在這個意義上，被投擲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中的兩億農民工很有些“生不逢時”的意味，然而，他們以對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剝削的最直接、自發的反抗，頑強地將多方力量遮蔽的階級結構及階級對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呼喚自己作為一個階級存在的合法性。

　　兩年來，我們對建筑工地上農民工的研究——他們的遭遇，他們的情感，活生生的勞動、生活及抗爭經驗——讓我們不由不重拾“不合時宜”的階級視野。我們注意到階級結構、階級意識和階級行動之間復雜多變的關系，從自在到自為是一條充滿荊棘、與主流意識形態不斷角力的艱難歷程，但是所有這些都無法取消階級分析的必要性和中心性；我們更進一步體會到階級視野對于本土社會研究的重要意義。


二、階級與階級形成概念

　　在馬克思那里，階級是因生產資料的不同占有而產生的對立關系概念。對立的兩方中一方是資本家，他們靠榨取勞動剩余獲得資本增殖，并通過規模擴大的再生產或積累再生產出規模擴大的資本關系。另一方是雇傭工人，是?？砍鲑u自己的勞動來獲得生活資料的無產階級。馬克思進一步指出，無產階級的涵義在于它擁有雙重意義的自由：“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夠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商品來支配，另一方面，他沒有別的商品可以出賣，自由得一無所有，沒有任何實現自己的勞動力所必須的東西?！眥7}

　　馬克思的階級概念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客觀階級結構上，他強調的是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內在的利益對立和沖突，卻沒有特別關注工人階級意識如何形成，以及工人階級的身份認同與情感傾向如何影響其集體行動的問題。換言之，馬克思并沒有為我們提供一個解釋階級形成機制的微觀學說，在此，我們引入湯普森和卡茲尼爾森（I. Katznelson）的論述進行補充。

　　《英國工人階級形成》致力解決的正是階級形成機制問題。湯普森指出，“工人階級形塑了自己正如他自己被形塑出來一樣”，他強調的是階級形成過程中工人自身的主動性，特別地突出工人勞動和生活經驗在階級意識發育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與此同時，他強調階級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假如我們將歷史停頓在一個定點上，那么那里是沒有階級的，而只有一群具有相當多不同經驗的個人而已……階級是人們在其走過的歷史中間自己定義出來的，而且在最后，這也是唯一的定義”。因此，“階級本身并不是一個事物（thing），它是一個發生的過程（happening）”。{8}湯普森將這一動態的歷史過程理解為階級斗爭的過程，只有透過長期的沖突，透過斗爭中的經驗與學習，階級形成才能夠最終完成。

　　卡茲尼爾森在對德、法、美等多個國家階級形成的歷史進行比較研究之后，進一步提出理解階級形成的四個層面，即階級結構、社會經濟組織、性情傾向、集體行動。{9}他指出，在不同社會的特定歷史時空下，階級形成會呈現出各種復雜多變的樣式，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階級形成所提供的前提條件是最為基本的，它確定了一個社會中的不同位置，簡言之，它奠定了一個社會的階級結構。階級結構連同社會經濟組織，構成了理解階級形成的社會經濟層面，這兩個層面所確立的階級地圖，主要是一個人在所有制關系網絡中的客觀位置，他的勞動、居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這樣的階級地圖中，尚無法找到意識、文化和政治的位置。性情傾向和集體行動這兩個層面恰恰彌補了這一重要缺失。性情傾向是工人在勞動和生活經驗基礎上形成的共同感受和看法，它們涉及到如何看待社會體制、如何理解公正、如何認識造成工人現狀的原因以及是否可以改變的判斷。卡茲尼爾森特別提出集體行動層面，是考慮到分享共同性情傾向的工人未必會自動走向共同的集體行動。工人以運動和組織的形式展開集體行動，對社會施加影響并改變自身的命運，是個不斷克服障礙的動員過程和成就。性情傾向與集體行動構成了理解階級形成的文化政治層面，將其與社會經濟層面結合起來，我們就獲得了一幅理解階級形成的更為完整同時又更為復雜的圖景。

　
三、走進工地，走近建筑工人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地”。當前的中國擁有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場，建筑量占到世界的一半以上，混凝土和鋼筋的消費量分別占到世界的一半和三分之一。{10}轟隆隆的大工地造就了改革開放以來令人嘆為觀止的物質文明，同時也為國家的經濟增長做出了顯著的貢獻，近年來，建筑業連同房地產業一直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以2008年為例，建筑業和房地產業對GDP增長的貢獻超過10%。{11}然而，像老張這樣在大工地上揮灑血汗的建筑工人卻從來沒有得到過適當的關注。

　　2007年底，我們開始走進工地，大規模接觸建筑工人。我們選擇了京郊的桃源村作為田野調查的基地。桃源村位于北京西北方向，五環以外，是典型的外來人口社區。按照政府的規劃，這個村子即將拆遷，大規模的商品房開發建設即將開始。我們走進村子的時候，農業耕地的征用已經完成，村子的北面一片別墅群已經初現雛形，工人們正加班加點趕工期，工地上塵土飛揚，一派繁忙的景象。每到夜晚的時候，村子靠北的主街上就會有大量的建筑工人，正是這片工地和這些工人吸引了我們的目光，讓我們把關注的焦點放到建筑工地和這些工人身上。

　　當我們試著走進工地，走近建筑工人的時候，我們發現這些工人的處境比我們想象中的還要糟糕。雖然新的《勞動合同法》已經出臺，但工地上幾乎所有的建筑工人都沒有勞動合同。他們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勞動強度大，吃住條件差，更讓人難以置信的是他們竟然不能按月拿到工資，甚至辛辛苦苦一年下來連工資都拿不到。在兩年多時間里，我們重點探訪了北京的5個工地，接觸了上千名工人，深入訪談了上百名工人。他們大部分來自河北、河南、山東、四川、江蘇、湖北等勞動力輸出大省，訪談的對象主要是男工，也包括少量女工，既有技術工人，也有小工，涉及木工、鋼筋工、水泥工、抹灰工、水管工等幾乎所有工種。我們還訪談了大大小小的包工頭、公司管理人員、項目經理等。我們的研究不僅僅停留在工地上，我們還利用春節和麥收、秋收的季節，隨同建筑工人一起回到他們的家鄉。我們先后進行了3次下鄉調查，去了河北保定和邢臺共4個農村。

