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地學習馬列著作的一生，也是始終堅持不懈把馬克思主義運用到中國、并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加以發展和創新的一生。毛主席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最忠誠、最優秀的學生，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即創建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杰出、最卓著的領導者和實踐者。毛澤東由信馬列、讀馬列、研究馬列，到運用馬列、發展馬列，幾十年追求、幾十年不懈、幾十年實踐是很值得我們永遠學習的。

　　（一）從毛澤東讀第一本馬列著作談起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是毛澤東讀的第一本馬列主義著作，時間是1920年。此后56年里，對這本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毛澤東不知反復讀過多少次，這本書中的精辟論斷，他幾乎全能背下來。在他老人家辭世的時候，身旁還放著一本大字線裝本《共產黨宣言》和兩本戰爭年代出版的字很小的、本子很舊的《共產黨宣言》。因為字太小，他的眼睛看不清，所以就用1963年印制的大字線裝本對照著看。《共產黨宣言》是毛澤東一生最愛讀的、也是讀得遍數最多的一本馬列主義經典著作。

　　毛澤東為什么如此愛讀《共產黨宣言》呢?《共產黨宣言》是一本什么樣的書呢?毛澤東是怎樣一遍又一遍讀的呢?《共產黨宣言》是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綱領，是共產主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獻，它完整、系統而又嚴密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思想。偉大導師列寧曾評價說：“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徹而鮮明的語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觀，即把社會生活領域也包括在內的徹底的唯物主義、作為最全面最深刻的發展學說辯證法、以及關于階級斗爭和關于共產主義新社會創造者無產階級肩負的世界歷史性革命使命的理論。”《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頁。五四運動以后，《共產黨宣言》的基本觀點為中國先進分子所接受，使他們很快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就是這群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中最杰出的代表。

　　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就精心研讀《共產黨宣言》，正是這本馬克思主義的劃時代著作，成了毛澤東選擇科學社會主義的入門向導。

　　新中國成立之后，面臨新的工作、新的實際情況，毛澤東自己又多次用心閱讀《共產黨宣言》，一邊讀，一邊思考，一邊在書上圈圈畫畫。這本書中有關廢除資產階級所有制，剝奪資產階級占有他人勞動、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與傳統的所有制觀念決裂等處，都作了密密麻麻的圈畫。

　　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之后，各地迅速掀起全民煉鋼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這年9月以后，毛澤東對《共產黨宣言》中有關建立公有制方面的論述讀得更加仔細，在很多地方作了圈點批畫。筆者在這里僅舉以下幾例：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要最堅決地打破過去傳下來的所有制關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最堅決地打破過去傳下來的各種觀念。”在這段文字旁畫了直線、曲線、段末還畫個圈。

　　“無產階級運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所有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在這里畫了一個圈)并且盡可能更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在這段文字旁畫了直線、雙直線、曲線、段末畫了三個圈、本段右側畫了三個圈。“要做到這一點，當然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實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這樣一些措施，它們在經濟上似乎不夠充分和沒有效力，但是在運動進程中它們卻會越出本身，成為變革全部生產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在這段文字旁畫了直線、曲線。

　　“這些措施在各個不同的國家里當然會是各不相同的。”在這句話旁畫了直線、曲線。

　　當讀到“但是，在各個最先進的國家里幾乎到處可以采取下面的辦法”時，他又用筆在旁邊畫上了直線、雙直線和曲線。

　　下面幾條文字旁：

　　“(一)奪地產，將地租轉充國家支出之用。

　　(二)收高額累進稅。

　　(三)廢除繼承權。

　　(四)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

　　(五)經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里。

　　(六)增加國營工廠和生產工具數量，按照總的計劃來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都分別畫了直線、曲線。

　　“(七)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特別是農業方面。”在這段文字旁畫了直線、段前加畫了三個圈。

　　“(八)把農業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之間的差別逐步消滅。”在這段文字旁畫了直線、曲線，段前還加畫了三個圈，段后加畫了一個圈。

　　“(九)對一切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圈)取消現在這種工廠童工勞動。把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等等。”在這段文字旁畫了直線、曲線，段前也加畫了三個圈，段后加畫了一個圈。

　　在讀完“在發展進程中，當階級差別已經消滅和全部生產集中在由各個成員組成的一個團體手里的時候，公眾的權力就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性質”這段文字時，他畫了雙圈。緊接的一段文字：“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乃是一個階級用以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中一定要團結成為階級，如果說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并以統治階級的資格運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么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就消滅階級對立存在的條件，就根本消滅一切階級，從而也就一并消滅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讀完后，他在文字旁畫了直線、雙直線、曲線，段后畫了三個圈，段左畫了雙直線。

　　在“代替那存在著各種階級以及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一個以各個人自由發展為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這段文字旁畫了直線、雙直線和曲線。

　　以上例舉的毛澤東在讀《共產黨宣言》一書所作的圈圈畫畫，一方面說明毛澤東讀書非常認真、非常用心，另一方面也說明當時的毛澤東很想從本書中找到解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遇到的實際問題的答案。他當時已經把《共產黨宣言》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遇到的實際問題緊密地聯系起來了。聯系實際讀馬列，這是毛澤東讀書的一個顯著的特點。

　　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從未中斷對《宣言》的研讀。1963年，他提出要學習包括《宣言》在內的30本馬列著作，并指示30本書都要出大字本，以便老同志閱讀。其中，《宣言》不僅出了大字本，還出了豎排的線裝本。1965年4月，他在長沙召集了艾思奇等5位專家，連同他自己共6個人，要為《宣言》等6部馬列經典著作的中文版各寫一篇序言。毛澤東自告奮勇，要親自為《宣言》中文本作序。他還多次表示：要結合中國革命的經驗，為《宣言》作注釋。遺憾的是他的這一愿望沒有實現。1970年，在批陳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再次號召黨內外廣大干部和群眾學習馬列6本書，居其首者，仍是《共產黨宣言》。

　　1974年，毛澤東在一份指示中，要曾經長期從事《宣言》翻譯工作的成仿吾到中央黨校，專門從事馬恩著作中譯本的校正工作。此后，成仿吾就帶著幾位助手，對《宣言》中譯本進行了嚴格的校正。1976年5月的一天，當朱德讀完成仿吾重新譯校的《宣言》試用本以后說：“你們重新譯校的《共產黨宣言》，我昨天一口氣看完了，很好，很好懂，主要問題都抓住了。”他又說：“現在許多問題講來講去，總是要請教馬克思和恩格斯，總得看《宣言》是如何講的。”“有許多干部都親自聽到過，毛主席說自己每年都把《宣言》讀幾遍。” 范若愚：《無產階級將獲得整個世界》，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報》。毛澤東不但研讀中文本的《宣言》，而且對英文版的《宣言》也頗有興趣。他的秘書林克同志回憶說：從1954年秋天起，毛主席重新開始學英語。“毛主席想學一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英文本，第一本選的就是《共產黨宣言》，這本書的文字比較艱深，而且生字比較多，學起來當然有不少困難，但是他的毅力非常堅強。我發現他在《共產黨宣言》的第一頁到最后一頁，全部都密密麻麻地用蠅頭小字注得很整齊，很仔細，他的這種精神，很感人。” 林克：《真理的召喚》，1990年8月15日《人民日報》。對于這部英文版的《宣言》，一直到晚年，毛澤東每重讀一遍，就補注一次。他老人家還風趣地說：“我活一天就要學習一天，盡可能多學一點，不然，見馬克思的時候怎么辦?”

