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指崚嶒塔影斜，

　　踏青一路到龍華。

　　碧桃滿樹剛三日，

　　不為燒香為看花。”

　　一首清末的《滬南竹枝詞》，把我們帶到了春天的龍華。龍華的桃花，自清末以來，就名氣很大。1924年4月12日，亞洲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印度詩人泰戈爾，來到中國，第一站就選在了上海，而抵達上海當天下午，就去龍華看了桃花。

　　每年春天，龍華遍地桃花，古寺古塔掩映其間，上海社會各界，士農工商，男女老幼，都會來此賞花，頗有唐人曲江踏青的調調兒。

　　然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風云突變，設在龍華寺北側的淞滬警備司令部，成了屠殺革命志士的修羅場。被殺害者的數量，一直存在爭議，有說八百的，也有說上千的。他們中大多數是青年人，就像你我一樣青春洋溢，如同這個春天里，盛開在龍華的桃花，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魯迅先生曾經給過我們一種很直觀的歷史現場感，他說：

　　“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龍華，也有屠場，我有好幾個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所以我是不去的。”

　　這其中，既包括“龍華二十四烈士”中，魯迅先生在《為了忘卻的紀念》里，提到的殷夫、柔石、馮鏗、李偉森和胡也頻，五位烈士，也包括陳延年、陳喬年兩兄弟。

　　最近有部電視劇《覺醒年代》里，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下，里面提到過魯迅和陳家的淵源。魯迅和陳獨秀合編過《新青年》，中國第一部白話小說，魯迅的《狂人日記》就發表在《新青年》上。

　　今天酷愛網文的朋友，都知道有個名詞叫“催更”，當年魯迅先生也被陳獨秀頻繁催更，以至于魯迅先生說：

　　“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至于陳延年、陳喬年兄弟，魯迅先生也很熟悉。大革命期間在廣州，魯迅先生在中山大學任教，陳延年任廣東區委書記，兩人曾秘密會見，商談黨的工作，而且從陳獨秀那邊論起來，魯迅先生也曾說過，陳延年是他的“老仁侄”，而陳延年則說魯迅先生是他的“父執”，也就是父親的朋友。

　　可惜陳延年烈士的犧牲，也是因為兩位父執，一個是胡適，另一個是吳稚暉。陳延年被捕后，一度沒有暴露身份，順利過關，都要交錢贖人了，對方開價八百銀元。

　　當時陳延年同志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這也是我黨的第一任江蘇省委書記，此前他相繼擔任廣東區委和江浙區委的書記。這意味著，大革命時期，陳延年負責經營“革命大本營”的兩廣；“四·一二”，國民黨反動派殺得我們人頭滾滾的時候，他又受命于危難之間，深入虎穴龍潭。

　　關于廣州的經歷，陳延年同志的留法同學沈沛霖有段回憶。

　　沈沛霖和陳延年關系極好，又都是留法支部的同志，可謂同學加同志，所以從法國一回來就找陳延年。陳延年時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吃住都在辦公室，這是位出了名的苦行僧。

　　我黨的廣東區委，全稱叫中國共產黨廣東區執行委員會。除領導廣東、廣西兩省外，還領導福建省西部、南部及香港地區的黨組織，作為區委書記，級別相當高了，可我們的陳延年同志，仍然生活儉樸。

　　沈沛霖一看，嚇一跳，幾十年后他還記得：

　　“陳延年生活十分簡樸，他用的一個僅有兩個抽屜的舊辦公桌，坐的是長板凳，睡的是簡易木床，蚊帳也有補丁，是根竹桿撐起來的。饑餓時，就用一碗光面條代替午餐。”

　　可他怎么做革命工作，或者說怎么努力當好這個省委書記的呢？

　　陳延年工作夜以繼日，就像一頭不知疲倦的老黃牛，每天都要處理大量工作。他不講究吃穿，也沒有時間去講究這些，所以生活比一般黨員、比很多工人都要清苦，他的主要精力都用來完成黨的工作，用來處處關心群眾。

　　當時陳延年為組織建立人力車工會，經常深入人力車夫家中訪貧問苦，并且他自己都學會了拉人力車，遇到一些老車夫拉活兒跑不動了，還會主動上前幫忙，賺錢后自己分文不取。

　　你要跟群眾在一起，怎么能不掌握他們吃飯的本事，否則你跟他們說什么？干說怎么可能讓人家跟你掏心掏肺呢？

　　還是那句話，群眾不是天生就會、就要跟著共產黨走的！

　　如果非要給陳延年同志的廣東工作，做個述職報告，淞滬警備司令部有段話最合適：

　　“勞工為其誘惑，聽其指揮者達數萬人，勢力極大、事機極危，幸為粵當局事先探得，防患未然，懸賞四萬元，下令通緝！”

