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偉大的戰略家、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同時也是博古通今、卓有建樹的學者。在毛澤東的軍政生涯中，讀書、研究始終是其興趣所在，職業革命家、政治家是其主要身份，業余學者則是其第二個身份。作為學者，他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多個領域，主要是哲學、歷史和文學，都有卓越的建樹。哲學方面，他著有《矛盾論》《實踐論》等經典作品;文學方面，他的文章、詩詞，都卓然成家;歷史方面，他雖然沒有專門著作，但博覽群書，熟讀中國古代歷史典籍，倡導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研究，史學理論和觀點成一家之言，對我國的歷史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學術研究興趣濃厚，熟讀《二十四史》

　　毛澤東終其一生，都對學術研究興趣濃厚。1957年，他提出在二屆全國人大不連任國家主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夠擺脫雜務，有時間研究重要問題。他說：“……從1958年起讓我暫時擺脫此任務，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現在雜事太多，極端妨礙研究問題。”他所希望研究的重要問題包括兩類，一類是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一類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1958年12月9日，他在審閱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關于他不擔任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決定時，認為不擔任國家主席，可以讓自己“騰出較多的時間，從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工作”。從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工作，既是一項政治工作，也是一項學術研究工作。

　　毛澤東的學術研究興趣，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時代。當時，雖然科舉制度已經廢除，但通過寒窗苦讀一舉成名，然后在社會上建功立業，仍是很多讀書人的理想。受這種傳統影響，毛澤東最早的志向并不是投身革命，而是在學問上脫穎而出，成名成家。1910年秋，毛澤東第一次離開韶山，前往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行前，他給父親留下一首詩，表達了自己一心向學的志向：“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離開韶山后，毛澤東主要在湖南第一師范學習，時間長達5年之久，他一生學問的基礎奠定于此。當時，他的興趣集中于文、史、哲3個領域，閱讀了大量的中國古代文史典籍和西方哲學社會科學著作。他與老師、同學經常探討、交流研究學問的方法。1915年6月25日，他在一封寫給同學的信中，宣稱自己“決定為學之道，先博而后約，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專門”。1916年2月29日，他在寫給另一位同學的信中，開列了77種書目，認為“中國應讀之書止乎此，茍有志于學問，此實為必讀而不可缺”。他還與同學組織了一個哲學研究小組，在老師楊昌濟的指導下，定期研討哲學和倫理學問題。

　　由于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一方面帝國主義步步進逼、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另一方面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因此毛澤東從湖南第一師范畢業后，并沒有按照自己的人生規劃去當一名學者，而是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反帝反軍閥的職業革命家道路。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他的學術研究的興趣一直保持著。工作之余，他最大的興趣和愛好就是讀書。除了馬列著作外，他讀得最多的是中國古代文史典籍。而在中國古代文史典籍方面，毛澤東對《二十四史》下的功夫最深。

　　1952年，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根據他閱讀古籍的需要，給他添置了一部大字木刻本《二十四史》。此后，他對這部書反復閱讀，手不釋卷，走到哪里，帶到哪里，讀到哪里。 1975年，他已經82歲高齡，重病在身，由于患白內障，視力不好，但他還堅持讀《二十四史》。自己不能看，就讓身邊的工作人員讀給他聽。后來他的一只眼睛做了白內障摘除手術，視力稍有恢復，他就自己讀。從1952年到1976年長達24年的時間里，毛澤東不僅通讀了《二十四史》，書中的許多人物傳記，他還反復讀過多遍，例如《南史》韋睿傳、《新唐書》徐有功傳和馬周傳、《后漢書》光武帝紀等，他至少讀過5遍以上。閱讀過程中，他寫下了大量的批注。據統計，在這部木刻本的《二十四史》上，毛澤東在15種史上寫下了198條批注，共計3583個字。批注文字中，最少的是兩個字，最多的一條寫了914個字。除了批注文字外，毛澤東還作了大量的批畫和圈點，批畫和圈點的符號在書中隨處可見。毛澤東對《二十四史》閱讀之勤、用功之深、內容之熟、見解之精辟，很多專業的歷史學者都難以望其項背。閱讀毛澤東的著作可以看出，毛澤東具有不是專業學者但勝似專業學者的史學素養，對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和具體史實常有獨到和精辟的論述，這與他熟讀包括《二十四史》在內的古代歷史典籍是分不開的。

