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毛澤東如何闖過親情關(1949.10-1953.12)

　　——基于《毛澤東年譜》的搜索

　　在中國歷史上，這幾乎就是一條牢不可破的定律：每當新王朝創建之初，最高統治者和統治階層總是理所當然、又急不可待地將他們獲取的“果實”分食給他們的親屬親戚、舊友故交等等，正如古諺諷刺的那樣：一人得勢，雞犬升天。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特別是毛澤東同志本人同樣面臨著歷史邏輯的巨大挑戰：他怎樣面對即將重新上演的親情戲劇?他將怎樣對待和處理滾滾而來的友情熱浪，闖過煩心擾人的親情關?

　　毛澤東已經成功地書寫了改天換地的歷史主要篇章，他能否在歷史的附頁中同樣出彩 呢?毛澤東繞不開這些歷史的小節細末，歷史當然也會緊緊盯著毛澤東的舉手投足······

　　一

　　通常敢向勝利者第一個提出要求的，往往是勝利者的最直接的直系親屬——這是一個歷史慣性。根據記載，第一個向毛澤東提出過分要求的，正是毛澤東前妻楊開慧的哥哥楊開智。1949年10月9日，這一天距開國大典僅有九天，毛澤東又當選為全國政協第一屆主席。同日，毛澤東致電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說：“楊開智等不要來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其老母如有困難，可給若干幫助。”同時，毛澤東又致電楊開智，說：“希望你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作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使政府為難。”[①]從回電內容分析來看，楊開智肯定是提出了若干希望要求，如要求來京見毛主席，希望謀一份像樣工作，希望照顧一下毛主席的前岳母等等。楊開慧母親應按烈屬待遇，故毛澤東要王首道“可給若干幫助”，但對楊開智等人，毛澤東則斷然拒絕了他們的無理要求，如不要他們來京，叫他們不要有任何奢望，服從組織分配合乎能力的工作，不要使政府為難等等。從毛澤東處理的開國第一起親情事可以看出，毛澤東的確是大公無私的，即便是最親的親屬，他也是講原則、講分寸的，該怎么辦就怎么辦;共產黨不是國民黨，國民黨那套壞風氣在共產黨這里吃不開、行不通;毛澤東為全黨開了一個好局，帶了一個好頭，具有強烈的楷模引領和示范效應。試想：連楊開慧親屬，毛澤東都敢拒絕，還有什么人不可以拒絕的呢?毛澤東不為他的親屬謀取好處，其他領導干部還敢嗎?由此開始，毛澤東一舉打破了舊中國的歷史定律，邁出了有著決定性意義的第一步!

　　在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親情絕不是壞東西，而是好物品。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人情社會。親情在這種社會里，往往是增強親和氣氛、團結互助、消除舊怨、歡樂慶典的潤滑劑。然而，親情因素一旦進入公權領域，它就會變味變質，成為可恨而可怕的腐蝕劑。毛澤東深知親情介入公權的危害性，但毛澤東又絕不是一個拒絕親情的人，毛澤東從來就是有情有義、敢做敢擔的男子漢。毛澤東是代表中國共產黨執政國家大權，他必須在所有方面同舊社會及其舊傳統、舊觀念實行徹底的決裂，因此，毛澤東必須在權力和親情、公事和私事之間小心翼翼地處理，決不讓親情染指公權。但是，毛澤東對親朋故友的求助，他也不是一概不理和斷然拒絕，他一定是將其放在私事的范圍內辦理，嚴格界限，守住底線。

　　毛澤東雖然擋住了楊開智，但他攔不住其親朋好友、故交舊師的請托。毛澤東是勝利者，沾親帶故的底層七大姑、八大姨誰不想從他身上撈得一點好處呢，何況這些剛剛從舊社會踏進新社會的人，腦子還沒完全轉過彎來，誰不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呢?從《毛澤東年譜》粗略統計，1949年10月至1953年12月底，毛澤東回復相關親情的信件大約有170封，涉及親朋故友150余人左右。在這些親朋故友中，屬于毛氏直系親屬、近親、遠親(包括楊開慧家的)，近40人;屬于原湖南第一師范學校同學的，近30人;屬于青少年時代同學的，有20人;屬于原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教書先生的，有10余人;屬于各種情況的老相識，如與毛家有生意往來的等，亦有10余人;其余如早年參加新軍的同事、湖南自修大學學生、早年朋友、烈屬、保姆等，近30人。

