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講一個“背叛了階級的人”。
他是大地主家的公子,原本出身優越,名校畢業,還富甲一方,本來可以一輩子做一個養尊處優、錦衣玉食的大少爺,但是他不愿意,他面對20世紀初山河破碎、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中國,不愿意做一個坐而食利的地主土豪,不愿意做一個高高在上衣食無憂的公子哥,他不愿意看著廣大農民受苦受難,他要革命。
真正的革命,就是先“革自己家的命”,他認為地主階級不事生產、剝削農民的生活是不道德的,是需要被消滅的。
1922年11月,一位日本留學歸來的26歲的“少爺”,邀請戲班子在廣東海豐縣龍舌埔演大戲,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農民來看戲。
演出結束后,這位大少爺拿著一大捆田契登上戲臺,一張張宣讀田契所寫的內容、地點、畝數和佃戶姓名,然后當眾燒毀。這把火,燒掉了至少70石租的田產,相當于如今400多萬元的資產。一瞬間,他從富家子弟變成了“無產者”。
他散盡家財、燒毀田契、分掉地產,甚至讓自己的家人同樣如此......在他的鼓動下,他的許多家人都成了“無產階級”,都成了革命者,最后,他在33歲的時候就為革命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他有六位親人被反動派殘酷殺害,滿門英烈。
海陸豐至今仍傳頌著他的故事:他為了表達自己對農民的赤誠之心,他把自己家里的田契送給佃戶們耕種,佃戶們不敢要,他便當眾將田契燒掉,和妻子一起與農民一樣過上簡樸的生活;在海陸豐殘酷的武裝斗爭中,他身先士卒,帶頭打沖鋒,他的妻子許玉馨也丟下吃奶的孩子上戰場,在戰斗中英勇犧牲。
這位被當時人認為“瘋了”的“敗家子”、“大少爺”,叫做彭湃。是當時著名的農民運動領袖、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創始人,曾被毛澤東同志稱為“農民運動大王”。
在廣東海豐,有一座“紅宮”和“紅場”,這是當年中國第一個紅色政權建立的地方,也是彭湃烈士戰斗過的地方。
“紅宮”還收藏著當年海豐縣蘇維埃政權的一面黨旗,圖案為鐮刀斧頭。
當年,海豐的農民們稱彭湃為“彭菩薩”,而地主階級卻對彭湃恨之入骨,稱他為“萬惡共產黨魔王”。
彭湃出生于海豐縣一個大地主家庭,他的爺爺分家的時候獲得了600石租家產,并通過經商逐步擁有400多間商鋪,此后又買下了大量田地,成為當地數一數二的大地主。他家土地極多,田連阡陌,海豐縣坊間用“鴉飛不過的田產”來形容彭家的豪富。
彭湃曾自述:“我的家庭在海豐縣可以算做個大地主,每年收入約千余石租,共計被統轄的農民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個農民做奴隸。”
彭湃有兄弟七人,他排行老四,自小深受爺爺的寵愛。他的爺爺曾說,“此兒吾家千里駒也,須善教養,但我家以后的興旺,完全和天泉(彭湃的乳名)一人大有關系”。
彭湃自幼同情窮苦人,同情農民,與他的生母很有關系,彭湃的母親叫做周鳳,出身貧寒,年幼時就被母親賣給地主當婢女,17歲時被彭湃的父親納為妾室。彭湃受母親影響,自幼就對被壓迫的農民佃戶非常同情,幼年彭湃彭湃跟長工去村民家收租,見村民沒有吃的,甚至連穿的衣服都沒,當場說“不收租了”。
彭湃上小學時,同盟會成員林晉亭在學校任教,常常給學生講述文天祥、林則徐等人的愛國故事,這給彭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彭湃自從以文天祥等先賢為榜樣,立志報國。1916年,彭湃上中學時,海豐縣大地主陳月波等人為吹捧海豐駐軍統領林干材,準備為林干材豎立石像,并與文天祥石像并列供祀。彭湃非常憤怒,他聯合進步學生張貼墻報歷數林干材的罪行,反對為其立像,并趁天黑敲掉了石像的鼻子。