　　號召全黨研究歷史，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

　　毛澤東一生中，最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歷史研究，而歷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服務的。延安時期，毛澤東向中國共產黨全黨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與此同時，他也向全黨提出了研究中國歷史的任務。1938年10月14日，他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說：“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為了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他向全黨特別是中央委員和高級干部提出了學習和研究的任務。他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在這里，他把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即中國歷史擺到了與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革命運動的現狀同等重要的地位。

　　關于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毛澤東說：“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質。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中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就是國際主義的內容和中國的民族形式相結合，就是馬克思主義必須體現出新鮮活潑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所有這些，都必須研究中國的歷史和現狀，通過研究中國歷史和現狀來認識和把握中國的特點，認識和把握中國革命的具體環境。

　　把研究中國歷史擺到與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革命運動的現狀同等重要的地位，把它作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條件和重要途徑，反映出毛澤東對研究中國歷史的高度重視。

　　由于中國革命的許多實際問題是從近代歷史發展演變而來，近代史更貼近實際，因而在中國歷史的研究中，毛澤東最為重視近代史的研究。1941年5月19日，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批評黨的干部和黨員對于研究歷史特別是中國近代史和中共黨史重視不夠。他說：“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特別重要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由于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不了解，于是只能“言必稱希臘”，生搬硬套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外國革命經驗。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他除了要求全黨認真研究現狀，結合中國革命實際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外，還向全黨鄭重提出：“對于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正是在他的重視和號召下，中共黨內的范文瀾、何干之、胡繩等歷史學家，在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績，最早構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

　　毛澤東不僅號召全黨要研究中國近代史，他本人也曾有志于這一方面的研究。1939年1月17日，他在給何干之的信中說：“我們同志中有研究中國史的興趣及決心的還不多，延安有陳伯達同志在作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實地做去。我則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國戰爭史的材料，亦至今沒有著手。我的工具不夠，今年還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經濟學，列寧主義，而以哲學為主，將來擬研究近代史。”由于革命工作繁重，他的這一夙愿始終沒能實現。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仍然關注中國近代史研究，提出過多項重要建議。1957年初，他為了提倡“雙百方針”，多次提出要出版《蔣介石全集》。在1月份舉行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他在講到“雙百方針”的時候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還是對的。真理是同錯誤作斗爭發展起來的。美是同丑作比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善人善事是同惡人惡事作比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香花是同毒草作斗爭作比較發展起來的。唯物主義是同唯心主義作比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許多人恨蔣介石，但蔣介石是個什么王八蛋，大家不知道，所以要出蔣介石全集。”這次講話中，他還提出要出孫中山全集、康有為全集。2月29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的結束語中，他提出要讓人們經風雨、見世面，了解國際情況和敵人的情況，然后說：“蔣介石他講了許多東西，有許多著作、演說，聽說有這么長，我就贊成出全集。”“你要研究研究歷史，他是歷史人物，是社會存在的一個反映……我們要批判那些東西，他的文章都沒有讀過，那怎么批判法?”后來，由于發生了反右派斗爭，《蔣介石全集》沒有出版，但毛澤東的這項建議顯然推動了學術界對蔣介石的研究。1961年，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接受陳毅下達的任務，組織何干之等歷史學者開始撰寫《蔣介石傳》。1965年，歷史學者李侃等也開始著手編輯《蔣介石言論集》。這些工作雖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而中斷，但開啟了學術界研究蔣介石的先河，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學術界開展蔣介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礎。

　　1960年初，毛澤東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的時候，提出應該寫一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他說：“很有必要寫出一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根據毛澤東的這一建議，周恩來不久即在廣東從化召開的政治經濟學學習班上，布置了編寫《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的任務，并交由經濟學家許滌新組織實行。這項工作雖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擾而一度中斷，但在編寫人員的不懈努力下，終于得以完成，并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陸續出版了3卷本、220多萬字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從一個重要方面豐富和深化了中國近代史的研究。