　　從“求助”群體看，人數最多的還是毛氏家族和原湖南一師同學與先生，占整個“求助”總數的60%以上;從“求助”時間看，主要集中在1950年上半年，1951年后“求助”數量減少，1953年全年“求助”總數僅12個人次，而在1950年5月7日，毛澤東在這一天共復信16封給各路“求助”親屬和舊友;第二天即5月8日，毛澤東再次一天之內復信16封給各方“求助”人士。可能是由于平時工作繁忙，無暇顧及，大概這兩天工作稍緩，毛澤東才得以集中回復、集中辦理，兩天總共復信32封，辦事既高效、又優質。同年5月12日，毛澤東又復信11封給各路“求助”親友。從文獻記錄來看，1950年5月是毛澤東一生中回復親友信件最多的月份，總共58封。這個數字，一般而言，可能很不起眼，然而，我敢說：這是一個非常珍貴的歷史記錄，又是一個空前絕后的歷史高度。它是中國共產黨人及其最高領袖的胸懷與境界的具體寫真，是古今中外任何政治家都無法企及的公權使用表現。

　　二

　　毛澤東是天才政治家，他的領導才能是無與倫比的;同樣地，他在“求助”親情的拒絕藝術上，也是十分講究和極為高超的，既講方式，又有方法。不同的人，給予不同的回復;不同的情況，給予不同的處理;不該幫助的，決不幫助，該幫助的一定幫忙到底;“求助”者的關系親疏遠近，決不是給予幫助與否的唯一依據。毛澤東對親情問題上，既有很強的原則性、革命性，又有很濃的人情味、親和力，善于用不同的手法處理不同質的親情矛盾。

　　其實，依毛澤東之絕頂聰慧，他心里非常清楚這些親屬故友的“求助”目的，無非是想借他的赫赫聲名撈取一些個人好處，如找工作、換崗位、入黨當官之類或其它什么福利待遇等。毛澤東對于五花八門的求助，大致有以下幾種方法分類待之：

　　第一，婉轉地完全拒絕。

　　如對近親：毛澤東母親文氏家族表兄文凱要求北京工作，毛澤東給表兄文潤泉復信說：“文凱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決工作問題，不宜遠游，弟亦未便直接為他作介，尚乞諒之。”[②]毛澤東還親自復信文凱本人，說：“先生工作問題，似宜就近設法解決。”[③]毛澤東堂妹毛澤建過繼女兒陳國生去信毛澤東，毛澤東回復：“來信收到，甚慰。望你們在湖南求得工作，不要來北京。鄉間情形可來信告我。”[④]

　　又如對遠親：房叔毛貽華去信，毛澤東近二個月后回復：“三月九日來信收到。工作事尚望就近設法解決，我現在難于為助，尚祈鑒諒。”[⑤]遠房叔祖父毛春軒去信毛澤東，要求其子毛浪秋、侄毛迪秋到北京工作，毛澤東4個多月后回復：“去年十二月來信業已收到，甚為感激。浪秋、迪秋諸位宜在家工作，不要來北京，以免浪費時間。”[⑥]房侄毛遠悌當時已擔任湖南省總工會工農印刷廠經理，仍要求上北京;房侄毛遠翔當時在華中人民革命大學湖南分校學習，也要求北京工作，毛澤東復信毛遠悌：“你做印廠工作極好，應將此項工作做好，不要來北京。學習事將來有機會時再說。”[⑦]又復信毛遠翔：“你應在湖南設法求得工作，不要來北京，這里人浮于事，不好安置。你的文字已通順，用力學習，當會有更大進益。”[⑧]毛澤東原配羅氏姻親黃譜臣去信求助，毛澤東回復：“兄在廣西鐵路方面工作，很好，希望你繼續努力此項工作，不必往別處，也不必回鄉。”[⑨]類似情況，還有不少，就不一一例舉了。

　　又如對老友舊識：許志行曾于1919年冬在武漢與毛澤東相識，1926年又應毛澤東之邀到廣州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工作，解放初期在上海格致中學任教，他去信北京，毛澤東回信：“你在上海教書甚好，教書就是為人民服務，為不荒廢課業，不要來京。如遇假期，可以來京一游，看一看仍回去教書。”[⑩]毛煦生不是毛家人，但他在辛亥革命爆發后曾與毛澤東在湖南起義的新軍中共過事，還當過新軍輜重營文書，仗著早年與毛澤東的關系，開國大典后的一個半月里，連發三信抵京，毛澤東于1949年11月15日回信道：“前后三函奉悉，遲復為歉。先生仍以在鄉間做事為適宜，不要來京。家計國難，在將來土地制度改革過程中可能獲得解決。”[11]然而，毛煦生仍不死心，纏著毛澤東要進京工作，毛澤東于1950年再次復信：“來信收到。北京人浮于事，先生不宜遠游，仍以在鄉下工作為適宜。”[12]類似情形，亦是不少。