　　1920年，毛澤東27歲。從青年到晚年，一直到他老人家生命的最后歲月，毛澤東對《共產黨宣言》都充滿著濃厚的興趣。一本《共產黨宣言》傳到中國，毛澤東前后讀了56年。56年里，毛澤東到底讀過多少遍呢!我們知道，他老人家讀過的版本中南海故居存放的就有：1943年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博古譯的版本;1949年解放出版社，根據蘇聯莫斯科外文書局出版局中文版翻印的版本;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翻印的大字本等幾種。毛澤東逝世以后，我們在他書房床邊經常閱讀的書中，還發現了兩本戰爭年代出版的《共產黨宣言》。還有他生前讀過的英文版的。當然，這還是很不完全的，1920年陳望道的翻譯本，故居里就沒有看到。還有戰爭年代他讀過的已經丟失的各種版本。這本馬列經典大作，多種版本長期放在他的床邊、會客的書架上，他隨時可以翻閱。56年里到底讀過多少遍，誰能說清楚呢!我們知道的是：《共產黨宣言》陪伴毛澤東56年，毛澤東讀《共產黨宣言》也讀了56年，《共產黨宣言》是毛主席非常珍視、非常愛讀，是生前讀的遍數最多的一本馬列著作。

　　（二）讀《反杜林論》和《資本論》

　　《反杜林論》是馬克思主義的一部重要的經典著作，也是毛澤東生前讀了又讀的又一部馬列著作。

　　《反杜林論》，恩格斯著，寫于1876-1878年。它是作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思想斗爭的直接結果而產生的。這部著作全面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書稿得到馬克思的贊同，其中第二篇第十章《批判史論述》即為馬克思撰寫。

　　《反杜林論》是毛澤東非常喜愛的一部哲學經典。毛澤東在自己的文章中成段地引用馬列原文是很少見的。但在他的名著《矛盾論》中，卻大段地引用了《反杜林論》中第一編第十二節的“辯證法·量與質”。

　　毛澤東用恩格斯的論述來說明自己的觀點，這一方面說明他對恩格斯觀點的贊同，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對《反杜林論》的熟悉和重視。可見毛澤東在研讀恩格斯著作時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1963年8月4日，毛澤東專為印馬列著作大字本問題寫信給周揚，并且囑咐封面不要用硬紙，如《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反杜林論》，應分裝4本或8本，使每本減輕重量。為什么呢?就是為了便于老同志閱讀，也便于他自己閱讀。翻開毛澤東讀書記錄，我們可以看到，60年代、70年代，毛澤東還多次閱讀《反杜林論》。去外地巡視、視察，還囑咐工作人員常帶上《反杜林論》。從毛澤東閱讀過的書籍中，我們看到，他老人家讀過的《反杜林論》，有精裝本、有平裝本，還有大字本和多種單行本。

　　下面，我們再說一說毛澤東讀《資本論》的事。

　　《資本論》是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集中了他畢生的研究成果和心血。全書共4卷，頭3卷是理論部分，第4卷是理論史部分。1867年出版第1卷德文第1版，1872年到1873年出版第2版。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根據馬克思遺稿于1886年編輯出版第

　　毛澤東寫在馬克思《資本論》上的批語(1954年)

　　2卷，1894年編輯出版第3卷。第4卷是恩格斯逝世后由考茨基根據馬克思遺稿首次編輯出版的。

　　馬克思在這部不朽巨著中，論述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的規律，揭示了它的內部矛盾，無可辯駁地論證了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和共產主義的必然勝利，從而把社會主義學說置于牢固的科學基礎之上。《資本論》的主要基礎是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充分運用他創立的唯物辯證法，創立了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可以說，這部巨著是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是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斗爭的銳利思想武器。

　　1954年，毛澤東為了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重新閱讀《資本論》，并兼讀《政治經濟學批判》、《列寧有關政治經濟學論文十三篇》等經典作品。在《資本論》第一卷的版權頁上，毛澤東寫著：“1938-1867=71，在71年之后中國才出版”的字樣，說明毛澤東很重視該書的出版時間。在目次頁上邊，他又寫道：“1867年，距今87年。”雖然這些簡單的批注不能說明他的思想，但至少可以證明毛澤東在50年代還在閱讀《資本論》，并加以細心地探究和思考。

　　1954年以后，毛澤東反復閱讀過《資本論》。為便于閱讀，人民出版社還專門為他印了大字本的《資本論》。60年代，毛澤東在讀大字本《資本論》“第二版的跋”時，在“馬克思把社會的運動看為是一個自然史的過程;支配它的規律，不僅不以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圖為轉移，而且寧可反過來說是決定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圖的……”這一段以及論述《資本論》的寫作方法等處都用紅鉛筆畫有著重線。在“法文版的序和跋”、“致讀者”、“第三版的序”等處也都有紅、黑鉛筆畫的著重線。這些批畫告訴我們，對這部被稱為“工人階級的圣經”的《資本論》，毛澤東多次讀過其重要章節。

　　到了70年代，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會見外賓的書房里還放有大字本的《資本論》，有的還是翻開放著的，足以說明毛澤東當年還讀過《資本論》。

　　寫到這里，我想到在80年代中期，有一位領導同志在中共中央黨校的一次報告中，說毛澤東沒有讀過《資本論》，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毛澤東不僅讀過《資本論》，而且從1938年一直讀到生命的最后歲月。毛澤東讀過的《資本論》，平裝本、精裝本、大字本等，都還存放在中南海毛主席故居里。

　　（三）讀《國家與革命》和《“左派”幼稚病》

　　列寧著的《國家與革命》和《“左派”幼稚病》(即《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兩本著作，是毛澤東幾十年里讀了又讀、讀了多遍的馬列經典著作。直到生命的最后幾年，他老人家對這兩本光輝著作還愛不釋手，時常翻閱。

　　毛澤東為什么終身不倦、讀而不厭列寧的這兩本著作呢?最主要的就是他欲從列寧的著作中尋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進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理論，從列寧的著作中學習和吸取指導中國斗爭的經驗和啟示。其次，毛澤東非常喜歡列寧的風格。正如他在1958年4月6日的一次講話中所說：“列寧的作品，特別是革命時期的著作，生動活潑。他說理，把心交給人，講真話，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敵人斗爭，也是如此。” 《毛澤東與讀書學習》，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3頁。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一直把《國家與革命》放在身邊，有時在外出的旅途中，他還拿著放大鏡一頁一頁地讀。1958年，新版的《國家與革命》出版之后，毛澤東再一次認真閱讀，一邊讀，一邊用鉛筆對書中論述國家消亡的部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差別等處都密密麻麻畫著幾種符號，重要的段落還畫著豎直線、曲線、大圈套著小圈，以示極為重要。特別在論述有關國家與民主、平等的關系等處，圈畫尤多。他在讀1964年出版的大字本《國家革命》時，在關于“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等章節，也都畫滿了直線、曲線、圈、雙圈等符號，這說明了他當時關心的問題。