　　建筑工人是中國新興工人階級的主體，根據2009年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2008年末，全國共有建筑業從業人員3901.1萬人，其中，施工現場操作人員基本是農民工。借鑒馬克思和西方后馬克思的理論視角，我們試圖將中國的農民工問題引入到社會轉型和工人階級形成這一宏大的歷史進程之中，無產階級化是我們關注的核心問題。建筑工人除了具有農民工的基本特征，還具有自身的重要特點。與南方工廠工人相比，建筑工人和農村聯系更為緊密，很多人在農忙季節還從事農業生產，對農民的身份也最為認同。建筑工人的這些特征讓我們更好地考察農民工群體艱難的無產階級化過程，以及作為新興工人階級形成中所遇到的重重阻礙與反抗。

　　在這篇文章里，我們將考察在層層分包的勞動體制下，資本是如何控制勞動，而工人又是如何進行抗爭的。建筑工人的抗爭具有怎樣的特點？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日積月累的體驗如何形成他們的階級意識，國家和資本又是如何打造出新興工人階級？他們將具有怎樣的階級身份與主體性？我們將在國家、資本和勞動者三者互動的視角下進行考察。


四、中國農民工的“半無產階級化”

　　中國農民工的階級形成，既有與西方工業化國家相似的一面，又有著自身的歷史特殊性。歷經三十年，中國農民工的無產階級化仍然處于未完成的狀態，一個龐大的雇傭勞動者隊伍陷入到“半無產階級化”的困境中。

　　馬克思用英國的經驗理解工人階級的形成。當時的英國，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展，大量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從農民轉化成為工人。在《資本論》里，馬克思集中處理的是工人和資本之間的矛盾，他認為資本對工人剩余價值的壓榨會激發工人的反抗，導致工人從一個自在的階級轉化成為一個自為的階級。馬克思是在資本與勞動的矛盾中理解資本主義的，他所指的資本是典型的資本，他所理解的勞動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社會契約基礎上的勞動者，工人和資本家之間訂立了平等的契約關系{12}。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引發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大潮，但制度性的障礙卻使得這些已經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沒有辦法真正轉化成為工人，他們和資本之間難以建立自由平等的契約關系。農民工的出現是馬克思的理論難以處理的現象。今天中國的無產階級化不僅僅是一個資本操控的過程，更沒有辦法回避國家扮演的重要角色。

　　馬克思意義上的勞動者是一個具有勞動關系的勞動主體，他所討論的“勞動從屬于資本”（subsumption of labor）的過程，發生在勞動者進入生產領域之后，從屬的結果是勞動價值被資本剝奪。而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農民工，在他們進入生產領域之前，其勞動關系和勞動主體身份就已經經歷了一次從屬于國家和體制的過程，當他們走入城市，進入生產領域之后，又進一步遭遇從屬于資本的過程；換言之，中國農民工經歷了一個“雙重從屬”的過程，這意味著其勞動價值被剝奪的程度更為嚴重。

　　我們從階級的視野出發，理解今天的建筑業農民工，除了要理解宏觀的階級結構、階級關系以外，還要理解他們的階級身份、階級地位形成的復雜過程。雖然絕大多數建筑業農民工在家鄉都有一塊田地，但從生產關系上看，他們已經成為典型的雇傭工人，與一個世紀前列寧分析的俄國的農村無產階級沒有分別，“（他們擁有的）小塊土地的經營規模微不足道，而且經濟完全處于衰落的狀態中，不出賣勞動力就無法生存，生活水平極其低下，甚至還比不上沒有份地的工人的生活水平”。{13}

　　但從身份角度看，中國的農民工則陷入非常尷尬的境地。一方面因為保留了農村的土地，農民工的勞動力再生產部分地被放在農村來進行，國家和資本不斷強化他們的農民身份；另一方面，他們在城市里沒有作為一個勞動主體的合法身份，國家在他們的勞動力再生產過程中也是缺席的，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他們的身份變得模糊起來?；氐今R克思對于勞動異化的思考，馬克思所講的異化是在生產領域的異化：由于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他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勞動過程和勞動產品。而我們今天的農民工在馬克思意義上的異化之外，還有更深一層的異化，這就是他們作為一個勞動主體同自己“農民工”身份的異化。農民工所經歷的是雙重異化的過程。

　　今天中國的建筑工人階級形成的特征恰恰在于它處在雙重從屬和雙重異化的狀態。國家體制通過維持他們“農民工”的身份，在資本剝奪他們的勞動價值之前，就已經把他們的勞動價值貶低。農民工的身份代表了卑賤的社會主體地位，在他們進入城市的生產領域之前，就已經被打上次等公民與次等勞動者的烙印——這就是處于“半無產階級化”的當代中國農民工身份政治的奧秘。這是體制對他們造成的傷害，而這種傷害進一步為資本所利用，成為更好地控制和剝奪建筑工人的基礎。


五、生產關系的變革與建筑業改制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非公有制經濟獲得巨大發展，即便是國有和集體企業，也已經通過改制，轉變經營方式，其目標從追求社會效益轉變為追求經濟效益，其勞動關系和非公有制企業已經沒有多少區別。進而，中國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生產關系也發生了根本性變革，這一轉變在建筑行業有最明顯的體現。

　　在建筑領域，改革之前中國的建設項目都由國營建筑企業承擔，建設項目所需經費由國家財政劃撥，納入到當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名目。建筑企業的工人主要是固定工人，按月領取工資，和其他行業的國企職工擁有相似的社會地位和福利配給。在社會主義時期的勞動關系下，建筑企業不但是一個生產單位，同時也是一個生活單位，負責工人的生老病死等社會福利和保障。同時，國家在意識形態上宣傳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注重培育階級感情，倡導勞動光榮，尊重體力勞動者的勞動價值。

　　建筑業是最早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領域。自1980年代初起，國家在建筑行業引入一系列重大的市場化改革措施：重組現有管理體制、開放建筑市場、允許國營建筑企業自主經營、建立工程競價機制等等。在國家的政策引導下，現代包工制度開始萌芽。一方面國企內部承包人從原企業獨立出來，雇傭農村勞動力，成為最早的一批現代包工隊；另一方面，農村的一些帶工師傅也開始帶本村人外出打工，形成另一批龐大的包工隊伍。這些最早的包工隊完成了最初的資本原始積累。{14}

　　與企業所有制結構的變化相伴隨的是建筑行業用工體制的變化。按照國家的改革方案，國營建筑企業一方面大量使用農村勞務承包隊，另一方面大量招用農村勞動力作為合同工，取代固定工人。國企固定工人的比例迅速下降，逐漸脫離生產一線，成為公司技術和管理人員。此后，建筑公司大量使用農村包工頭帶領的包工隊，形成建筑行業層層分包的用工體制。

　　建筑行業的市場化改革也意味著生產關系的變革。今天的建筑工人已經完全不同于社會主義時期的國企工人，他們不占有任何生產資料，已經自由到一無所有，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維持自身及其家庭的生活。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工資收入已經成為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他們和公司老板之間完全是雇傭勞動關系，他們是中國新興工人階級的主體。