　　又如對青少年時期同學，郭梓材是毛澤東少時私塾同學，又一起在辛亥革命時參加過湖南新軍，郭妻劉天民還是楊開慧的好友，他們夫妻倆在大革命時期受毛澤東、楊開慧影響，參加過韶山農民運動和革命工作，毛澤東接到郭梓材的信后回復到：“來信收到，極為欣慰。北京人浮于事，吾兄工作問題，還以就當地熟悉吾兄情況的友人籌謀解決，較為適宜。愚見如此，尚祈斟酌。”[13]羅元燮系毛澤東當年湖南省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時同學，曾二次去信叫苦，毛澤東回復：“兩函均收到。生活困難，極表同情，望在長沙等處設法獲得適當解決。情況如何，尚盼示知。”[14]羅元燮不死心，又去信求助，毛澤東耐心勸道：“六月來信收到，生活困難，極為同情。因弟不明了吾兄情況，未便向各機關介紹。兄可持此信及前信向適當機關接洽，主要靠自己說明經歷，經當局者研究，或可獲得解決。如須經過學習過程，亦以照辦為宜，尚希自行酌定。”[15]毛澤東當年一師同學如張珺、葉建農、張輝周、熊科易、傅君實、羅馭雄、易克櫄等人去信訴求，毛澤東都是期望他們：工作問題或生活困難等，“希望能就近獲得適當解決。”[16]

　　第二，盡力幫助烈屬后代和親屬以及有功于革命的友人。

　　毛澤東弟毛澤覃戰爭年代犧牲，其妻周文楠時任沈陽市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長，周文楠去信毛澤東，想接她母親去東北。毛澤東復信：“接你母親去東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認為是好的。我可以寫信給湖南方面發給旅費。惟你母年高，一人在路上無人招扶是否安全，是否需要你自己去湖南接她同去東北方為妥當，請你考慮告我。”[17]隨后，細心的毛澤東又去信湖南省長王首道，請他考慮“是否可以給以旅費的幫助，如可能，在通例上說得過去的話，則幫助之，如不可能，則要她仍住現地不動，請與文楠商酌辦理。”之后，王首道按規定給予了周文楠的旅費幫助。此事不能認為是毛澤東私下照顧其弟媳，而是毛澤東按規定幫助所有為新中國奮斗而犧牲的革命烈士家屬。過去我們知道毛澤東曾經有6位親屬為革命而獻身，其實這6位親屬是直系近親，毛澤東還有一些旁系遠親也曾經為革命而獻身，卻鮮為人知。如毛澤東曾復信族叔毛愛桂，告知其兄毛愛棠犧牲消息，信中說：“令兄愛棠于1927年參加北伐軍，在廣東曾見過一面，以后即未見過。有人說已犧牲了，極為可惜。這是為國犧牲，是光榮的。”[18]

　　李漱清是湘潭鄉村教師，毛澤東少年時時常去他家看書、請教。1949年11月中旬，毛澤東復信李漱清之子李介侯說：“耿侯兄自1928年在湘贛之寧岡縣見過一面，隨即率隊返湘南以后，未再見過。傳聞殉難，似屬可信，時地則無從查問了。尊翁健存，可為慶賀，尚祈轉致問候之意。”[19]這里所說的李耿侯系李介侯哥哥，李耿侯是毛澤東親自介紹于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1928年犧牲于湘南。對這樣的前輩和烈屬，毛澤東對他們的照顧的確上心。1950年4月，毛澤東復信輕工業部副部長王新元：“已告統戰部李維漢部長，如李介侯到時設法令其入學。”[20]在毛澤東關照下，烈屬弟子李介侯進北京人民革命大學學習。一年后，李介侯來信要求在工商企業中安排工作，毛澤東在信上批示：“請王副部長考慮是否可以給予李介侯一項適當的工作。”[21]后李介侯被安排到對外貿易部機械進出口總公司工作，任工程師。同時，毛澤東還為李漱清的女兒操心，他復信李介侯：“請持此信去統戰部找徐冰同志，或其他同志，和他商量是否有辦法為你妹妹找一個免費的或半工半讀的學校，如產科、護士或其他學校。我想，只要有可能，是應當替她解決學習和工作問題的。”[22]1952年7月，毛澤東給他少年時的私塾同學和鄰居鄒普勛(其父鄒春培曾是毛澤東的私塾老師)復信，邀請他和李漱清“一道來京住個把月。”[23]當年9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了李漱清父子、鄒普勛和其他湖南鄉鄰前輩，并共進午餐。[24]

　　楊開慧舅父向明卿去信毛澤東，告知其侄兒向鈞一事，毛澤東復信：“令侄向鈞同志是共產黨員，1927年曾任衡山縣委書記，是個忠實的能干的同志，1927年國民黨叛變被捕，光榮殉難。以上這些，先生可以報告湖南省委。惟撫恤一事，須統一行之，不能只顧少數，如省委未能即辦，先生宜以予以體諒。”[25]據黨史記載，向鈞曾任中共湖南省委農民部部長，1928年1月24日犧牲于長沙。因楊開慧之故，向鈞也可以說與毛澤東多少有點親屬關系。