　　這本大字本的《國家與革命》，70年代里，毛澤東還讀過幾次。他辦公室里的書柜上放著的大字本馬列著作，有的還疊了一個角，有的還夾有紙條。《國家與革命》一書的封面上還畫了一個圈。我們知道，《國家與革命》與其他的馬列著作一樣，一直陪伴毛澤東走過了生命的最后歲月。

　　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也是毛澤東很愛讀的而且讀過多遍的一本馬列著作。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共產國際初期的重要歷史文獻，是一部系統地闡述馬克思主義戰略和策略的重要著作，為當時各國共產主義者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

　　毛澤東寫在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封面上的批語(1948年4月21日)

　　根據延安時期給毛澤東管過圖書的史敬棠回憶，毛澤東在延安經常讀《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如前文所述，他讀的這本書是經過萬里長征從中央蘇區帶來的，雖然破舊了，仍愛不釋手。和讀《兩個策略》一樣，毛澤東在這本書中寫了一些批語，有幾種不同顏色的筆畫了圈、點和杠杠，寫有某年某月“初讀”，某年某月“二讀”，某年某月“三讀”的字樣。這說明，到那個時候為止，這本書至少已讀過三遍了。

　　毛澤東讀過多遍的這本馬列著作，在毛澤東的存書中我們沒有看到。據說早已丟失，非常可惜。我們從彭德懷的回憶里，也可以看到毛澤東當時是如何重視這兩本書以及對這兩本書的看法。當時毛澤東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對列寧的這兩本書有了深刻的理解。一方面，他從理論上認識到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就主觀方面說，是陳獨秀犯了放棄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領導權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另一方面，從理論上認識了王明“左”傾路線對革命的嚴重危害性，“左”傾同右傾一樣地危害革命事業。從彭德懷的回憶中還可以說明，為什么毛澤東特別重視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反復地學習和研究，并用來教育中國共產黨人。到了延安以后，毛澤東廣泛地收集馬列主義的書籍。為了系統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指導中國革命繼續前進，也為了從理論上清理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

　　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又特別提出要讀5本馬列著作：其中就包括《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又是講的“無產階級的無條件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1942年4月20日，毛澤東在關于整頓三風的報告中直接引述了這一思想。他說：身為黨員，鐵的紀律就非執行不可，孫行者頭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寧論共產黨的紀律說紀律是鐵的，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還硬，這是上了書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毛澤東還把列寧論黨的紀律列為延安整風的學習文件。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第268頁。

　　1948年4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正在乘勝前進，為了克服革命隊伍內部存在的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保證革命戰爭的徹底勝利，毛澤東重讀《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并在書的封面上用毛筆寫了一個批語：“請同志們看此書的第二章，使同志們懂得必須消滅現在我們工作中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中共中央宣傳部在6月1日發出毛澤東這一指示，要求全黨學習《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我們知道，1949年，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時候，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定干部要學習12本馬列主義著作。1963年，毛澤東又提出學習30本馬列著作的意見。7月1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中央部門管理論宣傳教育工作的同志，就學習馬列著作問題作出布置。毛澤東說，要讀幾本、十幾本、幾十本馬列的書。要有計劃地進行，在幾年內讀完十幾本馬列的書。這“幾本”、“十幾本”、“幾十本”馬列的書中，都含有《“左派”幼稚病》一書。毛澤東是這樣要求領導干部的，實際上他自己就一直是這樣做的。直到耄耋之年，毛澤東還多次潛心研讀《“左派”幼稚病》這本光輝著作。

　　（四）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

　　聯系實際讀馬列著作，這是毛澤東讀書的一大特點，也是毛澤東始終遵循的一條讀書方法。

　　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工作重心逐步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這時候，毛澤東的讀書重點也隨之轉移到經濟學經典著作上來了。他先后閱讀過的馬列經濟學方面的著作有：《哥達綱領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經濟學大綱》、《資本論》、《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有關政治經濟學論文十三篇》、《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等。我們知道，這一時期毛澤東讀馬列著作讀得最多、下功夫最多的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這兩部著作。這里，我們著重介紹毛澤東讀批這兩部著作的情況。

　　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是斯大林經濟思想的代表作。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斯大林就很重視蘇聯科學院開始著手改寫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事。1951年，在斯大林倡議和指導下，聯共(布)中央評定書稿，于11月召開經濟問題討論會，許多人發表了不同的意見。針對不同意見的一些觀點特別是流行的錯誤觀點，斯大林于1952年2至9月間，寫了《對于1951年11月討論會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和《答亞歷山大·伊里奇·諾特京同志》、《關于爾·德·雅羅申柯同志的錯誤》、《答阿·荷·薩寧和荷·格·溫什爾兩同志》三封信，發表之后結集出版，定名為《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這部著作是斯大林對蘇聯30多年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總結。

　　斯大林的這部著作，1953年中文版一出版，毛澤東就很快地通讀了一遍，并在封面上用鉛筆畫了一個大大的圈圈，表示他已經讀過一遍。1957年，本書又出了第二版，毛澤東又多次閱讀，一邊讀，一邊批畫。我們從存書中看到，他批注、批畫過的就有4個本子，書上留下了不同顏色的批注文字和批畫符號。由此可見，毛澤東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是下了很多功夫的。毛澤東很想從馬列的這些書中找到解決當時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所遇到的諸多實際問題的辦法，及時糾正當時“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中人們思想認識上和實際工作中所出現的種種錯誤。

　　毛澤東在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對書中論述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法則的性質問題很重視。“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法則的性質問題”一節，他在“經濟法則的性質”下用鉛筆畫了三條著重線，對這一章的內容，三本書中都密密麻麻地畫著著重線和圈，在重要的段落下畫著兩個圈、三個圈，有的天頭上還畫著三個圈。并批注：“這是完全的重要的一章。”《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661頁。在書中批評那種認為“蘇維埃政權有可能來消滅現存的經濟法則和創造新的經濟法則”時，毛澤東批注：“這是一個客觀法則。”他還進一步聯系實際批問：“我們是否研究了、掌握了、學會熟練地應用了這個客觀法則?我們的計劃是否完全反映了這個客觀法則?”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664頁。同時還在這一段的天頭上畫了一個大圈。在書中講到“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個經濟法則”時，批注：“在往后億萬年中，生產力性質不會不發生變化的，為了一定要適合它，生產關系也得改變，而且將有無數的改變。”“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問題”一章，毛澤東在“商品生產”下畫著雙直線，文內幾乎全畫滿了直線、雙直線、圈、雙圈、三個圈、三角等等他特有的標記。對文中批評那種認為黨在取得政權并把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以后就應當消除商品生產的觀點，毛澤東認為：“我們也有這樣的人。”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663、665頁。1958年陳伯達、張春橋等人提出取消商品生產、甚至廢除貨幣的主張。在1958年11月召開的第一次鄭州會議上，10日上午和下午，毛澤東兩次講話，談他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看法，著重批評混淆集體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錯誤觀點。