六、分包勞動體制與勞動控制

　　在當前的中國，建筑工人屬于典型的雇傭勞動者；而建筑業層層分包的用工體制，則將工人帶入到一種勞動關系缺失的特殊困境中。資本對勞動的控制既有普遍特征，又體現出中國特色。

　　在今天的建筑行業里，無論工地的所在地區、建筑類型以及資本性質如何，一線作業任務基本上都是由以包工頭為核心的農村包工隊承擔的。在這種體制下，數千萬的農民工涌入城市成為建筑工人。這些農民工通常由個體包工頭帶入工地，在包工頭的直接管理下參與建筑生產活動，并從包工頭那里領取自己的工資。

　　層層分包是當前中國分包勞動體制的基本特征。經過層層分包后，建筑工地上形成了一種臨時的金字塔式的等級管理體系。該金字塔以開發商（或市政項目中的政府）為最上層，建筑工人為最下層，中間涉及建設單位、勞務公司、包工隊、帶工隊等多層。最少的涉及四層，最多的超過十多層。如圖1所示，我們以簡化的五層承包體制來進一步說明該分包勞動體制的基本架構。

　　開發商位于整個分包體制的最上端，是整個建設項目的發起人，但它基本不參與實際的建設工作，而是通過招標等形式發包給一家或多家建筑公司。在符合建筑資質要求的基礎上，競價成本最低的建筑公司通?？梢灾袠?。

　　建筑公司在承接具體的建設項目后，只會部分參與管理工作，具體的生產任務往往在肢解后進一步分包給其他建筑公司，后者再分包給專門的勞務公司或者單獨的包工隊。有的包工隊本身并不具備建筑資質，而是掛靠在一些具備建設資質的勞務公司之下，借殼開工。{15}

　　勞務公司或者包工頭一級，可能直接負責工人的招募與管理，也可能進一步肢解工程，分包給規模更小的包工頭。最后，層層分包后，直接面對工人的包工頭或帶工{16}就是建設項目的直接管理者。他們不但負責工人的招募，而且在日常生產中全面負責具體生產計劃的制定、工作任務的分派、勞動過程的監督等等。除此之外，勞動過程終結后，他們還要全面或部分地負責工資的結算。

    建筑業的分包勞動體制，對于工地上的勞動控制與抗爭產生了一系列的影響。

　?。ㄒ唬訉臃职?，誰是老板？

　　在層層分包的用工體制下，工人通過老鄉的介紹進入工地，跟著包工頭干活，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往往只和包工頭接觸，將包工頭當成自己的老板。層層分包、轉包之后，大大小小的包工頭橫亙在工人和建筑公司之間，遮蔽了真正的勞動關系。它導致的直接后果是，當出現勞動糾紛的時候，工人竟然不知道誰是自己的老板。

　　2009年3月，在北京溫泉鎮北辰工地上，建筑工人史東東在寒風中爬上了高高的塔吊，以死相威脅，意在討回自己的工傷賠償。史東東來自江蘇，2008年10月跟著同鄉包工頭李龍發來到北京北辰工地做木工，工程總承包商是北京六建集團，勞務公司是北京鴻佳建筑工程公司。和其他工人一樣，當初史東東只認識自己的包工頭，也就是他的老鄉李龍發，至于開發商、承包商、建筑工程公司，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他一概不知。2008年12月，史東東在10米高空作業時從樓上摔下，醫生診斷為腰骨爆裂。想不到遭受工傷之后，公司的項目經理拒不承認史東東是他們的工人，稱史東東是包工頭李龍發找來的，應該由李龍發負責，和公司沒有關系。史東東去了兩次勞動局，工作人員都以沒有勞動合同、證據不足為理由不予受理。在接下來長達半年的時間里，僅僅為了證明自己的工人身份，史東東費勁了周折。

　?。ǘ┗麨榱悖只呓?/DIV>

　　層層分包的用工制度，不但遮蔽了勞動關系，還將整個工人隊伍化整為零，分化瓦解，從而削弱了工人抗爭的力量。事實上，以專業分包為基礎的彈性生產方式作為后福特主義的主要特征在眾多行業都有體現，但在建筑業體現得更加明顯，更加極端。層層分包的用工體制不但實現了資本的靈活積累，在將工程分解的同時，也導致工人的分化，讓資本可以更好地控制工人。

　　層層分包的體制先是將工人分成不同的包工隊，同時在同一個包工隊內部也造成分化。一個規模較大一點的包工隊通常由不同地方的人組成，分別由不同的帶工帶領著。雖然他們有共同的老板，干同樣的活，平時吃住也都在一起，但工人們之間的交往還是以地緣網絡為紐帶，形成不同的親疏遠近關系。有時候同一宿舍住著不同地方的人，彼此之間交流卻很少。加上工人們流動頻繁，不同地方的人難以深入交往，信任感難以建立。在桃源村的工地上，一個經驗非常豐富的帶工老靳告訴我們，老板通常會選擇不同地方的工人，這樣即便一部分工人鬧事，其他工人也不會跟著鬧，不至于影響整個工程的進展。

   （三）鄉緣關系的挪用 

　　在工地上，老板和工人之間實質上是雇傭關系，但工人和老板之間、工人和管理人員之間普遍存在的老鄉、朋友關系，使得雙方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變得模糊不清，這種鄉緣關系被資本所利用，通過包工頭達到控制工人的目的。

　　正是這種關系的存在，使得老板不需要按月支付工人工資，而是拖到工程結束之后甚至年底工人回到老家才支付工資。原本是生產領域的矛盾被轉移到生產領域之外，削弱了工人抗爭的意識和力量。

　　在工地上，工人和老板之間的關系主要體現為生產關系，涉及到直接的經濟利益問題，都可以擺到桌面上來講清楚，而回到農村社區之后，所處的環境變了，工人和老板之間的鄉緣、朋友的關系更加凸顯，受到鄉土社會規范的約束。在熟人社會，人們常說的一句話就是“鄉里鄉親，抬頭不見低頭見”，這種鄉土社會的規范可以約束包工頭，同樣也對工人具有約束作用。人們顧及面子，總不好撕破臉皮，把事情做得太絕。在河北堯村，很多人向我們展示陳年的欠條，而拖欠者大多是同鄉包工頭。一個五十多歲的工人告訴我們，他每到過年的時候都到包工頭家去要拖欠的工資，但包工頭總是說沒有錢，一年年下來，最后連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去了。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前現代社會中的鄉緣關系，竟然成為現代社會中資本追逐最大利益加以挪用的資源。

