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2年8月24日，是著名作家魏巍逝世14周年，狂飆網刊特轉發劉繼明老師的《革命者魏巍》，以紀念這位忠誠的共產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

　　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卻還活著。

　　――臧克家

　　考察魏巍的文學生涯和人生歷程，我最為強烈的感受是：他首先是一個革命者，其次才是一個作家;他的一生與中國革命的興衰沉浮并行不悖、高度重合，可謂生死相依、榮辱與共。

　　1920年3月6日，魏巍出生于河南鄭州一個城市貧民家庭，少年入平民小學，后就讀于鄉村簡易師范，15歲時父母雙亡，靠謄寫為生。1937年12月，17歲的魏巍從鄭州只身赴山西趙城縣八路軍一一五師軍政干部學校參加八路軍。該校后來并入八路軍總部隨營學校。1938年，魏巍隨營學校并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為第三期學員。1938年4月，魏巍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抗大畢業后， 被分配到晉察冀敵后抗日根據地。

　　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魏巍始終在戰斗部隊任職， 在戰火中成長，在戰斗中進步。1949年4月，魏巍被任命為晉察冀野戰軍騎兵第六師第十六騎兵團政委。這個團是傅作義起義部隊改編過來的，成分非常復雜，有些官兵起義并不十分情愿， 魏巍在這個團工作十分危險。上任前，他作了最壞的打算， 把那個時期他寫的詩稿交給了在晉察冀軍區工作的好友、作家孫犁代為保管。魏巍曾經說過，他不死，詩不死， 此去如不歸， 詩也不會死掉。后來，孫犁把魏巍的這些詩選編好，并于1951年出版。1950年5月， 魏巍調到總政治部，任學校教育科副科長、創作室副主任。從此，魏巍離開作戰部隊，走上了專業作家和文藝戰線的領導崗位。1950年，魏巍調入解放軍總政治部時恰逢抗美援朝戰爭打響，他三次奔赴朝鮮戰場采訪。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隆重推出《誰是最可愛的人》，毛澤東主席隨即批示“印發全軍”。

　　從以上履歷可以看出，魏巍是由一名革命戰士，經歷長期革命戰爭洗禮后成長為作家的。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與魏巍有類似經歷的作家還有很多，他們大都出生于1920年代至30年代，青少年時期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經歷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在戰斗中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逐步成長為一名作家，而且差不多都于50年代登上文壇，創作出了一批有影響的作品，例如《鐵道游擊隊》的作者劉知俠、《白毛女》的編劇賀敬之、《紅日》的作者吳強、《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七根火柴》的作者王愿堅、《黎明的河邊》的作者峻青、《苦菜花》的作者馮德英、《閃閃的紅星》的作者李心田等。文學史上將這些作家稱為“革命作家”。他們曾經與《延安文藝座談話上的講話》之后涌現的丁玲、趙樹理、周立波、李季等作家一道，構成了新中國“前三十年”文學黃金時代最為厚實和搶眼的底色。

　　與其他革命作家相比，除了那些共性外，魏巍的經歷和創作還有其鮮明的特殊性。

　　迄今為止魏巍最為知名的作品無疑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但那不過是一篇不足三千字的文藝通訊(或稱報告文學)，按當今流行的觀念看，稱不上嚴格意義的純文學作品，政治影響大于文學影響。真正能夠夠奠定魏巍作為“純文學作家”地位的只能是《東方》。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如果說有哪一部作品從創作到出版，橫跨“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和“新時期文學”三個時段的話，除姚雪垠的《李自成》外，恐怕就只有魏巍的長篇小說《東方》了。作者本人對這部小說也十分看重。據曾經與魏巍過從甚密的軍旅詩人(文革時期稱為“戰士詩人”)胡世宗回憶，魏巍對于“寫一部長篇的念頭，1953年春天他二次赴朝時就在胸中強烈地鼓脹著了。”他曾說，“與抗美援朝偉大戰爭相適應的應該是一部鴻篇巨制，僅僅寫出《誰是最可愛的人》遠遠不夠。”(胡世宗：《為大時代吹響號角的人》)1959年2月，魏巍在河北邢臺駐軍的一個師部駐地，正式開始了這部長篇的寫作。1963年至1965年夏完成《東方》40萬字的創作，1973年開始第三次續寫。1978年9月，《東方》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分上中下冊出版。

