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兩年，中國和世界遭受的最大危機無疑是新冠疫情，直到今天，這種危機仍然沒有消除。但同時，疫情也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有人說2020年是中國公知乃至西方資本主義全面破產的“元年”，從應對新冠這樣嚴重的公共危機角度，這個說法是成立的。以美國為代表的所謂民主國家在應對新冠這樣的公共危機時，無論是政府調動為醫療資源和社會動員能力等方面，都遠遠遜色于西方視野中的所謂“威權國家”，這一點已經毋庸置疑。但中國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威權國家，而是在公共行政領域保留著不少社會主義因素，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能夠控制新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公知們為何在2020年的輿論場上集體翻車？就是因為他們看不到或者拒絕承認這一點，疫情一開始，以方方為急先鋒，迫不及待地跳出來，企圖將美國作為一種包治百病的完美政治模板，一舉嫁接到中國來，結果遭到了公知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打臉。正如我在《思想簡史：一個時代的蛻變》一文中所說，方方的錯誤是“她將美國當成正義的標準，把中國當成預設的指控對象，流露出十足的西奴和雙標嘴臉。最后打她臉的也不是民眾或左派，而是現實本身”。

　　方方及其《武漢日記》在輿論場和中國絕大多數民眾中的倒掉，不僅導致了在中國社會橫行近四十年的公知精英群體的破產，而且促成了成千上萬普通民眾尤其是青年的覺醒。在這之前，由于長期被公知妖魔化和污名化，“左派”早已成了一個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負面詞匯，但由于方方給所有批判揭露他的人扣上“極Z”或“文G余孽”的帽子，以至許多青年反而爭相以“極Z”自居，并且開始重新認識文G。包括你們在內的新一代思想群體——左翼青年，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成起來的。

　　你們都對方方本人迄今未受到任何懲處感到困惑，其實，不只是你們，很多人都很困惑。對這個問題，我是這樣看的，方方跟柳傳志問題的性質一樣，都屬于權貴資本家和自由派公知，這是改開四十年中國社會土壤上繁殖和培植起來的最大的兩支精英群體，這也是方方一眾公知只反官權，不反資本的奧秘。長期以來，他們呼風喚雨，沆瀣一氣，把持了大部分政經文化資源，甚至壟斷了對改革的解釋權和命名權，比如方方和柳傳志及其支持者，都曾言之鑿鑿地斥責揭露批判他們的人否定改開，儼然成了改開的維護者。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已經成功綁架了改革這條大船，處理起來難免投鼠忌器，傷及整個利益集團乃至自身的合法性。這正是他們至今未受到處置的真正原因。所以我說，柳傳志的事情很可能會像方方一樣或高舉輕放，或不了了之，無疾而終。

　　自由派看似已經退居邊緣，走向沒落，但并沒有真正退出歷史舞臺。左翼有人認為方方等公知已經徹底完蛋，實在是過于樂觀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何況他們的那些支持者和保護傘仍然掌握著各級領導權，一旦天氣轉暖，他們就會像詐尸一樣卷土重來。方方一再揚言自己有充足的“底氣”，“我和國家之間沒有張力”，也并非妄言。所以我認為，對中共來說，最大的威脅已經不是公知，而是這些占據著各種權力要津，一直在充當公知保護傘的“兩面人”。

　　在當下中國，業已占據主流的是民族主義，馬列毛左派依然處于絕對的弱勢和邊緣，對現實政治的影響接近于零，而且這種格局在可見的將來，很難得到根本性的改變。

　　這是六中決議后，我對形勢的基本判斷。

　　二

　　兩年多前的捌青年和聲援南方某廠工人事件，已經從公眾視野和輿論場上消失得無影無蹤，仿佛從未發生過似的。他們中間的幾位骨干如小顧、小鄭等曾跟我有過聯系，都是通過微信或電話，我至今還能記起他們年輕而充滿激情的聲音。他們聯系我，是因為我最早公開發文支持過他們，我還寫過一篇《不能忘卻的記念》，其中有這樣一段：“小顧、小張和小鄭等青年的出現，宛如從霧霾中投射出來的一道明媚的陽光，使人看到了新的希望，看到了五四先賢和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風范，以及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偉大傳統的復蘇。他們正是我所說的‘進步的、正義的知識分子和青年’，是五四精神的傳人，是真正‘不忘初心’的楷模。南方那座城市的公安行政當局的行為既違反憲法，也違反黨章。他們不僅不應該動用國家機器剝奪這些青年的人身自由，而且應該給予必要的支持和褒獎才對啊！”后來，這些文字成了有關部門處分我的“罪證”之一……