　　總結起來，建筑行業分包勞動體制的一個基本特性就在于它的遮蔽性。在分包勞動體制下，包工頭與工人之間的鄉村社會關系遮蔽了工人與資本之間的勞動關系。在建筑業農民工的認知中，對“老板”的反抗和對“親戚”或“熟人”的容忍之間的界限往往十分模糊?！袄习濉斌w現出一種勞動關系，“親戚”或“熟人”則意味著前工業社會的人際關系。勞動關系和人際關系交疊在一起，使得工人經常只能看見人際關系，而無法看清楚勞動關系。

　　遮蔽性作為資本主義勞動體制的基本特性，馬克思及其繼承者早就作出過深刻的分析，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本質就是取得并掩飾剩余價值{17}。然而，建筑行業的遮蔽性卻多了另外一層含義，資本不但要掩蓋剩余價值，更要掩蓋勞動關系，遮蔽農民工的工人身份，以獲取更大的剩余價值。在馬克思的時代，剝削體現為通過延長工作時間，提高工作強度來盡可能多地榨取剩余價值，而勞動力價值的兌現，即工資的按時發放卻不是主要問題。但是，在分包勞動體制下，勞動力價值的兌現卻是分期拖延甚至不予兌現的。通過拖欠，資本以最廉價的方式獲取了勞動者的勞動成果。分包勞動體制的存在，使得今天的建筑工人在事實上進入到一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同時，他們的勞動關系卻被一層一層地遮蔽，最終陷入勞動關系缺失的困境中。


七、與資本的對立

　　馬克思指出，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小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資本為了追逐利潤膽敢犯下任何罪行。{18}而資本的利潤最終來源于勞動，來源于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資本主義生產從本質上說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是對勞動者的剝削。為了追逐利潤，資本之間展開激烈的競爭，資本競爭的內在規律就像一種外在強制性的力量，驅使資本家不斷提高勞動強度，延長勞動時間，從工人身上榨取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但是，當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突破工人的底線的時候，就會激起工人的反抗。

　　馬克思對資本貪婪本性的描述是基于18世紀英國工廠的情況，但在21世紀的中國，在建筑行業，我們發現歷史驚人地相似。中國房地產業興起只有十多年的時間，然而這十多年卻是一個財富迅速膨脹的時期，地產業成為名副其實的聚寶盆。在地產資本和建筑資本一夜暴富的同時，廣大的建筑工人陷入了毫無保障可言的境地。建筑行業層層分包的用工體制下，一個工程被層層分解，大大小小的老板都想從中分得一杯羹，而工人處在利益鏈條的最底端，忍受著最強烈的壓迫。在老板們獲取高額利潤的同時，工人們卻不得不通過超長的工作時間、高強度的勞動換取微薄的工資。然而即便這點工資，工人們都很難順利拿到，有的不得不采取爬塔吊、堵馬路等暴力方式，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2008年6月1日，桃源村的工地上，就在老張他們向老板追討工資的同時，另一群工人也在追討工資，他們來自河北邢臺，從開春到麥熟已經在工地上干了3個月，還沒有拿到一分工錢。

　　包工頭還沒有拿到公司的工程款，于是就利用老鄉的關系，極力安撫工人繼續工作，承諾等工程一結束就發工錢。工人和包工頭是老鄉，看到包工頭如此肯定的態度，礙于老鄉的情面，工人們答應繼續干活。

    活干完后，工人們又開始催錢，包工頭也一趟趟向公司要錢，但公司總是以錢未到帳為理由，一再拖延。工人們去找建委，建委的人說沒有勞動合同，管不了。

　　“怎么辦啊？我們辛辛苦苦干了3個月，到最后不給錢，讓農民怎么過日子？”小芳是個年輕的女工，顯得很焦慮。

　　“放心，不給錢就跟他拼了，敢不給錢？”另一名女工王蓉卻顯得很堅決。在工地上，女工承受著更大的壓力，她們只能做小工，哪怕和男工干一樣的活，工資也比男工低很多?！扒?個月時間拼命干活，后1個月時間等著要錢，打工容易嗎？干活的時候頭頭們一個比一個會抓緊，給錢的時候一個比一個都會推，可惡！”王蓉憤憤難平。

　　“欠債還錢、殺人償命，天經地義。我們現在要錢要理直氣壯。”工人們氣憤地說。

　　工人們決定采取行動。但他們人數太少，于是小波聯系了在北京昌平干活的同鄉，請他們過來支援。

　　小波說：“明天咱們的大部隊就來了，咱們要好好鬧一回，讓他們知道工人并不是好欺負的。”

　　6月8日一大早，同鄉們趕了過來，這次，他們決定掛著牌子去堵馬路，牌子上書寫著“還我們血汗錢，回家去收麥”。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中國建筑行業的充分發展，確立了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對立性的階級結構，然而，中國建筑業廣泛采用的分包勞動體制，即卡茲尼爾森階級分析框架中的社會經濟組織，在建筑工人那里發揮了遮蔽階級結構和階級關系的作用。層層分包的勞動體制，復雜的承包鏈條，尤其是包工頭的存在，遮蔽了真實的勞動關系，使得工人難以認清真正的老板。一方面，分包勞動體制利用鄉緣等傳統社會關系壓抑、緩解和轉化勞動現場中的矛盾和沖突；另一方面，由于它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階級結構中內在的利益對立問題，因此它實際上是從第一天就將矛盾和沖突推延積累，直至最后的爆發。分包勞動體制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組織，使得資本的剝削程度被推到極致，它突破道德、法律和身體的界限，使得工資發放這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最基本的前提條件都成為問題，最終將工人推到無法生存的絕境，反而激發了工人的絕地反擊。討工錢這一看似最簡單的經濟斗爭，讓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內在對立、隱蔽的階級結構與階級關系清晰地呈現在工人眼前。

　　在湯普森的理解中，階級意識并不是先于抗爭而存在的，階級意識與抗爭是相互交織、密不可分的，“（工人）經歷了剝削，他們認識了對立利益，他們針對這些議題展開斗爭，而在斗爭的過程中，他們各自發現他們自己是階級，他們知道了這一發現就是階級意識。階級和階級意識經常出現在歷史過程的最后而不是最初階段。”{19}