　　倡導中共黨史研究，奠定中共黨史學科基礎

　　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不僅是中共黨史的重要創造者，而且最早倡導和組織中共黨史研究，主持編輯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毛澤東選集》等重要文獻，奠定了中共黨史學科的基礎。

　　毛澤東倡導中共黨史研究，主要緣起于編輯《六大以來》一書。編輯這本書，本是為召開中共七大準備材料。毛澤東在編輯這本書的過程中，由于逐篇審核六大以來的歷史文獻，深刻地認識到十年內戰后期，王明、博古等人統治中共中央期間，中共黨內形成了一條比以往各次“左”傾錯誤更完備的新的“左”傾路線，這條錯誤路線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的前程。但對這條錯誤路線，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缺乏正確的認識，有的人甚至根本否認存在過這樣一條錯誤路線。毛澤東認為，在這種思想狀態下，不可能成功召開七大。為了確保七大召開成功，必須首先在高級干部中開展一個學習和研究中共黨史的活動，以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

　　1940年12月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了中共歷史上各個時期特別是王明“左”傾錯誤統治時期所犯的錯誤，提出要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他說：“總結過去的經驗，對于犯錯誤和沒有犯錯誤的人都是一種教育。了解過去的錯誤，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復的錯誤。”他還說：“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大體上要分大革命、蘇維埃與抗戰三個時期，總的錯誤是不了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不平衡性。”這個發言提出了研究中共黨史的任務，并初步闡明了研究中共黨史的目的、線索和方法。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會議經過充分討論，對十年內戰后期中共中央犯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問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認識。這次會議后，中共高級干部組成中央學習組和高級學習組，開始進行整風學習。整風學習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學習和研究中共黨史。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關于高級學習組的決定》，規定高級組的學習“以理論與實踐統一為方法，第一期為半年，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與我黨二十年歷史兩個題目”。“我黨二十年歷史”，正是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到1941年的歷史，在當時是全部黨史的內容。

　　毛澤東任組長的中央學習組對中共黨史的研究，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通讀《六大以來》一書，第二個階段是全面研究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1942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工作會議，決定中央學習組通讀《六大以來》一書的計劃告一段落，從下周起開始研究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為了指導中共黨史的研究，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

　　在報告中，毛澤東闡明了研究中共黨史的目的和意義。他說：全面地、系統地研究中共黨史，“這個工作我們過去沒有做過，現在正在開始做”。這個研究是必須的，“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他認為，通過研究中共黨史，可以達到兩個方面的目的：一是以歷史經驗作為借鑒，來指導當前的工作。“我們要研究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前車之覆，后車之鑒。”二是明辨是非，統一思想，提高黨員干部的思想認識。“我們要用這樣的研究來使我們對今天的路線和政策有更好的認識，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進步。”除此以外，他認為，研究中共黨史，還有一層目的和意義，這就是通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總結中共黨史的經驗教訓，“可以創造些新的東西”。所謂“創造些新的東西”，實際上就是新的理論創造。所以，毛澤東認為研究中共黨史，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條重要途徑。

　　在報告中，毛澤東闡明了研究中共黨史的對象和內容。他說：“我們是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他認為，研究中共黨史，是要研究“整個黨的歷史”，但這并不意味著要把歷史上每一件事情統統搞清楚，而是“要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搞清楚”。毛澤東強調“要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搞清楚”，一是具有現實針對性，弄清路線是非是思想整風的需要;二是抓住了中共黨史的主線。中共黨史的內容，都是圍繞著中共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而展開的。當然，如果把全部中共黨史理解成一路線斗爭史，也是錯誤的，是對毛澤東這一思想的歪曲。

　　在報告中，毛澤東論述了研究中共黨史的方法。他提出，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中共黨史進行全面的歷史的研究。他強調要把所研究的問題放在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中去研究，“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他把這種方法稱之為“古今中外法”。歷史的發展過程，比如辛亥革命以來的五四運動、大革命、內戰、抗戰，這是“古今”;歷史發展過程的各種對立面，比如中國和外國帝國主義、共產黨和國民黨、農民和地主、工人和資本家，這就是“中外”。這里的“中外”是引申意義上的。他特別重視中國共產黨的各種對立面的研究。認為只有弄清楚了歷史發展過程中各種對立面的情況，才能深刻了解和認識中共路線政策的發展過程。因此，他提出為了系統地研究中共黨史，需要編兩種材料：一種是黨內的，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種是黨外的，包括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等。兩種材料都按年月先后編排，兩種材料對照起來研究。