　　對一些烈士遺孀和親屬的訴求，毛澤東也是積極設法幫助解決。周輔仁是毛澤東青少年時同學，1928年犧牲。毛澤東復信其妻譚秀德：“周輔仁烈士殉難犧牲一節，可向當地人民政府報告備案。”[26]周芝麟是毛澤東湖南一師時同學，其弟周玉麟早年參加革命，1928年犧牲。毛澤東復信周芝麟：“周玉麟同志死事望兄就近陳明湖南當局備案，便與全國英烈一體議恤。”[27]毛澤東還復信革命烈士王基永遺孀龍亦飛：“王基永同志殉難，極為痛惜。茲幸遺孤成立，業已就學，為之喜慰。撫恤及幫助令郎等工作或學習事須與全國同類情形者同樣辦理，未便某處獨異，請向當地黨政陳明情形聽候處理。”[28]族叔毛逸民反映湘譚烈士家屬生活困難一事，毛澤東復信：“烈屬的照顧時全國范圍內的事，全國有幾百萬戶烈屬，都要照顧，自未便單獨地特殊地照顧少數地方。但最困難的人民，當地人民政府在減租時土改時及青黃不接的歲月，應當盡可能給以照顧。”[29]對于烈士家屬，毛澤東的態度是：既要堅決支持普遍性照顧，但又不要單獨性特殊，而要一視同仁地撫恤。

　　陳玉英自1926年冬至1930年秋，一直在毛澤東和楊開慧家中做保姆。楊開慧被捕后，她也入獄，并與敵人作了不屈斗爭。1951年12月18日，陳玉英去信北京，沒想到短短的五天之后，毛澤東就回了信。在給親朋故友的回信中，這么快捷及時的答復，在毛澤東是不多的。有的親屬復信拖上幾個月、乃至半年以上，是常有的事情。可見毛澤東對陳玉英印象很好，記憶深刻，接信后非常高興。毛澤東復信給她：“12月18日給我的信收到了，很高興。已有人告訴我，你過去在反革命面前表示很堅決，沒有屈服，這是很好的。為了節省，你不要來京。你在長沙做工很好。你如果有困難，可告訴我，設法給你一些幫助。祝你身體健康!”[30]陳玉英沒文化，但很懂事，從不宣揚她的事情。六年之后的1957年6月，因升高中之事，陳玉英女兒孫燕才寫信求助，毛澤東復信說：“升學的事，我不宜于向學校寫信。能否考取，聽憑學校。如不能升學，可以在家溫課。寄上三百元給你母親，以后還可寄一些。不要憂慮。”[31]在當時，三百元已是較大的數額了。后來，孫燕又因下放農村事去信，毛澤東同意陳玉英母女不要去鄉下，留在城里，要她們向當地政府說明情況，特別是要把“照顧楊開慧同志的歷史談一下”。即使像陳玉英這樣關系特近的人，毛澤東仍然不失處理分寸，該給的一定給，不該辦的堅決不辦。

　　第三，尊師敬老，竭誠助之。

　　據我查證，毛澤東對他曾經就讀的湖南一師先生們的求助，他幾乎是有求必應，從未拒絕過。這表明，傳統文化中的尊師敬老思想，已深深地銘記在毛澤東的心中，融化于毛澤東的行動。1950年10月中旬，毛澤東給他在湖南一師讀書時的歷史教師羅元鯤復信：“先生及張次崙先生一生從事教育工作，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保持政治清潔，年老貧苦，甚為系念，已商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予以協助，袁吉六夫人亦在其列。”同時，毛澤東致信王首道：“張次崙、羅元鯤兩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現年均七十多歲，一生教書未作壞事，我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時張為校長，羅為歷史教員。現聞兩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極苦，擬請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給津貼米若干，借資養老。又聞羅元鯤先生來函說：曾經我的國文教員之袁仲謙先生已死，其妻七十歲餓飯等語，亦請省政府酌予接濟。以上張、羅、戴三人事，請予酌辦見復，并請派人向張、羅二先生予以慰問。”[32]毛澤東對先生們的殷殷關切，溢于言表。毛澤東的政治思想是在一師時開始形成的，社會行動的初步經驗也是在這里獲得的，他對湖南一師充滿了感情。上面提到的國文教員袁仲謙，曾給毛澤東留下非同一般的深刻印象，毛澤東曾對1936年采訪陜北的美國記者斯諾提到了袁仲謙，說：“學校里有一個國文教員，學生給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綽號。他嘲笑我的作文，說它是新聞記者的手筆。他看不起我視為楷模的梁啟超，認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變文風。我鉆研韓愈的文章，學會了古文文體。所以，多虧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時仍然能夠寫出一篇過得去的文言文。”[33]據此知曉，毛澤東照顧袁仲謙夫人是不言而喻的了。可能是某個環節出現小誤，張次崙又寫信叫苦，毛澤東復信告之：“生活困難情形，極為系念，已告省府有所協助。”[34]1952年8月下旬，張干即張次崙去信北京，說老友羅元鯤定于9月半間到北京參加國慶三周年慶典，希望能和羅元鯤結伴而行。毛澤東隨即在來信批示：同意張、羅二人“來北京一游”。[35]9月下旬，毛澤東專門在中南海頤年堂設午宴招待了張、羅和其他湖南舊友。后羅元鯤返湘，張干想留京，毛澤東即在張干來信上批示給李維漢：“此人是前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校長，國民黨時期沒有作過壞事。請考慮是否可以加入文史館。”[36]張干隨后如愿進入中央文史館工作。