　　可是，中國建筑行業的社會經濟組織，使得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更具有它的特殊性與復雜性。我們看到，惡劣的勞動和生活條件經常讓工人產生對老板的不滿和怨恨，但這仍然是一種處于萌生狀態的階級意識，零碎、模糊、多變，并且時時遭遇工地上的分包勞動體制的稀釋和扼殺。工人與包工頭鄉緣紐帶的存在，一方面使得工人可以承受其他行業難以想象的勞動條件和剝削程度，另一方面使得工人的不滿和怨恨經常停留在包工頭身上，并隨著包工頭態度和行為的變化而轉化。于是，階級意識與鄉緣意識經常處于糾纏和錯位狀態中，使得明晰的階級意識的形成困難重重。可是，資本追逐最大利潤的本性總是將包工頭推入到一個無法化解矛盾的境地。工人的不滿和怨恨一點一滴地積累，到了辛苦勞動的工資都無法拿到的關頭，爆發為行動，鄉緣關系的溫情脈脈的面紗終將剝落。在“還我們血汗錢”等訴求引導的討工錢的行動中，工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積累的怨恨在最后的關頭爆發，使他們顯示出驚人的力量。

　　討要工資的抗爭行動受到日常生活中的怨恨的激發，它也將這些彌散的怨恨引導到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使其擺脫與鄉緣意識的復雜糾結，模糊的階級意識逐漸尖銳化、明朗化。在這個過程中，工人得到了鍛煉和成長，他們認清了老板的真實面目，也認清了工人和老板之間的區別，這種經歷為以后的抗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八、工人行動的政治化

　　以往的工人階級研究，經常為一個問題爭論不休，那就是工人的抗爭到底是經濟性還是政治性的，把爭取改善勞動條件、爭取提高工資等抗爭理解為單純的經濟斗爭，從而將經濟斗爭與政治斗爭置于簡單對立的狀態，并賦予工人的階級行動內在的目的論，即階級行動最終必須通過高度組織化、政治化的形式，才能實現工人階級自我解放的終極目標。

　　現階段中國建筑工地上工人的集體行動，基本上都是圍繞工資拖欠而展開的經濟領域的斗爭，而且是針對利益受損的防御性的斗爭，在這個意義上，似乎都可以將它們稱作經濟斗爭。但是，在工人討要工資的一系列的斗爭中，我們發現工人行動總是處于一種不斷政治化的過程中：第一，哪怕是最簡單的工人行動，都涉及到將單個的工人團結起來進行集體抗爭的復雜過程；第二，工人在抗爭中總是不可避免地與國家發生關系，他們要么直接求助于政府并與相關部門交鋒，要么援引相關法律和政策對抗資本，無論是哪一種方式，他們都在這個過程中加深了對于國家和制度的認識。在后社會主義轉型的背景下，國家與資本密切交織，工人行動的政治化更是無法避免。

    當工人受到工傷無法獲得賠償，或者辛苦一年拿不到工資的時候，他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政府，幾乎不假思索地認為，只要找政府，什么問題都能解決。然而，在抗爭過程中，工人目睹政府部門在勞資沖突中扮演的角色，經歷現實與期望的巨大反差之后，對于政府的看法和認識總是會發生明顯的變化。

　　2008年春節過后，河北石家莊的8名工人來到北京馬連洼億城工地打工。按照當初他們和包工頭的約定，每人每天85元。后來，他們的包工頭跑了，公司項目部的管理人員要工人們繼續干下去，并承諾一定發工資。工程完工時，公司發給每人500元路費讓他們回家，卻不給工資。

　　工人們不同意，說如果不能拿到工資，就要去勞動局告狀。公司揚言：“愛到哪告到哪告，告到勞動局也不怕。”于是工人們來到街道辦事處的勞動科，工作人員首先向他們索要勞動合同，沒有一個人能拿得出勞動合同。工作人員說只能按照北京市的最低工資標準，分別按每人每天35元、45元和65元不等的標準結算工資，并扣除每天10元錢的伙食費。工人不答應，堅持按照當初的約定結算工資。工作人員斷然拒絕了工人的要求：

　　你想要多少錢就給你多少錢，沒有這個可能。我知道，這活兒沒法干，這個人（包工頭）走了，找不著了，這是個事實吧。找不著怎么辦？這要找他們上一級機關單位對不對……工資不能都給你們，因為這個問題啊，也有咱們的責任是不是……你們直接老板（指包工頭）走了，找不著了，你們這個情況我們不能處理。{20}

　　街道勞動科的答復讓工人們很不滿意。工人代表劉小兵不明白，為什么勞動部門的工作人員可以說出如此不專業的話。劉小兵不明白國家制訂了這么多的法律，又總是說要維護農民工權益，為什么建筑工地上一點都不按法律辦事：“現在國家法律很明確了，8小時工作制，什么雙休日工資翻倍啊，在工地上面還是這樣，一天還是十幾個小時，吃的也還是這個飯，住的也是最破的……”

　　和劉小兵他們一起討工資的還有河南林州的工人馬斌，他孤單一個人，更沒有辦法爭取自己的工資，共同的遭遇讓他們走到一起。從勞動科出來，他們都感到很氣憤。馬斌感慨道：“不知道這些執法者啊到底是幫工人呢還是幫老板呢？”劉小兵說的更直白：“我覺得啊，官兒和有錢人近，官幫有錢人，誰有錢幫誰，是吧?！?/DIV>

　　街道勞動科的人不管，他們又找到上一級——海淀區勞動局。工作人員依然堅持在沒有勞動合同的情況下只能按照最低工資標準結算工資。

　　馬斌氣憤到了極點：“最起碼我是特種作業吧，我說你打聽一下子，我這特種作業，低壓電工一天給多少錢？”“你別跟我說市場價，市場價30塊錢我還能找到人干活呢……”工作人員如此回答。馬斌無語。

　　資本的囂張和國家的不作為，把工人逼上絕境。次日，工人們將行動升級，把工地倉庫和項目部的大門鎖上，不讓一切人員和車輛進出，想以此迫使公司發工資。

　　項目經理報了警，一位警察很快趕過來，了解情況后對劉小兵等人說：“要錢歸要錢，要錢很正常，不過你這個手段不應該影響人家正常生產?！本彀褎⑿”土硪幻と藥У搅伺沙鏊?。

　　在派出所，警察連哄帶嚇，勸工人們接受勞動部門給的條件，趕緊拿錢走人，否則就要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刑事拘留。工人不同意，警察就把工人關在派出所，從上午11點一直關到下午兩點半，直到項目經理過來，才放他們回去。公司只答應給每個人按每天65元結算工資，工人不同意，見工人態度堅決，公司不想事態擴大，最終同意了工人提出的要求。當晚，所有工人拿到了所有的工錢。

　　這次行動讓工人們對地方政府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他們在斗爭中學習，成長，他們知道只有依靠自己，團結起來才能解決問題。 

