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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大傳》毛澤東大傳之 第七卷 九天攬月 第259章 作者東方直心

東方直心 · 2016-07-08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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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我看粟裕可以授元帥軍銜。戰功、資歷、品德、才干、威

  望,粟裕都夠當元帥。解放戰爭時期,誰不知道華東戰場的

  粟裕,蔣介石的幾大金剛誰不害怕粟裕!”

  話說8月6日,毛澤東給劉思齊寫了一封回信。

  原來在8月初,劉思齊由毛澤東安排準備去蘇聯留學,此時她患了重感冒,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毛澤東馬上回了一封信:

  思齊兒:

  信收到。患重感冒,好生休養,恢復體力,以利出國,如今日好些,望來此一看,否則不要來。最要緊是爭一口氣,學成為國效力。你要的列寧選集2卷,給你送上。

  祝好!

  父字

  1955年8月6日

  后來在9月間,毛澤東把劉思齊送到蘇聯莫斯科大學數力系學習。

  8月7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去了北戴河,他每天下午到海水浴場游泳三四個小時,晚上工作,主要是修改7月31日的《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稿,直到次日凌晨兩三點鐘,有時到六七點鐘。

  毛澤東根據8月1日省市區委書記們討論的意見,對報告稿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補充。他加寫的重要文字有:

  “我們必須反對任何沒有準備的不顧農民群眾覺悟水平的急躁冒進的思想。”

  “反對不顧質量、專門追求社和農戶的數目字的那一種傾向。”

  “必須一開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質量,反對單純的追求數量的偏向。”

  “在發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須有一個停止發展進行整頓的時間,然后再去發展一批合作社。那種不許有停頓、不許有間歇的思想是錯誤的。”

  此外,毛澤東每天還要閱讀省市區黨委送來的報告,他讀得非常認真,仔細的圈、點、批、畫,還修改文字。

  8月11日,國防部長彭德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簽發《關于軍士和兵評定軍銜的指示》,全軍評定軍銜的工作正式展開。

  8月13日,毛澤東在批轉湖北省委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上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關于用大力、分幾次、認真的而不是走馬看花的整頓現有合作社的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湖北報告中沒有提到,中央希望你們嚴重的加以注意。”

  8月21日,毛澤東通知陳伯達到北戴河,研究為黨的七屆六中全會準備的關于農業合作化決議的起草問題。

  同時,毛澤東要廖魯言負責修改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試行草案。

  8月23日,毛澤東將《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修改本送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真、董必武、彭德懷、陳伯達、陸定一、陳毅、譚震林、鄧子恢、李富春13人,征求意見。

  8月2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通知,將《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修改本發給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并要求他們印發各級黨委直到農村黨支部。

  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發表后,在全國農村干群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醞釀建社辦社,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僅成為輿論中心,而且成為廣大干群的實際行動。

  8月2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通知,發給上海局、各省市區黨委。通知中說:

  “今年國慶節前后,中央有可能召集各省市區黨委書記和各地委書記來京參加討論農業合作化問題及其它問題的中央會議。因此請你們預作準備,并請你們通知各地委書記做準備。”

  1955年9月4日,毛澤東與周恩來、陳伯達、廖魯言一起,審定了由陳伯達起草的為七屆六中全會準備的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決議草案,以及由廖魯言負責修改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試行草案這兩個文件。

  9月4日晚,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轉發福建省委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一份報告起草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關于‘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為貧農的新中農在內)鞏固的團結中農’這個口號,在目前基礎上依然是正確的。”“有人說,現在的提法似乎是放棄‘依靠貧農鞏固的團結中農’這個口號了,這是不對的,我們不是放棄這個口號,而是使這個口號按照新的情況加以具體化,即將新中農中間已經上升為富裕中農的人們,不算做依靠對象的一部分,而將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算作依靠對象的一部分,這是按照他們的經濟地位和對于合作化運動是否采取積極態度來劃分的。這即是說,貧農和兩部分下中農,相當于老貧農,作為依靠對象,而兩部分上中農,則相當于老中農,作為鞏固的團結的對象。”

  “關于在農村中依靠什么人的問題,還要明了幾點。我們首先應當依靠黨團員。我們區委以上的領導機關或者派到農村指導工作的干部,不去首先依靠農村中的黨團員,而把黨團員混同于非黨團員群眾,這是不對的。第二應當依靠非黨群眾中比較更積極一些的分子,這種人應當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例如一個2500左右人口的鄉,應有這樣的積極分子125人左右),我們應當努力訓練出這樣一批人,我們也不應當把他們混同于一般群眾。第三才是依靠一般貧農和兩部分下中農的廣大群眾。這個依靠什么人和如何依靠法的問題不弄清楚,合作化運動就會犯錯誤。”

  毛澤東寫完之后,將這個批語送給周恩來、陳伯達、劉少奇、朱德、陳云、鄧小平、彭真、鄧子恢傳閱,并囑咐說:

  “如有不同意見,請少奇同志召集會議討論一次,待我返京斟酌后再發。”

  9月5日,毛澤東由北戴河回到北京。

  9月5日晚,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頗具特色的關于在10月間召開黨的七屆六中全會的通知。他在通知中要求參加會議的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和區黨委、地委的書記的發言,都要寫成發言稿,并且根據各省地域的大小和各省、各地區合作化經驗的多少,規定了各省委書記和地委書記發言稿的字數,而且還明確要求:

  “發言內容主要講合作化,應占字數十分之七之八左右,可以連帶說一點糧食三定、社會鎮反和建黨整黨等項工作的意見,連同召開八大問題,總共占字數十分之二之三左右。發言內容應盡可能有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體經驗和計劃數字充實和證明之。”

  后來,毛澤東起草的這個通知稿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后,于9月7日正式發出。

  9月6日,中共中央將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草案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章程試行草案印發給在京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各副秘書長、農村工作部各副部長和秘書長,征詢修改意見。

  9月6日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草案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章程試行草案。

  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同陳伯達、胡喬木、廖魯言對這兩個草案進行了兩次修改。

  9月7日,毛澤東將他在9月4日晚為中共中央轉發福建省委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所寫批語,作為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合作化必須依靠黨團員和貧下中農》的黨內指示,發往全國各地。

  夏末秋初的一天,中國美術家協會副秘書長鐘靈在中南海懷仁堂籌辦全國第一屆美展。毛澤東要親自看一看美展。

  那一天,鐘靈去菊香書屋迎接毛澤東。毛澤東一見鐘靈,就高興地說:

  “噢,鐘靈啊,是你在辦這件事!”

  毛澤東來到懷仁堂,同工作人員一一握手,與大家交談,在鐘靈和美協領導蔡若虹、王朝聞、張諤等人陪同下,漫步于美展展廳,他逐幅觀賞,十分仔細。毛澤東指著一幅木刻問:

  “木刻就是版畫吧?”

  旁邊的王朝聞說:

  “木刻只是版畫的一種。”

  王朝聞給毛澤東講了版畫的種類。毛澤東認真聽著,時不時點點頭。

  參觀結束了,眾人在送毛澤東上車時,毛澤東邀請蔡若虹、王朝聞、鐘靈、張諤說:

  “我請你們幾位去當當參謀。”

  不等眾人表態,工作人員就把他們請上了車,直駛勤政殿而去。進了勤政殿西門,只見賀龍、聶榮臻、徐向前、羅榮桓、葉劍英等人都在這里,毛澤東對賀龍等人說:

  “我請來了幾位美術家,也聽聽他們的意見。”

  原來,人民解放軍即將實行軍銜制,今天是軍委領導在這里審定軍服的式樣。毛澤東請鐘靈他們來,是以美術家的眼光審視軍服。

  毛澤東和大家一起來到軍服陳列廳,大家邊看邊議。賀龍指著北洋軍閥的服裝說:

  “這種服裝太難看,不能仿照。”

  眾人來到新式軍服展柜前,彭德懷說:

  “樣子嘛,是見過的了,今天就是要看看穿起來怎么樣,有沒有一點威武之師的氣派!”

  一位領導指著新式軍服的軍官肩章說:

  “這肩章倒是挺漂亮的,但是戴上它就不好參加勞動了,一挑擔子,一背筐不就壓壞了。”

  賀龍說:

  “你就不能脫下軍服再勞動嗎?”

  一句話說得大家哈哈大笑。軍銜辦公室負責人李平將毛澤東引領到身穿大元帥服的模特前,毛澤東一邊抽煙,一邊打量著“大元帥”。李平說:

  “主席,這是大元帥服。”

  毛澤東臉上露出了不以為然的樣子,詼諧地說:

  “大元帥?你靠邊站吧!”

