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大多想以仕途為依歸，但有的是天生的文人秀才，即使遇到、甚至擁有了施展政治抱負的空間，也終無建樹;有的滿腹經綸，甚至初露政治才干，但卻沒有機會或身不由己，終以文人學者名世;有的因主客觀條件具備，得以風云際會，遂成為政治集團中的重要智士或頗有建樹的政治家。知識分子命運如此同途殊歸，拋卻客觀因素不論，其主觀上大體緣自政治器識上的差異。所謂政治器識，應該包括觀察事物的敏銳眼光，判斷時事的深刻洞見，處理人際關系的練達胸襟，以及知行合一的行動能力，等等。

　　毛澤東比較賞識哪類知識分子?

　　關于文人秀才搞政治的毛病，毛澤東曾有兩次鮮明的論說。1959年6月，他同吳冷西談及《人民日報》工作時說：新聞工作，要看是政治家辦報，還是書生辦報。有些人是書生，最大的缺點是多謀寡斷，沒有要點，言不及義。要一下子看到問題所在。1975年又同身邊工作人員講：古人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說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因為秀才有兩個通病，一是說得多，做得少，向來是君子動口不動手;二是秀才誰也看不起，文人相輕嘛。兩次所談，直指一些知識分子所缺少的政治器識。

　　掌握了知識，不等于擁有了智慧和才華;擁有智慧和才華，也不等于就具備了政治識見和謀斷能力。從知識分子到政治家的轉變，需要機緣，更需要主觀的努力和實踐的礪練。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須有某種自覺，培養出必備的政治器識。宋代有個叫劉摯的學者，曾官至尚書右仆射，算得上朝廷的重臣，他經常告誡晚輩，“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意思是知識分子應該把器度與見識放在第一位，一旦被稱作文人，就沒有什么值得顯揚于世的了。他是把文人秀才和從政之士分得很清楚的。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從《宋史》里讀到劉摯這番話，感慨萬千，在一封拒絕為他人去世的母親寫傳記的信中說：“仆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于文人也。懸牌在室，以拒來請，人所共見。”

　　毛澤東比較賞識的知識分子，是他1945年4月24日在七大上談到的這類人：“能說明中國的革命運動，說明這個運動的各個方面，說明它的內部聯系，包括軍事、政治、文化、經濟，整個革命工作的各個側面及其內部聯系，并總結經驗，把它提高起來，使之條理化、系統化。”說明革命各個方面的內部聯系并提升為理論，不是普通知識分子所能為，非有政治器識不可。也就是說，知識分子從政，縱使以理論見長，也需要著眼于時代精神和現實需求，懂得社會實際的情形，具有社會實踐的經驗，才能創造出可以指導實踐的理論。對此，毛澤東1958年6月說的一句話切中肯綮：“單從學院中過來的哲學家大都不行，必須務點實。馬克思因為是搞革命的，才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作為知識分子出身的大政治家，毛澤東早年既研讀和崇尚過宋明理學和心學，也研讀和崇尚過明清實行之學。像顏習齋提倡的“要在行字著力”，以及“試觀天下秀才曉事否?讀書人便多愚，多讀更愚”之論，毛澤東是知曉的。他在《實踐論》中多次提及“知行”問題，強調既要知，也要行。

　　顧炎武是毛澤東頗為推崇的一個

　　歷史上的知識分子中，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是毛澤東頗為推崇的一個。顧炎武雖不以政治才干名世，但其器識卻遠非一般文人秀才可比。他有政治抱負，也有比較充分的政治素養和對時事的深刻洞見，只是缺少機緣時會而已。這不僅因為他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后世學子所敬慕，更在于其講求經世要務、民生利病的治學之道，在于他年輕時參加復社反對宦官專權，明亡后又參加抗清斗爭的政治實踐，在于他后半生遍歷華北各地，結交豪杰義士，觀察山川形勢，了解民生疾苦的“尚行”作風。其心血之作《日知錄》，以“明道”“救世”為宗旨，按經義、吏治、財賦、史地、兵事、藝文等分類編入，絕非書生的空泛之論。毛澤東1913年底在湖南第四師范讀書時，便把顧炎武的學生潘耒為《日知錄》所寫序言中有關顧的政治行宜和講求實學的內容，抄錄在自己的《講堂錄》里，奉為立身行事的準則。在1917年4月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體育之研究》中，毛澤東還把顧炎武標舉為中國歷史上少數幾個“可師”的“文而兼武”之人，向往之意見諸筆端。毛澤東如此推崇顧炎武，可視為他后來作為理論和實踐大家的思想品格的一條伏線，也是他后來主張知識分子必須融入實踐才能有所作為的一個端倪。