1917年6月,彭湃東渡日本,考入東京成城學校預科補習。翌年,彭湃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他曾對友人說,“我選定此類專業,為的是將來研究我國政治經濟,秉志改革”。
在日本,彭湃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學說,他研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俄國十月革命的有關文章,還曾深入日本農村調研實踐。1921年5月,彭湃從早稻田大學畢業。回國前夕,他同在日本的中國共產主義小組負責人施復亮交流時表示,“中國是農民占多數,中國的革命要依靠農民”。這在當時,是非常有遠見的。
彭湃回到海豐后,在同鄉軍閥陳炯明的支持下,出任海豐縣勸學所所長(勸學所后改稱教育局,彭湃任教育局局長)。上任之后,彭湃就以教育為陣地,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并聘請思想進步、熱心教育的人士為校長、教員等。他甚至在自己的住所,掛上了一幅巨大的馬克思頭像。
這位“教育局長”組織縣城學生高舉寫有“赤化”的紅旗,舉行“五一”勞動節游行。海豐的官紳大感驚駭,結果半年不到,他就被反動勢力免職了。
5月14日,彭湃創辦《赤心周刊》,向學生宣傳社會主義,并在該刊第六期發表《告農民的話》一文,決心到農村去發動農民起來革命。
他開始到農村去,把全部精力放在了農民運動方面。
彭湃家附近有一處老廟,名叫龍山天后宮,從1922年6月開始,彭湃在老廟前的大榕樹下,用從日本帶回的留聲機放音樂吸引農民,當農民聚攏過來后,他便宣傳社會主義革命思想。
一開始的時候,彭湃下農村也穿著學生裝,戴著白通帽,講“斯文話”,農民還以為是來收租逼債的,要么躲避,要么不予理睬。于是彭湃摘掉白通帽,戴上尖頂笠,光著腳板下地,與農民談家常、交朋友。
徐向前曾回憶道:“他(彭湃)只有20多歲,身材不高,臉長而白,完全像一個百分之百的文弱書生。他身穿普通的農民衣服,腳著一雙草鞋......在農民家里吃飯,飯碗上沾著雞屎,他毫不在乎,端起碗來就吃”。
彭湃曾用海豐方言編了《田仔罵田公》的童謠,來啟蒙廣大農民,“咚咚咚!田仔罵田公,田公在厝吃白米,田仔耕田耕到死。田是公家個伊無份,你無份,有好做,有好食,你有做,反無食,唔是命唔好,是你無去想清楚……”
彭湃想要建立的,是一個天下大同、人人平等、不勞動者不得食的世界,所以,他決定先對自己革命,先把自己由有產者變成無產者,他把田契親自送給佃戶。佃戶不敢要,彭湃就將田契全部當眾燒毀,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
彭湃燒田契在視土地為命根的農民眼里是驚天動地的事情,他的革命行動,迅速傳遍海陸豐大地,農民一致承認彭湃是“真革命”。日后,彭湃走到哪里,都有大批農民眾星捧月般地簇擁過來,稱他是“彭菩薩”,擁護他起來當農會的首領。
彭湃的舉動雖然得到母親周鳳和三哥、五弟的支持,但卻遭到彭家其他人的堅決反對。因為彭家當初出錢出力送彭湃去日本讀書,本是希望他能做官來保護彭家,如今彭湃卻拿著彭家的錢去開展農民運動,因此彭家絕大多數人都堅決反對他。
1922年7月,彭湃發動五位青年農民和他一起,成立了僅有六個人的農會。農會成立后,他們在貧苦農民中進行宣傳發動工作。不但幫助會員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困難,反對封建惡習,而且帶領農民打擊土豪惡霸的剝削,取消苛捐雜稅,因此逐漸獲得了農民的信任。在短短的三個多月時間里,農會會員就發展到500多人。10月25日,在彭湃同志領導下,赤山約農民協會成立。農協發表了宣言,制定了章程。至1923年1月1日汕尾市海豐縣總農會成立的時候,會員已經有10萬人之多,一時間,星火燎原。
在農會成立大會上,彭湃問:“農友們!天下怎么才會太平呢?”臺下眾口一詞地大呼:“我們的彭湃當皇帝,天下就太平了!”面對舊式農民這種期盼救世主的自然心態,彭湃說:“彭湃不能當皇帝,天下從此不能有皇帝,我們農友真正當家做主,天下才能太平!”