　　從題材看，《東方》可視為《誰是最可愛的人》的續篇，屬于“革命歷史題材”，但又不是一部單純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作品。這部長達七十五萬字的小說結構宏大，視野廣闊：從縱的方面寫了朝鮮戰爭的全過程，從橫的方面圍繞朝鮮和祖國前后方兩條線展開了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前線主要落筆寫一個團，更集中寫一個連，后方主要寫冀中平原的一個村莊鳳凰堡的土地改革斗爭——小說中的主人公及一些干部戰士就是這里的人。魏巍試圖通過這兩條線索的描寫，來反映新中國的成立和抗美援朝戰爭給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帶來的歷史性巨變這一史詩性主題。他曾經自己解釋過《東方》這個書名的含義：“自從中國革命突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之后，今日之東方已非昔日的東方了，人民在這里站起來了，他們顯示了自己的力量，并還有未顯示出的潛在力量，這個力量無窮之大。……”如果進一步引申，還可以讓人聯想到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展望中國革命高潮即將到來時，那段充滿詩意和激情的預言：“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東方》出版后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并于1982年榮獲首屆茅盾文學獎。魏巍的聲望和文學地位也隨之達到巔峰，擔任了北京軍區文化部長、北京軍區政治部顧問以及《人民文學》編委等一系列重要職務，成為部隊文化行政工作和“文藝戰線”的領導者。《東方》之后，魏巍又創作出版了反映紅軍長征的小說《地球的紅飄帶》及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火鳳凰》，影響都不及《東方》。此時正值80年代中期，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和西方文化的涌入，中國的人文知識界也紛爭不斷，矛盾頻發。魏巍對錯綜復雜的現實感到憂慮，開始把精力和關注點從文學轉到社會思潮等領域。早在1980年，魏巍就同著名報告文學作家黃鋼一起創辦了《時代的報告》雜志，由于辦刊思路被當時改革派主導的主流輿論界視為“奉行了‘文革’時代的思維方式”，引起高層的重視，不久，《時代的報告》被勒令停刊。戰士出身的魏巍深感“陣地”多么重要，此后不久，經過多方奔走，魏巍終于和著名文藝理論家林默涵一起共同創辦了后來名噪一時的所謂“左派”雜志《中流》。

　　1988年至1990年代中后期，正是中國社會和文化思想界風云激蕩、各種思潮觀念發生激烈碰撞和蛻變的一個時期，“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爭議和交鋒，從知識界蔓延到政治高層乃至社會大眾。《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被當做“左派”兩大陣營，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真理的追求》偏重社會科學，《中流》偏重文藝;作為《中流》雜志的靈魂人物，魏巍自然是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起初，《中流》和《真理的追求》的影響只限于知識界和文化界及一小部分左翼群眾，其真正產生廣泛影響，是從刊發一系列批評和反對“資本家入黨”、捍衛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文章開始的。如《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6期《資本家能當勞動模范嗎?》，《關鍵在判定私營企業的所有制屬性——在私營企業主應否評選勞模問題上分歧的實質》。2000年第8期《共產黨員要在勞動與剝削之間劃清界限——談談為什么不能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2000年第11期《私營企業主不是社會主義勞動者》，《再論資本家不能當勞動模范》。2000年第12期馮寶興的《我們究竟要建成一個什么黨——評一些地方擅自吸收私企老板加入共產黨》，《不能吸收私營企業主加入共產黨》，《不能評選私營企業主當勞動模范》，《資本家不是勞動者》。2001年第1期刊登《工人階級的政黨豈能吸收資本家》。2001年第2期《決不能把私營企業主拉進中國共產黨》。2001年第4期《資本、勞動及其他——從資本家能否評勞模說開去》，以及魏巍在《中流》發表的《在新世紀的門檻上》等等。

