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清華大學計算機系有幸邀請到了“一二九”運動的親歷者、中共情報英雄熊向暉的女兒熊蕾，為我們講述“一二九”和“一二九”之后的清華往事。“一二九”之前的清華，盡管有許多愛國的仁人志士的探索，但同庚子賠款、清華基金一樣，被列強強加于身的恥辱烙印始終刺痛著國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二九”之后的清華。這個地方是抗日戰爭的最前線，在日寇鐵騎的重重包圍下，她竟然燃起一盞指路明燈，指引了一位又一位的中國青年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只有這個組織才能帶領四萬萬中國人民走出一條民族解放、獨立與富強的中國道路，才能與時俱進地帶領中華民族跨越重重深淵，實現民族突圍。

　　對于父親熊向暉來說，“一二九”運動不僅僅是一場席卷全國的抗日救亡愛國學生運動，更是他找到中國共產黨，走上革命道路的指路明燈。

　　一、尋找共產黨

　　20世紀30年代的“全家福”。后排右二為熊向暉

　　“一二九”運動發生時，我父親正在江蘇省立南京中學讀高三，時年16歲。

　　江蘇省立南京中學，是當時全省最好的中學。由于南京是當時中國的首都，南京中學也薈萃了來自不同省份的優秀學子。父親的同屆同學中，就有來自浙江瑞安的曾聯松，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五星紅旗的設計者；還有和他一樣來自安徽滁州的陸元九，他后來成為新中國的航天科技專家、兩院院士。

　　父親在南京中學高中部的學習成績優異。他們這一級學生1936年畢業時，出過一本紀念冊，收錄了他們在校期間的代表作和同學之間的相互評語及臨別贈言。其中一位楊承棟同學這樣描述父親：“明敏的頭腦，干練的才能！在功課上，獲得全級最高的Marks（分數）；在年齡上，是全級最小的數字——十七。”

　　這位楊承棟比我父親年長兩歲，后來改名許立群，新中國成立以后擔任過中宣部常務副部長。

　　父親不僅學習成績出眾，而且熱心社會公益活動。他是這一級學生會的代表，也是紀念冊編委會的委員。為了順利出好紀念冊，他們還發起了募捐活動，父親兼任募捐委員會的委員，很是活躍。

　　南京中學的校園寧靜幽雅，但是當時的中國卻風雨飄搖。1931年9月18日，盤踞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了沈陽，至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此后，日本在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傀儡政權，3000萬中國東北同胞淪為亡國奴。而此時的國民黨政府奉行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消極抗戰，面對日益猖獗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囂張氣焰，幾乎無所作為。

　　九一八事變

　　我父親在南京中學高一期末，1934年6月，發生了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副領事藏本英明出走的事件。這事兒現在很多人已經不知道了，但是當時卻鬧的沸沸揚揚。藏本英明從事外交工作20年，仍為一副領事不得提拔而心情懊喪，想自殺，于6月8日夜出走。此事本與中方無任何關系，但日方硬說這是中方有意加害，氣勢洶洶地追究所謂中方責任，一度擺出要大打出手的架勢。數天之間，國民政府幾乎擱置一切政務，專辦此案，軍警晝夜出動，對南京數十萬居民挨戶搜查，最后于6月13日在明孝陵找到了想活埋自己的藏本英明。

　　整個事件中，日本的無理驕橫與中方國民政府對日方的唯唯諾諾，給年輕的父親和他的同學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象，令他們憤憤不平。

　　16歲的父親雖然年輕，但是這個時候已經頗有一些經歷了。他4歲時就啟蒙念書，那時我爺爺在山東做官。可是軍閥混戰，他的官也不好做，北伐戰爭之前，才40出頭的爺爺就“告老還鄉”回到老家安徽鳳陽。可是爺爺“衣錦還鄉”不久，家里就遭到土匪洗劫，還把我5歲的叔叔綁了票。雖說不久之后當地政府聯合紅槍會剿滅了那股土匪，三叔全須全尾的回了家，但那段膽戰心驚的日子給他和全家人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象。