　　他說：“現在仍然是農民問題。有些同志忽然把農民看得很高，以為農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農民甚至比工人階級還高，是老大哥了。”“這樣看，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有的同志讀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時是馬克思主義者，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于是謹慎小心，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范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三十六條 指《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第一次修正稿修改時重新改寫的第36條，內容是：“人民公社應當根據必要的社會分工發展生產，既要增加自給性的產品，又必須增加用以交換的產品。產品的交換，除了在公社相互之間可以繼續采取合同制度以外，在國家和公社之間，應當逐步地從合同制度過渡到調撥制度。”的寫法就是證據，盡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蒙混過關，以便顯得農民進入共產主義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不徹底、不嚴肅的態度。這是關系到幾億農民的事。”“我們沒有宣布土地國有，而是宣布土地、種子、牲畜、大小農具社有。這一段時期內，只有經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才能引導農民發展生產，進入全民所有制。”

　　他又說：“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時期，應當利用商品生產來團結幾億農民。我以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發展，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例如畜產品、大豆、黃麻、腸衣、果木、皮毛。現在有人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不要商業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這是違背客觀法則的。”

　　他還說：“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么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現在是國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產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6-439頁。

　　針對陳伯達、張春橋錯誤的觀點和主張，毛澤東同志氣憤地說：“現在秀才(指陳伯達)要造反了，你們知道不知道?今天我給大家開課，講《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他結合我國的具體實踐，領著與會同志逐章逐段地分析了斯大林的這本書，駁斥了陳伯達的錯誤觀點。對于斯大林著作中的觀點，毛澤東同志有肯定和發揮，也有否定和商榷。他針對當時公社化運動中普遍存在的混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情況，明確指出，必須劃清這兩種界線，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是集體所有制。同時，關于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從現實出發，從理論上作了精辟的闡述。毛澤東說：“商品生產是個經濟法則問題。現在有些人，對于商品生產，價值法則的積極意義毫不估計，避而不談，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極不嚴肅的態度。”“現在我國還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比印度和巴西還落后。現在還必須利用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來積極地為社會主義服務。商品生產，不但資本主義社會有，封建社會有，奴隸社會也有嘛!為什么社會主義社會不能有商品生產呢?商品生產看它和哪個經濟相聯系就為哪個經濟服務。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相聯系，因此它是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服務的。這正是它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區別之所在。在我國社會主義階段，你不搞商品生產、商品交換，你就要剝奪農民。農民有三權：生產資料權，產品所有權，勞動權。你只要廢除商品，實行調撥，就要剝奪農民這三權。現階段應當利用商品生產，團結幾億農民。只要存在兩種公有制，商品生產就極其必要，極其有用。只要有商品生產，你沒有人民幣怎么行!我是用斯大林這個死人來壓活人。斯大林對俄國革命勝利后是否廢除商品生產仍有保留。但現在我們有些同志卻想在我國廢除商品，豈非咄咄怪事。這些同志只能是像斯大林所說的‘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

　　針對當時一些領導同志思想上的錯誤觀點和模糊認識，毛澤東進一步指出：“人民公社的經濟主要是自給經濟的說法不對。公社要擴大社會交換，要盡量生產能和本地、本省、本國和世界交換的東西。公社不能‘小國寡民’，要搞多種經濟作物，要搞工業，擴大生產可交換的產品。農業人口可以減少一半，就地搞到工業中去。為什么要5億人口搞農業?農業和工業要有一個大的分工。蘇聯集體農莊不辦工業，無法消滅城鄉差別。商品、工資、價值法則、經濟核算、價格、貨幣，這些概念在目前階段還有它的積極作用。我們是為了消滅商品生產而發展商品生產，正如為了消滅專政而加強專政一樣。商品，如斯大林所說‘只限于個人消費品’貨幣，行不通。還有農業工具(包括拖拉機)、手工業工具也是商品。這樣是否會導致資本主義?不會。斯大林把拖拉機完全由國營拖拉機站壟斷，不賣給集體農莊。赫魯曉夫不是把農業機械賣給農莊了嗎?農莊并沒有因此而變成資本主義嘛!歷來就有商品生產，現在加上一種社會主義商品生產。” 陶魯笳：《我記憶中的毛澤東同志》，載《緬懷毛澤東》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40-342頁。在“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價值法則”一章，毛澤東對價值法則發生作用的范圍，價值法則受到限制等處也都畫了著重線，天頭、句末還畫上了圈圈。

　　在斯大林講到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的“活動范圍只限于個人消費品”的地方，毛澤東則寫道：“限于個人消費品嗎?不，在我國，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工具也是商品。是否會導致資本主義呢?不。”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672頁。書中還有許多的批注和批畫情況。這些批注和批畫反映了當時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商品生產的一些基本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混亂認識問題。

　　毛澤東不僅自己下功夫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而且還要求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同志讀這本書。1958年11月9日，毛澤東親自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信。他在信中寫道：“不為別的，單為一件事：向同志們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每人每本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確的(我以為這是主要的);哪些說得不正確，或者不大正確，或者模糊影響，作者對于所要說的問題，在某些點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讀時，三五個人為一組，逐章逐節加以討論，有兩至三個月，也就可能讀通了。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

　　為此目的，我建議你們讀這兩本書。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一本，就是蘇聯同志們編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鄉級同志如有興趣，也可以讀。”《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508-509頁。

　　對為什么要讀這兩本書，怎樣讀這兩本書，毛澤東在信中都寫得清清楚楚。1958年11月初，參加第一次鄭州會議的同志每人發了這兩本書。會上，毛澤東帶領大家邊讀邊議，使與會同志受到深刻的啟示和教育。

　　毛澤東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注：看來還得生產商品。

　　美、法、德、瑞、挪、丹、荷、比、盧都不如英嗎?

　　毛澤東在信中要求讀的另一本書《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一書，也有很大篇幅講到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在毛澤東讀過的這本書里，他在有關國家消亡、公有制的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物質基礎、共產主義社會中生產可以大大發展、有計劃地發展生產、充分地發揮群眾的創造性、共產主義勞動等論述的地方、幾乎通篇都畫滿了直線、二直線、三直線、圈、曲線，重要的段落旁邊還畫上豎線、圈等標記。我們看到，他在列寧的《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中的“我們甚至不可能確切地想象到，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蘊藏著怎樣的力量，和能夠發揮出怎樣的力量。我們的任務就是為這些力量掃清道路。”一段話下畫了著重線、曲線，在句子后面連著畫了五個圈。在《偉大的創舉》一文中“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造成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徹底戰勝，而且一定會被徹底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共產主義就是利用先進技術的、自愿自覺的、聯合起來的工人所創造出來的較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所以異常寶貴，因為它是共產主義的實際開端，而這是極稀罕的，因為我們現時所處的階段，‘只是實行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第一步’(如我們黨綱中完全正確地所說的那樣)。”在這段文字下面畫著著重線，有好幾句的后面都畫著三個圈。在這一段文字的旁邊還畫著豎的雙直線和三個圈。從毛澤東在這本書上的批畫，也能看出毛澤東對當時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中的實際問題是非常重視的。同時，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有著堅定不移的信念，對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有著高度的信任。