海豐總農會團結全縣農民實行減租,向封建剝削制度進行了猛烈的斗爭。為保護農民的利益,農會規定將農產品集市的權力歸農會掌管;反對地主肆意加租、易佃剝削農民;創辦農校,農民子弟免費入學;動員農民造林,山林收益按勞分配;成立仲裁部,為農民主持公道。這些措施深得農民擁護。當地的土豪劣紳十分懼怕農會,一時間,欺壓農民的事幾乎看不到了。海豐農民運動的聲威,很快遠播到東江地區和全省農村。隨后,一場聲勢浩大的農運風暴席卷了廣東。
大家很多人都讀過《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但大部分人應當沒有讀過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報告》,這是同樣重要的一份農民調查報告,相互印證著讀,你就會發現,偉大的革命先驅在靈魂上是相通的。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中》有一句“廣東的海豐已經有了證明,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證明。”,海非的經驗,說的就是彭湃的農民運動經驗。我們都知道,毛澤東同志是農民講習所第六屆負責人,但農民講習所第一屆到第五屆的負責人,都是彭湃。
《海豐農民運動報告》記述了彭湃1922年至1924年在海豐從事農民運動的全過程,總結了海豐農民運動的經驗,是我黨最早的一部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闡述農民運動的理論和方法的重要著作。1926年9月,毛澤東同志將《海豐農民運動報告》編入《農民運動叢刊》,并在為叢刊寫的序言中,對這本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稱彭湃為“農民運動大王”。贊揚了海陸豐農民運動,提出要把海陸豐農民運動的經驗向全國推廣。
早期馬列主義傳入中國,往往都比較重視工人運動,而忽視被壓迫被剝削更嚴重的廣大農民。某些人甚至瞧不起農民,比如張國燾曾在在《知識階級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責任》一文中說:“中國的農夫——因為都是小地主式的農民——沒有政治上的興趣,他們只要求一個真命天子,還要求太平和豐年,除此以外,簡直什么都不管。”
彭湃是最早認識到中國農民階級重要性的共產主義先驅之一,他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就認識到,“在中國沒有農民的支持,是無法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
在1922年11月18日給李春濤的信中,彭湃就指出:農民“實在不乏聰明的人。他們對于農會的組織,都具有很強烈的情感。他們現已漸有了階級的覺悟。他們現已漸能鞏固自己階級的營壘”。并說農民雖然少有團體的訓練,不比工廠的工人,“但他們有忠義氣,能老老實實的盡忠于自己的階級”;“物價日貴,農民生活日益困艱,他們時時都有暴動的心理,反的心理” 。
1923年2月20日彭湃在《海豐總農會宣言》中寫道:“我們農民,是世界生產的主要階級。人類生命的存在,完全是靠著我們辛苦造出來的米粒。我們的偉大和神圣,誰敢否認!”
他還在《關于農民運動之報告提案》寫道:“農民就是全國最大多數的國民,中國國民革命若不得占全國人口80%的農民參加,則革命斷不能成功。”
彭湃認為、農民的革命性,源于他們所受的深重的封建剝削和壓迫。他在1924年5月11日關于海豐農民運動致陳獨秀的信中,以海豐第三區林姓地主為例,說“他們對于佃戶異常苛酷,屢屢升租,不遂則收回田地,批與別人。十年前每石種田(……)納租額不過五六石,至多亦不過七石。現在每石租田競升至二十石租之高”,致使農民“收支相抵每年虧本二三十元之多。他們現在覺得是太虧本了,他們曉得團結了”。
1925年10月18日他在省港罷工工人代表第36次大會上的報告中,對農民初步進行了劃分,“80%的農民可以分為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雇農,其中佃農約占50%,半自耕農約占30%,自耕農、雇農約占20%......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受壓迫的情景,說農民在政治上艱苦萬分,深受土豪劣紳、民團鄉團、警察、縣長、軍閥等等的壓迫,毫無權利與地位可言;在經濟上深受地租剝削,要將一半以至2/3的谷交于地主,自己年年都虧本,只好靠作工、賣東西甚至鬻妻賣子來還債;在文化上則沒有書讀”。由此他得出結論說:“農民占人口80%,在此層層壓迫之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革命的,—條便是死,如果不革命便只有死了。”