　　除了匪患，還有兵亂。在北伐軍打到鳳陽之前，為禍地方的主要是軍閥孫傳芳的兵，他們魚肉鄉民，尤其是奸淫婦女，惡名昭彰。父親15歲的二姐、13歲的三姐和12歲的四姐每天在漂亮稚嫩的臉上涂上黑灰，一聽說來兵了，就趕緊躲藏在后院的柴堆里，驚恐萬狀，讓當時只有7歲的父親永遠都不會忘記。

　　父親在鳳陽讀小學時，北伐軍打到鳳陽，他和全城老百姓一起歡欣鼓舞地迎接北伐軍。他曾回憶說，北伐軍士兵精神抖擻，他們身穿穿灰布軍衣，打著綁腿，戴著或背著斗笠，上面寫著“國民革命軍”。他們不住民不擾民，受到鳳陽百姓的熱烈歡迎，家家給他們送茶水。他們在鳳陽與孫傳芳的軍隊作戰時，老百姓自動組織抬擔架運送傷兵。

　　國民革命軍北伐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士，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之后，幸免于難的共產黨員有不少潛伏下來，到農村教書。鳳陽的中小學也來了一些這樣的共產黨員。父親說，他們隱蔽了共產黨員的身份，用微妙的辦法宣傳革命思想，選課有意識地加強近代史和反帝反封建的內容，介紹魯迅等人的書給學生看。這是我父親最早接觸到共產黨，雖然那時候他不知道這些人的真實身份，但是對他們非常有好感，因為這些人有學問，有見識，有本事。他們推薦的那些書，我父親非常喜歡看。他曾經回憶說，那時候鴛鴦蝴蝶派的作品不受學生歡迎，魯迅的書，還有茅盾的《子夜》，大家都搶著看，最受青年們歡迎。

　　父親在南京中學讀高二時，學校轉來了一位新同學，名叫鄭代鞏。鄭代鞏年長我父親四歲，來自貴州。他在貴陽縣立中學讀書時，聯合學校里的愛國青年與貴陽各校學生共同組建“抗日學生救國團”，積極宣傳抗日，在貴陽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以抵制日貨為主的抗日救亡運動，還帶領同學砸碎了有他父親股份的恒星益百貨商場，以表明自己抗日的堅決。他的父親大怒之下，將鄭代鞏送到首都南京，轉入南京中學，由自己的友人“嚴加看管”。

　　友人可管不住這個思想活躍的年輕人。鄭代鞏很快就找到了我父親等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組織了讀書會，大家一起閱讀、討論鄒韜奮先生主編的《大眾生活》周刊、李公仆創辦的《讀書生活》半月刊，學習了《讀書生活》連載的《大眾哲學》——這是青年哲學家艾思奇面向普通大眾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部優秀著作，在當時追求社會進步的讀者中影響極大。

　　我父親積極參加了這些讀書活動。幼年時在家鄉目睹的社會不公，少年時經歷的國恥國難，使得我父親和那個時代的許多青年人一樣，萌發了救亡圖存的強烈愿望。從這些進步讀物中，他漸漸認定救亡圖存的希望在中國共產黨，他所追求的真理也在中國共產黨一邊。可是，他卻不知道去哪里找共產黨。

　　就在這個節骨眼兒上，著名的“一二九”運動爆發了。北平學生的抗日救國運動的影響波及全國，父親和他南京中學志同道合的同學們，也參加了請愿集會和聲援北平學生的示威游行。之所以說“一二九”運動不止是父親人生方向的指路明燈，就是因為通過“一二九”運動，他知道該去哪里找共產黨了，那就是：去北平，上清華大學。他判斷，北平是“一二九”運動的發源地，清華大學學生是“一二九”運動的骨干力量，這樣規模的愛國學生運動，背后一定有共產黨的支持甚至領導。要找共產黨，去北平，上清華大學，準沒錯！

