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階級分析方法是研究階級社會歷史不可或缺的方法，是唯物史觀的看家本領之一。但時下階級分析方法卻在歷史研究中被淡化或忽視了。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與實踐，并不等同于否認歷史上的階級斗爭，不等同于否定階級分析方法。拋棄了階級分析方法，就無法正確解釋歷史，尤其是鴉片戰爭至今中國社會發展演變的歷史。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有鑒于此，本刊特邀請五位學者圍繞“階級分析方法與歷史研究”這一主題撰文，希望能對相關研究和思考有所推進。

　　階級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觀點，階級分析方法是唯物史觀的重要方法。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一直重視階級分析方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20世紀50—70年代，受時代氛圍的影響，部分史學家對階級的理解存在誤差和偏頗，對階級分析方法的運用出現了僵化和簡單化的傾向。改革開放以來，階級分析方法在史學研究中有所減弱，部分史學家不再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如何看待階級觀點，在歷史研究中合理運用階級分析方法，仍是一個需要討論的重要史學理論問題。

　　一

　　階級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現之后才明確的概念。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沒有給階級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從他的論述中可知，階級是按照人們對生產資料的不同占有方式而劃分出的實有的社會集團，這些社會集團不是按照收入的多少，錢包的大小聚集起來的，而是按照對生產資料的不同占有方式凝聚在一起。列寧明確指出：“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社會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他還說：“區別各階級的基本標志，就是它們在社會生產中所處的地位，也就是它們對生產資料的關系。”這是對階級最為扼要的定義。“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階級是歷史性的存在，有它產生和消亡的過程。階級產生于原始公社解體的過程中，主要存在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而共產主義社會則不會有階級。

　　階級自有階級社會以來就已經存在，但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是在近代社會才出現的。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產生之前存在著階級分析方法的雛形。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斯密和李嘉圖將社會劃分為資本家、雇傭工人和土地所有者三大社會集團，法國歷史學家梯葉里、米涅等人在研究中也觸及到了階級斗爭。但直到馬克思、恩格斯才揭示了階級背后的實質，從而將階級分析方法作為研究歷史和觀察現實的主要工具。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高度重視階級斗爭和階級分析方法。《共產黨宣言》第一部分第一段即明確提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指出：“以往的全部歷史，除原始狀態外，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些互相斗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系的產物。”毛澤東說得更明確：“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就是歷史的唯心主義。”習近平總書記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這些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僅是理論家，也是革命領袖，他們對階級分析方法的運用影響了歷史走向。馬克思、恩格斯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科學指導了歐洲的工人運動；列寧采用階級分析方法領導了十月革命；毛澤東通過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確定了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運用統一戰線，孤立主要敵人，是新民主義革命致勝的法寶。所以，我們在歷史研究中堅持階級分析方法，是符合歷史實際的，是對歷史事實的尊重。

　　階級分析方法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光榮傳統。從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到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無不貫穿著階級分析方法。林甘泉曾說：“在歷史科學領域內，是否承認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就成了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的分水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郭沫若、范文瀾、侯外廬、翦伯贊、呂振羽、劉大年、胡繩等人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在對中國階級社會的社會性質、發展道路、政治斗爭、經濟制度、土地制度、階級身份、農民起義、哲學思想、對外關系等方面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豐碩成果，為我們進一步在歷史研究中開展階級分析奠定了堅實基礎。

　　但毋庸諱言的是，以往的研究也出現了兩個誤區：一個誤區是將歷史上豐富復雜的階級關系簡單化，另一個誤區是在歷史研究中放棄階級分析方法。

　　階級的表現形態十分豐富，階級間的關系也特別復雜，但20世紀50—70年代，有些學者對于階級和階級關系的理解過于僵化：將豐富的階級關系簡單化為兩大階級間的二元對立關系；過于強調階級間的對立和斗爭，對于階級間的同一性和相互依存強調得比較少；過于否定剝削階級的歷史作用，對它們的貢獻提得比較少，等等。出現這些偏頗的根本原因在于很多研究不是從歷史實際出發，不是從對史料的整理、鑒別、分析和解讀出發，而是從后設理論視角去剪裁史料。