  他又指著其它新式軍服問鐘靈等人:

  “以你們美術家的眼光看這軍服式樣如何?”

  鐘靈等人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見。毛澤東最后對眾人說:

  “要從節約的原則出發,樣式好看、統一、正規,又要節約。”

  就這樣,實行軍銜制的新式服裝算是審定了。

  按照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干部部制定的初步方案,以毛澤東為大元帥,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在元帥之列,李先念、譚震林、鄧子恢、張鼎丞也在大將之列。總干部部第一副部長宋任窮和副部長賴傳珠隨著彭德懷、羅榮桓(總干部部部長、總政治部主任——筆者注)來向毛澤東匯報授銜授勛工作。毛澤東聽完匯報后說:

  “你們搞評銜,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這個大元帥就不要了,讓我穿上大元帥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眾中去講話、活動,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現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要評軍銜為好!”

  毛澤東指著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說:

  “總理和少奇同志,你們在部隊搞過,也是元帥。”

  劉少奇見毛澤東已經發表了意見,就說:

  “不要評了。”

  毛澤東又問周恩來、鄧小平:

  “你們的元帥軍銜,還要不要評啊?”

  周恩來、鄧小平連忙都擺手說:

  “不要評了,不要評了。”

  毛澤東又轉身問幾位過去長期在軍隊擔任領導職務,后來到地方工作的鄧子恢、張鼎丞等人說:

  “你們幾位的大將軍還要不要評啊?”

  鄧子恢等人也都說:

  “不要評了。”

  在討論元帥問題提到粟裕時,毛澤東說:

  “我看粟裕可以授元帥軍銜。戰功、資歷、品德、才干、威望,粟裕都夠當元帥。解放戰爭時期,誰不知道華東戰場的粟裕,蔣介石的幾大金剛誰不害怕粟裕!”

  劉少奇說:

  “抗日戰爭時期粟裕領導的蘇中根據地和1師,在新四軍中打的仗最多,消滅的敵人最多。”

  朱德說:

  “解放戰爭5年的任務3年提前完成,粟裕的功勞很大啊!他指揮打的大仗最多,消滅蔣介石的軍隊最多,給軍委提出的好建議最多。”

  有人提出異議說,解放戰爭時期粟裕是華東解放軍副司令。毛澤東馬上糾正說:

  “粟裕兩讓司令,品德高尚,全軍有名。1948年中央已經決定粟裕擔任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他再三請求中央把陳毅留在華野,實在不成,最后提出陳毅在華野的職務保留。中央只好同意。他當了華野的代司令員兼代政委,實際做的工作,擔的責任與司令員兼政委沒有兩樣。”

  周恩來說:

  “可是粟裕已經提出請求辭帥,態度很誠懇。他說,我黨我軍許多老前輩在,他們資歷更老,威望更高,貢獻更大,應該首先考慮他們,有利于全黨全軍團結。”

  毛澤東一聽此話被深深的感動了,他說:

  “兩讓司令,再辭元帥,粟裕高風亮節!”

  周恩來建議說:

  “粟裕不當元帥,大將還是要當的。”

  毛澤東依然在激動著,他說:

  “而且是第一大將!”

  會議最后決定:授10位元帥,10位大將。粟裕居大將之首。

  許光達得知自己被授予大將軍銜,接連3次提出要求降低軍銜的申請書,軍委一致意見不予批準。許光達在申請書中寫道:

  軍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將銜的消息,我已獲悉。這些天,此事小錘似的不停的敲擊心鼓,我感謝主席和軍委領導對我的高度器重。高興之余,惶惶難安。我捫心自問:論德、才、資、功,我佩帶4星,心安神靜嗎?此次按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功績授勛,回顧自身歷史,1925年參加革命,戰績平平。1932年至1937年,在蘇聯療傷學習,對中國革命毫無建樹;而這一時期是中國革命最艱難困苦的時期:蔣匪軍數次血腥的大圍剿,3個方面軍被迫做戰略轉移;戰友們在敵軍層層包圍下,艱苦奮戰,吃樹皮草根,獻出鮮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幾凈的房間吃牛奶面包。自蘇聯返回后,有幾年是在后方。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行列里,在中國革命的事業中,我究竟為黨為人民做了些什么?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實事求是地說,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說同10大將們比,心中有愧,與一些年資較深的上將比,也自愧不如。為了心安,為了公正,我曾向賀副主席面請降銜。現在我誠懇的慎重的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請:授我上將銜。另授功勛卓著者以大將。

  許光達

  1955年9月10日

  毛澤東在軍委會議上,舉著許光達的降銜申請書,對朱德、彭德懷、賀龍等人說:

  “這是一面明鏡,共產黨人自身的明鏡。”

  毛澤東越說越激動,他大步走到窗下,雙手推開兩扇窗戶,說道:

  “500年前,大將徐達,二度平西,智勇冠神州;500年后,大將許光達,幾番讓銜,英名天下揚。”

  許光達,原名許德華,1908年11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長沙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少年時在大伯資助下入小學讀書,后考入長沙師范學院,在校期間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春,許光達到廣州考入中央軍事政治學院,即黃埔軍校,1927年2月,畢業于黃埔軍校第5期炮兵科。

  后來在1965年軍隊取消軍銜制時,許光達堅持把自己應定的行政4級降低為行政5級。

  這個時候讓銜的還有董其武,當他得知要給他受上將銜,就找到楊成武說:“楊司令,你是有功,我是有罪;你當上將,我不能當上將。我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請你幫我轉遞一下,無論如何我不能當上將。”楊成武將董其武的信交給毛澤東,毛澤東看了以后說:“成武啊,你告訴董其武兩句話:楊成武是共產黨員,當不當上將無所謂。董其武一定要當上將。”楊成武向董其武傳達了毛澤東的兩句話,董其武癡癡的望著楊成武,嘴角抽動著,淚水像小河一樣往下淌,終于控制不住情緒,嚎啕大哭起來。

  第二天,楊成武在中南海紫光閣參加國防委員會會議,見到了傅作義,他問:“傅先生,昨天董其武先生的事,你知道不知道?”傅作義激動地說:“知道了,知道了。我也只有兩句話:毛主席偉大,共產黨偉大!董其武昨天晚上在我那里折騰了一夜,又哭又笑,反復講的就是這兩句話。”

  再說毛澤東在中將問題上講話說:

  “中將定的多了,年輕的同志以后還有機會。”

  盧仁燦的名字從開始擬定的中將部分移到少將里面。盧仁燦沒有任何怨言。有人為自己的軍銜找過領導,甚至上書中央,也有人替盧仁燦打抱不平,說在海軍的將軍里論起來,盧仁燦的年齡的確算年輕,但是,他的資歷不淺、能力不低。

  按照條件,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干部部副部長徐立清,應當被授予上將軍銜,后來因需要減少上將名額,他立即提出,自己是主抓授銜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樓臺先得月,要求降為中將。

  徐立清,1910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縣,1929年參加紅軍,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彭德懷幾次找徐立清談話,徐立清都堅持把自己降為中將。在兵團級干部中,他是僅有的幾名中將之一。

  在軍委研究中將、少將軍銜時,根據皮定均的資歷和歷史職務,最初定為少將軍銜。軍委把名單報送毛澤東審批,毛澤東一直記著皮定均在解放戰爭中,率領中原軍區第1縱隊第1旅,孤軍千里突圍的赫赫戰功,他大筆一揮,在皮定均的名字下面寫了6個字:“皮有功,少晉中。”

  孫毅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

  “我只有從勞之苦,而乏建樹之功,在評銜時要寧低勿高,授我少將足矣。我投身革命決不是為了升高官、要厚祿。”

  軍委考慮到孫毅資深望重,還是決定授予他中將軍銜。

  此一時期,與讓銜的領導人相反,在一些人眼里,授銜就如同梁山好漢一百單八將排座次一樣重要,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毛澤東聽說了這些情況,他很不高興地說:

  “我們軍隊中有些人,打仗時連命都可以不要,現在為了肩上一顆星,硬是要爭要鬧,有什么意思?哪像共產黨!”

  朱德笑笑說:

  “肩上少了一顆豆,臉上不光彩,回家沒法向老婆說呀。”

  毛澤東嘆了口氣,說: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評銜時。粟裕兩讓司令再辭帥,高風可嘉!”