　　二、上清華，找共產黨

　　1937年1月于清華園，左二為熊向暉

　　除了要找共產黨，我父親向往清華大學也因為他喜歡清華的現代氣息，不像北京大學那么古老，也不像燕京大學有教會學校的神學色彩。而且清華大學有很好的學生宿舍，不像北大需要學生去租公寓住。

　　我父親1936年夏天從南京中學畢業，同時報考了清華大學、國立北平大學、武漢大學和另外一所大學。當時一個考生最多可以報考四所大學，所以父親報了四所大學也是考生的極限。同時報考多所大學，是怕萬一考不上第一志愿，總還有學可上。而父親報考兩所北平的大學，就是一定要上北平，即使考不上清華，也要去北平，去“一二九”運動的發源地，總能找到共產黨。南京是國民政府首都，找共產黨難度太大，家在武漢，他常年在外，對武漢也不熟悉。所以我父親是一心一意要考到北平來，主要是奔著共產黨來的。

　　四所大學的考題各不相同，所以他要分別在這幾所大學的考點參加考試。清華大學那年在全國只有三個考點，分別在北平、上海和武昌，連首都南京都沒有。當時父親家正好在武昌，其他幾所學校也在武昌設有考點，所以他就回家投考。幾所大學相比，難度最大的還是清華大學的考題，但是父親覺得也最有意思。我父親報考清華文學院，不知道總共考了幾門，但是一些考題他幾十年之后還記得很清楚。比如歷史卷有一道考題給出40個歷史人物姓名，要求考生按年代順序把他們排出先后。語文考題中，有成語解釋，每個成語給出四個選項，要求考生劃出一個正確的，如“汗牛充棟”，給出的選項是汗多，牛多，洞多，還是書多？中文作文考題是“我的衣服”。英文作文考題則是與黃包車夫對話和籃球比賽最精彩的片段。當時清華大學的錄取率大約是百分之五。

　　結果父親這四所大學都考上了。清華大學的錄取名單還登在了報上。上哪所大學呢？當時清華大學每年的學費是400元，而武漢大學只需要100元。我爺爺奶奶當然不想讓我父親去北平。除了費用問題，還擔心當時的北平隨時都有被日本侵占，成為第二個偽滿州國的危險。他們希望我父親選擇武漢大學。但是我父親雖然一向比較乖，這次卻堅決逆反，一定要去北平念書。他當然不能告訴家里人他去北平的目的是找共產黨，不過卻把非去北平念書不可的意愿表達得很明確。他做了最壞的準備，如果父母不讓他上清華，他就上北平大學，這所大學不僅免學費，而且管飯費和旅費。

　　巧合的是，我爺爺全家搬到武昌后，一直租住在聞一多的老父親家。我爺爺一家住在樓上，聞老太爺一家住在樓下。聞一多當時正在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聞老太爺一直都很喜歡我父親，認為他勤奮好學，聽說我父親考上了自己兒子執教的清華大學文學院，非常高興，跟我爺爺說，清華可是個好學校，我兒子就在那兒當教授，孫子立恕也在那兒念書，北平雖然有危險，但是現在不會有事兒。他還說要寫信告訴聞一多。

　　聞老太爺的態度，說服了我爺爺奶奶。就這樣，他們終于同意我父親去北平清華大學讀書了。1936年8月下旬的一天，17歲的父親告別了家人，只身乘火車來到北平。

　　每當想到父親報考清華大學的目的時，我就特別感慨。清華大學，從它的前身清華學堂算，有111年歷史了，從1928年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算，也有94年了。眾多莘莘學子，有幾個是為了找共產黨考清華的？而指引我父親來清華找共產黨的，就是“一二九”運動。