在《海豐農民運動》中,彭湃詳細描繪了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受壓迫的情況。他說在辛亥以前,農民終日在地主的斗蓋、紳士的扇頭和官府的鎖鏈中呻吟過活,辛亥后在陳炯明統治下不但不能擺脫這些壓迫,并且增加了新興地主的護弁及手槍之恫嚇,他們對農民毫不客氣地毆打、逮捕或監禁,甚至直接迫勒抵租和強派軍餉。“在經濟上,由于帝國主義的入侵及軍費負擔、苛捐雜稅之沉重,使自耕農入不敷出,零落變成佃戶,逐漸無產階級化;佃農更要受50%至75%地租的剝削,更加虧空得厲害,日陷于悲哀和不幸,妻兒賣盡之后自己或賣身過洋為豬仔,或跑到都市為苦力,或上山為匪為兵,總是向著“死”的一條路去。在文化上,由于無錢讀書,80%的農民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不革命是無路可走的。”
1926年5月,由他領導和主持的廣東省二次農民代表大會通過的《農民運動在國民革命中之地位決議案》也指出:“半殖民地中國國民革命便是一個農民革命,換句話講,半殖民地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便是一個偉大的農民解放運動。在經濟的觀點上和群眾的觀點上,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中的一個中心問題,國民革命能否進展和成功,必以農民運動能否進展和成功為轉移。占人口最大多數和占經濟地位最重要的農民如果不起來,中國的國民革命絕對不能有真正成功的希望。所以農民運動在中國革命運動中,是占一個最主要的地位,農民運動問題是國民革命運動中的根本問題。”
他還是最早提出“工農聯合”、“武裝斗爭”的革命者之一。
他曾說:“工人革命單獨可以成功嗎?農民運動單獨又可以成功嗎?這是決不可能的。因為軍閥和資本家時常利用不肖農民來搗亂農會,就是商團未被政府解散前,也利用未覺悟的農民,來破壞農會的組織,所以農民運動的成功,非聯合工人不可。工人農民的地位已是沒有分別,所做的工作,又是相同,故又非聯合不可。”“海豐農民運動,最重要的口號,就是工農聯合萬歲!”
“無產階級要推翻帝國主義軍閥和資產階級的掠奪與壓迫,解除全中國大多數人的痛苦,只有實行土地革命,一切土地集中少數人手上,供他們的享樂,這是最不平的事……我們從今日起永遠不用交租了,我們所負的重債也一律不用還了,我們從此不用做地主的牛馬。我們目前的任務:第一,須把土豪劣紳大地主貪官污吏軍閥寸草不留的殺個凈盡;第二,工農階級武裝起來,擴大有訓練的軍隊,才能保障土地革命的勝利;第三,一切土地分配給農民和革命軍士的家庭去耕種;第四,毀滅一切土地的契約和債券;第五,一切政權統歸農工兵代表會。”
這些思想和論述,都被后來的歷史證明了其遠見卓識。
1924年4月,彭湃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時赴廣州領導農民運動,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是第一屆、第五屆農講所主任和農講所骨干教員。他極力主張武裝農民,在后來的大革命中,他兼任了廣東農民自衛軍總指揮,領導農民及其武裝參加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
1927年3月,中華全國農民協會成立,彭湃和毛澤東、方志敏等13人被選為執行委員,擔負起領導全國農民運動的重任。8月1日,彭湃參加南昌起義,任前敵委員會委員。在“八七”會議上,他被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后隨南昌起義軍南下廣東。
1927年10月,在中共東江特委的領導下,由南昌起義部隊紅二師支持配合,海陸豐農民武裝舉行第三次起義,奪取了政權。11月8日,彭湃受派從香港回到海陸豐,籌建蘇維埃政權。11月13日和18日,陸豐和海豐先后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宣告中國第一個紅色政權——海陸豐蘇維埃政府建立。這里原來是一個孔廟,大會召開的時候,會場外墻刷以紅色,場內用紅布蓋壁裹柱,從此孔廟改稱“紅宮”。
彭湃在海豐縣工農兵代表大會開幕式上的演說中,闡述了土地革命的意義:
“要明白土地是天然的,因被地主資本家霸占,所以我們連一點田也沒有;他要永久地保護這土地,就組織一個政府——反動政府;他還怕政府不能盡量保護他,他又組織一種軍隊——軍閥;而且他要保護自己的土地,還恐沒有證據,又造出一種契約,于是就把土地各人瓜分起來,并劃定界限、田塋。”
“工農群眾要能夠解放,除非把這私有制度打破是不行的,所以領導大家起來打倒反革命政府!打倒反動軍隊!殺盡土豪劣紳大地主!把一切契約燒掉!把田坣可以鏟去者鏟去!這樣農民才得著真正的利益。”
“我們要解除痛苦,惟有團結起來,奪回一切政權,實行土地革命!”