　　這是1927年的懸賞標準，要知道當時陳延年的父親，當時我們黨的陳獨秀，蔣介石不過開價三萬塊，即便是周恩來同志的“市價”，也只有兩萬五千元，1935年長征途中才“漲價”到五萬，而毛澤東同志價值十萬，林彪、彭德懷價值六萬，所以廣東反動派開價非常“公道”。

　　從“革命的大本營”廣東，到反革命的龍潭虎穴上海，陳延年面對的是滿地尸骸的危機四伏。國民黨反動派得到江浙財團和地主階級的大力支持，投桃報李在江浙和上海地區瘋狂“清黨”，大批共產黨員慘遭殺害，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許多基層組織蕩然無存，江蘇全?。ú缓虾＃┕伯a黨員從520多人銳減到280多人，而浙江作為蔣介石的老巢，情況更糟。被捕1805人，932人被殺，全省共產黨員從4000多人減至1563人。

　　腥風血雨之下，面對敵人的屠刀，共產黨人怎么做的呢？

　　挺身而出，闖出農民運動新天地的毛澤東同志有段話：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

　　在黨內有“小列寧”之稱的陳延年，毫不畏懼，勇敢地承擔起重整旗鼓的重任。關于這段經歷，不管是國民黨反動派和法租界巡捕房，都給予了“高度評價”。

　　淞滬警備司令部說他：

　　“圖謀不軌，舉動極其秘密，連日揮金如土，四處活動，積極進行，將大不利于黨國。”

　　法國人的情報則顯示：

　　“中共重組和重新武裝了被解散的工人武裝組織和共產主義特遣隊，幾乎已經完全恢復過來，共產黨支部已經在工廠、制造廠、大學、中學和軍隊中重新建立。”

　　然而地下斗爭充滿了危險，不可控因素太多。1927年6月16日，由中共江浙區委改組的中共江蘇省委，在上海北施高塔路恒豐里104號（今山陰路69弄90號）召開成立大會。由于叛徒出賣，大批反動軍警突然沖進來，新當選的省委書記陳延年，操起板凳迎上去，跟敵人搏斗，為掩護同志們盡量逃走，被捕入獄。

　　好在叛徒不認識陳延年，最初敵人也不知道陳延年的真實身份，更關鍵的是他當時一身短打扮，素來衣著儉樸，而且長期跟體力勞動的工人師傅們在一起，體格健壯，脫了光膀子，一身腱子肉，曬得皮膚粗糙黑亮，說話也完全是相應口吻，怎么看都像個干粗活的苦力，因此他自稱是受雇到這里做工的伙夫，名叫陳友生，敵人根本沒有懷疑。

　　要知道當時我們黨的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往往都是高級知識分子，而且你能相信老爹是中國學術界一流人物陳獨秀，自己又留法出身的省委書記，會是這個樣子嗎？

　　于是敵人像對待普通的共產黨員一樣，把陳延年押往龍華看守所，準備判幾年拉倒。壓根就不是什么大魚，也就是個粗魯莽撞的糙漢，不然怎么吃了豹子膽，跟軍警搏斗？不知死活的東西，沒文化太可怕！

　　問題來了，挨了暴揍，不能白挨，敵人索價八百塊，一手交錢一手放人。按理說，這個折扣夠可以了，四萬塊變成八百塊，讓利98%，你還想什么？

　　與此同時，陳延年同志還給父親的老朋友，《覺醒年代》里也出來過的人物，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寫信，請他幫忙，希望今早脫身。老孟是個厚道人，病急亂投醫，想都沒細想，找了《新青年》的老朋友，也是績溪老鄉的胡適想辦法，胡適就找了蔣介石跟前炙手可熱的紅人吳稚暉。

　　吳稚暉也是陳延年的父執，更曾是延年、喬年研究無政府主義的導師，還幫助過陳延年和陳喬年赴法留學，現在又是蔣介石的大紅人。“清黨”反共，就是他先提出來的，“四·一二”也是他積極支持的，甚至可以說是始作俑者之一。所以看到胡適為陳延年寫的求救信，老家伙二話不說就給警備司令楊虎道賀，說：