　　三、上清華，找到共產黨

　　我父親可以說一出北平的前門火車站，就找到清華的黨組織了。清華大學黨組織那時候當然不能公開活動，但是黨的外圍組織清華民先隊組織的新生接待站，就在火車站外面。

　　民先隊，即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以1935年“一二九”運動后的南下宣傳團為基礎，1936年2月1日在中共北平市委領導下正式成立，是公開的群眾組織，在北平各高校都有分隊。在全國抗戰情緒高漲的形勢下，民先隊組織發展迅速，到1936年底已在全國30多個大城市設立分部，甚至國外的巴黎、里昂、東京都有民先分部。

　　接待我父親的是一位十級學長。他帶著我父親坐上從前門火車站到東單基督教青年會之間來回穿梭的通勤車，一路上大談“一二九”的事情。到了青年會，則有校車開往位于西郊的清華大學。從1928年清華大學改為國立大學后算起，我父親他們這一級應該是1940年畢業，為清華12級。

　　新生注冊是在體育館，在清華第一個體育場西大操場西側。體育館內地板光滑，我父親還不習慣走這樣光滑的地板，兩次滑倒，才到了注冊的地方。當時清華有五個學生宿舍，我父親被分到善齋。學生宿舍都是兩人一間，學校配備鋼絲床和沙發、書桌等家具。食堂有好幾個，都是水磨石地面，里面的白墻、餐桌，干干凈凈。飯菜品種豐盛。水木清華還有西餐廳。

　　注冊第二天，我父親去明齋看聞老太爺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孫子聞立恕，他是聞一多一位哥哥的兒子。這位聞兄也是民先隊員，比我父親高兩級。他放假時沒有回武昌，我父親過去也沒有見過他。和聞立恕同一寢室的是他的同班同學，清華物理系學生楊學誠——對清華黨史有點了解的都應該知道他。楊學誠與立恕一樣都是1934年從湖北考入清華的。楊學誠正是當時清華民先隊的負責人之一，不久前在1936年5月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聞立恕從他祖父的家信中知道了我父親的情況，告訴了楊學誠，故而楊對我父親很注意。

　　立恕帶父親拜訪了聞一多教授回到明齋之后，楊學誠就和我父親閑聊，很注意了解“一二九”運動在南京的情況。楊學誠考入清華后，一直是埋頭讀書的好學生，從來不問外事。但是在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中，他挺身而出，成為運動的學生骨干之一。“一二九”運動后的南下宣傳、民先隊成立，楊學誠都積極參加。1936年3月10日，河北省立北平高中學生郭清因參加抗日愛國活動被捕入獄后，慘遭折磨而死，憤怒的北平大中學生在3月31日組織了抬棺游行，楊學誠也是帶頭人之一，在斗爭中成為公認的學生領袖之一。我父親說，楊學誠相貌英俊，面龐白里透紅，為人誠懇，談話說到興奮時雙眼閃閃發光，炯炯有神，好像能看透人心。跟他對談的人，簡直看不到他心里有半點私心。他的演講非常富有感染力。

　　楊學誠

　　我父親跟楊學誠講了南京學生聲援“一二九”的活動，還把他主編的畢業紀念冊給楊學誠看，里面收了他寫的兩首詩，《哀遼寧》和《三年》。這本紀念冊反映了當時國民政府所在地首都的學生和老師的主導思想，就是抗日，以及對國民政府消極抗日的不滿。

　　幾天之后，楊學誠帶我父親去見了蔣南翔。蔣南翔此時是清華民先隊的主要負責人和黨組織的主要領導，也是“一二九”運動的領導者之一。“一二九”運動那句響徹全國的吶喊，“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就是出自蔣南翔。他們談時局，談對抗日和對蔣介石的看法，蔣南翔聽的時候多，偶爾插一兩句話，提一些問題。這之后不久，我父親就參加了民先隊。

　　9月1日，在大禮堂舉行了開學典禮。按當時清華的慣例，我父親他們這些12級的新生，先在同方部集中。每個新生都戴上用玻璃紙折成的帽子，參加開學典禮。到了大禮堂，高年級學生已經就坐，只把中間位置留給12級新生。