  且說在9月10日,毛澤東在批轉河北省委的一個報告的批語中寫道:

  “這個報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規劃之外,作了全省的農業增產規劃,請你們著重的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國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一律仿照河北辦法……對自己區域的農業增產問題,經過研究,做出全面的規劃,報告中央,是為至要。”

  9月11日晚,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修改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草案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章程試行草案。

  會議結束后,毛澤東繼續審閱修改后的決議草案,一直到12日清晨4時才審閱完畢。他接著寫了一個批示,要劉少奇、陳云、鄧小平、陳伯達在12日將決議草案看完,爾后由楊尚昆立即把它印發給在京中央委員等人,并同時派飛機分送各省市區黨委,征求修改意見,要求他們在月底來京參加七屆六中全會時把修改意見帶來。

  9月13日下午,毛澤東同劉少奇、陳云、鄧小平聽取李先念關于召開9省糧食會議的匯報。

  9月14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去了北戴河。

  9月15日,毛澤東開始著手編輯《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一書。

  此時的北戴河,秋風中已帶有幾絲寒意,但毛澤東游泳的興致依然很高,他每天都要下海,風雨無阻。

  有一天,天上下著瓢潑大雨,海面上被狂風卷起的巨浪有一人多高,毛澤東還是堅持下海游了10分鐘。

  9月17日,國務院第18次會議通過決議,決定從1955年10月1日起,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佩戴軍銜肩章、軍兵種和勤務符號,按照國家規定的新的服裝制式著裝。

  9月25日,毛澤東在北戴河為《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寫好了一篇序言,即序言一。他寫道:

  “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內,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是:基本上完成國家的工業化,同時對于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的改造。這個過渡時期大約需要18年,即恢復時期的3年,加上3個五年計劃。在我們黨內,對于這個總路線的提法和時間的規定,從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實際上是有不同意見的。這種不同意見,在目前,主要的表現在關于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

  “我們現在編了一本書,叫做《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本書里所收的,都是各省、市、區的實際例子,共有120幾篇。這些材料的絕大部分,是1955年1月到8月的,一小部分是1954年下半年的。這些材料的絕大部分,是從各省、市、區的黨內刊物上取來的,有幾篇是從報紙上取來的,有幾篇是下級黨委或者是工作同志向上級黨委的報告,有一篇是請了一個合作社社長到北京談話的記錄。對于這些材料,我們只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內容都照原樣。在一部分材料中,我們寫了一點按語。為了區別于在有些材料上原來刊物的編者所寫的按語,我們寫的按語,用了‘本書編者’的名義。”“這些材料告訴我們,運動是健康的。出亂子的地方都是黨委沒有好好去指導。”“這些材料很有說服力,它們可以使那些對于這個運動到現在還是采取消極態度的人們積極起來,它們可以使那些到現在還不知道怎樣辦合作社的人們找到辦合作社的方法,它們更可以使那些動不動喜歡‘砍掉’合作社的人們閉口無言。

  在幾萬萬農民中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國來說,時間還不算很久,經驗還不算很多。特別是我們還沒有在全黨進行一次廣泛有力的宣傳工作,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對于這個問題沒有提起注意,不明了這個運動的方針、政策和辦法,使得黨內的意志還不統一。現在我們黨的六中全會很快就要開會討論這個問題,即將作出關于這個問題的新的決議。我們應當根據這個決議做一次廣泛有力的宣傳工作,使得全黨的意志統一起來。這本書的出版,對于這一次宣傳工作,可能是有些幫助的。”

  這一天,毛澤東從北戴河返回到北京。

  9月26日,毛澤東在中央農村工作部9月22日的關于農業合作社問題的檢討報告上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你們腦子里藏著相當嚴重的資本主義思想。”“實際上你們有一條路線,有一個方針,而這是和中央的路線和方針相抵觸的,所以在長時間內中央總是不能說服你們,即使經過嚴重的批評還是說不通,還是要堅持你們自己的東西。直到8月1號的會議才開始認真的轉變過來,是否徹底也還是問題。

  送劉、周、陳、朱、彭真、鄧小平、陳伯達、廖魯言即閱,退鄧子恢。”

  9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2次會議,通過了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的決議;同時決定授予一批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上將、中將、少將軍銜。

  這天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休息室里,和將被授予元帥銜的朱德、彭德懷、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人,正在海闊天空的談笑風生,只有林彪一個人郁郁寡歡、一言不發,蜷曲在柔軟的沙發上。毛澤東走近他身旁,關切的問他的身體如何?林彪說:身體很差,怕光、怕風,怕水,怕聲音,見風感冒,見水拉稀。

  后來,毛澤東指示衛生部副部長、軍委總衛生部副部長及中華醫學學會會長傅連璋,組織專家為林彪做一次全面細致的檢查和會診。會診前,林彪讓葉群出面,暗示傅連璋為林彪開一張生病的證明。傅連璋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在會診后,說林彪無大病,應該多進行一些戶外活動。他還關切的勸林彪,一定要戒掉用嗎啡的習慣;要治病,有別的辦法,吸毒是萬萬要不得的。林彪由此對傅連璋忌恨在心。

  傅連璋如實向毛澤東作了匯報,說在林彪身上沒有發現重要器官的嚴重器質性病變,許多癥狀與精神因素有關。毛澤東得知林彪的病情并不十分嚴重,一時沉吟不語。他為了鼓勵林彪,曾特意抄錄了曹操的《龜雖壽》一詩贈給林彪,希望他振奮精神,有所作為。此是后話,暫且打住。

  再說9月27日下午5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授銜授勛典禮,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

  人大常委會典禮局局長宣布典禮開始,軍樂隊奏國歌。

  人大副委員長兼秘書長彭真,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授予朱德等10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的命令。

  毛澤東將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的命令狀,一一授予朱 德、彭德懷、林 彪、劉伯承、賀 龍、陳 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10人。

  毛澤東又將勛章授予十大元帥。

  9月27日晚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在國務院禮堂隆重舉行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官軍銜的授銜、授勛典禮。

  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宣讀了周恩來總理的授銜命令。

  周恩來分別把大將、上將、中將、少將軍銜的命令狀,一一授予粟裕、徐海東等在京將官。

  徐海東主動提出受之有愧,高了。周恩來說:

  “海東同志,授你大將軍銜,不高也不低,恰當。”

  毛澤東親自為在京的將官們授勛,授予傅作義、董其武、陶峙岳等人一級解放勛章。董其武心中極不平靜,連聲說:

  “感謝毛主席、周總理對我的教育和培養,感謝你們的恩情。”

  后來,陶峙岳被任命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員、新疆軍區司令員。

  毛澤東手捧一級解放勛章走到少將李貞面前時,李貞想跟毛澤東說幾句話,卻激動得說不出來。周恩來趕緊說:

  “祝賀你,李貞同志,你是我們中國的第一位女將軍啊!”

  9月28日,國防部舉行授銜典禮,國防部長彭德懷授予在京部分校級軍官軍銜。

  后來從11月開始到1956年初,各軍兵種和各軍區的授銜典禮,相繼在各領導機關所在地舉行,賀龍、聶榮臻、葉劍英以及其他高級將領,代表中央軍委、國務院和國防部,分別授予各單位將官、校官和尉官軍銜。賀龍代表毛澤東授予鄧寶珊一級解放勛章。

  同時,各部隊還舉行了授予軍士和兵軍銜的典禮。

  再說這次授予10大將軍銜的是:

  粟 裕 徐海東 黃克誠 陳 賡 譚 政 蕭勁光 張云逸 羅瑞卿 王樹聲 許光達

  授予55人上將軍銜,按姓氏筆畫排列,他們是:

  王 平 王 震 王宏坤(海軍) 王新亭 韋國清 烏蘭夫 鄧 華 葉 飛 甘泗淇 呂正操 朱良才 劉 鎮(空軍) 劉亞樓(空軍) 許世友 蘇振華 李 達 李 濤 李天佑 李志民 李克農 楊 勇 楊至成 楊成武 楊得志 蕭 華 蕭 克 宋任窮 宋時輪 張宗遜 張愛萍 陳士榘 陳再道 陳伯鈞 陳明仁 陳奇涵 陳錫聯 周 桓 周士第、周純全 趙爾陸 洪學智 鐘期光 賀炳炎 郭天民 唐 亮 陶峙岳 閻紅彥 黃永勝 謝富治 董其武 彭紹輝 韓先楚 傅 鐘 傅秋濤 賴傳珠

  后來王建安在1956年、李聚奎在195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上將人數上升至57人。

  授予177人中將軍銜;按照姓氏筆畫排列,他們是:

  丁秋生 萬 毅 王 諍 王必成 王近山 王尚榮 王宗槐 王秉璋 王恩茂 王道邦 王輝球 王紫峰 韋 杰 文年生 方 強 方正平 鄧逸凡 孔從洲 孔石泉 孔慶德 甘渭漢 盧 勝 田維揚 鄺任農 皮定均 成 鈞 畢占云 匡裕民 朱 明 朱輝照 向仲華 莊 田 湯 平 劉飛 劉 忠 劉少文 劉西元 劉興元 劉先勝 劉志堅 劉轉連 劉金軒 劉昌毅 劉浩天 劉培善 劉道生 孫 毅 孫繼先 朵噶.彭措饒杰 杜 平 杜義德 楊秀山 楊國夫 楊梅生 蘇 靜 李耀 李天煥 李成芳 李壽軒 李作鵬 李雪三 肖向榮 肖望東 肖新槐 曠伏兆 吳先恩 吳克華 吳法憲 吳信泉 吳福善 吳瑞林 何德全 邱會作 邱創成 余立金 余秋里 張 震 張 藩 張才千 張天云 張仁初 張令彬 張達志 張池明 張賢約 張國華 張經武 張南生 張祖瓊 張翼翔 陳 康 陳仁麒 陳正湘 陳慶先 陳先瑞 阿沛.阿旺晉美 林維先 范朝利 歐陽文 歐陽毅 羅元發 羅舜初 周 彪 周仁杰 周玉成 周希漢 周志堅 周赤萍 周貫五 冼恒漢 鄭維山 胡奇才 趙 镕 趙啟民 鐘漢華 鐘赤兵 饒子健 饒正錫 饒守坤 姚 喆 賀 誠 秦基偉 袁子欽 袁升平 莫文驊 聶鳳智 聶鶴亭 頓星云 晏福生 錢 鈞 倪志亮 徐立清 徐深吉 徐斌洲 郭 鵬 郭化若 唐天際 唐延杰 陶 勇 黃火星 黃志勇 黃新廷 曹里懷 常乾坤 崔田民 康志強 閻揆要 梁從學 梁必業 梁興初 韓 偉 韓練成 韓振紀 彭 林 彭明治 彭嘉慶 覃 健 程世才 傅連璋 溫玉成 曾紹山 曾澤生 曾國華 曾思玉 謝有法 賴 毅 鮑先志 詹才芳 蔡順禮 廖漢生 廖容標 譚甫仁 譚希林 譚冠三 譚家述 賽福鼎.艾則孜 滕海清

  其中有兩人是后來授予的。

  授予800人為少將軍銜,其中有:

  丁 盛 馬 寧 王 猛 王 新 王六生 王良太 王硯泉 王蘊瑞 王耀南 尤太忠 鄧 岳 甘祖昌 葉運高 向守志 劉 豐 劉 鎮 劉華清 劉振華 江騰蛟 李 貞(女) 李 覺 李 真 李水清 李丙令 李德生 李耀文 肖全夫 吳 忠 汪 洋 汪東興 張廷發 張樹芝 張耀祠 陳坊仁 陳其通 錢信忠 郭林祥 傅崇碧 栗在山

  后來,其中有2人晉升為中將,又晉升少將560名。

  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中華人民共和國先后總共授予少將以上將軍銜1614人,其中有原國民黨軍官159名。

  1955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周年的紀念日,首都軍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盛大的集會和閱兵儀式。毛澤東從北戴河回京參加了慶典。

  這一天,所有登上天安門城樓或觀禮臺的軍人,參加閱兵的部隊,都換上了新的制式軍裝,分別佩帶了從元帥、將軍到校、尉、列兵不同的軍銜肩章。

  毛澤東仔細端詳著身穿大將軍服、佩帶大將軍銜的粟裕,親切地說:

  “我們的粟總長一身戎裝,氣度不凡。新中國成立6周年了,解放軍應該改一改戰爭年代的土氣了。”

  粟裕笑笑說:

  “穿著這樣一身服裝,很不習慣!”

  周恩來說:

  “慢慢就習慣了。這是形勢發展的需要啊!”

  10月4日,毛澤東給周世釗回復了一封信,并寄去了一首和詩。

  原來,周世釗在6月20日陪同毛澤東游覽岳麓山后,寫出了一篇題為《難忘的一天》的日記和幾首詩。后來,他給毛澤東寄來了一封信和他所作的幾首詩,其中有一首題為《七律.從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宮》,詩云:

  滾滾江聲走白沙,飄飄旗影卷紅霞。直登云麓三千丈,來看長沙百萬家。

  故國幾年空兕虎,東風遍地綠桑麻。南巡喜見升平樂,何用書生頌物化。

  毛澤東接到周世釗的來信和詩作后,因國事繁忙,一直未回復。直到10月4日這一天,才寫了這封回信,他寫道:

  惇元兄:

  惠書早已收讀,遲復為歉。承錄示程頌萬遺作,甚感,并請向曹子谷先生致謝意。校額諸件,待暇當為一書,近日尚未能從事于此。讀大作各首甚有興趣,奉和一律,尚祈指正。

  春江浩蕩暫徘徊,又踏層峰望眼開。風起綠洲吹浪去,雨從青野上山來。

  尊前談笑人依舊,域外雞蟲事可哀。莫嘆韶華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臺。

  順問近佳!

  毛澤東

  毛澤東詩中的“卅年仍到赫曦臺”一句,是指他在1925年自韶山赴廣州,途經長沙,曾游岳麓山一帶,作《沁園春。長沙》;到1955年重登岳麓山,恰好間隔30年。

  10月4日,中國共產黨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在北京懷仁堂舉行。參加會議的除了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以外,還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和區黨委、地委書記,中共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負責人,共計451人。

  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討論農業合作化問題;討論關于召開黨的“八大”的問題。

  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彭德懷、彭真、鄧小平等80人在全會上發言,另有167人作書面發言。

  湘潭地委書記華國鋒在會議上介紹湘潭地區合作化運動的經驗。一位地委書記,列席中央全會并講話,不能不說是一種特殊的待遇。

  此前,華國鋒曾先后寫出了《克服右傾思想,積極迎接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的到來》、《充分研究農村各階層的動態》、《在合作化運動中必須堅決依靠貧農》3篇報告。這些來自故鄉的報告,毛澤東讀起來尤感親切。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注意到華國鋒的名字;也是安排他在這次全會上發言的主要原因。后來,毛澤東在路過湖南時,曾經接見了華國鋒,他說:

  “你是我的父母官呢!”

  毛澤東的幽默語言,流露出了對華國鋒的贊賞。

  再說在全會上發言的人們一致擁護毛澤東一再修改的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報告:《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批評了鄧子恢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出現的右傾錯誤;一致主張加快發展農業合作化。朱德說:

  “我聽到同志們的講話都很有信心,叫我這個素來樂觀的人更加樂觀了。我估計在全國農村中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可能會比中央預定的速度要快些。”

  劉少奇也說:

  “根據各省委地委同志對農業合作化所作的規劃的報告,大約將在今后3年至4年內基本上完成全國半社會主義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發展的速度,可能大大超過我國五年計劃中所規定的合作化的速度,也可能超過毛澤東同志在7月31日報告中所提出的速度。”

  鄧子恢在發言中作了檢討。

  會議一致通過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決議中寫道:

  “現在農村中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農業合作化的高潮即將到來。黨面臨的任務就是要大膽的和有計劃的領導運動前進。1957年春以前,70 %到80%的參加合作社,即基本上實現半社會主義合作化。全國大多數地區,在1958年春以前,基本上實現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在新疆地區實現合作化則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基本完成。”

  10月11日,毛澤東在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的總結講話。他說:

  “我們這次會議,是一場很大的辯論。這是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期間,關于我們黨的總路線是不是完全正確這樣一個問題的大辯論。這場全黨性的大辯論,是從農業合作化的方針問題引起的,同志們的討論也集中在這個問題上。但是,這場辯論牽涉的面很廣,牽涉到農業、工業、交通、運輸、財政、金融、貿易、文化、教育、科學、衛生等部門的工作,牽涉到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牽涉到鎮壓反革命,還牽涉到軍隊,牽涉到外交,總之,牽涉到黨政軍民各方面的工作。應當有這么一次大辯論。因為從總路線發布以來,我們的黨還沒有這樣一次辯論。這個辯論,要在農村中間展開,也要在城市中間展開,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質量,都能夠和總路線規定的任務相適應,都要有全面規劃。”

  關于農業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關系,毛澤東說:

  “1950年,我在三中全會上說過,不要四面出擊。那時,全國大片地方還沒有實行土改,農民還沒有完全到我們這邊來。如果就向資產階級開火,這是不行的。等到實行土地改革之后,農民完全到我們這邊來了,我們就有可能和必要來一個‘三反’、‘五反’。農業合作化使我們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基礎上,而不是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基礎上,鞏固了同農民的聯盟。這就會使資產階級最后孤立起來,便于最后消滅資本主義。”“我們有些同志太慈悲,不厲害,就是說,不那么馬克思主義。使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在6億人口的中國絕種,這是一個很好的事,很有意義的好事。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絕種,要使它在地球上絕種,變成歷史的東西。”