　　在報告中，毛澤東對中共黨史的主要內容進行了概括和論述。他把中共黨史分為3個階段：大革命時期、內戰時期、抗日時期，并分別論述了這3個階段的斗爭目標、打擊對象、革命力量和中共的政治路線。這種分期主要是為了集中批判這3個時期的“左”右傾錯誤，總結經驗教訓，是為了適應這種政治需要而做出的。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這種分期漏掉了中共的建黨時期，因此它是有缺陷的。毛澤東自己也說：“這個分法是否妥當，大家可以討論，我只是作為一個意見提出的。”但這種分期是對中共黨史最早做出的分期，為對中共黨史進一步做出科學的分期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毛澤東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最早論述了中共黨史學科的研究目的和意義、研究對象和內容、研究方法以及歷史時期的劃分，對于構建中共黨史學科的體系、指導和推動中共黨史研究的開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這個報告形式上是一個工作報告，但實際上它也是一篇重要的學術論文，是毛澤東研究中共黨史所取得的一個重要成果。

　　中共黨史研究的開展，離不開黨史文獻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在這一方面，毛澤東也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延安時期，他主編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3本重要的黨史文獻。如前所述，毛澤東主編《六大以來》本是為召開七大搜集和準備材料，并沒有匯編成書的打算。后來為了給中共高級干部學習和研究中共黨史提供材料，他提議將六大以來歷史文獻匯編成冊，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準。在編輯《六大以來》的過程中，他對每篇文獻進行了認真的審核，除了通讀全文外，還對某些文獻的題目做過修改，使其更加醒目，讓讀者通過題目便能大概知曉文獻的內容。在此基礎上，他按專題和時間順序相結合的方法對文獻進行了編排，首先將收集到的文獻資料分為8個專題——政治問題、組織問題、軍事問題、鋤奸問題、職工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宣傳教育，然后將每個專題內的文獻資料按發布時間先后進行排列。《六大以來》匯集了從1928年6月中共六大到1941年11月期間的中共歷史文獻519篇，共約280萬字，1941年12月印制發行。這是第一部大型的中共黨史文獻。

　　《六大以來》出版后，毛澤東又應黨員干部的要求，主編了《六大以前》，1942年10月在延安出版，共收入文獻184篇，其中大部分為中共早期領導人的署名文章，分上下兩冊。1943年，毛澤東又在《六大以前》《六大以來》的基礎上，挑選能夠代表和反映中共歷史上兩條路線的文獻，編輯了《兩條路線》一書，作為高級干部學習和研究黨史的主要材料?！读笠詠怼贰读笠郧啊贰秲蓷l路線》這3部文獻集的編輯出版，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文獻整理工作的開端。這3部文獻集挖掘、整理和保存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重要文獻，不僅為延安整風提供了中共黨史學習和研究的系統材料，而且為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共黨史研究提供了全面系統的文獻資料。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了《毛澤東選集》第一至第四卷。他對篇目進行了精心的挑選，收入選集的文章都是各個歷史時期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他對各篇文章進行了認真的校閱，有的做了文字上的修訂，有的做了內容上的補充和修改。他親自起草了部分文章的題解和某些重要注釋，并審閱和修改了所有的題解、注釋?！睹珴蓶|選集》的編輯出版，不僅對于宣傳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對于宣傳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且對于中共黨史研究的開展，對于中共黨史學科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基本的歷史文獻和重要的理論指導。中共黨史學科新民主主義革命部分的理論體系基本上是以《毛澤東選集》為依據建立起來的，所以著名中共黨史專家龔育之說：“學習和研究中國革命史，讀了《毛澤東選集》四卷，總的輪廓，總的思路，總的過程，都有了。”