　　清華大學當時有文、理、法、工、農五個學院，其中農學院設在長沙，已經建好但還未招生。教學承襲美國大學的教育體制，幾個學院大一新生都不分系，而是在生物館的階梯教室上大課。文學院大一的授課老師都是名家。教邏輯的是金岳霖先生。冬天清華的暖氣很暖，金先生外罩中式皮袍大衣，里邊卻是西裝。他進了教室就一層層脫，見此情景學生們笑，他也笑。教經濟的是陳岱孫先生。英文由外文系主任王文顯先生親自擔綱，教材也是他自己編的，或是英文短篇小說，或是雜文，每篇各有一個中心。比如一篇寫植物園，里面是各種花卉；一篇寫動物園，有對各種動物的描述；一篇寫音樂會，那是各種樂器的薈萃及欣賞。這樣的教材既開闊了學生的知識面，也讓他們積累了豐富的詞匯量。教語文的是朱自清先生，余冠英先生擔任助教。

　　大部分課都安排在上午，下午的課不多，我父親和很多同學就喜歡去圖書館。圖書館的漆木地板，不管什么皮鞋走在上面，都沒有響聲。閱覽室光線很好，又十分安靜，的確是理想的學習環境。當時清華學生去圖書館的風氣很濃，他們管自動去圖書館叫“開礦”。

　　下午四點以后，大家就去體育館。除了做器械操，還可以打籃球。不管多少人，大家都一起打，學生們稱之為“斗牛”。去體育館健身，每人都有一個locker，就是儲物柜。這東西我父親還是到了清華才第一次見到。如果不打球健身，還可以去游泳。清華大學的室內游泳館當時在全國都很罕見，據說當時只有廣州還有一個。20世紀30年代雖然風氣比較開放了，但是女生還是不和男生同時游泳，游泳館每周有兩個半天，只對女生開放。

　　周末的時候，父親就會和楊承棟（許立群）等一起考上清華和北平其他大學的南京中學同學聚一聚，或者一起游覽。從學校西門外的圓明園遺址、頤和園，北平城里的北海、故宮，到需要從學校附近的五道口乘火車才能去的八達嶺長城，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

　　如此優美的環境，如此優越的條件，清華大學為什么會成為“一二九”運動的一個發源地？當時清華大學的學生總共不過900人，大部分是衣食無憂的富家子弟，竟有200人參加民先！為什么會這樣？我父親說，這主要是自鴉片戰爭以來近百年，中國不斷遭受列強侵略欺凌的屈辱歷史，以及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后對中國步步緊逼的殘酷現實，太容易激發起年輕學生們的愛國熱情了。遠的不說，就是與北平緊鄰的天津，自1936年4月開始，天津的海河幾乎天天都會出現浮尸，半年之內就打撈出400具之多，幾乎全部是20到40歲的男尸，均為赤身而亡。他們雙手被反捆，有被毆打的痕跡，有些面目已被打爛。后來調查發現，這些浮尸，大部分是河北、山東逃荒來到天津的難民，被駐津日軍強征當了勞工，工事完成后為防止泄密和不付工錢，日本人利用津門幫派組織殺人害命，丟進海河。真相大白之后，政府怕得罪日本人，竟不敢聲張。

　　這種事情一再發生，哪個熱血男兒還能坐得住呢？所以，當時清華大學很多學生加入民先，參加愛國活動，是很自然的事。而我父親已經從這些抗日活動中產生了進一步的要求，有了更高的奮斗目標，他要參加中國共產黨，為實現真正的社會平等和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而獻身。

　　四、“一二九”周年宣誓入黨

　　20世紀90年代，熊向暉與老同學宋平（左）合影

　　清華黨組織了解了父親的心愿，決定由楊學誠和紀毓秀兩位秘密黨員負責聯系他，抓緊對他的指導和考察。紀毓秀是江蘇宿遷人，1935年從南京女中考入清華大學，先入工學院，后轉到文學院外文系。她曾經也是以“讀書救國”為宗旨的好好學生，但是對民族危亡的擔憂促使她在“一二九”運動中沖鋒陷陣，后來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清華民先分隊的隊委，在同學中很有威信。