　　改革開放以來，一些史學者不再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在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尤其是農民起義評價等方面出現了偏頗。比如一再貶低太平天國運動，認為它給社會帶來了巨大動亂，而看不到太平天國起義本質上是農民階級對地主階級的斗爭，看不到無數農民在地主的壓迫下無法生存揭竿而起的歷史事實。比如一再抬高曾國藩和李鴻章，而看不到他們作為剝削階級代言人的一面。比如通過各種歷史虛無主義的手段妖魔化郭沫若等革命文學家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而看不到他們是無產階級在文化領域的優秀代表，看不到他們在推動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上的巨大貢獻。事實證明，離開階級分析方法，我們就看不到歷史的本質和發展方向。

　　二

　　階級分析只能建立在大量具體問題的研究之上，不能用現在的階級概念去比附歷史上的階級情形；歷史研究也只有貫徹了階級分析方法，才能揭示歷史本質，充分發揮以史為鑒的功能。

　　同一歷史時期存在著不同階級，這些階級之間的關系特別復雜，而且隨著利益的分化和重組，階級間的關系也在不停變動。在歐洲的封建社會，“由于存在著地方分權以及地方和各省的獨立地位，由于各省工商業彼此隔絕，由于交通條件惡劣，當時那么多的等級幾乎不可能歸并成較大的社會集團。”這就提示我們將封建社會簡單化為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是對復雜歷史的遮蔽。只有到了近代社會，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才出現了兩大對立的主要階級。《共產黨宣言》指出：“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但即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兩大對立階級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情況下，也存在著特殊情況，如1848年的法國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但12月10日農民起義推翻了資產階級領導的共和國，農民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就臨時性替代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變成了主要矛盾。

　　在階級社會中，對立的階級既有矛盾雙方的斗爭性，也有矛盾雙方的同一性。農民和地主是相互斗爭的，歷次農民起義就是矛盾斗爭的極端表現，但他們也是相互依存的，沒有農民階級也就不會有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相互斗爭的，但他們也是相互依存的，沒有資產階級就不會有無產階級。恩格斯認為：“資產階級的特點恰恰在于：在它的發展進程中有一個轉折點，經過這個轉折點之后，它的統治手段每進一步的增加，首先是它的資本每進一步的增加，都只會使它越來越沒有能力進行統治。‘站在大資產者背后的則是無產者。’資產階級把自己的工業、商業、交通發展到什么程度，也就是無產階級成長到什么程度。而到了一定時刻——這種時刻不一定在各地同時到來，也不一定在同一發展階段上到來——它就開始覺察到：它的這個形影不離的同伴無產階級已開始勝過它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形影不離”表明了它們的同一性。斗爭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同一性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有時候斗爭性隱藏在同一性之下，或者表現為同一性。在中國傳統鄉村中，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在階級對立之中，又存在一條鄉族結合，他們可以齒爵的不同，使得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通過地緣和血緣的鄉族結合得有一個緩沖地帶，緩和了矛盾，并混淆了階級關系，把等級森嚴的階級對立，披上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同時，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最能搞亂階級對立關系，還盛行一種擬制的血緣關系，以擴大宗族勢力，掩蓋剝削關系。明清社會即將奴仆稱為義男、假子、家人，把屬于兩個不同的階級成員，混同于家庭成員之中。此外，還流行同姓通譜之俗，幾遍天下。”這是中國封建社會兩大階級間的真實反映，也正是有了這種“溫情脈脈的面紗”，才有了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