　　直到1961年6月12日上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的講話中又建議大家再讀一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他說：這本書只有極少數個別問題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講客觀規律，把社會科學的這種客觀真理，同自然科學的客觀真理并提，你違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就是受了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 《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128頁。對《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一書，毛澤東在這里說“我最近又看了三遍”。本書從1953年中文版出版以來，特別是從1958年以來，他多次強調，號召大家讀這本書。這次他說“又看了三遍”，他看過的本子至少有4種，在多種會上還與大家一起讀，一起討論。這本書，毛澤東不知讀了多少遍!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由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人員集體編寫的。

　　1960年初，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我們黨里有人說，學哲學只要讀《反杜林論》、《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就夠了，其他的書可以不必讀。這種觀點是錯的。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作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列寧，不寫出‘兩個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決1905年和以后出現的新問題。單有1908年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還不足以對付十月革命前后發生的新問題。適應這個時期革命的需要，列寧就寫了《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著作，列寧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寫出《列寧主義基礎》和《列寧主義問題》這樣的著作，來對付反對派，保衛列寧主義。我們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011-2012頁。

　　這段意味深長的話，足以表明毛澤東讀馬列著作，學習研究馬列著作的態度。正是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毛澤東在1963年提出要為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寫序、作注。之后，又在1965年12月重新提出寫序問題。他召集陳伯達、艾思奇、胡繩、田家英等到杭州進行這一工作。毛澤東特別提醒，寫序要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可惜這件事后來被“文化大革命”打斷了。

　　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時間是集中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在這一時期，他不僅自己讀，而且還號召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讀。他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這一時期他身邊幾種不同版本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都用心讀過，從種種批注的筆跡和批畫的情形來看，許多篇章他至少讀過五遍以上。讀書的方式有三種：一是自己一個人讀，隨讀隨想;二是與其他的幾個人一起讀，邊讀邊議，甚至展開討論;三是在會議上與與會人員一起讀，邊讀邊想邊講。總之，在這一時期，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為什么這樣下功夫讀這本書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便更好地指導國家的經濟工作。無論對毛澤東個人來說，還是對當時的各級領導干部來說，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的工作中，特別是在1958年“大躍進”中發生一些實際問題，存在一些混亂思想。怎么辦?怎樣統一大家的思想?當時，毛澤東的想法就是讀馬列的書，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通過讀馬列著作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來統一大家思想，糾正思想認識上的一些模糊觀念。

　　從1958年11月至1960年1月，毛澤東曾經多次號召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1958年11月9日，毛澤東在至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的信中，建議廣大干部有時間可以讀讀蘇聯編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又批示印發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整理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補充》給與會人員。他在會議的講話中說:“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的要點，你們看一下。我們這些人，包括我在內，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是什么東西，過去是不管它的;現在我們真正搞起來了，全國也議論紛紛。斯大林的書，我們要看一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也要看，每人發一本，把社會主義部分看一遍。”

　　在1958年12月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說：鄭州會議提出研究斯大林這本書，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有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大家沒有看，要拿出幾個月時間請各省組織一下。

　　1959年7月2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的開幕式上說：有鑒于去年許多領導同志對于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還不大了解，不懂得經濟發展規律，有鑒于現在工作中還有事務主義，應當好好讀書。中央、省、市、地委一級委員，包括縣委書記，都要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時間三至六個月，或一年……現在有些人是熱鍋上的螞蟻，要讓他們冷一下。去年有一年的實踐，再讀書更好。學習蘇聯經驗，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比較好的辦法。這本書缺點有，但比較完整。

　　1960年1月，在上海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國民經濟計劃時，毛澤東再次號召領導干部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他說：我有一個建議，中央各部門的黨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應組織起來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先讀下半部(社會主義部分)。……以第一書記掛帥，組織個讀書小組，把它讀一遍。至于上半部(資本主義部分)，也要定個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讀經濟學。

　　毛澤東深感各級干部非常缺乏經濟學的知識，他自己也覺得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學習和思考。所以，在號召各級領導干部學《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同時，從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他自己帶頭讀書，還指定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人組成了一個讀書小組，與他一起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采取邊讀邊議的方法，逐章逐節閱讀和討論，在讀書討論過程中，毛澤東先后發表許多談話。

　　毛澤東與陳伯達等人一起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情況，參加當時一起讀書的鄧力群寫過一個比較詳細的回憶：

　　“正在杭州的毛主席，指定陳伯達、胡繩、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讀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社會主義部分。‘教科書’分上下兩冊，上冊十九章，主要講資本主義部分;下冊從第二十章起，至第三十六章共十七章，連同結束語，講社會主義部分。這次計劃讀的部分是下冊。毛澤東對這次讀書活動親自安排，規定每天下午一起讀書，并吩咐胡繩、田家英和我輪流誦念，邊讀邊議。我們三個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們倆輪流朗讀，我作記錄。12月10日讀書開始，邊讀邊議，聽毛主席談話，大家也插幾句話。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們的分工，問我：你怎么不讀?我說：我的口音不標準。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記錄，就沒說什么。

　　在杭州前后25天，除去3個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實際讀書的時間是21天。每天下午讀，一般從4時左右起到9時左右吃晚飯止;也有時從2時、5時、6時開始讀，到7時、7時半、10時結束。

　　記得12月19日是個星期六，晚上9時讀書結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繩、田家英和我想利用假期到蘇州逛一逛，當晚出發，夜半到達，為了不誤讀書，我們又乘夜車于星期一早晨趕回來。

　　26日，是毛主席66歲生日，也沒有中斷讀書。只是毛主席要我們讀書小組的幾位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飯。客人只請了當時在浙江工作的江華及其夫人吳仲廉兩位。江華是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飯后，毛主席贈給每人一冊線裝本《毛主席詩詞十九首》和他當時寫的兩首詞作為紀念。

　　我們讀書的地點是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上丁家山只能步行。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著手杖登上丁家山讀書，從下午6時讀至10時，讀了20頁，是讀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日，照常讀書。

　　在杭州的這段時間，讀完了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開了頭。我每天記錄，并在梅行同志幫助下，當天整理一遍。離開杭州前，將已讀部分談話記錄整理成冊，并冠以《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筆記》。經胡繩、田家英看過，做了個別文字改動。

　　1月4日，我們和毛主席離開杭州，去上海準備參加1月7日至17日在這里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車上，讀完了第三十三章，我即把整理好的記錄交給中央辦公廳，請他們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擴大會議分組討論時，各組要求參加毛主席讀書小組的人傳達毛主席讀書時的談話內容。我被分到朱德、鄧小平同志所在的組。我問：毛主席沒叫傳達，可以傳達嗎?鄧小平同志說：可以傳達。于是，我按照整理的記錄詳詳細細地做了傳達。陳伯達、胡繩、田家英也在其他三個小組里分別傳達了毛主席讀書的談話內容。

　　毛澤東讀書很認真，一邊聽朗讀，一邊看書本，還不時在一些提法下面畫橫道，或者在旁邊畫豎道，打記號。當時我坐在毛主席旁邊，也跟著他在我讀的那本書上照樣畫。從頭到尾，都這樣畫。有的段落，毛澤東畫了以后接著就發表議論，有的長，有的短。我把毛主席的這些議論記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有的段落，毛主席沒有發表議論，只是說了‘對’、‘好’、‘正確’、‘贊成’、‘同意’，或者‘不對’、‘不正確’、‘不贊成’、‘不同意’，或者一兩句話，這類肯定或者否定的評語，我就記在自己讀的教科書上。有的段落畫了以后，毛主席既沒有發表議論，也沒有說對與不對。