　　劉策成是毛澤東在湖南一師讀書時的歷史教師，莊子研究專家。毛澤東看到他的來信和學術專著《齊物論集解補正》后，即函告中央統戰部李維漢部長，請他解決劉策成的工作問題。劉策成后進入中央文史館當館員。[37]羅正緯、李醒安等人都曾當過毛澤東的先生，他們請求有大出息的學生幫助度過困難，毛澤東將羅正緯來信批示李維漢：“此人當過北洋政府時代的國會議員，在國民黨時代似乎沒有做過壞事，他有許多子女在人民政府工作。本人現69歲，來京住湘潭會館，生活困難，要求照顧。請你派人找他談一下，給以生活上的照顧。”[38]毛澤東就李醒安一事致信王首道：“請酌予此人以生活上的照顧。據周世釗校長說，此人一生辦教育(曾在第一師范當過教員)，似無劣跡。”[39]在毛澤東的干預下，李醒安于1952年3月任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

　　由上可見，毛澤東幫助曾經教過他的先生，有一個重要前提，這就是：政治清潔，沒有做過壞事;倘有劣跡，決不相助。你可以不參加共產黨，但絕不能站在國民黨一邊;甚至你可以脫黨，但絕不可做有損革命的壞事。毛澤東這樣做，一方面體現了他處世辦事的堅定原則性，另一方面，他想通過幫助先生而彰顯共產黨團結、爭取知識分子，努力發揮知識分子作用的寬廣胸懷，由此在社會上產生重要的輻射功能。

　　第四，有情有義，仁厚待友。

　　對于親朋好友的過分要求，毛澤東當然會婉轉地或客氣地拒絕，但對他們遇到的真正困難，無論是精神上的還是物質上的，毛澤東總是毫不猶豫地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如畫家高希舜曾是毛澤東在湖南一師讀書時同學，解放時已擔任北京私立京華美術學院院長。對這位已有成就的昔日同學，毛澤東高興地復信：“吾兄既任美術學院院長，是否尚有可能去革大學習?如決意去學，可持此信去中共中央統一戰線部詢問，是否該校第四期可以收納，然后再作決定。”[40]毛澤東希望這位畫家同學在政治思想上有所進步，故愿意介紹他讀革命大學。新中國初創，毛澤東當然期待一些有成就、有文化的人士向黨靠攏，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又如，易禮容曾與毛澤東等創辦長沙文化書社，是新民學會會員，還是中共早期黨員，曾任中央委員，1928年后脫黨。毛澤東接到他的信后第二天即復：“人們說你近年政治上進步不大，這種批評是值得注意的，我從去年的一次談話中亦有此感覺，主要的是勞動人民的立場還沒有站穩。此次參加土改，可能對你有幫助。政協全委會每周或每兩周有一次學習座談會，許多老先生都在學習，建議你去參加，請你自己酌定。”[41]雖然易禮容是早年老友，又是早期黨員，但他畢竟脫過黨。可能他未跟國民黨干過壞事，毛澤東還是愿意政治上幫助他，希冀他通過參加土改和學習，站穩勞動人民立場。

　　盡管回絕了許多親屬、老友、故交乃至發小提出的找工作、換崗位、進城市、上北京等要求，但毛澤東也不是完全不管。如對楊開慧兄長楊開智，如前所述，毛澤東叫他不要來京，不要使政府為難，但不久后，毛澤東即派長子毛岸英“回湘為老太太上壽，并為他母親掃墓”，毛澤東特意致信楊開慧母親向振熙：“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壽，因令小兒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參、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賀之忱，尚祈笑納為幸。”[42]至少已公開的文獻看，毛澤東送給楊開慧母親的壽禮如人參、鹿茸等，可以說于他則是空前絕后的貴重禮物了。