　　這些文章所持立場與當時一批鼓吹新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理論的主流學者大相徑庭，不僅如此，一批以《真理的追求》《中流》為中心，以捍衛“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共產主義信仰為己任的老干部、老作家和學者，聯名給中央領導人寫信，公開表示反對其提出允許資本家入黨的“七一講話”。這就犯了大忌。不久，《真理的追求》和《中流》雙雙停刊。魏巍不僅再一次丟失了“陣地”，而且還被軟禁在醫院，一度失去了行動的自由。

　　曾寫出過被毛澤東批示“印發全國全軍”、影響幾代中國人的紅色經典《誰是最可愛的人》的 “部隊文藝戰線領導人”魏巍，被扣上“反對改革開放”和“極左”的帽子，成為了“政治異見人士”。這一身份的轉變，無疑是耐人尋味的。

　　在這之前，魏巍一直以“黨的文藝戰士”自居，無論在工作中，還是創作上，他都自覺地同黨中央保持一致，滿腔熱情地謳歌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長期革命生涯在他的腦子里形成了一種觀念：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帶領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的堅強領導核心。從某種意義上說，黨是真理的化身，服從黨就是服從真理，服從理想信念。但現在，這種根深蒂固的信念動搖了。他對黨在新時期的方針政策產生了抵觸、懷疑。他認為這些方針政策同黨的最高宗旨——實現共產主義——是背道而馳的。他按照黨章賦予的權利向黨的領導人提出意見和批評，卻受到了嚴厲的斥責乃至處分。作為一個參加革命幾十年的老黨員，他感到困惑、迷茫和痛苦。到底是自己錯了，還是中央錯了呢?這個疑問在魏巍腦子里盤桓不去。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對自己，對黨和國家，對歷史和現實，對“文革”和改革……由此,曾經在體制內“紅的發紫”，德高望重的著名作家魏巍從主流文壇淡出，完全停止了“純文學”意義上的創作，開始寫作大量的社會評論和時政隨筆、雜文，并經常參加或公開表態支持一些左翼團體和群眾的活動，逐漸以一個異議知識分子的面目出現在公眾視野。

　　在這個階段，魏巍最有代表性的雜文和評論有《認識真理要時間，認識毛主席更需要時間》《誰是最可恨的人》《在新世紀的門檻上》《對未來革命的幾點思考》等，涉獵的議題既有全社會普遍關注的腐敗問題，也有反映底層民眾疾苦的“黑磚窯事件”，當然，更多的還是對新中國改革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深入反思，以及中國向何處去的宏大命題，內容十分廣泛。

　　在談到蘇東劇變時，魏巍曾經感慨地說：“一個建立起社會主義數十年的國家，竟然會遭逢資本主義復辟的命運，這是出人意外的，甚至是一般人想也沒有想到的。能夠清醒地看到這種危險的，只有極少數人，他們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澤東。他遠在1956年就預見到了這種危險的萌芽，并起而抗爭，這就是為期十年的中蘇論戰，也就是那場著名的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今天回頭看來，這場斗爭的意義是何等重大何等深遠啊!也許只有列寧當年反對第二國際老修正主義者的斗爭才能與之相比。可惜這場斗爭未能取得當時蘇共隊伍內部更廣泛的響應，以致蘇共的修正主義勢力坐大，積重難返，形成了今天的悲劇。這不能不引為共運歷史上的沉痛教訓。”