　　胡喬木同志在上海會議上聽了傳達后，把毛主席讀書的談話記錄和我讀的那本書一起拿去看了。看完以后，他對我說：你那本書上有跟著毛主席畫了杠的地方，有毛主席的簡單的旁批，這些內容記錄里面沒有整理進去。據他看，整理的記錄內容，批評教科書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書的是多數，批評的是少數;只有把這兩部分合起來，才能夠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毛主席讀書的見解。喬木這個意見是正確的。

　　上海會議結束后，我們隨毛主席去廣州，在白云山讀完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結束語，至此‘教科書’下冊讀完，時值1960年2月9日。陶鑄、胡喬木同志參加了這段讀書活動。” 鄧力群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年1月印的《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清樣本)寫的后記。《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001-2003頁。

　　毛澤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經鄧力群等人進行整理，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近10萬字的談話記錄。談話內容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包括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國際問題、當前國內的一些政策問題，以及對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等等。

　　毛澤東讀這本教科書，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緊密結合中國的實際，結合當前中國正在做的事情和他個人正在思考的問題，發表議論。有些是有感而發，有些是帶有總結經驗的性質。并且從中國的經驗同蘇聯的經驗相比較中，來探討一些問題。毛澤東讀教科書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獨立思考，又有分析。他說這次讀書采取了“跟著書走”的方法，是為了了解作者的觀點和方法。但他的思想并沒有只是跟著書走，既肯定正確的東西，又有大膽懷疑，提出許多不同的觀點和獨到的見解。毛澤東讀教科書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他是作為一個革命家、政治家、戰略家，而不是作為一個學者來讀;他不是在那里坐而論道，而是結合讀書考慮中國應該怎樣做。這次讀書是在廬山會議之后，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他的一些“左”的觀點。但又因為有了“大躍進”之后糾“左”的一段經歷，因而同發動“大躍進”時又有所不同。

　　毛澤東讀教科書談話中，提出許多重要的思想觀點。例如：關于怎樣掌握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問題;關于如何認識規律的問題;關于如何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問題;關于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而不是生產關系改變之前的觀點;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兩種所有制問題;關于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規律的作用問題;關于社會主義國家怎樣對待物質利益原則的問題;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論的觀點;關于中國四個現代化的提法問題;關于戰爭與和平的問題;關于任何國家的共產黨都要創造新的理論的問題。

　　運用對立統一規律，分析矛盾，是毛澤東一生中觀察問題、研究問題和處理問題使用的根本方法。這個方法始終貫穿在讀教科書的談話之中。他說：“對立統一的法則，對各種事物都是適用的。這樣來研究問題、看問題，就有了一貫的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毛澤東批評教科書沒有運用這個世界觀和方法論來分析事物。他說，當作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否則就不能成其為科學。

　　毛澤東用對立統一規律，來說明量變與質變的關系，說明量變中就有部分質變的道理。部分質變論，并不是毛澤東最先提出的，但他重新提起并加以發揮，在中國哲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這個觀點，在他看來，不僅有哲學意義，還有實踐意義。就像他所說的：“在一個長過程中，在進入最后的質變以前，一定經過不斷的量變和許多的部分質變。這里有個主觀能動性的問題，如果我們在工作中，不促進大量的量變，不促進許多的部分質變，最后的質變就不能到來。”

　　關于如何認識事物規律的問題，毛澤東說：“要認識事物的規律，必須進行實踐，在實踐中必須采取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進行研究，而且必須經過勝利和失敗的比較。反復實踐，反復學習，經過多次勝利和失敗，并且認真進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只看見勝利，沒有看見失敗，要認識規律是不行的。”毛澤東批評這本教科書總是先下定義，從規律出發來解釋問題，有點像政治經濟學辭典。他說：“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個別社會、個別時代的歷史，是不能寫出好的通史來的。研究個別社會，就是要找出個別社會的特殊規律。把個別社會的特殊規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個社會的普遍規律就容易認識了。要從研究特殊中間，看出一般來，特殊規律搞不清楚，一般規律是搞不清楚的。”這里，他為人們指出了一個研究和認識規律的基本方法。

　　關于如何研究政治經濟學，他說：“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生產關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產關系，就必須一方面聯系研究生產力，另一方面聯系研究上層建筑對生產關系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這本書提到了國家，但沒有加以研究，這是這本書的缺點之一。當然，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這兩方面的研究不能太發展了。生產力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自然科學、技術科學了;上層建筑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階級斗爭論、國家論了。”

　　毛澤東說：“政治經濟學和唯物史觀難得分家。”他根據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闡述了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這三者之間的辯證關系。他說：“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是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觀點，從根本上說，反映了世界歷史發展規律。問題在于，在運用這個理論觀點指導社會實踐的時候，不能以為只要不斷地改變生產關系，自然而然地就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也不能脫離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對生產關系的變革提出過高過急的要求。

　　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兩種所有制問題，是毛澤東特別感興趣、也是談得比較多的一個問題。這也不奇怪。從“大躍進”以來，他就一直在想這個事情，認為這是擺在他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不能長期并存，否則“就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生活對農業生產越來越增長的需要，不能充分滿足工業對農業原料不斷增長的需要。而要滿足這種需要，就要把集體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他說:“人民公社將來從基本隊所有，經過基本社所有，轉變為全民所有以后全國將出現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這會大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如果不從基本隊有制轉變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還不能鞏固，還可能垮臺。”這些觀點，仍然反映了毛澤東急于過渡的心態。從1958年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對當時那種急于過渡的情況，作過一些糾正。廬山會議反右以后，又有明顯的反復。他是從兩個角度考慮這個問題的。一個是從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的角度，認為集體經濟的規模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產力;另一個是從鞏固工農聯盟的角度，認為在小合作社的基礎上，工農聯盟也是不鞏固的，必須從小合作社發展到人民公社，還必須從人民公社基本隊有發展到基本社有，再從社有發展到國有。毛澤東在談話中，以喜悅的心情，說到一些地方已經提出人民公社如何先從基本隊有過渡到基本社有的問題，個別地方甚至已經發生了從社有過渡到國有的問題。應當說，毛澤東在稱道一些“過渡”典型時，不是一點擔心也沒有。什么擔心呢?1958年刮“共產風”的深刻教訓，他是深記在心里的。他既希望早一點過渡，又怕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再度刮起。他看到浙江的一個材料，說有些公社現在又出現了一平二調的情況。他說：“全國都要查查，有沒有同類情況，還可能再次出現‘共產風’。”他反復叮囑：“我們將來實現這個轉變的一個決定性的條件，是社有經濟的收入占全社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轉變的時候，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社員在這種‘共產’以后，比在這種‘共產’以前有利。”盡管有這些話，但毛澤東對這種“過渡”的稱道一傳達，事實上就助長了急于“過渡”的“左”的思想。