　　也是如前所述，毛澤東堂弟毛澤連、毛澤榮雖然未能進城工作，但為解決家計困難，毛澤東給毛澤連匯寄三百萬元人民幣，其中一百萬元為毛澤連母親喪葬費，二百萬元為毛澤連治病費用;又給毛澤榮匯寄二百萬元“助其家用”。毛澤東在信末又補充一句：“這些錢均是我自己的稿費，請告他們節用。”[43]房叔毛貽全亡故，毛澤東即給其子、房弟毛澤益匯去人民幣二百五十萬元，以示悼意。類似這樣的事情，毛澤東還做過一些。不光是親屬，就是一些舊友，只要有困難，毛澤東也是樂于資助。如高中同學易南屏，毛澤東復信勸他：“體弱多病，不宜外出，更不要來京。寄上人民幣三百萬元，借佐醫藥費用。”[44]辛亥革命時湖南新軍同事朱其陛，毛澤東復信給他：“來信收到，甚為高興。寄上人民幣二百萬元，聊佐小貿資本。”[45]毛岳喬是毛澤東老友，當年毛澤東在湖南一師讀書時，曾得到毛岳喬父親在經濟上的幫助，毛岳喬去世時，毛澤東給其家人匯去三百萬元，以報答當年之恩。這些錢，在當時已不是小額。[46]

　　由毛澤東出錢資助，讓親友來北京旅游一趟，這是毛澤東的又一種心理撫慰方式。如1953年10月25日，毛澤東復信表侄文九明：“十月二日的信收到。你有關于鄉間的意見告我，可以來京一行。自備路費，由我補發。毛澤榮，小名宋五，是我的兄弟，住在限門前，他多次來信想來京一行，請你找他一路同來。他沒有出過門，請你幫忙他。他的路費亦由自備，由我補發。你們來時如可以不找省委統戰部則不找，如無路費，可以持此信找統戰部同志幫忙。路上冷，每人要帶一條薄棉被。不要帶任何禮物，至囑。其他人不要來。能于十一月上旬來京為好。”[47]這里關鍵句是三個：毛澤東出路費;不要帶任何禮物;只準文九明和毛澤榮倆人進京。毛澤東還以同樣方式邀請過族長毛月秋、房叔祖父毛翼臣、表弟文東仙等三人進京旅游;邀請過堂兄毛宇居、表兄文枚清、發小張有成等三人進京長住二個月。發小張有成曾與毛澤東在湖南新軍共事，大革命時期協助毛澤東開展農民運動，曾掩護毛澤東脫險。[48]

　　第五，管教嚴格，約束親友。

　　解放后，毛澤東成為中國“最大的官”，那么他的親戚會不會仗勢壓人呢?肯定會有的，但問題的關鍵是毛澤東本人會不會給他的親戚“借光”呢?回答同樣是肯定的：不會!1950年5月27日，毛澤東復信湖南省湘鄉縣縣長王亞南：“茲有湘鄉四都鳳音鄉太平坳文氏兄弟四人來信，付上請你看一下。······文氏兄弟都是貧農，信上則替地富說話，是何原因，亦請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難要求救濟一節，只能從減租和土改中照一般農民那樣去解決，不能給以特殊救濟，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滿。”[49]從此信看出，毛澤東舅家文氏四兄弟去信北京告了“御狀”，但毛澤東沒有支持舅家，反而給當地縣長寫信，不同意給文氏兄弟“特殊救濟”，否則將“引起一般人民不滿”。毛澤東是站在全國人民的立場來處理親戚要求的。

　　如同中國絕大多數農民一樣，文氏舅家也有著濃厚的封建意識，毛澤東當然會不時敲打他們。1954年4月29日，毛澤東致信湘鄉縣石城鄉黨支部、鄉政府：“······我的親戚唐家坨文家，過去幾年常有人來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驕傲起來，不大服政府管，這是不對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鄉里眾人一樣，服從黨與政府的領導，勤耕守法，不應特殊。請你們不要因為文家是我的親戚，覺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態度是：第一，因為他們是勞動人民，又是我的親戚，我是愛他們的。第二，因為我愛他們，我就希望他們進步，勤耕守法，參加互助合作組織，完全和眾人一樣，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為，應受批評，不應因為他們是我的親戚就不批評他們的缺點錯誤。現有文炳璋同志的一封信，付給你們看。我是同意文炳璋同志的意見的，請你們加以處理，并請你們將我這信及文炳璋的信給唐家坨的人們看，幫助他們改正缺點錯誤。我相信，只要我和你們都采取正確的態度，只要他們不固執己見，他們的缺點錯誤是可以改正，并會進步的。”[50]毛澤東的這封信寫得情意深長，力透紙背，既照顧了舅家臉面，又軟軟地鞭抽了文家，雖然是厲害批評，但卻洋溢著暖暖的親情。

　　有的鄉鄰故交，也想“借力發力”，但毛澤東明察秋毫，一概拒絕。如前所提的李淑清先生曾向毛澤東反映一些情況，提出一些不適建議，毛澤東復信于他：“惠書敬悉，承告鄉情，甚感。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參考，不愿也不應當直接處理一般地方性的問題，使地方黨政不好辦事。”[51]