  關于全面規劃、加強領導的問題,毛澤東提出了防止“左”的傾向,他說:

  “省(市、區)一級、地區一級、縣一級,這3級必須時刻掌握運動發展的情況,一有問題就去解決。”“專門喜歡事后批評,缺乏臨機應變的指導,這是不好的。如果遇到情況不對,怎么辦呢?情況不對,立即剎車。或者叫停車。”“省、地、縣都有剎車的權力。必須注意防‘左’。防‘左’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機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并沒有說要‘左’傾,‘左’傾機會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

  以后在發展合作社的工作上,我們要比什么呢?要比質量,比規格。數量,或者速度,有前面所說的那個規定就行了,重點是比質量。質量的標本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產和不死牲口。怎樣才會增加生產,怎樣才會不死牲口?就是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則,要有全面規劃,要有靈活的指導。”“我們務必避免蘇聯曾經犯過的大批殺掉牲口的那個錯誤。”“請你們各位注意,務必不要出大問題,不要發生死一批牛的事。因為我們現在拖拉機還很少,牛是個寶貝,是農業生產的主要工具。”

  毛澤東在談領導工作方法時,說到了他編輯《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一書的情況,他說:

  “我用11天功夫,看了一百二十幾篇報告、文章。先是請廖魯言同志同農村工作部的同志他們看了一千幾百篇,選了一百二十幾篇,然后我對這一百二十幾篇搞了11天,包括改文章寫按語在內。我就‘周游列國’,比孔夫子走得寬,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

  毛澤東鑒于有些省委書記在會議上提出:《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中的材料已經過時了,應當補充新的材料,他說道:

  “《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你們可以帶回去,看一看,把你們要增的材料送來,哪些應該抽掉的提出來,應該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語有不對的地方也提出來修改意見。限10月25日以前報送中央辦公廳。”

  關于思想斗爭問題,毛澤東說:

  “中央農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鄧子恢同志犯了錯誤。他這一次所犯的錯誤,性質屬于右傾的錯誤,屬于經驗主義性質的錯誤。鄧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評,雖然各小組會上有些同志覺得他講得還不徹底,但是我們政治局的同志,還有一些同志,談了一下,覺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現在這個時候,他有了這樣的認識,已經是好的了。鄧子恢同志在過去長期革命斗爭中做過許多工作,有成績,應當肯定。”

  在回答有人提出的“將來趨勢”問題時,毛澤東說:

  “在上一次黨的代表會議上也講過了,大約在50年到75年的時間內,就是10個五年計劃到15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可能建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在50年到75年這個期間內,國際、國內、黨內一定會發生許多嚴重的復雜的沖突和斗爭,我們一定會遇到許多困難。按照我們的經驗,我們這一輩子有過多少沖突,武裝的,和平的,流血的,不流血的,你能說以后就沒有?一定會有,不是很少,而是很多。這里面包括打世界大戰,在我們頭上甩原子彈,出貝利亞,出高崗,出張國燾、陳獨秀。有許多事現在是沒有法子料到的。但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可以肯定,一切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一定會出現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這是不是一定呢?我看是一定的。按照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定的。那個資產階級已經給自己造好了掘墓的人,那個墳墓都挖好了,它不死呀?要講趨勢,比較粗枝大葉一點說,就是這么一種趨勢。”

  正是:毛公前瞻發宏論,今人讀來可驚心?

  六十春秋鑄鐵證,“將來趨勢”必成真!

  再說10月13日,毛澤東在第3次修改《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時,加寫了一些話,他寫的是:

  “注重合作社的質量。”“反對單純的追求數量的偏向。”“有些地方是可以暫停一下,從事整頓的;有些地方是可以邊發展、邊整頓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員可以讓他們退社,個別的合作社可以讓它們暫時解散。”

  10月15日,毛澤東會見了由林山榮吉率領的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他在談話中說:

  “今天來的客人是我們的鄰舍,左鄰右舍,是很接近的一個鄰舍。日本朋友到中國來,從你們日本家里到我們家里來看一看,我們應該感謝。中日關系的歷史是很長的,人類幾十萬年以來過著和平的生活,我們的祖先吵過架,打過仗,這一套可以忘記啦!從法律上說,中日就是處于戰爭狀態。你們把恢復中日關系放在第一條,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應盡早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

  “你們現在難以承認我們,我們是諒解的,我們不會責備你們。我們彼此間可以先搞些互相幫助,互通有無,和平友好,文化交流,以改善我們兩國之間的關系,一步一步的就會建立起邦交。按照你們情況所許可的條件去做,如果暫時不能承認我們,我們可以等待,有誤會的可以慢慢解釋。”

  毛澤東還說:

  “美國說我們是殖民主義,講我們的壞話,說我們爭奪他們的市場。這是不對的。因為第一,中國沒有搶奪各國市場,而是美國人在搶奪各國市場;第二,不是中國在各國建立軍事基地,而是美國在各國建立軍事基地;第三,中國沒有派軍事顧問團到各國去,而是美國派軍事顧問團到各國去,中國沒有同各國訂立不平等條約并附有政治條件。”

  “中日兩國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美國壓在我們的頭上。美國的手很長,它抓住我們的臺灣,也抓住日本、菲律賓、南朝鮮。亞洲這樣大的地方它都想抓。這件事情終究不能持久的。這里是我們的地方,這里的事情應當由我們的人民來管。現在我們要求它放手,把手拿走。放手以后,我們再來拉手。”“各國的事情要由各國自己管,這是個真理。”

  10月27日下午,毛澤東趁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在北京開會的機會,在中南海頤年堂約見了陳叔通、章乃器、李燭塵、黃長水、胡子昂、榮毅仁。他在談話中說:

  “中國的統一戰線有很久的歷史,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現在的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是經過共產黨領導統一戰線的。我看統一戰線有好處,又反帝反封建,又贊成社會主義,為什么要把人家趕走呢?是人多好些,還是把許多積極因素趕走好些?還是把積極因素團結起來好。要把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團結起來。團結了更多的人,阻礙就少些,事情就容易辦得通。至于選舉,不選民主人士不好,要說服選民,使他們了解這樣做對勞動人民沒有壞處而有益處,是可以說服他們的。當然也還有‘左’派,門關得緊點,對他們也可以說服。”

  “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同其它國家的不同,從孫中山起就為建立民主共和國而奮斗。后來我們接手,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中外的資產階級在歷史上都有過積極的作用,曾經革命的力量對生產發展都有作用。”

  “關于私營工商業改造的時間問題,有人說,現在鑼鼓點子打得緊,胡琴也拉得緊,擔心搞得太快。我們說,社會主義改造是3個五年計劃基本完成,還有個尾巴要拖到15年以后,總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蘋果不熟摘下來吃就是酸的。現在是協商辦事,這樣大的事情,與全國人民有關的大事,當然要協商辦理。如果大家不贊成,那就沒有辦法做好。有些事緩點比急要好,但是否現在鑼鼓點子就不要打緊了,戲就不唱了?不是的。現在還是要勸大家走社會主義道路。”

  “現在中國正處在大變革時代,社會動蕩不安,農民的個體所有制要變成集體所有制,資本家也要改變其私人所有制,許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運。其實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會發展趨勢,站在社會主義方面,有覺悟的逐漸轉變到新制度去。人們考慮的,不外是一個飯碗,一張選票,有飯吃不會死人,有選票可以當家作主,說文明點就是一個工作崗位和一個政治地位。地主只給飯碗,暫時不給選票,這對地主來說是突然轉變,沒有思想準備的。對資產階級則不同。馬克思說: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個人類。如果地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不解放,無產階級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須全人類都解放,變成一個新制度,無產階級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毛澤東講完了,他請大家提意見。章乃器就發言說:

  “罵社會主義來得早的固然有,但我要樂觀些。我認為歡迎社會主義早來的多些,因為他們在過去受過官僚資本的壓迫。”

  毛澤東說:

  “不一定見得,國民黨并沒有搞掉他們的剝削制度。”

  章乃器說:

  “他們對制度感覺不到,他們注意的是工作、生活。”

  黃長水插話說:

  “還有下一代。”

  章乃器接著說:

  “帝國主義同官僚資產階級要毀滅他們,我們則安排他們,少數人不舒服,多數人好了,生產增加,利潤多了,收稅的人來了不發抖。”

  毛澤東說:

  “你是主張紅色資本家的,我們大有合作之勢。”

  章乃器說:

  “因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一些人怕共產主義不如解放之初怕共產黨。我是樂觀派,主張調查一下。過去帝國主義傾銷,官僚資本搞金元券,沒有安排,反被擠垮。”

  毛澤東說:

  “總有人要被擠下臺的。我們民主黨派上了臺不會下臺,除非做了壞事。多數人是能改變的,對民族資產階級不要像對官僚資產階級、地主一樣打擊。究竟是先擠垮后收容好呢,還是不擠垮好呢?現在不先擠垮,抵觸、破壞可以少一些。這樣做看起來似乎慢一點,但整個生產力是向前發展的。農業也是一樣。必須增加生產,使一些人的憂慮慢慢減少,說服家屬朋友,波浪式的擴大。不要誤認為今天談了,明天回去就要共產。少數人開了會回去做宣傳,有想得通的,有想得比較通的,有想不通的,會參差不齊。”

  李燭塵說:

  “幾年來工商聯做了工作,有成績。一般工商業家與解放初期不同,但對他們宣傳教育不夠,方法不好,懲罰多、獎勵少。政府方面也有些干部平時沒有說清楚,開會就批評壞的,甚至抓人。公私合營企業的干部,對資方有錯不當面講,要人自己去體會,資方就怕了。”

  毛澤東說:

  “有意見,要講清楚、明確。”

  陳叔通、胡子昂都說,積極分子是越來越多了。黃長水接著說:

  “積極分子是越來越多的。學習很重要,廣州工商界參加有組織的學習的5000多人,每周3小時學習時間,工商講座可發展到10000人。參加了學習的,違法就少了。”

  毛澤東說:

  “不是天生要違法的,是政府工作沒有做好。”

  榮毅仁說:

  “政府干部批評工商業者有‘三靠’思想,即業務靠國營,資金靠銀行,生產靠工人。靠要受批評,不靠又不好。現在工商業者在政治、工作、利潤等方面都有些問題。政治上有些距離,工作上職權有問題,利潤方面有些比較困難。”

  毛澤東說:

  “宣傳要具體,只有批評沒有鼓勵不好,要估計,要分析,要肯定主要的方面。”

  胡子昂說:

  “‘三反’、‘五反’以后,資本家是兩頭小中間大,多數人是大勢所趨,得過且過。總路線宣傳以后,情況有些轉變,主席的合作化問題報告發表后,工商界很感興趣。”

  毛澤東說:

  “把鬼講開了就不怕了。”

  胡子昂說:

  “現在怕基礎不穩,希望工商業改造也來個高潮,政府加強領導,工商界大起膽量。現在有基礎。”

  此時,吃飯的時間到了,毛澤東與大家一起共進晚餐。晚餐后又繼續座談。毛澤東說:

  “中心的目的是要經過一批先知先覺做思想準備,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運。在舊社會連蔣委員長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現在要大家逐漸減少吊桶,改用抽水機,不要吊桶。我是宣傳共產主義的,要走向共產主義,就要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真正富強的國家。”

  10月28日,毛澤東在給彭真、鄧小平的信中寫道:

  “明日下午4時勤政殿的會集,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員及各副秘書長,似宜邀集到會,陳伯達亦宜通知到會。座位擠一點,能有300人左右為宜。是否可以,請酌定。我覺得此次座談有重要意義,時機是好的。”

  10月29日下午,因為參加座談會的人員太多,會議改在中南海懷仁堂進行。參加座談會的人員有中華全國工商聯第一屆執行委員會全體委員,在京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各人民團體及中央各部門負責人。

  陳云首先講話,他主要是講私營工商業的生產安排和改造問題。

  接著,毛澤東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即將走向一個新的階段,工商業者應該認清社會發展的規律,只要接受社會主義改造,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有前途。只有把自己的前途和國家的前途結合起來,才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

  “我們的目標是要使我國比現在大為發展,大為富、大為強。現在,我國又不富、也不強,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但是,現在我們實行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階級。地主過了幾年之后,就有了選舉權,他就不叫地主了,叫農民了。資產階級,總有一天,大約3個五年計劃之內,就不叫資產階級了,他們成為工人了。”“這種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曉得明天的事。那種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情況,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應該逐步結束。”

  “對共產這個問題要講開,要說穿。要經常說,朋友們幾個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產這個事情是好事情,沒有什么可怕的,你們會知道的,會看到的。全國統籌兼顧,這個力量大得很。資本主義私有制大大妨礙統籌兼顧,妨礙國家的富強,因為它是無政府性質的,跟計劃經濟是抵觸的。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這個東西要說開。當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說開就晚上睡不著覺,就神經衰弱,說是明天早上就要共產了。不是的。我們講幾年準備,要經過幾個步驟:第一個步驟,加工訂貨;第二個步驟,公私合營;第三個步驟,那個時候我們再議嘛。究竟哪一年國有化,我們總是要跟你們商量嘛。國有化不會是像扔原子彈那樣撲通下地,全國一個早上就全部實現,而是逐步實現的。現在來說,還是一個宣傳教育問題。通過一個月兩個月、一年兩年的做工作,慢慢的使我們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腦筋里面鉆進去一點,把不安的心理逐步減少,增加核心分子,擴大核心集團,讓大家認識到新制度確實可行,確實有益。”

  毛澤東還說:

  “我們現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就是運用從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提出過的贖買政策。它不是國家用一筆錢或者發行公債來購買資本家的私有財產(不是生活資料,是生產資料,即機器、廠房這些東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的進行,延長改造的時間,比如講15年吧,在這中間由工人替工商業者生產一部分利潤。……大概是1年幾個億吧,10年就是幾十個億。我們實行的就是這么一種政策。全國資本家的固定資產的估計,有這么一筆賬:工業方面有25億元,商業方面有8億元,合計是33億元。我想,如果15年再加恢復時期3年共18年,工人階級替資產階級生產的利潤就會超過這個數字。”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是采取1949年對官僚資本那樣全部沒收、一個錢不給這個辦法好呢,還是拖15年、18年,由工人階級替他們生產一部分利潤,而把整個階級逐步轉過來這個辦法好呢?這是兩個辦法:一個惡轉,一個善轉;一個強力的轉,一個和平的轉。我們現在采取的這個辦法,是經過許多的過渡步驟,經過許多的宣傳教育,并且對資本家進行安排,應當說,這樣的辦法比較好。”

  “我們的目標是要趕上美國,并且要超過美國。美國只有1億多人口,我們有6億多人口,我們應該趕上美國。李富春同志做過報告,不是說趕上美國不要100年嗎?這個看法我也贊成。究竟要幾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50年吧,也許75年,75年就是15個五年計劃。哪一天趕上美國,超過美國,我們才吐一口氣。”“全國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黨派在內,都要努力,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我們在整個世界上應該有這個職責。”

  接著,全國工商聯主任委員陳叔通、副主任委員李燭塵、榮毅仁、黃長水、胡子昂先后作了重要發言。

  李燭塵在發言中還說:

  “我建議今天在座的同志們,在莊嚴的懷仁堂,當著毛主席的面,每個人應提出保證,一定要把核心工作做好。大家如無異議,請大家起立表示決心。”

  工商聯全體執委立即起立,高聲歡呼。

  毛澤東仔細的聽完工商聯各位負責人的發言后,再一次講話說:

  “聽了好幾位的講話,覺得很好。”“關于回去傳達的問題,我感覺有些地方需要請諸位注意。就是講,不要搞一陣風,說是要搞共產了,不是這個意思。今天大中小資本家有幾百萬人,人員不齊,進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陣風,一點破壞都沒有不可能。總而言之,不要說是要共產了,引起一陣風,好像刮臺風一樣,那樣不好。關于社會主義改造,我們需要有充分的準備,包括思想準備、宣傳教育等許多工作在內,要有秩序有步驟的進行,而不是一陣風,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損失。我們要力求保障損失越小越好。”

  “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有成績的,將來還可以看見有很大成績。我們商店的柜臺上、貨架上貨品很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沒有斷過。經過這樣大的革命,我們貨品沒有斷過,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國人看見我們貨品充足,很羨慕。”

  “現在不是講社會主義高潮嗎?我就怕沒有準備好,一個高潮來了一陣風。請諸位注意這一點。”“你們都是先進分子,說要來一個高潮。但是,大中小資本家有幾百萬人,那些小商小販有幾千萬人,會有各種動搖、各種猶豫的,最后達到不動搖、不猶豫,是要經過好多次反復的。”“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總是要有秩序有步驟的進行,這樣看起來慢,實際上反而快。早兩天我跟朋友們說過,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這樣的話是好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較自然。這不是‘聽其自然’的那個‘自然’,而是經過說服,經過教育,經過批評,克服許多困難而達到的‘自然’。”“總而言之,社會主義改造要減少損失,要有步驟有秩序的進行,要充分準備,準備工作越充分,這個事情就越能辦好。”