　　階級對立方式頗為多樣。以前在研究中國歷史上的階級斗爭時過于強調武裝斗爭，但武裝斗爭只是矛盾發展到不可調和時采取的極端手段，這不是歷史的常態，階級斗爭更多是以武裝斗爭之外的其它方式進行的。恩格斯在德國工人斗爭條件相比于1848年法國街壘巷戰“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的情況下，稱贊德國工人階級“有成效地利用普選權”是“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斗爭方式”，“工人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業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職位，只要在確定該職位的人選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弄得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于害怕起義成就”。這提示我們在分析歷史上的階級斗爭時得根據具體歷史條件分析其采取的斗爭形式，不能認為階級斗爭中只有武裝斗爭，更不能在評價階級斗爭時一味贊揚武裝斗爭。

　　在研究階級利益及由此導致的階級對立時，馬克思提醒道：“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應當把一個人的想法和品評同他的實際人品和實際行動區別開來一樣，在歷史的斗爭中更應該把各個黨派的言辭和幻想同他們的本來面目和實際利益區別開來，把他們對自己的看法同它們的真實本質區別開來。”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者將農民起義者稱為盜匪，把對他們的血腥鎮壓稱為保境安民，而這實際上不過是為了維護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如果由此輕信他們的言論，則沒有將他們的言辭和他們的實際利益區別開來。蔣介石在1927年背叛革命后，還在宣揚為實現孫中山遺志繼續革命，如果由此以為他領導的國民黨代表了民族資本家和中華民族的利益，那也是沒有將他們的言辭和他們的實際面目區別開來。

　　在不同歷史時期，階級對立有緊張和舒緩等不同表現。階級斗爭在20世紀中國曾長期處于社會主要矛盾的位置，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實現了人民當家做主。歷史條件變化了，階級斗爭在社會中的位置也應該有所變化，過于強調階級斗爭只會阻礙社會進步。2017年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指出：“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這是實事求是的辯證思考。

　　同一階級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表現形態不一樣。中國長期處于封建社會，農民是封建社會的主要階級。但農民在不同歷史時期以不同的面目出現，先后經歷了秦漢時期的“自由小農”，魏晉南北朝時期以徒附部曲為表現形式的農奴，北魏隋唐時期以均田戶為表現形式的自耕農，北宋以后的契約佃農等不同形式。

　　同一階級內部并非鐵板一塊，它又劃分為很多階層。奴隸社會中的奴隸有家內奴隸和耕作奴隸的區別。封建社會中的農民也有很多階層，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將中國近代農民分為自耕農、半自耕農、貧農等不同階層。同一階級內部的不同階層有利益攸關之時，但也有相互對立的時候。馬克思、恩格斯將未來的希望寄托于無產階級，這里的無產階級主要是產業無產階級，而對于流氓無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則是深惡痛絕的：“流氓無產階級是以大城市為其大本營的、由各個階級的墮落分子構成的糟粕，他們是所有能夠找到的同盟者中最壞的同盟者。這些社會渣滓極易被人收買，非常厚顏無恥。”馬克思認為，路易·波拿巴是“流氓無產階級的首領”，流氓無產階級組成了秘密宗派十二月十日會，“在這個團體里，除了一些生計可疑的和來歷不明的破落放蕩者，除了資產階級中的敗類和冒險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釋放的刑事犯、逃脫的勞役犯、騙子、賣藝人、游民、扒手、玩魔術的、賭棍、皮條客、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賣唱的、撿破爛的、磨刀的、補鍋的、叫花子、一句話，就是被法國人稱做浪蕩游民的那個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處漂泊的人群。”路易·波拿巴伙同這些人的所作所為只能是開歷史的倒車。在1848年的法國，資產階級中的金融貴族和工業資產階級是對立的。“在路易-菲利浦時代掌握統治權的不是法國資產階級，而只是這個資產階級中的一個集團：銀行家、交易所大王、鐵路大王、煤鐵礦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與他們有聯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謂金融貴族”，“真正工業資產階級是官方反對派的一部分”，“金融貴族的專制發展得越純粹”，工業資產階級的“反對派態度也就越堅決”。中國近代社會的資產階級主要分為兩部分。“一個是買辦資產階級，是直接為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家服務并為他們所豢養的階級；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是同帝國主義聯系較少或者沒有直接聯系的中等資產階級。”前者“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起過嚴重的破壞作用”，而“民族資本要求擺脫外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壓迫和羈絆，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繁榮以本國產品為主的國內市場，因此，它在當時來說是進步的，它曾經反映了民族利益，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它是舊中國比較進步的生產關系。而民族資產階級正是當時這個比較進步的生產關系的代表。”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常常產生矛盾，這在中國近代社會表現突出，茅盾的杰出長篇小說《子夜》就十分形象地反映了這一矛盾。