　　有的早年老友的確很不懂事，居然敢于提出一些過分的非法的要求，如請求毛澤東介紹他們入黨。毛澤東復信給1920年在湖南一師相識的周容：“組織問題，未便率爾紹介，應就當地有所表現，向當地組織請求，聽候解決。”[52]還給早年曾在毛澤東主辦的湖南自修大學附設補習學校學習過的張鼎復信：“入黨事要在當地經過一定規章辦理。”[53]這種企圖“拉大旗”的做法，更不用說毛澤東，連普通人都一眼就識破。實際上，這些早年老友完全透支和糟蹋了與毛澤東的寶貴友情。

　　第六，不懈怠應有的革命警惕性。

　　開國之初，但凡自認為與毛澤東多少有些關系和認識的人，都會主動上前靠攏，這也符合人之常情。然而，在幾十年殘酷斗爭和大風大浪中走過來的毛澤東即使在舉國贊揚聲中也沒有喪失掉長期革命生涯養成的高度警覺性，哪怕是面對親情、友情，他也沒有絲毫的疏忽。有的老相識主動搭訕，毛澤東會用另一種眼光審視和判斷。

　　彭友勝曾與毛澤東在湖南新軍共事過，且是毛澤東的小上司。毛澤東復信給他：“3月14日來信收到，甚為高興。你的信寫得太客氣了。不要這樣客氣。你被劃為貧農成分，如果是由群眾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工作的問題，如果你在鄉下還勉強過得去，以待在鄉下為好，或者暫時在鄉下待住一時期也好，因為出外面怕難于找得適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確實十分困難，則可持此信到長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齡先生，向他請示有無可以助你之處。不一定能有結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歷史和近來的情況。連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們提出確定的意見。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動一下，可以去試一試。去時可以將你在辛亥革命時在湖南軍隊中工作過并和我同事(你當副目，我當列兵)一點向他作報告，再則將你的歷史向他講清楚。”

　　同時，毛澤東又致信程星齡：“此人叫彭友勝，據我過去的印象是個老實人，四十年的歷史不清楚，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湖南軍隊充副目(即副班長)，我在他那一班當列兵，后來在廣州見過一面。現來信叫苦，我已復信叫他待在鄉下，不要出外;如果十分困難，又出于自愿，不怕無結果，則可持我的復信到長沙找你，向你請示：是否可以對他有幫助。”“他來見時，請你加以考察，如果歷史清白，則酌予幫助，或照辛亥革命人員例年給若干米，或一次給他一筆錢叫他回去;如有工作能力又有辦法，則為介紹一個工作而不用上二次辦法。請酌定。”[54]雖是老相識，但四十年未見，對突然來信求助，毛澤東不能不有所警惕，故他讓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程星齡對其加以考察，看其是否歷史清白，然后再酌定幫不幫他、怎樣幫他。

　　還有一個叫周邦式、字長憲的重慶女子師院教師，五四運動前后曾與毛澤東等組織讀書會。因有這層認識關系，要求進京就業。毛澤東將他的來信批示給李維漢：“周長憲，北大畢業，教了三十年書，政治背景不詳，看其來信，似不太壞的人，要求進京就業或學習。是否可以許其入革大學習，請查告。”[55]因此人政治背景不清，人品似不太壞或說不太好，故毛澤東不愿輕易承諾，要求查實后告訴他結果再說。

　　三

　　如前所述，中國從來就是一個人情社會。親情、友情、鄉情是每一個中國人都躲不掉、繞不開的。它像一個強大有力的網絡，一頭連著傳統歷史文化，一頭接著現實人際關系，是理不清、又斬不斷的。應當承認，親情、友情、鄉情在中國社會的基層交往中，它一直起著和諧氣氛、化解矛盾、增強團結、提升聯系的積極作用，是親朋好友圈子里必不可少的高級潤滑油。

　　然而，凡事均有兩面性。親情、友情、鄉情一旦進入政治生活，就會發生化學反應，產生毒性;政治生活的層次越高，則毒性就愈大。明末農民起義軍李自成打進北京城后，手下重臣牛金星大宴親朋鄉親，七大姑八大姨統統入席，整日飄飄然，儼然宰相矣，極大地滿足了低俗的虛榮心和變味的成就感。李自成農民軍很快垮臺，退出紫禁城，這不能不說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當年毛澤東在西柏坡出發北京前夕說過：我們這是“進京趕考”，我們決不當李自成。實際上，如何處理好政治生活中親情、友情、鄉情問題，也是我們黨“進京趕考”的重要內容之一。

　　作為社會個體的人，親情、友情、鄉情是與社會整體發生聯系的有效途徑和必然通道，幾乎是與生俱來。正因為如此，親情、友情、鄉情也是幾乎所有古今中外政治精英們最柔軟的腹部，最容易“中彈”之處，也是最容易遭受詬病之處，又是最不以為然，最能夠自己原諒自己的地方。我黨進城之前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彈”的嚴峻問題。從某種角度上看，親情、友情、鄉情也是“糖衣炮彈”的一種變形。這種“糖衣炮彈”可能威力不大，但殺傷力卻不一定小。

