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中國工人的維權舉措夸大為“罷工潮”！

——中國工人的罷工自由再也不能在中國憲法中堂皇缺位

子  烎

高盛顧問董事胡祖六先生，不愧是跨國資本的代言人，他比西方國家政府首腦更敏感地意識到中國問題中“與罷工潮相比匯率問題無足輕重”。可是，我怎么感到這是一種聳人聽聞的夸張，中國有罷工潮嗎？胡祖六們是不是想要中國政府在“維穩”的旗號下，把中國工人的個別“維權”舉措扼殺在萌芽之中？

這些資本代言人擔憂什么呢？不就是跨國資本在中國勞動力產品低成本、低價優勢的喪失，而以投資重點投向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亞、巴西等地相要挾，阻遏中國勞動生產率、產品價值和整個社會產出消費價值提升嗎？！

是的，考慮到出口業對中國財政收入貢獻率高達50%以上的事實，考慮到今年1月到5月中國財政收入高達3.5萬億，預計到今年年底的財政收入將達到8萬億，而近年來，中國財政稅收一直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的同時，中國勞動者的收入增長并不快這樣的事實，胡祖六們呼吁中國“政府、社會、包括全民、學術界”一起來維護他所謂的“更多人”的低水平低就業，以確保中國作為資本（特別是跨國資本）的“低成本基地”，這種企圖把跨國資本的利益，與中國政府利益捆在一起，甚至“綁架”中國政府的做法（之嫌），確實是聰明過人！

一方面也許某些企業確實是政府不當公共政策的受害者（讓人感覺企業沒有給員工發放更多的工資帶來的生存迥迫，而加薪當然會造成提高生產成本），另一方面，政府也可能樂得不用為自己不當的公共政策引起的不良經濟后果（比如多印鈔票造成通漲和物價上漲，偷偷拿走了人們的財富）負責，只要繼續以“維穩”或“為更多人提供就業”和“保增長”為由壓制住工人的維權舉措就萬事大吉了！

但是，我相信中國人民政府的行為，絕不會跟著胡祖六們的指揮棒轉！因為明眼人誰都知道，“提高工資，可能會使得一些純粹成本導向盈利的企業轉移生產基地”，但是，也會使得一大部分底層勞動者的消費能力增加，進而增加國內消費市場的容量，增加國內消費者的價格承受能力，使得國內生產商從惡性低價競爭的羊腸小道，奔向以創造價值為主導的陽光大道上來。迫使更多的企業和資本擴大和關注研發，增加產能，提高產品的價值和企業的價值，從而提高整個中國市場的吸引力。我同意這樣的評估結果：“這種吸引力的意義在于國內市場容量增加，產品利潤率的增加，而不是作為一個低成本基地來吸引企業投資和增加工作崗位。”

任何政府——不管叫什么名稱——都無權為了保護對于一國出口至關重要的投資方利益，而要求本國工人在收入差距巨大、生活成本升高、工作時間漫長而休息時間較短等問題上做出讓步。政府如果意識到罷工有蔓延的苗頭，也不應當對罷工采取壓制、隱瞞，而應當是疏導，更應當調整國家的分配制度和公共政策，讓全體公民享受國民待遇，分享社會財富，協調勞資關系。

對于那些因為中國工人采取了一點維權舉措，不是去積極處理和尋找自身原因，而是夸大事實，并以尋求將部分生產能力轉移至其他國家或地區相威脅的資本家及其代理人，自己要滾蛋就滾蛋好了！

如果說剛剛結束文革后的1982年，中國憲法沒有規定公民有罷工的自由確有其一定的道理，那么，當資本尤其是跨國資本遍布國中的今天，中國公民依舊沒有罷工維權的自由嗎？中國工人仍然唯有任人宰割的命運嗎？中國只能做低級經濟增長和“GDP增長率”的奴隸嗎？有良知、有歷史感的人們都來回答吧！

如果中國工人的維權舉措，必須在“跳樓”或“罷工”之間作非此即彼的選擇，那么，滾滾諸公，行行好，還是讓他們享有“罷工維權”的自由和尊嚴吧！

與時俱進的口號，在中國已經喊快二十年了，從1982年到未來2012年正好三十年了，中國共產黨18大也將在這一年召開。中國工人的罷工自由這一條，再也不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堂皇缺位了，中國該修憲了！

因為，中國政府的職能轉變，中國的生產方式、發展方式、產業結構都要升級換代了！這是17大提出的戰略任務。中國要以生態文明建設來超越西方傳入的工商文明形態，中國執政黨和政府的工作重心，應當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移到“以社會建設為中心”上來。

