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月14日，蔣夢麟、蔡元培、胡適與李大釗(從左至右)在北京西山臥佛寺合影。
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回顧新文化運動中的李大釗，我們能感受百年前那個青春激蕩的歲月。
與《新青年》結緣
李大釗，1889年出生于河北，早年就讀于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兼習英語日語，立志于再造中國。1913年曾東渡日本，留學早稻田大學，專攻政治學。1916年回國，暫居上海，為《甲寅》《晨鐘報》等刊物撰稿。1917年底，由章士釗推薦，李大釗北上，就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進入新文化運動中心。
1918年1月，《新青年》決定采取編輯部“集議制度”，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等人參與編輯部工作。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新青年》編輯部發揮了獨特的歷史作用。當時，李大釗29歲，小陳獨秀10歲，小魯迅8歲，小錢玄同2歲，大胡適2歲。如果說陳獨秀和魯迅已經人到中年，那么李大釗、錢玄同、胡適等人均30歲上下，風華正茂，正值“青春”。
李大釗與《新青年》結緣，始于1916年9月發表的《青春》。時年27歲的李大釗感慨于國家積貧積弱的現狀，號召青年“致之回春”“為之再造”那“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國家”，“本其理性，加以努力，進前而勿顧后，背黑暗而向光明，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資以樂其無涯之生。乘風破浪，迢迢乎遠矣，復何無計留春望塵莫及之憂哉?”這樣激情充沛的文字，吻合了《新青年》的“青春”風格。自梁啟超《少年中國說》起，經陳獨秀《敬告青年》，中國知識分子將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希望老大帝國能夠枯木發春，重新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屹立于世界之東方。李大釗之《青春》，以詩意的語言，旁征博引，有力呼應了《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的倡導：“予所欲涕泣陳詞者，惟屬望于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斗耳!”
1917年底，李大釗北上之后，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青年身上。他在《新青年》發表《新的!舊的!》，認為當時中國處于新舊矛盾的生活之中，一方面是法律禁止重婚，另一方面卻是納妾的風俗;一方面規定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卻“迫人尊孔”;一方面是議會與總統，另一方面皇帝仍舊住在紫禁城。
李大釗呼吁：“我很希望我們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會、文學、思想種種方面開辟一條新途徑，創造一種新生活，以包容覆載那些殘廢頹敗的老人，不但使他們不妨礙文明的進步，且使他們也享受新文明的幸福，嘗嘗新生活的趣味，就像在北京建造電車軌道，輸運從前那些乘鴕轎、騾車、人力車的人一般。打破矛盾生活，脫去二重負擔，這全是我們新青年的責任，看我們新青年的創造能力如何?”
“進!進!進!新青年!”這種認識，和有些認為老年人應該退出歷史舞臺的《新青年》同仁不同，更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很顯然，在李大釗看來，在那新舊交替的時代，青年人，而非老年人，才是歷史的真正推動者。
鼓勵青年到農村去
當時，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生活在農村，生活在工廠。而看得懂《新青年》文章的人，大都是生活在大城市的青年學生。在《青年與農村》一文中，李大釗對這種現象有較直觀的描述：“現在有許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總是希望哪位大人先生替他覓一個勞少報多的地位。那曉得官僚的地位有限，預備作官僚的源源而來，皇皇數年，弄不到一個飯碗。這時把他的青年氣質，早已消磨凈盡，窮愁嗟嘆，都成了失路的人。都市上塞滿了青年，卻沒有青年活動的道路。農村中很有青年活動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動的需要，卻不見有青年的蹤影。到底是都市誤了青年，還是青年自誤?到底是青年辜負了農村，還是農村辜負了青年?這要我們青年自己去想。”
李大釗認為，只有這些青年學生到農村去，到最廣袤的中國鄉間大地上，和那些生活在泥土地上，生活在車間里的沉默的最大多數人結合在一起，中國的問題才有希望。“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里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我甚望我們中國的青年，認清這個道理。”“青年呵!速向農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都是你們同心伴侶，那炊煙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才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到農村去，到車間去，勢必不像在城市中那么舒心。李大釗在《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中，號召青年“應該在寂寞的方面活動，不要在熱鬧的方面活動”，“應該在痛苦的方面活動，不要在歡樂的方面活動”，“應該在黑暗的方面活動，不要專在光明的方面活動”。
李大釗認為，在當時的社會中，勞動人民是最痛苦、最悲慘的。“我們要曉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是想解脫他們的苦痛，應該用什么方法?我們不能從苦痛里救出他們，還有誰何能救出他們，肯救出他們?常聽假慈悲的人說，這個苦痛悲慘的地方，我們真是不忍去，不忍看。但是我們青年朋友們，卻是不忍不去，不忍不看，不忍不援手，把他們提醒，大家一齊消滅這苦痛的原因呵!”
他在文章最后鼓勵青年說：“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盡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時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犧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發生出來。只要你的光明永不滅絕，世間的黑暗，終有滅絕的一天。”
從書齋走向實踐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李大釗和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的貢獻各不相同。
陳獨秀是《新青年》的主編，他以決絕的姿態打倒孔家店，歡呼德先生與賽先生，又迅速轉向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創始人。胡適提倡白話文學，繼而提倡以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奠定了中國現代學術的基礎。魯迅是新文學的導師，他創作的《狂人日記》等小說不僅奠定了中國新文學的基礎，而且也是百年中國文學難以逾越的高峰。李大釗則提倡知識青年和勞苦大眾相結合，在實際斗爭中爭取中國和勞苦大眾的光明出路。
李大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改革管理辦法，增購圖書，讓圖書館真正成為青年學生汲取營養、奮發有為的溫室，很多青年就是在李大釗主持的圖書館中，讀到了當時世界最新的理論書籍，使自己的認識達到了飛躍，從而走上了救國救民的實踐之路。
1920年，李大釗等人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成立“共產主義小組”。不久，在李大釗的幫助和指導下，鄧中夏等人成立了北京共產主義青年團。青年團的成員到長辛店辦工人補習學校，把《工人周刊》等雜志帶到學校，幫助工人識字，認清社會現實，建立工人組織。1922年，長辛店工人舉行大罷工，并得到唐山等地工人的支持。工人作為一種重要的力量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臺，改變了中國革命的面貌。
李大釗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始終朝著“直接行動”的方向去理解。在五四運動九個月之后，李大釗在《知識階級的勝利》中認為：“‘五四’以后，知識階級的運動層出不已，到了現在，知識階級的勝利已經漸漸證實了。我們很盼望知識階級作民眾的先驅，民眾作知識階級的后盾。知識階級的意義，就是一部分忠于民眾作民眾運動的先驅者。”
五四運動兩周年時，李大釗在《中國學生界的“MayDay”》中認為：“五月四日這一天，是中國學生界‘MayDay’。因為在那一天，中國學生界用一種直接行動反抗強權世界，與勞動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當做一個紀念日。”“我盼望中國學生界，把這種精神光大起來，依人類自由的精神撲滅一切強權，使正義、人道，一天比一天昌明于全世界，不要把他看狹小了，把他僅僅看做一個狹義的愛國運動的紀念日。”
李大釗始終心懷天下，他在五四之后積極投身于勞苦大眾的解放事業。這樣的解放事業，正是昌明正義和人道的“直接行動”。為了這一事業，他獻出了自己的薪資，獻出了自己的精力，直至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恰似一道閃電劃過中國的上空，照亮著后來者追求光明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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