在這段演講中,他把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法權、和土地革命的必要性,講得再透徹不過了。
海陸豐蘇維埃政權建立后,彭湃主持制定了《沒收土地案》,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中最早的一個土地法規,蘇維埃政權由此率先在海陸豐開展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土地革命。隨后蘇維埃政府公布《征兵條例》,頒發《婦女問題案》保護婦孺權益,并建立了“海陸豐勞動銀行”,這個銀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根據地建設最早的銀行,它發行的貨幣是紅色政權通過自己的銀行發行的第一種貨幣。
海陸豐根據地成為共產黨領導下較早創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為以后紅色政權的建設在理論和實踐上積累了經驗,開辟了中國革命以農村為基地走向勝利的道路。1927年12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發表題為《中國第一個蘇維埃》的長篇文章,對海陸豐蘇維埃政權給予高度評價。
彭湃領導農民運動期間,海陸豐的共產黨組織迅速發展,黨員人數最多的1928年,海豐有1800人,陸豐有6000人。周恩來在中共六大的組織報告中提到,當時全國有黨員16萬余人,可見海陸豐黨員數在全國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1927年12月,廣州起義失敗后,部分起義部隊撤退到海陸豐,彭湃在歡迎起義軍大會上講到廣州起義失敗時說:“這算什么,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畏困難,失敗了再干,跌倒了爬起來,革命總有一天會成功的。”
在敵人的瘋狂反撲下,陸豐縣城和海豐縣城相繼于1928年2月29日和3月1日被敵占領,海陸豐蘇維埃政府屹立了近四個月后,撤往山區。
1928年上半年,彭湃領導的農民武裝加上徐向前帶領的廣州起義部隊紅四師部分兵力,在海陸豐、普寧、惠來、潮州一帶開展游擊武裝斗爭,捍衛蘇維埃政權,武裝斗爭一直堅持到1933年。
據不完全統計,從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期間,海陸豐參軍達2萬多人,支援前線人數近30萬,先后犧牲3萬多人,其中有姓名查考的烈士多達4349人,未留下姓名的烈士難以計數;被焚毀的紅色村莊80個,受迫害群眾5萬多人。
1928年11月,彭湃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奉命赴上海,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共江蘇省委軍委書記。
1929年8月24日,彭湃因叛徒白鑫出賣而被捕。30日在上海龍華與楊殷、顏昌頤、邢士貞4人同時英勇就義,時年僅33歲。
在獄中,彭湃抓住一切機會教育獄卒,鼓勵難友,揭露國民黨反動派鎮壓工農的罪行,宣傳共產黨的革命主張。在生命的最后關頭,他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想的是黨的事業,是一起被捕的其他同志的安全。他與楊殷聯名給黨中央寫信,表達了準備犧牲的決心。信中說:“我們未死的那一秒鐘以前,我們努力在這里做黨的工作,向士兵宣傳,向獄內群眾宣傳。同志們不要為我們哀痛,望你們大家努力。”
他還給愛人寫下訣別:“從此永別,望妹努力前進。兄謝你的愛!萬望保重!余言不盡!”
8月30日,彭湃與楊殷、顏昌頤和邢士貞神態自若地唱著《國際歌》,高呼“中國紅軍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從容地走向刑場,英勇就義。
1929年8月31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對彭湃一生作了高度評價:“他這樣的革命斗爭歷史早已深入全國廣大工農勞苦群眾心中,而成為廣大群眾最愛護的領袖。誰不知廣東省彭湃,誰不知彭湃是中國農民運動的領袖!”