　　從進京掌權的四年情況來看，毛澤東是不容置疑地為全黨、為民族、為歷史交出了一份“進京趕考”的滿分答卷。在中國歷史上，毛澤東是罕見地闖過親情關、友情關和鄉情關的偉大成功者。盡管開國初創，許多法律尚未建立而嚴重缺失，但毛澤東依靠嚴厲的黨內紀律和嚴格的自律精神作為有力武器，戰勝了親情、友情、鄉情的庸俗攻勢捍衛了黨的尊嚴和國家的信用。從以上論述情況來看，毛澤東并沒有一般地拒絕和反對親情、友情、鄉情，他只是強烈反對親情、友情、鄉情染指和介入權力，防止公權私化。親情、友情、鄉情畢竟不是公開的敵人，所以不能以對待敵人的方式來對親情、友情和鄉情，盡管有時候親情、友情、鄉情所造成的損失并不亞于公開敵人的破壞。可以看出，毛澤東在處理親情、友情、鄉情的問題上，方法是極其高超的，方式是極其巧妙的，既鮮明體現了我黨的原則和態度，又照顧了求助者的心緒和顏面，從而將原則性和人情味有機地揉合在了一起，達到了從未見過的高度統一。確實，毛澤東拒絕過許多人，但也幫助過一些人。肯定地，拒絕有拒絕的理由，幫助也有幫助的說法，毛澤東從來不做未經思考的隨意性行為。正如毛澤東在1954年給一位老友信中所說的：“我不大愿為鄉里親友形諸薦牘，間或也有，但極少。”[56]盡管毛澤東也出身農家，也浸潤過傳統文化，但他到底更加深度受過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熏陶，他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立足于全黨全國人民最大最高利益的立場來看待和處理親情、友情、鄉情的，所以他當仁不讓地超越了中國歷史上的所有最高統治者。

　　小處看偉大，細節品崇高。在親情、友情、鄉情問題處理上，毛澤東為我們、也為后人豎起了一座高大豐碑，也從另一個側面展示了他那無與倫比的偉大人格魅力和高風亮節。可以斷定，未來的歷史將為毛澤東永遠喝彩!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給當代中國不僅帶來了新的工作作風，也帶來了新的生活作風。毛澤東在親情、友情、鄉情問題的處理，給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帶來了強烈的榜樣力量，也產生了強大的示范效應。今天，當我們認真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時候，更加深切感到毛澤東對親情、友情、鄉情問題的處理，具有非常強烈的借鑒價值和指導意義。現今落馬的腐敗官員們幾乎都是因親情、友情、鄉情處理不當而中彈倒下的，這也反過來證明，黨的領導干部的嚴格自律首先要體現在親情、友情、鄉情的如何處理。如果全黨都能向毛澤東那樣，毫無疑問地，我們的官員們必定清廉，我們的黨風必定清正，我們的社會風氣必定清爽!

　　[①]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8頁。

　　[②]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28頁。

　　[③]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28頁。

　　[④]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30頁。

　　[⑤]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30頁。

　　[⑥]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32頁。

　　[⑦]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37頁。

　　[⑧]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37頁。

　　[⑨]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31頁。

　　[⑩]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29頁。

　　[11]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4頁。

　　[12]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36頁。

　　[13]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81頁。

　　[14]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34頁。

　　[15]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81頁。

　　[16]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36頁。

　　[17]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37頁。

　　[18]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36頁。

　　[19]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4頁。

　　[20]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24頁。

　　[21]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324頁。

　　[22]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324頁。

　　[23]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573頁。

　　[24]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605頁。

　　[25]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20頁。

　　[26]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21頁。

　　[27]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31頁。

　　[28]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31頁。

　　[29]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30頁。

　　[30]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50頁。

　　[31] 《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1月，第488頁。

　　[32]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210頁。

　　[33] 《斯諾文集》第二卷，新華出版社，1984年8月，第125頁。

　　[34]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262頁。

　　[35]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595頁。

　　[36]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623頁。

　　[37]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300頁。

　　[38]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326頁。

　　[39]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23頁。

　　[40]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204頁。

　　[41]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563頁。

　　[42]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17頁。

　　[43]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609頁。

　　[44]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16頁。

　　[45]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592頁。

　　[46]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94頁。

　　[47] 《毛澤東年譜》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86頁。

　　[48]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392頁。

　　[49]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48頁。

　　[50] 《毛澤東年譜》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240頁。

　　[51] 《毛澤東年譜》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80頁。

　　[52]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41頁。

　　[53]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28頁。

　　[54]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321頁。

　　[55] 《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61頁。

　　[56] 《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1月，第4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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