　　“今日聞尊處捕獲陳獨秀之子延年，‘其人發生額下，厥狀極陋’，不覺稱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賀之至。厥壯極陋，陳延年恃智肆惡，過于其父百倍。所有共產黨之巨頭，若李立三，若蔡鶴孫（蔡和森），若羅亦農，皆陳延年在法國所造成。彼在中國之勢力地位，恐與其父相埒。蓋不出面于國民黨之巨魁，尤屬惡中之惡。上海彼黨失之，必如失一長城，故此人審判已定，必當公布罪狀，明正典刑，足以寒通國共黨之膽！”

　　老話說得好，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吳稚暉是得多仇恨革命，仇恨革命者？不管是昔日的好友加老鄉陳獨秀，還是管它叫伯伯，以父執禮尊之的陳延年，在它看來頂好一刀一個，滿門抄斬，犁庭掃穴，才覺得過癮，這是咬牙切齒的階級仇恨??！

　　刊載陳延年犧牲，吳稚暉出賣的當日《申報》

　　這里面還有個問題，吳稚暉固然是“蒼髯老賊，皓首匹夫”，可胡適在里面起得又是什么作用呢？我不信精致的個人主義者，不清楚里面的利害關系？

　　我這么評價胡適，并非空穴來風，因為汪孟鄒的侄子汪原放，后來曾提到一個細節，頗具玩味。

　　陳延年烈士犧牲后，陳喬年來到上海工作，曾多次來亞東圖書館探望老朋友小汪。兩人關系親密，不單是朋友，是世交，還是黨內同志，而且還是陳喬年安排汪原放，要盡可能裝“灰”，也就是隱蔽身份，準備長期潛伏。然而有一天，胡適突然來訪，讓汪原放再也沒見過陳喬年。

　　“我記得，有一次喬年又來看我，剛坐下不久，便聽到樓下有汽車聲，接著便有人敲門。他立即警覺地站了起來。來的是胡適，他也是來看我的。見此情形，喬年便立即閃到隔壁我大哥的廂房去了。胡適上了樓，進了我的廂房，喬年便乘機下樓辭去了。這就是我和喬年的最后一次見面，以后，喬年再沒有來過亞東。”

　　為什么陳喬年再也沒有來過亞東，看汪原放呢？

　　原因只能有一個，這就是對胡適的特別提防，由此可見在陳喬年眼中，胡適是什么樣的人物？而造成這一觀感的，只能是胡適在陳延年烈士被捕事件中的“特殊作用”，換言之就是胡適告密給了吳稚暉！

　　吳稚暉給楊虎的賀信中有句話，叫做“蓋不出面于國民黨之巨魁，尤屬惡中之惡。”這也是一句很要害的話，老話說賊不打三年自招，吳稚暉老賊不用三年，當即就暴露了丑惡嘴臉，意思是自我夸功：你們不曉得這個陳延年比他父親厲害多了，也壞多了，但關鍵是他一直是幕后人物，我黨的主要領導同志，往往不認識他，不知道他的存在，不知道他比他老子陳獨秀厲害得多，這才是最惡劣的，幸好我幫著楊虎抓出來了，堅決杜絕了后患！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除了吳稚暉的告密外，與陳延年同時被捕的，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韓步先也叛變了，后者還供出了趙世炎同志的住址，致使其也遭逮捕，隨后犧牲。而趙世炎同志被捕前，剛由上海總工會委員長調任江蘇省委代理書記，他的被捕使黨組織營救陳延年的活動，徹底被打亂，失效了。

　　掌握了確鑿“證據”的敵人，威逼利誘，妄圖迫使陳延年交出所知道的各級黨組織，特別是上海黨中央的具體信息。敵人好話說盡，酷刑用盡，打得他體無完膚，始終也沒能撬開陳延年的鐵嘴鋼牙。

　　1927年7月4日，即陳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敵人將他秘密押赴刑場。面對敵人的屠刀，陳延年昂首挺胸，鎮定自若，視死如歸。敵人行刑時，喝令陳延年跪下，他卻傲然挺立，根本不理會國民黨反動派的暗夜嚎叫。

　　幾個劊子手撲上去，強行將人按下，然而剛一松手，要揮刀劈砍時，陳延年卻突然乘勢躍起，使劊子手的鬼頭刀撲了個空。劊子手惱羞成怒，狂叫著一擁而上，再一次將陳延年強按在地，以亂刀將他砍死，謂之“五馬分尸”。蔣介石惟恐輿論譴責，又氣急敗壞，親自下令不準收尸。

　　十五天后，7月19日，趙世炎同志走上刑場，一樣的面對屠刀，寧死不屈。行刑時，劊子手第一刀砍下去的剎那，趙世炎突然奮身躍起，舉起右手，大呼“共產黨萬歲！”