　　魏巍還對中國主流知識界流行的所謂“補課論”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駁：“一個時期以來，一種流行甚廣的修正主義理論就是‘補課論’。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國家應當進行資本主義補課。其論據是，現在的社會主義國家，例如俄、中等國都是原來經濟、文化落后，資本主義尚未充分發展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都是不應當發生而發生的，都是不滿月的‘早產兒’和‘畸形兒’(這話從他們的老祖宗考茨基一直講到現在)。因此，重新補上這一課作為一個必要的階段是不可少的。這就是被人稱之為的‘早產論’和‘補課論’。‘補課論’在我國的廣泛流傳，決不是偶然的。它其實不過是‘愛資病’患者拒絕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借口罷了。這種‘理論’危害甚烈，流傳甚廣，是必須深入批判的。”

　　魏巍的觀點十分尖銳，擲地有聲，但他并不是一味地悲觀，而是表現出堅定而樂觀的革命意志：“已經嘗到社會主義甜頭并已成為國家主人的工人農民，隨著他們主人翁政治地位的喪失和生活的惡化，以及面臨的生存的威脅，是不會長期沉默的。那些深受馬列主義教育的有覺悟的共產主義者，也必然會重新凝聚自己的力量，再度堅強地團結起來，領導人民群眾，向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進行堅決的斗爭。應當指出，在這場斗爭中，毛澤東的反修防修、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革命理論，將是最有力最有效的武器。這些武器將把有覺悟的無產階級武裝起來，進行義無反顧的斗爭。盡管這種斗爭將會再遭到鎮壓，但有經驗的革命人民，有可能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地方再度首先取得革命的勝利。這是可以期望的。新世紀將仍然是一個艱難斗爭的世紀，也將是一個重新掀起世界革命高潮的世紀。讓我們勇敢地迎接這個有希望的世紀吧!(魏巍：《在新世紀的門檻上》)

　　這篇文章寫于1999年7月，距今已經整整二十年。只要想到今日中國和世界業已陷入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狂歡，我們就不能不敬佩魏巍的敏銳眼光和深刻洞察力。

　　當然，魏巍這些與主流意識形態格格不入，充滿批判鋒芒的文章，是難以見容于主流媒體的。事實上，自從《真理的追求》《中流》停刊后，中國就不再有一家“左派”雜志，所謂主流知識精英其實就是“右派”;偌大中國，所有報刊都掌握在右派們手里。魏巍早已與主流文壇彼此疏離、分道揚鑣，那些從前的文學同行和友人視其為異類，同他及時劃清了界限，昔日門庭若市的“府上”，已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了。理論家們談論新時期文學成就時，也有意無意地將魏巍的《東方》“忽略”掉，即便提起，也認為這部作品受“極左思潮”影響，將其“打入另冊”，劃到了《金光大道》《李自成》之列。與此同時，右翼精英們通過其掌控的媒體不斷地抹黑和詆毀他，每次提到“魏巍“，都冠以“極左”“老左”等稱謂。更為嚴重的是，教育部統編中學語文教材竟然把《誰是最可愛的人》拿掉了，一同被逐出語文課本的還有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等作品。此時的魏巍已經徹底邊緣化，文章也無法在主流媒體上發表出來。作為一個以筆為武器的戰士，他感到了深深的痛苦。但這種痛苦不是像某位評論家所說的“落寞”，而是一種失去武器和陣地的戰士的憤怒。

　　偶爾在網上看到一篇題為《落魄的魏巍在地方小報發檄文》的文章，提到

　　魏巍怎樣“屈降尊駕”，把自己的文章發表在一個邊遠地區小報上的過程——

　　2001年9月的一個周末，我去《濮陽日報》辦事。進門剛一會，周末刊的編輯拿來了新出的報紙，當我看到頂格通欄的大標題《要為真理而斗爭》，不禁“哎呀”了一聲。

　　“要為真理而斗爭”，國際歌中的一句歌詞，據說這是魏巍晚年常說的一句話。以此話為題的那篇文章，網上搜不到，或許，印在新聞紙上的這篇大作，只有在濮陽日報的檔案室里才能看到。

