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滿林霜、俯瀟湘”的時節，踏著幾分料峭冬寒，記者來到衡陽，尋訪在這里住了近半個世紀的老人，舟車輾轉，在湘江畔的一個院子，找到他的住所。來時，恰逢搬家，顯眼的是，一捆捆舊得泛黃的圖書，從外露的書脊看，大多是馬列主義文集和軍事書籍，還有一把幾近散架的藤椅，磨得黑亮還有破洞。

　　坐這把藤椅的老人已去世，并有近十個年頭。這位老人是葛振林，“狼牙山五壯士”中的副班長，“副班長葛振林打一槍就大吼一聲，好像細小的槍口噴不完他的滿腔怒火……五位壯士屹立在狼牙山頂峰，眺望著群眾和主力部隊遠去的方向。他們回頭望望還在向上爬的敵人，班長馬寶玉激動地說：‘同志們，我們的任務完成了!’說罷，他把那支從敵人手里奪來的槍砸碎了，然后走到懸崖邊上，像每次發沖鋒一樣，第一個縱身跳下深谷。戰士們也相繼從懸崖跳下去……”這段文字出自小學課文《狼牙山五壯士》，狼牙山五壯士家喻戶曉，他們投崖前堅毅的目光望向遠方，這個形象定格在雕塑上，成為偉大革命史不可抹掉的一個記憶。但鮮有人知道，副班長葛振林幸存下來，后來用他自己的話說，“比班長他們多活了60年”，2005年，他在湖南衡陽辭世。

　　這里是衡陽軍分區的干休所大院，院里的磚瓦房新舊不一，葛家的房子最老，建成于上世紀70年代，干休所要修繕這棟老房子，葛家老大葛長生、老二葛憲松、老四葛擁進都趕過來，把父母的東西收拾妥當。房前有個院落，老人曾在這里種半畦菜、半畦花，養過雞和鴨。記者就在這個院落里采訪了葛振林的長子葛長生。

　　父親從不以英雄自居

　　狼牙山在河北易縣西南部，是晉察冀邊區東大門，因其峰巒狀似狼牙而得名，遠遠望去，群峰突兀連綿、勢若刀劈斧鑿。

　　“父親是河北曲陽人，1937年參加革命，1940年入的黨。1941年秋，日寇集中兵力進犯晉察冀根據地，當時，我父親所在的第七連隊奉命在狼牙山打游擊戰，經過長時間奮戰，決定戰略轉移，便把掩護群眾和連隊轉移的任務交給了六班，馬寶玉是班長，他帶領胡德林和胡福才兩位小戰士，我父親是副班長，帶著宋學義。為了掩護大部隊，他們故意走上了一條通往頂峰棋盤陀的絕路，他們邊前進邊與身后的敵軍戰斗，敵人一度以為與他們交手作戰的就是我軍大部隊，步步緊逼，經過一天的戰斗，父親他們戰斗的彈藥早已用光，傍晚他們到了三面懸崖絕壁的棋盤陀，敵人也追了上來，父親他們估算著大部隊已成功轉移，便一起縱身跳了下去。后來，父親醒過來，發現在半山腰的廟里，身上受了重傷，當地老百姓給用了藥，宋學義也活了過來。父親不記得跳崖后怎么幸存下來的，可能是讓山上一層層樹給掛住了。他和宋學義在老鄉家里休養了幾天，便又去找大部隊匯合了。”

　　葛長生非常平靜地還原了這段“著名”的革命故事，如果不是我再三逼問，他不情愿提父親這段革命經歷。“太普通、太平常了。我從小跟父親生活在部隊大院，街坊四鄰的叔叔伯伯都是戰斗英雄，他們好多人走過長征，打過衡陽會戰，隨時都面臨著犧牲，父親跳崖應該說是自然而然的事，我這些叔叔伯伯面對當時情形也會做出這樣的選擇。你看，我家隔壁就住著一位真正的‘兩萬五’，他去年剛過世。還有那家伯伯，打衡陽會戰時殘了一條腿。”葛長生隨手指著眼前的幾棟房子，這一排排普通的磚瓦房里都守護著一段崢嶸歲月。

　　“而且，父親從不以英雄自居。盡管他的事跡登上了《人民日報》，上了語文課本，還被拍成電影，但他從不主動談當時跳崖的事情，我打小就在父親身邊，當年看《狼牙山五壯士》電影時，我都不知道父親是其中原型。他在家里沒有跟我們談過一次這件事。只是前幾年，有人質疑五壯士跳崖的真實性，甚至網上說當時父親班里有6個人，有一個人叛變當了敵人的漢奸。父親知道這事后，很生氣，讓我陪著他去衡陽軍備區，說要給年輕戰士講點東西，他一講就講了一整天，把當時的經過講了個透徹。”葛長生印象很深，“父親講到后來有點激動，他說跳崖這件事如果是他一個人的事，無論別人說什么，自己忍一忍也就罷了，但這是集體行動，再不出來澄清，怎么能對得起犧牲的戰友？！”這個事后，葛長生逐漸明白，為什么父親不提跳崖的事情，在父親心里，當時跳崖的壯舉不是他一人的行為，而是整個班的，祖國給這壯舉極高的評價和榮譽，應該屬于五壯士這個集體。