　　建筑工地上的討工資事件，總是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將國家卷入其中，在此，工人行動的政治性非常明顯，正如列寧一個世紀前評論的一樣：
　　
　　工人群體的生活條件使他們處于這樣的狀況：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有）空閑時間和可能去考慮國家的任何問題。但是工人為爭取自己的日常需要而進行的反對廠主的斗爭，卻必然使工人來考慮國家問題，政治問題，以及俄國這個國家是怎樣管理的，法令和條例是怎樣發布的，這些法令和條例是為誰的利益服務的等等問題。工廠發生的每次沖突，都必然使工人跟法令、跟國家政權機關的代表人物發生沖突。{21}
　　
　　考察資本和勞動的對立沖突，不能忽視國家的重要角色。如果說馬克思揭示了生產關系的結構性作用，湯普森、卡茲尼爾森補充了階級形成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因素，布洛威則提醒我們注意影響勞動關系的政治力量，特別是國家為規范生產與再生產過程而提供的各種制度安排與治理手段{22}。簡言之，對勞動控制與抗爭的探究，不但需要我們了解資本與勞動在生產和再生產方面的微觀運作，更需要我們了解國家與資本的雙重運作。

　　卷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中的中國，其國家性質要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復雜得多，它既承載著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遺產，同時又成為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導航者，這使得它的國家角色充滿了內在的緊張。一方面，在面對頻繁的勞資沖突時，它必須以勞動人民的保護者形象出現，甚至經常出臺一些較西方超前的法律法規；另一方面，在實際處理勞動糾紛時，地方政府又因其與資本之間的利益關聯，漠視勞動者的權利，致使相關的法律法規落空，暴露出國家階級屬性親資本的一面。

　　2003年，溫家寶總理為農民工討工資的事情經過媒體報道之后，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討薪風暴”，建設部、全國總工會、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部門下發文件，要求相關部門整治建筑工程非法轉包、保護建筑業農民工勞動權益、切實解決建筑工人的工資問題。從中央到地方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從建立專用賬戶，到發放形式、發放工作的整個操作流程，無所不包，細致入微，但這些法律和政策無一例外被架空。{23}國家給了工人美好的承諾，然而，當工人們一次次滿懷信心求助政府部門的時候，卻又一次次失望而歸。

　　國家角色的內在緊張，令工人行動的政治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并顯現激進化的傾向。行政執法部門在勞資沖突中的表現，削弱了工人們對于國家、法律和政策的信心，轉而更加依賴自身的力量。我們在工地上看到，很多有過求助政府部門經歷的建筑工人，再次碰到權益侵害事件的時候，往往在法律、行政渠道之外選擇“鬧”的方式，采取更加激進的集體行動。在資本主義社會，法律行政渠道是用來調和勞資矛盾、規避階級斗爭的一種制度設計，當后社會主義的中國強調“依法治國”的時候，其實也暗含著類似的考慮；吊詭的是，地方政府親資本的立場和做法使得法律行政渠道對工人幾乎封閉，結果反而將工人推向階級抗爭的軌道上，后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的復雜性和國家角色的自我矛盾，無意中成就了工人的階級行動。


九、在抗爭中走向聯合

　　資本主義歷史發展過程中，資本總是過于強大，工人相對來說處于弱勢地位。那么工人的集體抗爭力量究竟在哪里？懷特詳細區分了工人階級力量的不同來源。他指出了兩種主要的力量來源，一種是“結社力量”（associational power），另一種是“結構力量”（structural power）。結社力量指的是工人形成集體組織的各種基礎。結構力量指的是工人在經濟系統中的位置，反映的是工人的議價能力。{24}結構力量與結社力量分析框架的引入，為我們探尋工人階級抗爭 / 受控的力量提供了可操作化的中層框架。正如裴宜理所言，“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25}，對工人抗爭的研究需要我們走近具體的工人，探究他們所承載的具體的抗爭力量。

　　在當今的中國，建筑工人的階級形成與階級行動面臨一系列不利的條件。就“結社力量”而言，他們缺乏罷工等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普遍通行的制度化抗爭渠道，也沒有工會等現代社會的組織支持{26}，甚至連行會、幫會等傳統的組織都缺失；就“結構力量”而言，又可以分兩個層面來討論：其一，建筑工人的半無產階級化狀態使得他們無法獲得一個完整的工人身份，他們的身份認同徘徊于農民和工人之間，影響了他們的階級意識與行動能力；其二，分包勞動體制將工人分割安排在一支支小規模的包工隊中，難以通過大規模的集體行動影響生產過程，此外，包工制度的遮蔽性，經常成功地將工人的抗爭拖延到生產任務完成之后，使得工人工作現場的議價能力大大降低。

　　然而，所有這些不利條件都不能杜絕工人的抗爭行動，因為建筑工地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總是源源不斷地制造出勞資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并經常突破工人的底線，將他們推入到忍無可忍的處境中。

　　2009年8月，在北京西北郊的北辰工地上，來自河北的7名工人與來自河南的8名工人住在同一個宿舍里，跟著一個來自江蘇的老板干活。他們都是木工，從開春到8月底，在一起工作了半年多，雖然有鄉音、地域和生活習慣上的差異，但在朝夕相處中他們還是建立起了信任關系，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都是出來打工的，都是給同一個老板干活，平時都相互照顧，也不分誰是哪個地方的?！?/DIV>

　　8月底，工程完工了，河北工人決定不再干下去，就去找老板結清工資。和其他工地上的情況一樣，老板百般推脫，說是要年底才能結清工資。工人們決定采取行動，但擔心人數太少，斗不過老板，于是就動員河南工人加入。他們一起來到勞動局信訪辦投訴。

　　兩天后，勞動監察大隊的人員來到北辰工地，找到包工頭以及勞務公司和建筑公司的項目經理，要求他們盡快解決工人工資。大小老板們都叫苦連天，推脫沒有錢，要工人們等一等。工人不答應，一個工人揚言要爬塔吊，被勞動監察大隊的人制止了。工人和老板雙方僵持不下，最后，勞動監察大隊的人擔保，每人先領1000元，剩下的由包工頭打下欠條，等到31日當場結清。

　　有勞動局的承諾，工人們答應了老板的條件。為了防止力量被分化，河北的工人和河南的工人決定繼續呆在一起，直到拿到工資。河南的工人在北京南郊找到了新的工程，邀請河北工人一起干。

　　31日上午，河北和河南的15名工人從南郊趕往北辰工地，為壯大力量，河北工人還叫來了之前跟著同一個老板干活而中途沒有拿到工資的5名工人，讓他們從老家河北定興趕過來。這樣，人數增加到20人，大家很齊心，表示拿不到工資誓不罷休。