　　結果這砍腦殼的一刀，就硬生生劈在趙世炎的腰間。您想想得有多痛？可他硬是威武不屈，屹立不跪，敵人大驚失色，遂又連砍數刀，才砍倒趙世炎，將烈士高昂的頭顱砍下……

　　這一年，陳延年烈士29歲，趙世炎烈士26歲。

　　然而不到一年，1928年6月6日，陳延年烈士的弟弟、陳喬年也在上海龍華就義。

　　喬年小延年四歲，雖然是同胞兄弟，又是黨內同志，倆人長相、性格，卻大有不同。延年雖然書讀得好，外表卻不似書生，身體壯實，皮膚黝黑，性格穩重倔強，不茍言笑，沉默寡言；喬年則完全相反，一看就是個白面書生，身材瘦削，皮膚白皙，性格更是活潑開朗，愛說愛笑。

　　有多愛說愛笑呢？

　　即便是被捕后，叛徒在獄中多次突然試探套話，想從陳喬年身上打開缺口，拿他的口音說事兒：“聽口音，你好像是安徽懷寧人吧？”可陳喬年依舊方寸不亂，還幽默還擊：“你沒聽錯，我是中國人！”

　　延年是我們黨的好同志，他的弟弟喬年也是。在哥哥犧牲后，江蘇省委兩任書記相繼被害的情況下，喬年從湖北省委組織部長調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配合省委書記王若飛同志，秘密深入工廠、學校，聯絡同志，召開會議，部署工作，進一步恢復黨的基層組織，完成延年未盡的工作，使得革命力量得以迅速鞏固和發展。

　　然而還是由于叛徒的出賣，陳喬年同志被捕了，這是江蘇省委遭到的第二次大破壞。

　　地下工作就是如此，永遠有兩類人：英雄和叛徒，我們黨的歷史也由此帶來一個特點，就是犧牲特別慘烈。對那時那黨那人而言，入黨意味著獻身，一旦暴露身份，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

　　建黨至今，我們黨根據形勢任務的發展變化，多次修改黨員的入黨誓詞，但“忠誠于黨，永不叛黨”的要求，卻始終不變。堅定的理想信念是每一個共產黨人敢于犧牲、敢于與困難作斗爭的立足點，也是共產黨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出發點。不管是面對敵人的刑房，射過來的子彈，還是金錢美女，亦或是病毒洪水，共產黨人就應該有共產黨人的責任與擔當。

　　大大說得好：

　　“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一個政黨的衰落，往往從理想信念的喪失或缺失開始。”

　　理想信念動搖了，叛徒就出現了，無數的黨員，理想信念滑坡了，這個政黨就危險了，國民黨和蘇聯共產黨的蛻變和分裂，都為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鑒。

　　有英雄，就有叛徒，同樣有叛徒，就有英雄的挺身而出。在獄中，不光有陳喬年這樣的英雄，還有無數的共產黨員，堅守信仰，寧愿犧牲，也要最大限度保護黨的利益，比如陳喬年的獄友周之楚同志。

　　當時在獄中，被捕的同志，只有陳喬年和周之楚沒有暴露身份，所以獄中臨時支部建議周之楚冒充陳喬年，說白了以犧牲自己的生命為代價，替自己的同志上刑場犧牲。

　　周之楚小陳喬年四歲，是南洋華僑富商的獨生子，肄業于交通部南洋大學（現上海交大）電機工程專業，沒畢業因為被開除過兩次，一次是五卅運動，另一次則是上海國民黨反動派的“清黨”。

　　周之楚，以原名“周志初”，名列《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政治令第672號》所附《南洋大學被告學生名單》的“C.Y.之重要分子”第二名。下這個命令的家伙叫陳群，時任“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兼任國民黨上海“清黨”委員會委員、淞滬警備司令部軍法處長。

　　張愛玲的第一任丈夫胡蘭成，后來和陳群都當了漢奸，對陳群和楊虎曾有評價：

　　“陳群是過去跟蔣先生時為對付赤化，他殺人殺得多了，與楊虎被稱為‘養虎成群’。”

　　可就是在“養虎成群”的黑獄中，大資產階級的“孽子”周之楚同志，毅然頂上去，要冒充陳喬年去死，這是何等膽魄？可想而知！獄友張維幀還記得當時的情況，他說：

　　“他立即表示愿意承擔保護陳喬年的任務，至今我還記得當時他那堅毅果決、視死如歸的神態。當我默默地低下頭時，他已經轉身把看守叫過來了。他說：你去報告法官，我要馬上見他。不多時，周之楚被提審，他對法官說：我就是陳喬年。