　　同一階層內部又可以分為不同的社會集團，這些不同集團的斗爭甚至成為某一歷史舞臺的主要場景。比如從初唐至盛唐，在統治階層內部就經歷了從“關隴集團”逐漸失勢和山東地主階級逐漸得勢這一歷史發展過程。

　　個人總是隸屬于一定的階級。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個人隸屬于一定階級這一現象，在那個除了反對統治階級以外不需要維護任何特殊的階級利益的階級還沒有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滅的。”正因為個人屬于一定的階級，所以不能以英雄史觀看待歷史人物，歷史人物總是在既定的歷史條件下按照其所屬的階級利益行事，并受到歷史條件的制約。“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決于他的意志，而取決于不同階級之間對立的發展程度，取決于歷來決定階級對立發展程度的物質生活條件、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發展程度。”個人的階級身份可能會發生變化，不能以出身論階級。中國傳統社會中的農民常常抱著“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想法，有極少數人的確能夠通過科舉制度或者積累軍功實現這種想法，當這一想法實現之后，他們就從農民階級變成統治階級的一員，從而實現階級的跨越。《共產黨宣言》認為，在階級斗爭接近決戰時期，“甚至使得統治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脫離統治階級而歸附于革命的階級”。這就揭示了個人階級歸屬的變化。判斷個人屬于什么階級，歸根到底是看他是否占有生產資料以及占有什么樣的生產資料。在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上，有些方式是比較明顯且易于觀察到的，有些方式則是比較隱蔽而不易覺察的，這都需要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自發的階級和自為的階級是有區別的，自發的階級是從階級存在以來就有的，自為的階級是有階級意識的階級。無產階級是自為的階級，他們清楚自己的階級利益和階級使命。馬克思認為：“經濟條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變成勞動者。資本的統治為這批人創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關系。所以，這批人對資本說來已經形成一個階級，但還不是自為的階級。在斗爭中（我們僅僅談到它的某些階段），這批人聯合起來，形成一個自為的階級。他們所維護的利益變成階級的利益。”他們之所以能在斗爭中團結起來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是因為他們有了階級意識。但并不是工人團體都具有階級意識，巴黎公社中的布朗基派是多數派，但“絕大多數的布朗基派不過憑著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本能才是社會主義者；其中只有少數人通過熟悉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瓦揚，比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為什么公社在經濟方面忽略了很多據我們現在看來是當時必須做的事情。”多數人是憑著“階級本能”做事，他們還不屬于自為的階級成員。農業短工是工業工人的“人數最多的天然同盟者”，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農民是缺乏階級意識的，所以農民階級在絕大多數時間內僅僅是自發的階級，還不是自為的階級。馬克思曾說：“數百萬家庭的經濟生活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敵對，就這一點而言，他們是一個階級。而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地域的聯系，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系，形成全國性的聯系，形成政治組織，就這一點而言，他們又不是一個階級。”這段文字中出現兩個“階級”，前一個“階級”作“自發的階級”解，后一個“階級”作“自為的階級”解。