　　當時我跟編輯們講了他們不了解的“文章背景”：魏巍此人，在黨內被視為極左派的代表人物，80年代以來，他的宗旨一直是抓階級斗爭，文革思維辦刊，并且賦予刊物以“反間諜、犯顛覆”的職能，這樣連年下來積怨不少，可以說招來了廣泛公憤。就在上個月，中共高層終于對魏巍忍不下去了，因為魏巍、林默涵等一伙老人，直接上書“對抗中央”了。對中央上書的主要內容，公開發布在了2001年7月出版的《中流》雜志上。《中流》雜志8月份就被叫停。主編魏巍失去了他戰斗的陣地，國內各大報刊都不發表魏巍的文章，關于他的消息也不被提起。也就是說，魏巍，現在已經是個被封殺、被限制的“危險人物”了，還是個“欽點”的……

　　魏巍這篇稿子為什么給了濮陽日報社，這得說清楚。這事其實純屬偶然，魏巍并非和濮陽報社保持有特殊渠道，也沒什么特殊感情。魏巍之所以借濮陽媒體達成了“突破封鎖”的心愿，是因為有一位不明就里的濮陽老鄉，在敏感時期突然拜訪了魏巍，而監視魏巍的一方，沒把這位到訪的小人物放在心上。

　　那年魏巍再次遇挫，事由相當嚴肅。中央震怒，眾人避嫌，落魄的魏巍老人，門前冷落車馬稀。正禁閉在家大憋氣呢，突然來了一位熱情贊美他的粉絲，處在悲情狀態中的老人不免生出一份感慨。面對這位要求賜稿的青年，魏巍遂即拿出了那篇由悲情催生的“檄文”。

　　凡是作者、言論家，都能切身體驗到有話說不出、寫了沒地發的痛苦，這種痛苦，對魏巍這種曾經紅到發紫的作家來說，更是難以忍受——正好，太好了，即便是在地方小報發出此文，也比不見天日好的多。至少，他能通過此舉告訴他的戰友：我沒倒下，我沒閉嘴，我仍在戰斗!

　　別忘了那是在2001年。那時的網絡影響力，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那時的網絡世界，基本是網游人、網購者與“右傾知識分子”的天下，會上網的“毛左”還寥寥無幾。玩了一輩子紙媒的魏巍，看重的仍然是紙媒。

　　自上世紀80年代初到2008年魏巍去世，此人幾度遭封殺、被下架，連年累月地“處境險惡”。他的經歷，具有典型意義——一個縮影，反映出文革后黨內“鷹派毛左”的真實處境。

　　從文中幸災樂禍的敘述口吻，可以看出這位署名“黎明”的作者屬于那類“被賣了還幫人數錢”的公知粉或小右粉。但這篇網文還是給我們透露了晚年巍巍的真實境遇。由此可見，無論處境多么困難，魏巍都沒有表現出絲毫的消沉和沮喪，更沒有放下手中的筆,而是尋找一切機會將自己的聲音傳達出去，即便是一家“地區級小報”。這倒符合他戰爭年代擔任騎兵團政委時形成的作風，打不了運動戰，就打游擊戰，積小勝為大勝——這種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被他運用到21世紀中國的“意識形態戰場”了。

　　魏巍逝世于2008年。8月9日，已經住進醫院一年的魏巍從昏迷中醒來，對守候在床邊的小孫子說：“抱著我的頭搖一搖。”他想讓自己清醒一下。孫子抱著他的頭輕輕地搖。魏巍交代給孫子一句話：“我交代你的只有一句話：繼續革命，永不投降!記住沒有?”孫子說記住了，魏巍讓孫子連續說了3遍“繼續革命，永不投降!”孫子說到第二遍時已淚流滿面。

　　郭松民在《陣亡者魏巍》一文中，記敘了這位革命者最后時刻的情景——

　　我走進病房的時候，魏巍老人已經處于彌留狀態了：他的鼻孔里插著氧氣管，瘦骨嶙峋的手臂上插著針頭，整個身體深深地陷在病床上。老人的女兒魏平附在他的耳邊，輕輕地呼喚道：“爸爸，您看誰來了?”老人無力地睜開眼睛，茫然地看了我一眼，又沉沉睡去。

　　不知怎的，老人閉目躺在病床上地神態，讓我想起了電影《上甘嶺》中重傷陣亡的那位七連指導員，他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話，就是質問撤入坑道的八連連長：我交給你的陣地呢?!