　　看到你們，我就想起了小顧、小鄭，以及那些不知所終的青年朋友，甚至想起了電視劇《覺醒年代》中的陳延年、陳喬年那一代熱血革命青年。從年齡上看，小顧和小鄭是哥哥姐姐，你們是小弟弟。從你們身上，我恍若看到了他們的影子，仿佛他們的靈魂以某種方式附到了你們身上。這當然只是一種比喻。實際上，盡管只比他們小幾歲，卻由于成長環境差異，你們從思想觀點到行為方式等等，都與他們有了很大的不同。左翼內部對他們一直存在不同評價，甚至不乏尖銳的批評，比如“左傾盲動”“過激”“付出了不該有的損失”等，但必須肯定的是，他們對進步社運和新一代青年的覺醒發揮了前驅者的作用，是真正的“青年先鋒”（捌青年主辦的網刊名）。

　　網絡時代，熱點切換比天氣變化得還快，什么都在加速，包括人的衰老的速度和人的成長速度也是如此。這兩三年的時間，國內國外發生了這么多的事情，不僅是人本身，中國乃至整個世界也出現了許多發人深省的變化，值得認真研究。

　　三

　　如何認識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去年十月份，我在清華大學“短二十世紀的文化與革命”學術工作坊的發言中提到“中間政治”這樣一個概念：“‘中間狀態’的政治（或曰‘中間政治’）在國家治理上也許是成功的，但在文化上卻極為保守和平庸，它跟一切‘右’的或‘左’的政治形態不同，不像處于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那樣，具有鮮明的階級屬性和遠大政治理想，在價值觀上曖昧含混、在行動上猶疑不定，警惕和拒絕任何帶有左右標簽的政治實踐，把保守主義、實用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精英主義混搭在一起，以民主的名義壓制民主，以革命的名義否定革命，構建出一種超階級的共同體意識形態。‘中間政治’能否擺脫治亂循環的周期振蕩，取決于在多大程度上平衡階級矛盾——盡管按照馬列毛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和矛盾論，它是很難實現的。”在這種狀況下，一切都是曖昧的，比如誰是無產階級，誰是人民？這類以前不言自明的概念也變得含混起來。在精英眼里，大眾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和“下等人”，等待他們的只能像韭菜那樣被資本利益集團反復收割。大眾只有在掌握先進的思想理論之后，才能成為“歷史的主體”，才能稱其為人民，并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今天，大眾中已經覺醒的先進分子還是少數，更多是長期被資本洗腦的“奶頭樂”和“精資”一族。這是左翼必須面對的現實。

　　“左翼”是西方主流政治學的一個概念，并不完全適用于今天中國的現實，真正的左翼首先是馬列毛主義者，既不同于西方的白左，也不同于國內外那些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當代伯恩斯坦主義者。一方面，左翼要同右翼也就是資產階級自由派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另一方面，又要承受以小知和小粉紅為主體的消費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受眾的聒噪，同時還要面對來自左翼內部不同觀點的困擾，這都給左翼斗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復雜性。因此，毛主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開宗明義提出的“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仍然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

　　左翼不少朋友特別是青年，對資產階級右派和民族主義思潮乃至左翼內部的一些分歧辨別不清。民族主義是一個比較復雜的思潮，其中，右翼民族主義在政治立場上靠近自由派，是馬列毛左派的敵人，而左翼民族主義同馬列毛左派沒有根本的沖突，或至少持同情和理解的態度，因此是左翼團結的對象。但一些青年左派卻敵我不分，把明明屬于敵我矛盾的資產階級右派當成朋友，卻把可以團結的左翼民族主義當成了敵人，例如武漢新冠期間，他們就在批評官僚主義和對言論自由的訴求上，跟方方站到一起，忘記了方方本人就是四十年來形成的精英權貴集團中的一員，她的所謂“反官僚”其實是為了在中國實行完全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集團覬覦政權鳴鑼開道，只不過由于她巧舌如簧，用那套資產階級文人擅長的人道主義修辭包裝自己，欺騙了眾多包括部分左翼在內的人民大眾而已。