　　毛澤東特別重視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這是他從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特別是1958年南寧會議以來，不斷強調的一個問題，形成了他的一個思想特點，并且用于指導實踐。讀教科書時，又反復講這個問題。他說：“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應當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是：對領導人員來說，“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對企業的管理來說，要“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等”。他還進一步指出，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是管理權，包括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這些，體現了毛澤東對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者的權利和主人翁地位的維護和尊重，反映了毛澤東的民主觀和平等觀。

　　價值規律是經濟學中十分重要的問題。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規律的作用是肯定的，而且比斯大林又前進了一步。但也有他的局限性，主要是把價值規律和計劃需要割裂和對立了起來。他說：“價值規律作為計劃工作的工具，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價值規律作為計劃工作主要根據。我們搞大躍進，就不是根據價值規律的要求來搞的，而是根據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規律，根據我國擴大再生產的需要來搞的。如果單從價值規律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大躍進，就必然得出‘得不償失’的結論，就必然把去年大辦鋼鐵說成是無效勞動、土鋼質量低、國家補貼多、經濟效果差，等等。從局部、短期看，大辦鋼鐵好像是吃了虧，但是從整體、長遠來看，這是非常值得的。因為經過大辦鋼鐵的運動，把我國整個經濟建設的局面打開了，在全國建立了很多新的鋼鐵基地和其他工業的基地。這樣就使我們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設速度。”“總之，我們是計劃第一，價格第二”。毛澤東用“計劃第一，價格第二”來說明和解釋“大躍進”的合理性，是不能說服人的，也沒有經受住實踐的檢驗，這早已為歷史所證明。“大躍進”之所以受到嚴重挫折，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違反了價值規律。

　　關于物質利益原則問題，是教科書講得比較多的一個問題。毛澤東很不滿意教科書關于這個問題的論點。他認為：教科書“把物質刺激片面化、絕對化，不把提高覺悟放在重要地位，這是很大的原則性錯誤”。他說:“教科書常常把物質利益的原則，一下子變成個人物質利益的原則。”“他們所強調的物質利益，實際上是最近視的個人主義。”物質利益是一個重要原則，但總不是唯一的原則，總還有另外的原則，教科書中不是也常說“精神鼓勵”原則嗎?同時，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應當強調艱苦奮斗，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要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澤東這些意見，代表了當時人民所普遍崇尚和遵循的一種主要價值取向和道德準則，對思想建設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對個人利益有所忽略。在這方面，毛澤東對教科書的批評，并不都是正確的。

　　毛澤東在讀教科書談話中，首次提出社會主義發展階段論，說：“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個階段可能比前一個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把社會主義社會劃分成不發達的和發達的兩個階段，是在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中得出的重要論斷。這是一個科學的創見，也可以說是毛澤東從“大躍進”的經驗教訓中受到的啟示。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漲的時候，毛澤東以及中國共產黨內許多干部曾一度認為，用不了多長時間，甚至是很快，社會主義就可以向共產主義過渡。實踐打破了這種空想。過了一段時間，毛澤東便提出這個論斷。

　　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不久提出來的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最早見之于周恩來1954年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后來，毛澤東在1957年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改變了這個表述，提法是：“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958年中共八屆二次會議的決議采用了毛澤東的提法。這個提法有一個優點，它不僅在物質文明建設方面，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不僅對發展生產力，而且對發展文化都提出了現代化的要求。但是沒有提國防現代化。(交通運輸業可歸入工業，因而可不單獨列出。)這次毛澤東讀教科書時，提出“要加上國防現代化”。這樣，對“四個現代化”就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表述。后來，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又把其中的“科學文化現代化”改為“科學技術現代化”，一直沿用了下來。

　　關于戰爭與和平問題，毛澤東也談了一些意見，主要有以下一些：

　　“1959年，歐洲十幾個國家共產黨的會議中說，現在出現了永遠消滅戰爭的可能性,出現了把一切物力、財力利用來為全人類服務的可能性。這種說法，沒有馬克思主義，沒有階級分析，沒有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區別開來。”“只要階級斗爭存在，戰爭總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全世界范圍內，局部戰爭沒有斷過。美帝國主義現在的戰略是，在準備大戰的條件下，搞局部戰爭，連鎖反應，一個一個地吃掉我們。這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世界大戰還是有兩種可能性。即使簽訂了不打仗的協定，戰爭的可能性也還存在。帝國主義要打的時候，什么協定也不算數。至于打起來用不用原子彈、氫彈，那是另一個問題。”“我們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戰的，我們是希望和平的。爭取10年、20年的和平，是我們最早提出的主張。如果能夠實現這個主張，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是很有利的。”

　　這些意見代表了當時中國共產黨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基本看法。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這個問題后來演變成為中蘇論戰的一個重要方面。

　　毛澤東在讀教科書談話中提出，哲學家都是為政治服務的。他說，馮友蘭在《四十年的回顧》中，用自己的事實駁斥了所謂哲學不為政治服務的說法。

　　毛澤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贊同性意見主要有兩條：

　　第一，關于十月革命普遍規律和各國具體特點相結合的問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認為十月革命“樹立了一個榜樣，表明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內容應當是這樣的”，各國社會主義革命“在主要方面和基本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它在每一個脫離了帝國主義體系的國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這些形式和方法是由每一個國家發展的歷史、民族、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人民的傳統，以及某一個時期的國際環境產生的。”這段話甚合毛澤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各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一貫思想，無疑受到他的贊賞。他說：我們始終強調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辦事，要講“任何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內容”都是一樣的，這就和修正主義者對立起來了。“每一個”國家都“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這個提法好。莫斯科宣言中，就講到了普遍規律和具體特點相結合的問題。

　　第二，關于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必然性。《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社會中的階級斗爭的整個進程，不可避免地會使社會主義用革命手段代替資本主義”。由“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便“產生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必然性”。這個觀點同樣深為毛澤東所贊賞。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要“代替”資本主義，是“不可避免”的，要“用革命手段”。這個提法好，不能不這樣講。“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必然性”，這個“客觀必然性”很好，很令人喜歡。既然是客觀必然性，就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也就是不管你決議里是贊成還是不贊成，它也還是“客觀必然性”。

　　不過，毛澤東也對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必然性提出了他的疑問：“革命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資本主義生產水平高、無產階級人數很多的國家成功，而首先在東方那些資本主義生產水平比較低、無產階級人數比較少的國家成功，例如俄國和中國，這個問題要好好研究。”

　　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在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發展水平的條件下，經濟愈落后，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難。人愈窮，才愈要革命。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就業人數比較多，工資水平比較高，勞動者受資產階級的影響很深，在那些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現在看并不容易。這些國家……重要問題是人的改造。”即是說，“在目前的情況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難。”

　　那么，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必然性又如何體現呢?可見，毛澤東雖然提出了這個極有意義的問題，也看到了理論與現實的反差;但是無論是研究思路還是結論都是值得討論的。毛澤東認為列寧的觀點是正確的。列寧說：“由于歷史進程的曲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愈落后，它由舊的資本主義關系過渡到社會主義關系就愈困難。”唯其如列寧所說，由于歷史進程的曲折性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落后國家才需要有一個相當歷史時期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又如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問題。毛澤東認為，教科書說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說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任務”，都沒有提到對敵人的鎮壓，也沒有提到階級的改造問題，“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點”。他不僅重申馬列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和“國家的性質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而且認為即使共產主義建成后國內沒有需要壓迫的敵對勢力了，對于國外的敵對勢力，國家的性質也還沒有變。與此相關聯，他認為教科書所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真正的民主”的說法，也“不確切”。因為民主只能說有資產階級的民主，有無產階級的民主;有少數人的民主，有大多數人的民主。