　　和七連指導員一樣，魏巍也陣亡了——是的，他的確是陣亡了!不是“溘然長逝”，更不是“駕鶴西去”，魏老走得沒有這樣輕飄，這樣灑脫，在人世間，他還有太多的牽掛，他為了捍衛那些他認為比自己生命還要寶貴的信仰和價值，戰斗到了最后一息。在骨子里，魏老從來都是一個軍人，他和那些酸腐的，渾身上下散發著狐臭的精英文人并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記得是新世紀初的一個早春時節，我有幸陪魏老去北京郊區看望他的老朋友寒春老人。途中休息的時候，我提了一個很普通的時事問題，魏老因為已經有些耳背，便讓我再重復一遍，這時魏平便急忙用眼色示意我不要再說下去，看了旁邊警覺的“隨行人員”，我心里明白七八分，魏老當時的處境之險惡，由此可見一斑。

　　魏老是陣亡的，因為如果不是在垂暮之年，他不得不奮不顧身地投入到一場烈度不下于“松鼓峰戰斗”的斗爭中去，他現在還應該很健康地活在人間。以魏老的聲望和資歷，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過一個享盡清福的晚年，但他卻選擇了戰斗。不過我想，魏老應該是無悔的，因為對于一個戰士來說，可能再也沒有什么能夠比陣亡在陣地上更能讓他感到光榮，更能讓他含笑于九泉了。

　　魏老走了，但后人還要繼續堅守陣地。因為魏老，以及那些無數已經犧牲的前輩和先烈們，還會在冥冥之中注視著我們，并時時向我們發問：“我交給你們的陣地呢?!”

　　魏巍生前發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對未來革命的幾點思考》，許多人將此文視為魏巍的政治遺囑。在文中，魏巍再次表達了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切憂慮，但即使在最后時刻，他也沒有喪失對共產主義的信念。此時，人們似乎已忘記了他是一個著名作家，更多人把他當作一名革命者，一個戰斗到最后一息的革命者。

　　光陰荏苒，魏巍逝世已經十一年了，世界又發生了許許多多發人深省的變化。與十一年前相比，中國更深地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許多中國人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也是如此。主流社會似乎已經完全喪失了抵御資本主義的信心和能力。但禮失求諸野，魏巍那些立場堅定、愛憎分明、堪稱“投槍匕首”的政論文章，仍然在網上悄悄流傳。人民始終惦記著這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和忠誠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他臨終前那句“革命到底，永不投降”的遺言時常在人們耳邊回響，激勵和鞭策著后來者沿著他的足跡繼續前行。

　　作為一個作家，魏巍也沒有被讀者遺忘。2018年，在進步文化網舉辦的“改革開放四十年四十部重要長篇小說”評選活動中，魏巍的《東方》赫然在列。

　　在世界集體右轉，不僅“智識階級”和那些被右翼精英洗腦的小知和屌絲們早已拜倒在資本權貴的豪華大氅下，就連許多曾經的革命“同路人”，也爭先恐后地背叛自己當初的信仰，由左向右一路狂奔，以詛咒和詆毀中國革命為榮的時代，魏巍始終懷揣著不滅的信仰，只身挺進，逆向而行，以老邁之軀，扛住了“黑暗的閘門”。從這個意義上說，魏巍被左翼知識團體和中下層普通民眾奉為“當代魯迅”，是名副其實的。只是這個“魯迅”，不是早已被右派精英們洗白的作為“自由知識分子”的魯迅，而是毛澤東所說的“革命家”魯迅。

　　實際上，魏巍不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者，如果用現在流行的話說，他還是一個“不忘初心”的楷模。

　　他是值得我們永遠紀念的。

　　2019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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