  1955年11月1日,全國工商聯第一屆執行委員會召開第2次會議。會議傳達和討論了毛澤東在座談會上的講話。

  與會者在討論中,紛紛表示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命運,把個人的前途與國家的前途結合起來,分析對比了解放前和解放后資本主義企業不同的發展道路,認識到只有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才是唯一光明的道路。

  11月1日下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寫道:

  “從現在起,全國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質量問題,而不是數量問題。因為數量問題已經引起全黨注意,而質量問題則還沒有引起全黨注意。”

  爾后,毛澤東就陳嘉庚的來信給周恩來寫了一個批語。

  陳嘉庚在10月9日給毛澤東的來信中,敘述了他9月再訪延安途中拜謁黃帝陵和軒轅廟時看到的情況,提議政府采取措施,保護黃帝陵廟。

  毛澤東在批語中寫道:

  周總理:

  此件閱后,請提交有關機關處理。我看陳先生的提議是有道理的。

  毛澤東

  這天晚上9時25分,毛澤東離開北京乘專列南下,視察農業合作化和農業生產及城市工商業等情況。11時50分,專列抵達天津,停車1小時。毛澤東在車上召見天津市委書記黃火青、副市長萬曉塘,聽取了匯報。

  11月2日清晨6時58分,專列到德州車站,停車1小時。毛澤東召見德州地委書記談話。

  上午10時43分,專列抵達濟南。毛澤東召見譚震林和山東省委書記舒同,談話到下午1時結束。

  是日晚9時10分,毛澤東與濟南市委書記、副書記、市長談話,9時55分結束。

  晚11時56分,專列到達泰安。毛澤東在專列行進中,與被召上專列的泰安地委書記、副書記談話。

  11月3日凌晨1時54分,專列到達兗州,毛澤東結束了與泰安地委書記、副書記的談話。2時25分,毛澤東與兗州地委書記、副專員談話。

  凌晨6時45分,專列抵達徐州,停車1小時。毛澤東與徐州地委書記、專員談話。

  上午9時40分,專列到達符離集,毛澤東與地委書記和專員談話1小時又10分鐘。

  11時45分,專列到蚌埠,毛澤東與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副省長張愷帆談話,至下午1時30分結束。

  11月4日凌晨1時45分,專列到滁州。毛澤東與滁州兩位地委副書記談話,2時50分結束。

  凌晨3時,專列到浦口。25分鐘后,毛澤東與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省長惠浴宇及南京市委書記、市長談話,5時28分結束。

  7時21分,專列到鎮江。毛澤東與鎮江地委書記、專員談話,8時18分結束。

  上午10時45分,專列到無錫。毛澤東與無錫市委書記、市長談話,11時55分結束。

  中午12時47分,專列到蘇州。毛澤東與上海局書記柯慶施、上海市副市長許建國、蘇州地委書記、副書記及蘇州市委書記、市長談話,下午2時30分結束。

  下午4時25分,柯慶施、許建國與毛澤東同行抵達上海。毛澤東下車到游泳池游泳1小時候后,上了專列。柯慶施、許建國隨毛澤東繼續前行。

  11月5日晨6時,毛澤東與柯慶施、許建國及上海市其他領導人談話;吃過早飯,又談到9點40分。

  中午,毛澤東下車游泳1個小時。

  下午2時45分,專列到松江。毛澤東與松江地委書記、專員談話,3時37分結束。

  下午7時,毛澤東終于抵達了目的地——杭州。

  從北京到杭州不過區區4000余里,毛澤東的專列竟然走了整整4天4夜,他一路上先后召見了省市委書記、副書記、省長、副省長、市長、副市長及地委書記、副書記、專員、副專員等大大小小40多名地方領導人。一時間,空中電波頻傳,地面上有關人員聞訊奔走,你來我往,川流不息,此情此景,蔚為奇觀也!

  這正是:五天走京杭,一路連夜日。宵旰為底事,專列人如織?

  且說11月的杭州,正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美麗時節,毛澤東游興很高,接連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頂、莫干山,五云山。

  北高峰在西湖附近。毛澤東在攀登途中,常常要停下來略作歇息,學習英語。他第二次攀登北高峰,很有感觸。最后一次登臨,心情極佳。他健步踏過數百個石級,盤繞26道彎,登上山頂。上面平曠如盤,高塔矗立。四外遠眺,入目而來的是群山屏列,西子湖云光倒垂,波平如鏡。整個杭州城盡收眼底,高樓大廈,比比皆是,往來汽車,蠕動如蟻。毛澤東立于山顛,隨口吟道: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飛鳳亭邊樹,桃花嶺上風。

  熱來尋扇子,冷去對佳人。一片飄飄下,歡迎有晚鶯。

  毛澤東的國際問題秘書林克馬上將此詩記錄了下來。毛澤東解釋說:

  “這里的‘扇子’是指扇子嶺,‘佳人’就是美人峰嘍。”

  說罷,他又翻開了英語課本,說道:

  “現在,既不熱也不冷,只有學習嘍。”

  據陪同毛澤東的王芳回憶說,毛澤東三上北高峰是他在第一次到杭州期間,但他又說《三上北高峰》一詩寫于1855年:

  “根據主席不走回頭路的習慣,三次我們分別從北高峰的正面和東、西兩側爬上去,再從不同方向下山的。主席為什么對北高峰特別感興趣,連去三次?我分析是北高峰是杭州近郊最高的山峰,主席喜歡登高望遠,站在北高峰頂,放眼遠眺,湖光漣艷、山色空朦,濤濤錢江、煙波浩茫。主席詩人氣質,對這景色的感受肯定和常人是不大一樣的。

  社會上有人傳說,一些小報過去也捕風捉影,說主席在北高峰的廟里抽過簽,說他有帝皇之相。那是胡編亂造。我清楚地記得,第一次我陪主席去北高峰,是從北高峰的正面即靈隱后面,經上天竺過韜光寺上去的,李敏和毛遠新也跟去了。當時他們還都是小孩子,對在天竺廟里有人抽簽算命感到很新奇。主席上山熱了正在擦汗。毛遠新、李敏跑來對主席說有不少人在廟里抽簽算命的事。主席說,這是一種迷信活動,等你們長大就見不到了。你們愿意的話,可以去試一試,若干年后你們就體驗不到了。主席這句話的意思是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這種封建迷信活動很快就要取締掉了。他是讓孩子們作為生活體驗去接觸一下這種東西的。

  第二次登北高峰是從玉泉經鳳來亭過桃花嶺上山的。往留下方向下來時天色已晚,望見村煙繚繞,正是農家點火做飯的時候。我們下山路過一戶農舍,只見門戶緊閉,不見一人。盡管這種情況事先我就知道,此時我心中仍就覺得有些矛盾和不安。主席外出,既要確保絕對安全,又要能夠接觸群眾,如何處理好其中的關系,我們在工作中不斷努力和探索,但離主席的要求還是很遠。主席和我們站在農舍旁的幾棵大松杉下休息。這種松杉不僅長得高,樹冠大,冬天不落葉,春天長新葉,掉老葉,風一吹,樹葉紛紛落下。主席站在樹下悶聲不響,似在思考什么問題。我準備挨主席的批評。這時,忽然從房后跳出一只大公雞,它見人也不害怕,迎面向我們走過來。這時主席笑著對我說:‘廳長,廳長,你把群眾管住了,卻沒有把大公雞管住。是這只大公雞不聽你管,還是你管不住它?我們到這里,沒有群眾歡迎我們,還有大公雞歡迎我們呢!’主席用這種風趣的方式批評我們,對警衛工作脫離群眾表示不滿。

  主席第三次上北高峰,是從留下老東岳上去的。那條路是石板鋪成的,年代久遠,多有破損,路面長滿雜草,但相當陡,兩旁沒有樹木。已是三月中旬,那日天氣晴好,空氣有些悶熱。登山時身上微微出汗,主席敞開衣裳,手里拿了把扇子。由于當時國內階級斗爭十分尖銳復雜,浙江又是蔣介石的老巢,敵人的破壞活動很頻繁。中央指示公安機關要提高警惕,嚴防階級敵人破壞搗亂。因此,我們對主席的警衛工作也特別小心。為保萬無一失,在主席活動經過的地方,我們都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那天上山前,我們事先派人對游人做了疏散和布控。主席一路上見不到群眾,他很不高興,也不啃聲。那首《五律.看山》的詩歌,我估計就是那天打的腹稿。