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也要發生歷史性的轉變。2012年，還是中華民族結束宗法帝國，開創現代民族共和國一百年，中華民族歷經三個世紀一百年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歷史課題也該全面落到實處——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從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那一天開始到GDP全球第三這一刻就已然解決，接下來要集中力量解決的就是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問題，亦即中國全體國民的人權、事權、物權問題！

是時候了，中國復制西方經濟、政治、文化的歷史，也該轉變為展示中國人的思想力，發揮自主創新、示范創新作用的新時代了；笛卡爾、培根、伽利略們開創的近代科學主義思維方式，應當轉變為當代生態主義思維方式；現今一切經濟學、政治學的硬道理，都將納入生態學的共生價值觀的航道！

2010年6月29日

胡祖六：與罷工潮相比匯率問題無足輕重

http://finance.qq.com/a/20100628/003053.htm

【《財經》記者 陳君】雖然多倫多G20峰會前，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沸沸揚揚，G20峰會上，也會是一個焦點。許多人都在擔憂，匯率的升值對中國出口產生的負面影響。但與匯率升值的短期影響相比，近期出現的罷工潮對中國經濟和出口企業的負面影響要大很多，罷工潮是非常令人擔憂的趨勢。

26日下午，在上海舉辦的“2010陸家嘴論壇”上，資深經濟學家、高盛顧問董事胡祖六在接受《財經》雜志記者專訪時作上述表示。

胡祖六指出，如果匯率短時期大幅升值，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短期對出口企業競爭力有一定影響。但是，決定長期競爭力的不是匯率，而是勞動力成本結構和生產效率的改善。如果本身競爭力不夠，光靠人為的壓低匯率，這難以為繼，沒有靠廉價貨幣變成出口大國的。中國變成出口大國也不是靠廉價貨幣，靠的是改革開放和生產效率不斷的提升。

胡祖六認為，現在的勞工罷工潮，對中國競爭力是最有負面影響的，遠遠超過匯率改革或升值的影響。中國之所以成為全球的世界工廠，吸引這么多外資、臺資來中國，有三個因素：第一，中國有一批非常有紀律、受過良好教育、有素質又低成本的勞工隊伍；第二，比較好的基礎設施；第三，潛在的、遼闊的國內市場。這三個因素結合起來使中國成為出口大國。

當前，中國在農村還有很多富余勞動力，是個充分就業不足的國家，勞資關系變得比較緊張，罷工潮不斷發生，這是非常令人擔憂的一種趨勢。胡祖六呼吁，政府、社會、包括全民、學術界，還是要關注更多人要有就業，有就業才能消滅貧困，這么多人找不到工作的情況下，把工資提高，會讓更多人不能就業。

未來十年，像鴻海、本田這樣的企業，還能否像過去十年那樣，在中國有這么大規模的開拓、投資，將產業重點設到中國，胡祖六覺得將不可定論。胡祖六透露，目前罷工潮出現的時點上，他所接觸的跨國公司，可能更多的是考慮將未來的投資重點投向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亞，不會像過去那樣，自然而然會想到中國。如果外資不來中國，不來參與整個產業的提升，帶來技術和新的產品，中國怎么會有競爭力，人民幣再便宜，中國產品也出口不了。

胡祖六強調，中國經濟的未來，以及提高在全球的競爭力的關鍵，是要有和諧的勞資關系，不能通過政府短期政策來提高勞工成本。中國要避免使經商環境和投資環境不利的變化。這些關系經濟基本面的問題才是根本的問題，匯率問題與之相比，無足輕重。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的發展與政府倡導市場化改革，融入全球化經濟分不開。那時，對外資的投資是鋪著紅地毯來迎接，有非常良好的環境。同時，基礎設施的建設也變得比較好，中國的技術工人很多是中學畢業，數學、英語、學習能力都很強，對待工作十分勤奮，這是中國經濟的競爭優勢。韓國、臺灣、新加坡的崛起，都是靠有技能的、勤奮的勞工隊伍。現在中國在人均GDP4000美元的格局下，就把這個優勢喪失了，非常危險。希臘出現債務危機，歸根結底是整個社會的心態不好，希望政府多花錢、享受很好的福利、消費又不想儲蓄、不勤奮工作，致使國家馬上面臨債務違約的危機。政府一緊縮，工人就上街抗議。以希臘為鑒，中國不能出現縱容勞資緊張關系的趨向，更不能煽風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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