　　在他們即將到達工地的時候，接到包工頭的短信，說當天錢不夠，要第二天才能給錢。工人們一下子憤怒了。

　　“就得跟他們干，不能太軟了，勞動局得給個說法。他要真管不了，就讓他寫個條子，說我管不了?！?/DIV>

　　“我們去要錢，又不犯法，天經地義的事情，政府也不能拿我們怎么樣。勞動局不給解決就去靜坐去?！?/DIV>

    在對老板的憤恨情緒中，工人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

　　下午兩點鐘，勞動局的人趕來了，公司卻沒有辦法拿出錢來。在工人們激憤的抗議聲中，公司完全沒有了平日里的威風，勞動局的人也只能要求公司兌現承諾。僵持了很長時間，公司答應給每個人150元作為路費和住宿費之后，工人才答應再寬限一天，并且要公司當眾承諾，如果第二天還不能給錢，就給每個工人多加1000元。第二天，工人們順利地拿到了工錢。

　　不斷積累的斗爭經驗也逐漸改變著工人自身，他們在學習和成長，學會如何在夾縫中生存，如何和資本與權力周旋、對抗。工人們最基本的經驗是，“只要是人多，什么事情都好辦，人多你一鬧，老板就把錢給你了，最怕的就是人太少，人少的時候老板就不拿你當回事，隨便找個理由就拖著你，有錢也不給你?！?/DIV>

　　包工制度建立在鄉緣關系基礎上，在工人日常的勞動和生活中。一方面，鄉緣意識一定程度上維系了包工隊內部的團結，與包工頭之間的鄉緣紐帶更是建筑行業拖欠工資得以可能的一個重要條件；另一方面，鄉緣意識也造成建筑工地上不同包工隊工人之間的分隔，來自不同地域的工人甚至在日常勞動和生活過程中時常產生糾紛。但是，一旦進入討要工資的環節，包工頭難以滿足工人要求，資本從幕后走上前臺，真正的老板出現，勞資雙方正面碰撞時，鄉緣意識就不再是資本利用包工制度約束工人階級意識的枷鎖，反而成為工人迅速團結的社會基礎。正如裴宜理曾經指出的，鄉緣、技術、性別等造成工人分裂的因素，同樣可以推動工人階級力量的形成。{27}我們的調查發現，在討要工資的抗爭中，工人經常從附近工地甚至老家調來同鄉工友壯大聲勢，在缺乏工會等組織的支持下，鄉緣關系成為工人集體行動最重要的組織依托。在本節的個案中，面臨共同的工資拖欠，來自河北、河南的工人一方面各自在鄉緣關系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另一方面又超越鄉緣意識實現了更大的聯合。資本的殘酷剝削，共同的利益，加上日常勞動和生活中積累的共同不滿和怨恨，使這種聯合成為可能。

　　由于農民工生產和家庭生活空間的分離，沒有辦法形成工人社區來承載、累積斗爭力量，也由于缺乏制度性的組織基礎，現階段建筑工人難以以城市為基地開展長久的、大規模的、組織化的抗爭，集體行動呈現出自發的、分散的和野貓式的特征，達到直接的目標之后即告終結，一場典型的討工資的抗爭往往維持不過幾天，參與人數通常不超過百人。由于討工資通常發生在建筑工程行將或已經竣工的時候，工人要么已經脫離生產領域，要么難以對生產過程產生重大影響，所以工人的集體行動往往不是采取罷工的方式，而是選擇多種多樣“鬧”的方式，這些集體行動雖然規模小，但往往采取極端化甚至充滿暴力的手段，或者沖擊項目部圍堵具體的管理人員，或者轉而圍堵售樓部，或者爬吊塔、堵馬路，呈現出與制造業工人集體行動不同的特點。


十、建筑工人的階級形成

    老張、小波、史東東、劉小兵……這些來自河北、河南、江蘇的普通農民，當他們最初離開家鄉走入城市工地的時候，無非是為了改換一種謀生方式，在土地之外討生活而已。吃苦、受累，甚至受委屈，所有這些都在他們的心理準備之中，但是，他們始料未及的是，現時代的中國的政治經濟注定要將他們推入一個階級主體鍛造的歷程中。

　　在建筑工人走入城市之前，城鄉分割的歷史遺產連同國家的發展主義戰略，已經將他們打造成為殘缺不全的勞動主體，這嚴重削弱了他們的權利意識、生活期望以及可用資源，反過來，這為地產及建筑資本控制及剝奪他們提供了有利條件。就連建筑工人唯一可以憑籍的鄉緣關系，當遭遇強大而貪婪的資本時，也在分包勞動體制之下淪為資本追逐利潤的利器。所有這些因素匯集在一起，造成了哪怕是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也難得一見的嚴重而又普遍的工資拖欠現象和殘酷剝削。

　　在工地上、在宿舍里，在具體而微的工作生活實踐中，工人們無時無刻不深切體會到剝削和壓迫，體會到壓抑、無奈、苦悶和憤恨。事實上，建筑工人的這種體驗和情感正是由他們所處的生產關系決定的，是他們的階級地位造成的，他們的情感本質上正是一種階級情感。然而在當今的中國，階級語言早已經被打上極左的標簽，成為整個社會的禁忌，階級主體也因此患上了失語癥{28}。現代性的話語喧囂湮沒了底層的聲音，建筑工人沒有辦法在主流社會的話語體系中找到合法的語言概念來理解和解釋自身的處境，也沒有辦法表達他們的利益訴求和情感體驗，因此更多地以對于包工頭、管理人員的不滿和怨恨的形式呈現出來。它們至多是一種萌生狀態的階級意識，模糊、零碎，并且經常因與鄉緣意識的糾結而變得復雜多變，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的轉變之路充滿荊棘。

　　“打工可以暑熱嚴寒，但不能沒有工錢”，正如本文開篇引用的這首《討薪之歌》所揭示的，資本毫無止境的壓迫已經一步步逼近工人所能承受的底線。資本對勞動價值的最大化榨取，使得工人日復一日在惡劣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中煎熬，不斷破壞著工人心中的公平與道義觀念，也激起工人的不滿和怨恨。平時，這種不滿和怨恨被壓抑著，但并沒有消失，而是在工人心里日積月累。最終，在追討工資的關鍵時刻爆發出來，形成巨大的力量。當工人辛辛苦苦工作卻拿不到工資的時候，當工人受工傷卻沒人管的時候，包工頭與工人老鄉關系的溫情面紗瞬間滑落，隱于幕后的資本被迫走上前臺，鄉緣關系再也難以掩蓋資本和勞動的對立。正是在這樣的抗爭行動中，尤其是在集體抗爭行動中，處于模糊的、零碎化狀態的不滿和怨恨逐漸明確方向，聚焦為勞工與資本之間的對立意識，并擺脫與鄉緣意識的糾結，成長為比較明晰的階級意識。