　　清華民先隊開會，通常都在晚上，地點是生物館大教室，當時比較偏僻。開會時門外有人放哨，里面門簾子拉下來。隊員相互之間知道，但對外都是保密的。

　　在1936年9月初的民先隊大會上，我父親成了清華分隊的五個隊委之一，而且是12級新生當中唯一的一名隊委。他最初負責民先隊的宣傳工作，刻蠟板，印傳單和宣傳品，然后秘密送到各個宿舍。通常是夜深人靜時，從門縫里塞進去。宣傳工作也包括海燕歌詠團的活動，每周幾個晚上，在大禮堂的地下室，總有百來個學生參加，唱救亡歌曲，唱蘇聯歌曲和世界其他國家的進步歌曲，如《大刀進行曲》、《保衛馬德里》等。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城里有個聲光電影院，1949年以后改為兒童劇場，那是當時上映蘇聯電影最多的一個場所。每到有蘇聯電影上映，同學們就想方設法買票去看。蘇聯電影《大馬戲團》上映時，還沒開始，清華的同學就唱起了片尾曲《祖國進行曲》，散了場又繼續唱。

　　開學不久,正趕上“九一八國恥紀念日”五周年。集會之后，北平大中學校學生再次上街游行示威。曾任清華大學民先分隊隊長的心理系學生林傳鼎，在游行時為保護同學與拿著大刀水龍的軍警英勇搏斗，被捕入獄。林傳鼎后來成為新中國著名的心理學家。林傳鼎等入獄后，我父親受民先隊委派，去城里鐵獅子胡同探監，給林傳鼎等被捕同學送去慰問品和同學們的關心。

　　那一年的10月19日，對那個時代眾多青年有著巨大影響的思想家、文學家，被稱為“民族魂”的魯迅先生與世長辭。我父親和清華民先隊的許多同學一樣，非常悲痛。他們一起唱起《魯迅挽歌》：“你的筆尖是槍尖，刺破了舊中國的臉；你的發音是晨鐘，喚醒了奴隸的迷夢。”歌聲在校園里回響，也在他們的心里回蕩。

　　魯迅先生逝世

　　1936年11月下旬，傳來國民黨綏遠省主席兼35軍軍長傅作義將軍所部取得百靈廟大捷的消息，清華民先隊組織為傅作義部隊捐棉衣，我父親同樣積極參加。清華學生以節食三頓，宿舍暖氣停燒七天的行動，將節省的錢捐給前線抗日將士。

　　我父親進入清華以來的種種表現，清華黨組織負責人蔣南翔看在眼里，指示楊學誠和紀毓秀抓緊對他的考察培養。楊學誠經常找我父親談話，了解他的家庭、歷史和思想情況，和他一起討論辯證法，討論時局，也會跟我父親討論人生觀問題。在這樣的談話中，他們也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誼。

　　1936年12月9日，“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的晚上，紀毓秀和楊學誠找到我父親，帶他去二院的世界語協會。房門關著，他們敲了三下，一長兩短。門開了，開門的是張承先。他1934年考入清華，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35年5月秘密入黨。屋外北風呼嘯，室內掛著窗簾不透光，正面墻上掛著一面中國共產黨黨旗。我父親秘密入黨的宣誓儀式就在這里舉行。他的入黨介紹人是時任中共北平市學委書記的蔣南翔和中共清華大學支部書記楊學誠，楊學誠和紀毓秀擔任監誓人，張承先是領誓人。我父親跟著張承先，一句一句地莊嚴宣誓，以“誓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結束。宣誓畢，四個同志手握在一起，低聲唱起《國際歌》，“英特耐雄納爾就一定要實現”，從此成為我父親畢生的信念。

　　這就是“一二九”運動對我父親的影響。它不僅指引我父親找到了中國共產黨，它的組織者和積極參與者也成為我父親的入黨介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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