　　作為工程兵代表登上天安門觀禮臺

　　狼牙山跳崖之后，葛振林的革命生涯沒有結束。抗戰結束直至建國初，葛振林歷經天津、張家口、太原戰役，參加了江西剿匪戰，最后一役是抗美援朝。1962年，葛振林調任衡陽軍分區任后勤部副部長。這個革命戰士，征戰南北，最終在衡陽落下了腳。“萬里衡陽雁，尋常到此回。”他像北來的大雁飛到衡陽，便不再南飛去。“是只老雁，飛不動了。二十幾歲從懸崖跳下，沒死。后來參加的戰斗不勝其數，都活過來了，父親的命大。就是身上的傷疤多，頭皮有一塊是凹進去的，他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葛長生感慨道。

　　1969年，葛長生16歲，他接過父親的接力棒，應征入伍，成為一名軍人。“我所在的這支部隊內部序號是基建工程兵建筑52師，在京城官廳水庫附近，那時候我們的工作就是打山洞，修國防工事。我們師除了修建營房外，都在山洞里施工。工種很辛苦，而且很危險，身邊有好幾個戰友都犧牲在深山老林里。我那時年紀小，心里郁悶，寫信給父親，希望他能出面給調動工作。但這樣的信，父親是從來不回的。他一生最大的原則就是服從組織安排，不要給組織添麻煩。所以，我年輕的時光就是在山洞度過的，我們像愚公一樣不停地挖山，天津的某山，河北的某山，都是我們那代兵挖的。那時，我想換部隊倒不是因為辛苦，而是覺得工程兵不像一個真正的兵。后來，我慢慢認識到基建工程兵對國家、對軍隊的貢獻也是巨大的，國家要保平安，國防最重要，而國防少不了工程建設，我們肩上擔子很重。”

　　對現在的人們來說，基建工程兵是一個久遠的陌生的記憶，他們不是拿槍而是拿著各種建設祖國的工具戰斗在全國各地，為新中國的建設貢獻著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1970年的國慶節，葛長生作為工程兵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臺，接受了毛主席、周總理等國家領導的接見，這也成為葛長生最大的榮譽，終生難忘。后來，葛長生調到廣州軍區后勤部，一直工作到去年退休。

　　紅色基因脈脈傳承

　　葛長生是近期才從廣州搬回衡陽常住的，除了搬家需要人手，更重要的是回來照看生病的母親。葛振林的老伴王貴柱已經84歲，罹患癌癥，從4月份住進醫院，葛家的兩位兒媳一直盯在母親身邊。采訪當天，記者隨同葛長生到衡陽169醫院探望這位英雄的遺孀。

　　病魔讓這位曾經面目如春的老人消瘦蒼老很多，但她精神還好，耳聰目明，她一字一句地向記者講了兩件事。一是，1986年，她陪葛振林參加“狼牙山五壯士”紀念塔落成儀式。“老頭那年69歲，非要爬到山頂看看，但爬到半山腰爬不動了，指著棋盤陀，哭出聲來了。”那一行，他們還見了當年救活葛振林的村民余藥夫，兩人抱在一起久久沒分開。二是，1992年，她陪葛振林去北京聶榮臻家。當時“狼牙山五壯士”這個稱號就是時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簽署的。“聶帥那時身體很不好了，有些氣喘，他把老葛叫過去說，‘老葛，你看現在日子好了吧，咱們當年的苦沒有白吃吧。’老葛知道聶帥剩下日子不多了，回來的路上一言沒發。”

　　我在醫院探訪時，醫護王貴柱老人的護士長恰好當年也醫護過葛振林，她告訴記者葛老十分勤儉，住院期間，天氣寒冷，我怕他感冒，打開了空調，葛老便關上，我趁葛老睡了，便又打開。從此，葛老醒來的第一件事便是伸出顫悠悠的手去試探，看空調有沒有熱風，如果有熱風，他又去關上。葛老總是說，國家雖然富了，但有些地方電還是不夠用，要節省用電。

　　葛長生告訴我，父親文化水平不高，但喜歡看馬列書籍，他一生有兩個辯證法，歷史辯證法和唯物辯證法。“他特別痛恨抹黑歷史、歪曲歷史的行為，忘了過去就沒有未來。”

　　退休后，葛振林也沒有閑下來，擔任了衡陽市“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的副會長，他經常到學校給困難學生送些學習用品，給孩子們講革命傳統，還要給一些青少年寫回信，但從沒報銷過一張郵票。有一次，他看到幾家學校上空懸掛的國旗陳舊褪色，便自己掏錢買了幾面新國旗送到學校。1988年，國家教委、共青團中央授予他“優秀校外輔導員”。

　　一直照顧葛老直至去世的二兒媳在一旁插話說，“他給孩子們上課，經常是拄著拐杖走路去，走路回，別人過意不去要派車來接送，他從不坐，也不收一分錢講課費，不在外面吃一餐飯。”

　　葛長生有三個弟弟，三個均在廠里當工人，遵循兩位老人的教誨，他們從不向組織提任何要求，本本分分過自己的日子。葛長生的兒子也是一名軍人，如今在基層連隊當政治指導員，他知道爺爺的事跡，但從來不炫耀，只是心中多了一份紅色基因，時刻砥礪他保持好軍人本色，奮發圖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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