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榮氏家族已遷往海外，榮毅仁毅然作出留在上海的決定，并逐漸成為榮氏家族企業的代表。新中國成立后，榮毅仁滿腔熱忱地投身新中國的建設事業。

　　1950年，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接見榮毅仁。榮智健回憶道：

　　【“父親從北京回來是比較興奮的，他跟我講，毛主席等中央領導氣派之大，學問之好，談吐之文雅，是過去沒有想到的。父親曾說過，毛主席是一個偉人，學問之高，令人敬佩崇拜。”】

　　榮毅仁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資本家。榮家的企業在“五反”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應該劃到哪一類?經薄一波和陳毅反復商量，決定定為基本守法戶。這個處理意見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又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說：何必那么小氣!再大方一點，劃為完全守法戶。這個“標兵”一樹，在上海以至全國各大城市產生了很大影響。例如，

　　【“劉靖基先生的安達、大豐兩個紡織廠，資方自評為半守法半違法戶，工人代表討論認為可定為基本守法戶，市里批準為守法戶。”】

　　榮智健親眼目睹了那個時代的特點：

　　【“1957年，父親做了上海市副市長以后，精神狀態一直非常好。”】

　　1959年，榮毅仁擔任了國家紡織工業部副部長。那一年9月，榮智健到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運動會。10月1日，榮毅仁帶他到天安門觀禮。晚上又帶他到天安門城樓看煙火。毛澤東讓他們父子坐在他身邊。聊天時，毛澤東還問了榮智健的情況。

　　【“毛主席非常親切，非常平易近人。那天晚上，父親很有感觸，他說：‘今天毛主席能請我在他身邊坐一坐，共同欣賞一下煙火，而且又接見了你，這是對我們的信任，我們兩個要對得起國家。’這句話，我一直記憶猶新。老一輩革命家總是在談笑中把自己的魅力傳染給你，然后你就會什么事情都跟著他，相信他，信服他。”】

　　“文革”中，榮毅仁一家受到沖擊。榮智健有時也難免發點怨言。

　　【“那時候父親常常跟我講，我這條路(指留在大陸)是對的，對的路里邊，都是有曲折的。一個人要經得住各種考驗，你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國家，相信黨。”】

　　2003年，在毛澤東誕辰100周年之際，榮毅仁發表了紀念文章《毛主席指引社會主義道路》。文章寫道：

　　【“五十年代中期，經過三年經濟恢復時期和“三反”“五反”運動之后，全國各地興起了一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高潮。處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大潮中的我國廣大工商業者，既有愿意接受改造的積極性，又有自覺不自覺的抵制傾向和悲觀落漠的消極情緒。就在這歷史性的關頭，毛主席相繼于1955年10月29日和1955年12月8日，在與全國工商聯領導成員和代表的座談會上，作了兩次重要講話。他高屋建瓴地為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者指出了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命運的光明前途，又具體做了政策安排，在工商界引起強烈反響，極大地推動了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進程。我本人親聆了這兩次講話，毛主席生動的語言，詼諧的比喻，深邃的哲理，尤其是他在闡述革命道理時所表現出的滿腔熱情，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這兩篇講話，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典范。”

　　“毛主席要工商業者認識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命運的講話，推動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策勵著工商業者提高認識，轉變立場，自覺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最終努力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員。就在此時，我頭腦里冒出了一個當時來說既重要、又敏感的問題：我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后，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矛盾成為主要矛盾。但是，經過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階級關系有了調整，是否由于中國的歷史條件，這個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發展成為非對抗性矛盾，而由于矛盾性質發生了變化，可以用不相同的方法來解決呢?我反復思考，終于在1956年6月30日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的發言中，公開提出了自己上述的想法和問題，希望馬列主義學者、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能在理論上給予指導和幫助。問題一經正式指出，頓時波瀾迭起。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有的報刊還為此開辟了討論專欄。一些好心的朋友，甚至為我捏著一把汗。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其中明確指出：‘在我們國家里，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的矛盾，這本來是對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毛主席的講話如一盞明燈，照亮了我的心，消除了存在的思想顧慮，鼓舞著我和所有的民族工商業者在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改造，不斷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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