　　毛澤東領導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經驗，以他哲人的智慧，不時冒出思想的火花，發表富有創造性的意見。例如向共產主義過渡及共產主義的階段性問題。對于這樣一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新問題，毛澤東提出了革命的多階段說。他認為，一種生產關系代替另一種生產關系是質的飛躍，就是社會革命;由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轉變為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是生產關系的變革，因而也不能不是革命。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革命，從共產主義的這一階段過渡到另一階段，也是革命。共產主義一定會有很多階段，因此也一定會有很多的革命。他甚至認為共產主義社會“可能要經過幾萬個階段”。

　　毛澤東讀教科書不僅提出政治經濟學要接觸生產力的重要觀點，而且重申他在延安的思想。強調干革命是為生產力的發展掃清道路。1944年3月22日，他在關于邊區文化教育問題的談話中說：“搞政治，搞政府，搞軍隊，為的是什么?就是要破壞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舊政治、舊政府、舊軍隊。”1944年5月22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工廠廠長及職工代表會議上說：“中國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沒有新式工業。”他在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還實際上提出了生產力標準：“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但是新中國初期，重點卻并未放在生產力上，所以，他在讀教科書時談話說：“1959年以前，我們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干革命，是要為生產力的發展掃清道路。我國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實際上才剛剛開始。”

　　針對教科書所述“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經濟發展的國際分工”，毛澤東明確提出中國要有自己的經濟體系。教科書說：“在社會主義陣營，沒有也不可能有經濟擴張、不等價交換、競爭、強國剝削和奴役弱國等。”毛澤東旁批道：“事實上有。”而在教科書所述“社會主義各國之間的多方面的合作，以完全平等、互助尊重國家利益和社會主義互助為基礎”，他又批道：“事實上也沒有做到。”教科書寫到中國情況則有不同。書中是這樣寫的：“它是一個大國，人口居世界第一，擁有豐富的種類繁多的自然資料，因此它自然給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任務，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參加社會主義的國際分工的體系，并享有這個體系的一切好處。”毛澤東批道：“這段寫法可以。要知道這是經過我們同他們爭論，才這樣寫下的。過去，他們和東歐的一些國家都曾經要我們不搞完整的工業體系。”

　　建立中國自己的經濟體系，這既是毛澤東獨立自主思想的體現，又是毛澤東世事洞明的遠見，毛澤東讀教科書談話說：“歐洲好處之一，是各國林立，各搞一套，使歐洲經濟發展較快，我國自秦以來形成大帝國……缺點之一是官僚主義，統治很嚴，控制太死，地方沒有獨立性，不能獨立發展，大家拖拖沓沓，懶懶散散，過一天算一天，經濟發展很慢。”另一方面，他又對“似乎想用經濟力量來控制別的國家”的大國沙文主義保持著警惕，認為我們這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必須有自己的經濟體系，包括工業和農業。特別是農業更要搞好，吃飯靠國外，危險得很。

　　毛澤東對《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特別是其下冊“社會主義部分”的評價為：“是有嚴重錯誤的馬克思主義的書。”一方面，“斯大林在世時定下的這本書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內容上刪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東西，增加了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不少壞東西，這是一個很大的退步，而書的架子沒有什么變動”。“這本書的寫法很不好，總是從概念入手”，“是先下定義，不講道理”，并且“只講物質前提，很少涉及上層建筑，即：階級的國家，階級的哲學，階級的科學”。《毛澤東文集》第8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38頁。他的這些批評意見在觀點上顯然反映了當時中蘇開始交惡的意識形態分歧，毛澤東認為蘇共二十大出了“修正主義”。

　　同時，毛澤東認為“蘇聯教科書的整個結構是從所有制變革開始，這樣一種寫法，原則上是可以的”。特別是，“寫出一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現在說來，還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有英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典型，馬克思才能寫出《資本論》。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至今還不過四十多年，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還不成熟，離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還很遠，現在就要寫出一本成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受到社會實踐的一定限制”。 《毛澤東文集》第8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37頁。毛澤東的這種說法是很有道理的。不經過一定的社會實踐和反復的理性思考，是很難寫出比較成熟的理論著作的。

　　以上摘引的，只是毛澤東讀教科書談話的一部分，遠遠不能涵蓋談話的全部內容。毛澤東讀教科書談話相當系統地反映了他的理論觀點和政策思想。談話既有對原著的具體贊同，也有對原著的具體批評，尤其是他結合中國革命和經濟建設的實際，發表了許多獨創性的意見。其中有許多觀點和思想，對全黨不但有著理論指導作用，而且有著直接的政策指導作用。對糾正“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等也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1960年1月7日至17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他在17日閉幕會上的講話中，建議中央各部黨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都去組織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條主義的方法。

　　1月18日，毛澤東回到杭州，繼續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27日到廣州，在廣州最后讀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毛澤東這次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從1959年12月10日開始，到1960年2月9日結束，時間整整兩個月。

　　從這一次幾個人一起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馬、恩、列、斯有關經濟學方面的著作后，60年代中后期，直到70年代，毛澤東還一次又一次地閱讀這些著作。1974年4月1日，蘇聯列昂節夫著的《政治經濟學》新排的大字本印出后，毛澤東還在一次又一次地翻看。《政治經濟學名詞解釋》出版后，毛澤東也多次翻看過。

　　以上介紹的毛澤東讀馬列主義著作的情況，只是一部分。實際上，從1920年讀《共產黨宣言》起，到1976年9月，56年里，毛澤東讀馬列著作是很多的。特別是60年代他老人家提議編輯出版的30本馬列著作大字本，他差不多都一冊一冊閱讀過。許多冊上都用紅鉛筆圈畫得密密麻麻。1963年7月11日，他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中央部門管理宣傳教育工作的同志，就學習馬列著作再次提出要求。他說，要讀幾本、十幾本、幾十本馬列的書。要有計劃地進行，在幾年內讀完幾十本馬列的書。他是這樣地要求全國高中級干部的，他自己一直是帶頭這樣做的。實際上，他讀過的馬列著作不是幾十本，就是幾十本的馬列著作還有各種不同的版本，這樣加在一起，他老人家在56年里讀過的馬列著作應當是數百本。戰爭年代、新中國成立之前，他讀過的馬列著作保存下來的很少了。50年代之后，他老人家讀過的各種馬列著作都還存放在中南海毛主席故居里。

　　毛澤東一生讀馬列、學馬列、用馬列、發展馬列的豐富篤厚的實踐，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經驗與啟示。毛澤東學習馬列著作的思想和實踐、精神和方法，最重要的就是要緊密結合實際，緊密結合現實工作和建設事業的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學是為了用，學了就要用，在實踐中學，在實踐中用，用理論指導實踐，用思想指導行動，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原則，這就是毛澤東學習馬列著作留給我們最基本的經驗和最重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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