彭湃等犧牲后,周恩來代表黨中央起草了《以群眾的革命斗爭回答反革命的屠殺》的“告人民書”,同時下令:“一定要把叛徒白鑫干掉!”1929年11月11日晚上11時許,正當白鑫準備離開上海到南京躲避時,中共特科人員在霞飛路將其擊斃。
彭家人在彭湃的影響和感召下,也紛紛投身革命,多人因革命犧牲。除了彭湃,他的兩任妻子蔡素屏和許玉磐、三哥彭漢垣、七弟彭述、侄子彭陸均為革命獻身。
彭湃的第一任妻子蔡素屏是富商女兒,在彭湃的影響下,她改變了高髻的發型,扔掉纏足的崩布和小鞋,提書包上學。為解決農會經費困難,她變賣了隨嫁的金銀首飾,散盡家財支持革命。
為了方便彭湃開展農民運動,蔡素屏于是遷出高門大院的住宅,到原堆放雜物的小屋居住。在那里,赤山和縣內外的農友常來和彭湃商量研究工作,蔡素屏都會熱情地接待他們,還招待他們吃飯。農友們都稱贊說:“四嫂真是我們農會的親人。”
蔡素屏支持彭湃和農友們鬧革命的同時,自己也逐漸參加革命活動,她主動地跟著彭湃深入到農村開展宣傳工作。有一次,彭湃在海城墟場,站在凳子上向農民作宣傳,蔡素屏勇敢地站在旁邊作陪。當時海城的地主、劣紳們罵她:“辱衰祖宗,不識廉恥。”蔡素屏則認為婦女要沖破封建牢籠,自己這樣做并沒有錯。
1926年2月,蔡素屏加入中國共產黨,后當選海豐縣婦女解放協會主任,1928年9月,因叛徒告密,蔡素屏被反動民團圍捕,并被殘忍殺害。在被捕之前,她剛剛生下兒子彭洪,“就叫赤紅吧,讓他記住海陸豐赤色革命”……
彭湃的第二任妻子許玉馨,原本就是個向往革命的熱血女青年,她曾與彭湃并肩作戰,原本就是同志和戰友。
彭湃犧牲后,許玉馨繼續堅持革命斗爭,她說:“我彭湃同志雖然死了,但他光榮的歷史,偉大的戰績,英勇的精神不能磨滅,我要繼承彭湃的精神,遵從他的遺囑,踏著他的血跡堅決地到群眾中去,磨利我的刺刀,殺死不共戴天的仇敵。”
1930年夏,許玉磬將一對親生兒女寄養在戰友家中,輕裝上陣,回到了大南山,擔任東江婦女解放運動委員會主席。1931年春,許玉磬當選為中共東江特委委員,負責東江特委婦運工作,繼續在大南山革命根據地開展戰斗。
1931年下半年,國民黨反動派加緊對各革命根據地的圍剿,許玉馨廣泛的發動群眾,帶領他們在險惡的環境中忘我的工作,力挫國民黨圍剿部隊,她的槍法打得準,打仗也十分勇敢,而且極擅長指揮作戰,在指揮對敵斗爭中取得很大戰績,常使敵人聞風喪膽。但由于敵眾我寡,以及叛徒的出賣,許玉馨不幸被捕,同年被殺害,年僅24歲。
彭湃的二兒子彭士祿,3歲時失去母親,4歲時失去父親,“姓過百家姓,穿過百家衣,吃過百家飯”,他在海陸豐人民的保護下,換過二十多位“爸爸”、“媽媽”,彭士祿15歲時,幾經艱難被周恩來接往延安。
彭士祿后來留學蘇聯,學成歸國后成為了科學家,核動力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是我國第一艘核潛艇的總設計師,被譽為中國核潛艇之父,他成了新中國的鑄劍人之一。
彭士祿曾在自述中說:“父母親把家產無私分配給了農民,直至不惜生命,給了我要為人民、為祖國奉獻一切的熱血。”
“我終于沒辜負那些冒死保護我而從不索求的百姓,沒辜負培養教育我的黨,沒辜負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對我的期望,沒辜負父親的英名。”
2021年3月22日,中國核潛艇第一任總設計師、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核動力專家、無產階級革命家彭湃之子——彭士祿同志逝世,享年9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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