　　在中國農民工群體中，建筑工人是文化水平相對較低的群體，很多人連初中的學堂都沒有邁進過，更談不上去讀馬克思列寧的鴻篇巨著，也從來沒有一個無產階級先鋒隊來自外部向他們灌輸先進的階級意識；然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艱難打工生活，尤其是與資本持續不斷的抗爭，就如同一個熔爐，終將它們模糊、零散的不滿和怨恨鍛造成為階級對立的意識。正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內在的利益對立，以及資本殘酷的剝削，使得建筑工人在沒有任何外力幫助下，能夠突破諸多結構性障礙和壓制，擺脫社會經濟組織（分包勞動體制）、主流話語以及他們的農民工身份等帶來的不利影響，在完全自發的反抗行動中（主要是討要工資的集體行動）塑造出明確的階級意識。在這里，我們看不到后馬克思主義者殫精竭慮思考的“為什么不”的問題，生產關系、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之間的邏輯關系再清楚不過地呈現出來。

    階級形成是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很難確定一個僵硬的評判標準，與湯普森描述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歷程相比較，我們看到中國建筑工人的集體行動大多為零碎的野貓式抗爭，雖然頻繁發生，但沒有形成大范圍的相互之間的呼應和聯合，更沒有形成任何堅實的組織基礎，工人的團結還存在很多的局限性。就此而言，可以說中國建筑工人的集體抗爭還停留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階級形成尚處在一個初生的階段中。

　　每到開春，一個個工地在機器轟鳴聲中開工，掀起陣陣塵土，地表仿佛被撕開一道道傷口。及至歲末，一個個工地又在一片靜寂中完工，地表的傷口彌合，留下的是一棟棟或宏偉或精美的建筑，而那些工地則消失得無影無蹤。

　　大工地是中國社會生產關系和制度變革的產物，它又如一個縮影，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會沖突和矛盾。在大工地上，我們儼然看到了一個以地產和建筑資本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到來和迅速膨脹，他們一面世，就成為新時代社會關系的中心和主導；另一方面，我們也見證了建筑工人在大工地上艱難掙扎求生存的苦難，以及一個新興工人階級孕育的艱難歷程，他們尚未誕生就被迫進入到一個由國家和資本聯手打造的狹小空間里。在大工地上，我們看到的是不可回避的階級對立和沖突，即使我們今天這個階級話語消逝的年代也無法完全掩蓋。就這樣，一個階級幽靈正在大工地上徘徊，它一次次地飄蕩，一次次地歸來，頑強地對抗被這個社會抑制和遺棄的命運，呼喚著階級主體一次重生的機會。


　　*本文作者對連佳佳、劉靜、李大君、劉曉紅、周麗娟、李慶素、小強、李丁、張劼穎、王敦猛、朱倩等人為本研究成果所作出的貢獻，表達萬分的謝意。本項研究受到以下課題的支持：香港研究資助委員會（HKRGC）研究項目“一個新工人階級的形成：對華南地區宿舍勞動體制下集體行動的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農民工群體的階層形成和身份認同”（批準號06CSH009），北京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課題“新一代農民工的生活空間：階級與公民意識的探索”。
【注釋】
{1}桃源村是化名。
{2}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3}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葛蘭西：《葛蘭西文選》，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伍德：《新社會主義》，尚慶飛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Laclau， Ernesto &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ondon： Verso， 1985.
{5}Wright， E.， The Debate on Class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9.
{6}沈原：《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載《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2期。
{7}馬克思：《資本論》，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頁。
{8}Thompon， E.P.， The Poverty of Theory， NY： Monthly Review， 1978， p. 295.
{9}Katznelson， Ira & Aristide R. Zolberg，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0}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網站： http：//www.cin.gov.cn/ldjh/jsbfld/200809/t20080924_177077.htm。
{11}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官員講話，見http：//www.hsw.cn/news/2008-03/17/content_6865658.htm。
{12}迪皮斯•查克拉芭提：《工人階級生活和工作狀況的認知條件：1890-1940年間加爾答的雇主、政府和黃麻工人》，載劉健芝、許兆麟（編）：《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
{13}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載《列寧全集》第3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頁。
{14}當時國內出現了最早的一批包工頭，他們成為最先富裕起來的一批人。這些人普遍的文化水平不高，也沒有顯赫的家庭背景，但靠著承包工程，很快就發家致富，創造了一個個財富神話。正是國家的政策成就了這樣一批人。在今天的工地上，仍然聽到人們在講述他們當年的故事。而今這批人早已成為更大的資本家。
{15}參見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課題組：《包工頭制度的歷史成因與制度取向》，載《中國建設信息》2007年第1期，第51頁。
{16}“帶工”是工人常用的名詞，用來指稱那些負責招募一般工人，而自己并不是包工頭的人。帶工通常也像工人一樣直接參與勞動，工資略高于一般工人。
{17}邁克•布洛威：《制造甘愿——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林宗弘等譯，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54頁。
{18}馬克思：《資本論》，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9}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Y： Monthly Review， 1978， p. 151.
{20}以往的經驗告訴工人們，政府并不可靠，工作人員通常態度很差，并且常見的做法是把工人當皮球踢來踢去，所以工人們在去勞動局之前，偷偷打開了錄音設備。工人們的智慧和膽識讓我們得以看到政府官員在面對普通建筑工人時的態度和做法。就我們調查所接觸到的情況而言，這個官員的表現很具有代表性。
{21}列寧：《社會主義民主黨綱領草案及其說明》，載《列寧全集》第2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 ～ 88頁。
{22}邁克•布洛威：《制造甘愿——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林宗弘等譯，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23}《勞動合同法》明確規定，工人的工資應該按月足額發放，實際上沒有一個工地能夠做到這一點。出于現實考慮，北京市做出妥協，規定建筑工人的工資必須按照季度發放。即便這一打了折扣的標準，對于建筑工人來說依然遙不可及，他們能夠按月領到生活費就已經很不錯了。對此，相關政府部門并沒有去執行法律，而是默認了這一事實。
{24}Wright， E.， “Working Class Power： Capitalist-class Interest and Class Compromis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 Vol. 105， No. 4， p. 328.
{25}裴宜理：《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劉平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頁。
{26}早在1992年，政府就制訂了《中國人民共和國工會法》，企事業單位有員工25人以上的，都應該依法建立基層工會。然而建筑業農民工一直與工會無緣。中華全國總工會《關于切實做好維護進城務工人員合法權益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級工會組織將農民工吸納進工會，甚至考慮到農民工的流動性，設想在輸出地成立工會組織。然而，事實上建筑工人參加工會的比例非常之小，絕大部門的工人被排除在工會的大門之外。在一個放任的勞動力市場里，缺少了工會組織的支持，工人和資本之間的力量嚴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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