　　對于方方這種騙人的伎倆，列寧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派資產階級，尤其是自由派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能不追求自由和法制，因為沒有自由和法制，資產階級的統治就不徹底，不完整，沒有保證。自由派的全部政策永遠是模棱兩可、虛偽不堪、假仁假義、躲躲閃閃的，他們必須玩弄民主的把戲才能把群眾爭取過去，同時他們又極端反對民主，極端仇視群眾運動，仇視群眾的創舉和首倡精神，仇視他們那種如馬克思形容19世紀歐洲一次群眾運動時所說的‘沖天’的氣魄。”

　　左翼當然也要追求民主和自由，但我們需要的是切實保障工人農民和廣大無產階級利益的最大多數人的民主自由，不僅體現在形式上，而且貫穿到從經濟到文化政治各項權利的全過程。這樣的民主以前曾經出現過，叫做無產階級大民主，資產階級及其右派公知對這樣的民主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幾十年來潑了無數污水，可見他們所吁求的政治民主和言論自由，只是資產階級及一小撮知識精英的民主自由，同無產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自由是大相徑庭、水火不容的。

　　西方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固然虛偽，但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民主可以脫離特定形式而存在。毛主席的“窯洞對”，把民主的精髓說得清清楚楚，民主就是人人起來監督政府。沒有監督何來民主？因此，保證公民特別是廣大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對各級官員以及黨和政府的重大政策行使監督權批評權，是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前提，否則就成了空中樓閣、鏡中花月。撇開這一點空談民主或靠自我監督，不僅不可能實現實質民主，反而會離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要求越來越遠，甚至背道而馳。

　　對待左翼內部的不同觀點，我并不主張一味地和稀泥，搞一團和氣。俗話說真理越辨越明，我們不能搞D氏的“不爭論”那套。我們需要的是善意的批評，和風細雨似的辯論，而不是動輒給對方扣上諸如“皇左”或“左派帶路黨”的帽子，也不能像王明那樣唯我獨左，唯我獨革，而是應該從中國社會左右勢力巨大懸殊這一基本判斷出發，求同存異，用毛主席的話說，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

　　四

　　越來越多的青年閱讀馬列毛原著，這是特別讓人高興的，許多青年都是讀了馬列毛原著，將其基本原理同現實進行對照，發現二者之間存在巨大反差之后，才逐步覺醒和覺悟起來的。中老年左派的優勢在于他們經歷過毛時代，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學習理論要跟實際斗爭緊密聯系起來，而不是空對空，幻想在書齋里構建出一套新理論模型來指導實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等革命導師的經歷告訴我們，他們的思想和理論無一不是從生與死、血與火的斗爭實踐中淬煉出來的。

　　毛主席說過，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的哲學，這是馬克思主義跟其他一切社會科學的根本區別。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馬克思主義（馬列毛）都是無產階級爭取自由解放，進而將全人類從資本剝削、壓迫和奴役之下解放出來的思想武器，只有用之于具體實踐，才能煥發出巨大的威力；反之，如果把它關進博物館和大學圖書館里供人研究瞻仰，它就會變成一件無害的神器。這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在對待馬克思主義時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什么是“新的時代特點的偉大斗爭”？左翼需要認真思考和辨析。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任何斗爭都不是抽象的，離不開特定的階級和立場。不提或回避階級立場的斗爭，會失去方向和目標，這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和“中間政治”時代的典型特征。新一代的青年馬克思主義者，面對復雜的政治語境，要有清醒的認知和長期斗爭的準備。

　　基于當下現實，左翼的斗爭目標不能幻想一步到位，一蹴而就，正如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所說的，要有打持久戰的準備。魏巍曾經說過，二十一世紀將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列毛）受難的世紀。前不久我在北京跟張宏良、孔慶東、張勤德等人會面，他們各自的立場也許不盡相同，但都是堅定的馬列毛左派，承受的打壓并不亞于我，可見魏老的話多么具有預見性。

　　曹征路前幾天剛去世，我還沒有完全從悲痛中走出來。他和魏老都是杰出的無產階級作家和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也是我的前輩、兄長和戰友。魏巍生前留下遺言：“繼續革命，決不投降。”曹征路生前接受訪談時也說：“堅持真理，永不放棄。”現在，他們都已經陸續離開了這個世界。我很懷念他們。我也正在老去，遲早要跟他們在另一個世界見面。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但你們這一代青年已經成長起來，沒有比這更讓人感到欣慰的了。

　　還是毛主席說得好：“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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