  主席在詩中寫的‘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指的是他三次登上北高峰,遠望杭州一座城,不見杭州老百姓,在北高峰上,只看到‘飛鳳亭邊樹’,吹到‘桃花嶺上風’,鳳來亭,桃花嶺,原名飛鳳亭,桃源嶺,主席在詩中把它名稱改了。這些地方本來是人們來往休息的地方,但此時卻見不到群眾。‘熱來尋扇子,冷去對佳人’兩句,意思是冬去春來,杭州西湖更美。他記得二上北高峰時,在大松彬樹下休息,春風吹來,‘一片飄飄下,歡迎有晚鷹’,在門戶緊閉的農舍旁,只有一只大公雞來歡迎他。主席由此感受到一個領袖人物,一個黨的領導干部,從現實生活中到思想上、感情上,如果不能和群眾緊緊在一起,以致脫離群眾,遠離群眾,會造成什么樣的結果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且說11月7日,毛澤東與警衛一中隊的江蘇、浙江籍7名戰士座談,了解農村情況。

  11月10日,毛澤東與剛剛探家歸隊的幾名戰士座談,了解他們家鄉農民們的情況。

  這一天,毛澤東在全面的調查研究之后,召集華東、中南地區9個省市委書記和有關人員柯慶施、陳伯達、王任重、吳芝圃、劉順元、陶鑄、邵式平、舒同、曾希圣、周小舟、江華、陳丕顯、張勁夫、張霖之、李豐平等19人,專門研究農業發展規劃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為起草決議做準備。

  11月12日,毛澤東要陳伯達打電話給北京的陳云,征求他對起草決議的意見。

  杭州會議經過討論,搞出了一個《農業十五條》。

  同時,毛澤東和陳伯達、柯慶施經過討論,由陳伯達執筆,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決議草案中寫道:

  “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充分有利的條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工作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即從原來在私營企業中所實行的由國家加工訂貨、為國家經銷代銷和個別地區實行公私合營的階段,推進到在一切重要的行業中分別在各地區實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營的階段,從原來主要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形式推進到主要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高級形式。”

  1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召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50萬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黨委負責人代表會議,準備討論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

  11月17日,毛澤東派人把印出來的《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送給劉少奇、鄧小平。他在給劉少奇、鄧小平的信中寫道:

  “這個文件是陳伯達、柯慶施和我3人討論,由陳伯達執筆寫成的,因為時間倉促,來不及過細修改。陳伯達可于18日或19日飛回,可以幫助你們再加斟酌。這個問題,因為各省市委缺乏思想準備,似以作為草案于這次會后先行發出,待明春開中央全會時再行通過,較為適宜。因為是一個大問題,故以全會決議的形式為好。這些,統請政治局加以酌定。我準備日內回京參加這次會議的末尾一、二天。”

  這一天,毛澤東還給黃炎培回了一封信。

  原來,此前的黃炎培因病住院動手術,他在病榻上給毛澤東寫信說:“我準備這副老機器活動力安全恢復以后,將發揮新的精神,重新投入戰斗部隊,為光榮的執行主席又一次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珍貴指示努力。”

  毛澤東在復信中寫道:

  任之先生:

  從醫院給我的信收到了。尊恙痊愈,極為高興。尚望注意保養,恢復健康。工商界改造工作有進步,令人欣慰。惟須加強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業。看來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評這個方法的,這次工商聯合會討論的經驗可以推廣。因在旅行中,故未能早復。順致

  敬意!

  毛澤東

  11月18日,毛澤東離開杭州北上。

  11月20日,毛澤東抵達天津。他立即召集北方幾個省的省委書記和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開會。參加會議的有吳德、烏蘭夫、白堅、吳硯農、馬文瑞、陶魯笳、黃歐東、歐陽欽。會議討論了在杭州搞出的《農業十五條》,又加寫了兩條,使之成為《農業十七條》。

  《農業十七條》的主要內容包括:

  1、1956年下半年基本完成初級形式的建社工作,1959年基本完成合作化的高級形式。2、12年內全國基本消滅荒地荒山。3、12年內各地90%以上的肥料由地方合作社自給。4、12年內糧食畝產,秦嶺、黑龍江和黃河(青海境內)以北達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達到500斤,淮河、秦嶺、黑龍江以南達到800斤。5、7年內基本上消滅十幾種不利于農作物的蟲害和病害、若干危害人民和牲畜最嚴重的疾病,消滅老鼠、蒼蠅、蚊子等四害。6、7年內基本掃除文盲,修好各地必要的道路,并建立有線廣播網和鄉社的電話網。

  《農業十七條》是毛澤東南下視察的主要成果,以后經過不斷修改補充,形成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簡稱《四十條》。此是后話。

  是日晚,毛澤東由天津回到北京。

  11月21日,全國工商聯第一屆執行委員會第2次會議通過了《向毛主席致敬電》和《告全國工商界書》,號召每一個工商業者在黨的領導下,積極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會議順利結束。

  1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由胡喬木起草、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社論:《統一認識,全面規劃,認真的做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工作》。

  11月23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書記處會議,商定召開全面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決定成立由周恩來負總責、彭真、陳毅等人參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10人小組,為即將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做準備。

  11月24日。毛澤東參加了中共中央召開的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大中城市黨委代表參加的關于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問題會議的最后一天會議。他在講話中說:

  “帝國主義眼前還不敢發動戰爭,我們要趁著這個機會,加快社會主義改造,加快我國的發展。”

  毛澤東批評了黨內、特別是領導機關總是思想落后于實際情況的現象,他說:

  “右,是我們很突出的一個東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門、地方各級黨委都是值得注意的。”“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有兩個,一是全面規劃,二是接近群眾。所謂全面規劃,就是將許多側面結合起來研究,這樣就可以發現許多問題。但是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規劃。辦公室是要坐的,但總坐在辦公室里,是危險的,在一年里要有幾個星期到外面跑,跟群眾接觸,這樣才可以發現問題。現在中央提出的一些問題,都是在跟群眾的接觸中發現的。”

  他還批評了一封署名為“上海工人”的來信,他說:

  “這封信的基本觀點是把資產階級跟地主階級等同起來,否認它還有積極的一面,不承認資本家能夠改造好。馬克思主義歷來承認資產階級比地主階級要進步。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落后,但比封建主義進步,比小生產也進步,因為它是用機器生產,而小生產是用手工生產。這封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對黨的路線,不能代表工人階級。不能認為,‘五反’以前資產階級有積極性的一面,現在實行公私合營了,資產階級反倒沒有積極性的一面了,資產階級越搞越反動了。恰恰相反,‘五反’以前,它的反動性多一些,它的壞的方面多一些,‘五反’以后逐步減少。現在,它是一只半腳踏進社會主義,人家快要變工人階級了,已經是半社會主義者了。我們的社論上也寫了,一只腳進了門,那一只腳也要進了,到了門檻上了。頭一只腳占二分之一,第二只腳進了一半,它只有四分之一沒有進來了。那么它積極的一面還有沒有呢?現在來一個結論,說是沒有了,它壞的方面不是越搞越少,而是越搞越多。這是一種機械的看法,否定了我們黨的教育工作。這樣看是不對的。”

  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

  欲知毛澤東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結果如何?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本傳從抗日戰爭初期到解放后,按照歷史的發展順序,先后敘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高級負責人們多次要求軍隊授銜的整個過程,到1955年9月之際,他們的要求總算有了初步的結果。這一話題終于可以暫且放一放了。

  當兵吃糧,論功授銜,光宗耀祖,這是中國幾千年軍人的追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人們也不例外。從北伐戰爭時期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到后來的工農革命軍到紅軍到八路軍到解放軍到志愿軍,經過了數十年的國內戰爭、民族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那些領導者們多少年浴血奮戰,可謂是九死一生。如今大家早已從被統治階級轉換為統治階級了,坐在自己打下來的江山上,按功分等級,論資加軍銜,本也無可厚非,何況蘇聯老大哥早就是這樣辦理的。

  毛澤東不是不通“情理”的人,盡管他創建這支軍隊的初衷是要指揮員和戰斗員一律平等,甚至在這支軍隊中,他始終禁忌使用“官”這個詞,更不要說要“劃分等級”了。可現在畢竟是江山穩固了,經濟復蘇了,面對著他親自領導和培養起來的成千上萬的功臣們的要求,他已經再沒有任何托詞了。毛澤東的事業按照他自己的理想,目前還只是萬里長征剛剛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還更長、更艱巨,于是乎,他的“猴氣”不得不再一次表現了出來。但可以肯定,以后一旦時機成熟,他的“虎氣”還是要占上風的。諸君如若不信,請看他在六十年代是如何取消軍銜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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