　　周之楚以身代死的行為，使敵人認定他是‘要犯’，將他的有期徒刑改為死刑。”

　　這時有一個突發情況發生了，周之楚的父親得到了兒子被捕的消息，心急如焚，家人攜帶重金，趕到上海。小周是家的獨苗，周家還希望這位南洋大學的高材生，未來的工程師，可以繼承家里的巨大產業。周家門路廣泛，調動了所有關系，說服國民黨元老林森、高級將領陳銘樞和錢大鈞，都出面營救。但問題來了，周家來人到了龍華監獄，陳喬年就暴露了。

　　對此，陳喬年而非常坦然，轉告黨組織，不要再為自己費心，他隨時準備犧牲。犧牲前，愛說愛笑的陳喬年依舊保持本色，鼓勵獄友們堅持戰斗，給大家講故事、講笑話，勉勵大家為革命保重身體，將來繼續為黨工作。

　　1928年6月6日，陳喬年同志走出牢房，走向刑場，還不忘笑著跟獄友們告別：

　　“讓子孫后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

　　還是在上海龍華，陳延年烈士犧牲的地方，陳喬年烈士壯烈犧牲，兄弟烈士之血，流淌在了一起。弟弟的一生比哥哥還要短暫，喬年犧牲時只有26歲。

　　雖然陳喬年烈士希望全中國人民的子孫后代，都能享受到他們兄弟以犧牲為代價，換來的幸福。然而他們自己卻沒有子孫后代，延年沒有結過婚，他太忙了，忙得戀愛都顧不得談，而喬年的一兒一女，一個貧病交加而夭折，一個被送到孤兒院，不知所蹤。

　　延年、喬年相繼犧牲后，他們的繼母，也是小姨高君曼在家大哭，按照老禮兒，燒起兩垛子黃表紙，抽泣地說：

　　“為延年兄弟家中設位，剪紙招魂啦！”

　　他們的妹妹和弟弟，趕赴上海，為兩個哥哥處理后事。可國民黨反動派毫無人性，不僅不讓收尸，而且連看都不讓看。以致妹妹玉瑩受到嚴重刺激，一病不起，英年早逝。

　　他們的戰友周之楚，不久就出獄了，卻沒有“老老實實”隨父親下南洋，繼承萬貫家財，而是從洋房別墅和榮華富貴里逃出去，回到黨組織的懷抱，重返戰斗崗位，擔任中共閘北區委書記。1931年，周之楚同志再次被捕，重返龍華監獄，病逝于此，英年25歲。

　　他們的朋友汪原放，多少年后還記得初見時，延年和喬年的樣子：

　　“穿著藍粗布衫，顏色都已洗得發白，延年長得粗壯，似有拘束，不再多說話；喬年瘦削，活潑開朗，喜歡說話。”

　　他們曾經一起打包《新青年》，喬年使勁大了，一下子竟把自己的褲帶崩斷了。換了別人不得尷尬死？可喬年卻毫不在乎，哈哈大笑，隨手撿起一根打包用的麻繩，系在腰里，代替崩斷的褲帶，一邊系還一邊自嘲：“這可比腰帶牢固得多啦！”

　　解放后，有年又是春天，桃花盛開的季節，汪原放在龍華等公交，突然想起兒時和青年時代的好朋友延年、喬年，不僅潸然淚下。

　　三十多年了，中國已經根本變了樣兒，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帝國主義和它們豢養的反動派夾著尾巴逃跑了，延年、喬年兄弟兩烈士，曾經為之奮斗犧牲的革命事業，終于取得了偉大勝利。

　　想到這些，公交站臺上，汪原放默默在心底，寫下四句小詩：

　　“楓林橋畔待車時，

　　磊落英姿仔細思；

　　血肉欲尋何處是？

　　斑斑點點在紅旗！”

　　又：突然昨天靈感就來了，昨晚寫了一半兒，晚上查史料，折騰到凌晨兩點，今天看完傷腿，繼續回家寫，這會兒終于寫完了，一共七千字出頭。肯定錯字不少，不過也不想改了，真的感覺，整個人被抽空一樣。

　　早就想著給陳延年、陳喬年烈士寫一篇紀念文章，光史料搜集，就折騰了一個月，總算趕在清明節寫完了，今晚就發出了，獻給他們，也獻給2000萬烈士，我那些犧牲的共產黨員同志們。

　　老話說，書生交情一張紙。我沒錢沒勢，又斷了腿，連去烈士陵園給他們鞠個躬都去不了，但我還能寫作，能把這篇文章趕在清明節前寫完，向他們致敬。

　　抱歉，太累了，這篇今天就不推音頻版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