　　通過上述分析，可見階級和階級關系都是十分復雜的，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以前有些研究將階級做了簡單化處理，在奴隸社會只關注奴隸和奴隸主，在封建社會只關注農民和地主，在資本主義社會只關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對于同一階級及其演變的理解也比較機械，認為同一階級的利益必然一致，行動必然一致，甚至認為個人的出身決定其階級屬性，這些都沒有將階級的研究放到具體歷史語境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近年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和經濟形態及生產資料占有方式的不斷變化，階級不停分化重組，一些舊的階級消失了，一些新的階級誕生了。我們在研究歷史時慣用的一些概念和階級分析方法還不足以完全應對現實，這都需要我們不斷發展已有的階級分析方法。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的科學理論，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的觀點也需要不斷豐富和發展。歷史是最為豐富的，我們可以不斷從文獻中獲得以前不知道的史實，從而最大限度豐富我們對階級的認識。歷史是不斷發展的，我們不僅需要分析已經發生過的歷史實事，也需要對不斷變化的現實進行分析研判。從歷史實際出發，尊重歷史事實，從現實需要出發，尊重客觀現實，在具體研究中豐富和發展階級分析方法，這是今天我們堅持階級分析方法的題中應有之義。

　　在歷史研究中堅持和發展階級分析方法并不意味著階級分析方法適用于一切歷史領域。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是史料最為豐富、成熟度最高的學科之一。以往的歷史學家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歷史研究方法，我們都要批判地繼承，不能眼中只有階級分析方法。階級分析方法只是研究階級社會中的政治斗爭、社會關系、經濟關系等方面問題時的基本方法，有它的適用范圍。基本方法不能代替其它方法，我們不能把所有豐富復雜的歷史現象都歸結為階級關系，不能用階級分析方法研究一切歷史現象。

　　三

　　在歷史研究中進行階級分析不能沒有階級立場。我們研究歷史，進行階級分析，要站穩人民的立場，階級分析有利于以史為鑒，總結歷史經驗，為人民服務。

　　一定的階級有一定的特點，站在人民的立場，通過分析這些階級在歷史上的表現，可以總結歷史經驗，汲取歷史教訓，少走彎路。對于資產階級，恩格斯從1848、1871年兩次戰爭中得出經驗。在1848年，“工人們經過五天英勇斗爭，終于失敗。接著，對手無寸鐵的俘虜的血腥屠殺就開始了，這樣的屠殺自那場導致了羅馬共和國覆滅的內戰以來還未曾見過。資產階級第一次表明了，一旦無產階級敢于作為一個具有自身利益和要求的單獨階級來同它相對抗，它會以何等瘋狂的殘暴手段來進行報復。”而1871年對巴黎公社的屠殺，“說明一旦無產階級敢于起來捍衛自己的權利，統治階級的瘋狂暴戾能達到何種程度”。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的《1870年第二版序言》中揭示了小資產階級的特點：“至于小資產者、手工業師傅和小店主，他們是永遠不變的。他們千方百計地希望躋身于大資產階級的行列，他們害怕被拋到無產階級的行列中去。他們彷徨于恐懼和希望之間，在斗爭期間會力求保全自己寶貴的性命，而在斗爭之后則去投靠勝利者。這是他們的本性。”這都是從血與火的戰斗中得出的教訓，在階級還沒有消滅之前，這樣的故事難免不會重演。我們從歷史中汲取了教訓，在未來的斗爭中就會更有經驗。

　　在馬克思看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是形成自由人聯合體。要實現這一使命，必須繼承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包括剝削階級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在以前的研究中，我們習慣于認為人類文明都是勞動人民創造的，當然，勞動人民是創造人類文明的主體，像金字塔、云岡石窟、都江堰水利工程等，都是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但我們也不能忽略其它階級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帝王將相和資本主義代表人物在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上升期都有一定的進步作用，應該充分肯定他們的歷史功績。列寧曾說：“社會主義學說則是從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和經濟理論中發展起來的。”這提示我們要充分肯定曾屬于剝削階級的歷史貢獻。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到“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這些“全人類共同價值”中，“民主”“自由”就是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首先提出來的。習近平總書記還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儒家思想主要是由中國封建地主階級創造并豐富起來的，這已經成為人類文明的重要寶庫。可見，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并不意味著就要忽略和抹煞其它階級的貢獻，而是要以寬廣的胸懷，繼承人類歷史上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從而向自由人聯合體不斷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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