　　歷史上知識分子從政，免不了通過疏策書諫等方式發表政見。毛澤東讀史，很注意他們在這方面的見樹。對切中時弊又能給人啟發者，推崇有加，并常常根據現實的需要作些發揮。比如，讀戰國時宋玉借與楚襄王對話寫成的《風賦》，毛澤東認為賦中描述了貴族之風和貧民之風的區別，“有階級斗爭意義”，還說對政治形勢也要在宋玉說的“風起于青蘋之末”時看出動向。

　　讀李斯獻給秦王嬴政的《諫逐客書》，毛澤東認為“有很大的說服力”。讀西漢時賈誼向漢文帝進的《治安策》，認為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讀枚乘借吳客與楚太子的對話寫成的《七發》，他認為對現實政治有“頗多的批判色彩”，“是給吳國貴族們看的”。

　　讀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他的體會是受到錯誤處理，可以鍛煉意志。讀東漢末年李固致黃瓊書，他強調“人貴有自知之明”。讀西晉江統為杜絕“四夷亂華”向晉惠帝建議把少數民族從關隴一帶遷走的《徙戎論》，他批注說“遷亦亂，不遷亦亂，封建時代非亂不可”。讀唐代李百藥寫給唐太宗的《封建論》，他總結出“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讀馬周貞觀十一年給唐太宗言得失的上疏，他認為是“賈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讀朱敬則就“覽秦、漢之得失”、“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跡”等問題給武則天的上疏，他批注說“朱敬則政治家、歷史家”。讀姚崇奏對唐玄宗的十條建議，他認為“如此簡單明了的十條政治綱領，古今少見”。讀姚崇勸諫皇帝節制佛事、削減僧尼的奏對文字，他贊其為“大政治家、唯物論者”。讀柳宗元的《封建論》，則賦詩說“百代都行秦政法”，“莫從子厚返文王”。讀劉蕡在唐文宗策試賢良時關于鏟除專權宦官的對策，也賦詩稱道“中唐俊偉有劉蕡”，“萬馬齊喑叫一聲”。

　　古代知識分子的器識政見，毛澤東覺得有現實意義

　　對古代知識分子的器識政見，毛澤東覺得有現實意義的，還常作古為今用的發揮。僅以讀《明史》而論，朱升本為教書先生，在朱元璋“召問時務”時建議“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毛澤東對此頗為欣賞，說朱升“很有見識”，并在1972年提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現實策略。明朝嘉靖皇帝即位之初勵精圖治，幾年后便疏于朝政，御史楊爵沉痛諫奏，期望嘉靖“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毛澤東讀后批道：“靡不有初。”“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出自《詩經?大雅》，意思是萬事萬物無不都有一個開始，但是很少能有善始善終的。1970年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曾引用這兩句話來提醒中央委員們要注意保持晚節。讀海瑞給嘉靖皇帝的著名上疏，毛澤東認為“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階級和經營商業的大官僚”，并稱贊海瑞批評皇帝的勇氣“比包文正高明”，由此在公開場合提倡人們學習海瑞。

　　相反，對那些空泛之文，毛澤東則很不以為然。讀馬周給唐太宗言得失的上疏時，他想到宋代一些人的書策，批注說“宋人萬言書，如蘇軾之流所為者，紙上空談耳”。這個看法不是隨便提出的。毛澤東讀宋代一些散文大家的史論和政論文章，評價普遍不高。即使像歐陽修這樣在政治上頗有作為的散文家，毛澤東讀其《朋黨論》的批注是“似是而非”。歐陽修在《為君難論》中提出歷史上的一些失敗現象，原因在于“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毛澤東頗不以為然，批注說“看什么新進”，況且老成之人開始的時候“皆新進也”。讀曾鞏的《唐論》，毛澤東批注：“此文什么也沒有說。”讀蘇洵的《諫論》，他認為是“空話連篇”，“皆書人欺人之談”。讀蘇洵的《六國論》，對文中提出六國如果聯合起來“并力向西”，就不會為秦國所滅的議論，毛澤東批注“此論未必然”，因為“凡勢強力敵之聯軍，罕有成功者”。

　　毛澤東愛讀古代知識分子的史論、政論文章，自然與他想從中體會和疏理出一些為政治國的歷史經驗以及帶規律性的東西有關。而他的評點及其包含的所褒所貶、所揚所抑，也明顯反映出他對我們的知識分子在從政言政時所寄予的期望和要求。宋代一些知識分子雖然也搞些政治，有的還擔任了很高的官職，但毛澤東明顯不喜歡他們抽象說教、言不及義的書生意氣。

　　書生意氣和政治器識之間，畢竟隔著一道不淺的溝壑。

　　(作者亦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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