　　貫通古今中外，史學理論和觀點成一家之言

　　司馬遷說：歷史研究應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毛澤東雖然沒有寫出專門的歷史著作，但他在博覽群書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為指導，貫通古今中外，其史學理論、方法和觀點既兼收并蓄，又自成一家之言。應該說，毛澤東在歷史研究方面，達到了一定的境界。

　　毛澤東對歷史研究的目的和功能進行了精辟的闡述。他的古為今用的理論眾所周知。除此之外，他對歷史研究還強調過兩個方面的功能：第一，歷史研究可以提高和加強人們的人文素養。他認為，人之所以為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人有歷史知識。他說：古人講，“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就是說：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馬穿了衣裳一樣，跟動物就沒有什么區別。其中“古”就是歷史，就是“自盤古開天地，一直到如今”。所以，全國的人、全世界的人都應該通古今，也就是要學習和研究歷史。第二，歷史研究是理論創新的重要途徑。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非常重視理論創新。他提出要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創造出能夠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具體問題的新理論。如何進行理論創新?他認為一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現狀，二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歷史。事實上，毛澤東的不少重要著作，比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戰爭和戰略問題》(1938年11月6日)、《〈共產黨人〉發刊詞》(1939年10月4日)、《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都是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寫成的。

　　毛澤東對歷史研究的方法提出了許多富于啟示意義的見解，比如古今中外法、階級分析法、歷史還原法等，都為學術界所熟知。迄今為止，較少為人所注意的是，毛澤東在歷史研究中還特別強調邏輯與歷史相一致，個別與一般、特殊與普遍相結合。1960年初，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的時候說：“馬克思主義要求邏輯和歷史相一致。思想是客觀存在的反映。邏輯是從歷史中來的，而書中堆滿材料，不分析，沒有邏輯，看不出規律，不好。但是沒有材料也不好，那就使人只看見邏輯，看不見歷史，而且這種邏輯，只是主觀主義的邏輯。”邏輯與歷史相一致，就是要求在進行歷史研究時，既要重視史料的搜集和引用，同時又要重視對史料的分析和綜合，在此基礎上形成觀點和理論。這一觀點對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歷史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

　　關于個別與一般、特殊與普遍相結合，毛澤東說：“研究歷史的人，如果不研究個別社會、個別時代的歷史是不能寫出好的通史來的，研究個別社會就是要找出個別社會的特殊規律，把個別社會的特殊規律研究清楚了，社會普遍的規律就容易認識了。要從研究許多特殊中間看出一般來，特殊規律搞不清楚，一般規律是搞不清楚的。”這一見解對于歷史研究中處理斷代史研究與通史研究的關系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它說明，通史研究要建立在斷代史研究的基礎上。

　　毛澤東的著作中，常論及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特別是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的發展進程，以及重要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在這一方面，他有不少如珠妙語，做出了很多見解深刻、受到學術界重視的經典論述。

　　例如，關于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成的原因，他說：“自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在一方面促使中國封建社會解體，促使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因素，把一個封建社會變成一個半封建的社會。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們又殘酷地統治了中國，把一個獨立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

　　例如，關于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過程，他說：“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

　　例如，關于中國軍隊的近代化過程，他說：“中國軍隊的近代化，我看可以分作三個階段。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軍。這個新軍和孫中山建立的革命黨，在人民擁護的基礎上，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務，但后來腐化了，脫離了人民，四分五裂，各人籌各個的餉，各搞各的地盤，被人民所唾棄。第二代是黃埔軍。它曾經是一個革命軍，革了前面所說的那個軍隊的命。黃埔軍也曾受到人民的擁護，北伐時勢如破竹，但也有一個缺點，就是脫離人民。……現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第三代。人民解放軍的前身是紅軍。這三代，代表了中國近代軍隊的三個階段。”這段話，實際上勾勒出中國近代軍事史的基本綱要。

　　例如，關于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影響，他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例如，關于陳獨秀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我說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

　　毛澤東的史學理論、方法和觀點，當然不全是泰山不移之論。某些理論和觀點的不足，早已為學術界所認識。但瑕不掩瑜，對于歷史研究來說，毛澤東的史學理論、方法和觀點，是一座蘊藏豐富的寶礦，值得不斷地深入挖掘。

　　(作者系特約撰稿人，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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