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劉實同志，因病于2015年4月9日不幸逝世，享年91歲。劉實同志是一位終生堅持共產主義理想的老同志，他在離休后仍然堅持共產主義理想，堅持批判修正主義、新自由主義等一切背離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潮，他晚年始終心系“改革開放”后我國工人階級的命運。本網輯錄了劉實同志生前的部分文章，是以紀念。

談當前中國工人階級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人階級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方面起著主力軍的作用。目前廣大職工創造的GDP占全國GDP的比重為72.1%。

　　1978年，全國在職職工總數為1.2億多人。2000年，全國在職職工總數2.7億人。加上農民進城長期務工以工資收入為生活主要來源的7000多萬人，工人階級隊伍已有3.5億人，占城鄉從業人員近一半。這對于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和社會政治生活，都有著重大意義。

　　工人階級的文化、科學、技術水平，都有了比較大的提高。工人階級大部分成員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

　　經過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工人階級，主要是產業部門職工的狀況有了深刻的變化。

　　一、雇傭化

　　目前，約有一億職工在私營企業、個體經濟、“三資”企業等各類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就業。黨的十三大指出，職工在私營企業勞動是雇傭性質的。

　　鄉鎮企業中，有的名為集體，實為私營，這樣企業的職工也是雇傭性質的。

　　國有企業如何?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實行了小賣大股。一部分中小國有企業賣給私營企業主，變為私有企業;一部分實行經營者持大股。2002年8月7日，浙江工人日報刊登一篇新華社記者的國有中小企業改制調查《“新百萬富翁”震蕩大江南北》。調查指出，在日益深化的國有中小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經營者持大股”正被認為是一種有效的改制方式，受到各地政府和企業廣泛推崇。通過多種多樣的購股方式，一批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在“一夜之間”擁有了數十萬、上百萬、甚至千萬元的股份，形成一個特殊的“新百萬富翁”社會群體。這樣的企業經營者，各顯神通，破解籌資難題。有的是通過向親朋好友借，有的以個人資產作抵押向銀行貸款，有的以現金購買。此外，更有當地政府從財政收入拿出一部分錢借給經營者，或政府獎勵經營者一部分技術或管理要素股，虛擬入股，持大股的經營者都未出錢或只出了一小部分錢。有的是經營者和職工購買企業時自己出了一部分錢，然后動用職工工資節余基金配股。獲得了大股的經營者坦言，與過去“一刀兩斷”，為自己好好干。國有中小企業經過改制，職工也改變了原有的地位，成為雇傭勞動者或實質上具有雇傭的性質。國有大型企業改為股份制，有外商和私營企業主入股，國有股部分強調企業經營者是產權代表，企業經營者持有股份，并實行年薪制，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職工的十幾倍、幾十倍、以至百倍以上。在這樣的股份制企業中的職工，勞動也帶有雇傭的性質。

　　二、貧困化

　　比之于私營企業主、外商投資者、個體經營者和為他們服務的知識分子上層，工人階級的生活改善是有限的，是相對貧困的。

　　統計表明，1978年沒有私營企業，到2001年，私營企業達到202.85萬戶，擁有注冊資本18212.24億元，其中注冊資本在1000萬元以上的2.3萬戶，億元以上的383戶，雇傭職工2253.03萬人。私營企業主和外商投資者資金積聚的重要來源，正是無償占有職工的剩余勞動。

　　《中國教育人力資源問題報告》報導，1995年——1999年的制造業，每個勞動力的成本，中國是729美元，相當于美國四十分之一、日本的四十三分之一、韓國的五分之一、泰國的四分之一，甚至比印度還低。還有材料反映，中國制造業的工資水平每小時不到60美分，遠遠不到40個便士，還不到英國最低工資的十分之一，不到英國一般性工業部門工資的二十分之一。私營企業能夠發展起來，外商投資者愿意到中國辦企業，重要原因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

　　職工相對貧困，勞動條件和工作條件也差。一些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勞動時間長達十小時以上，工資很低，還時常遲發、欠發，安全條件很差，有的還沒有人身自由或人格受到侮辱，工傷事故或幾十人死亡的事故時有發生。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招用“農民工”的單位，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極差，用“農民工”的話說，“起的比雞還早，干的比牛還重，吃的比豬還差……”。

　　工人階級中還有一部分處于絕對貧困狀態，即最低的生活水平也難以維持。這有兩種情況，一是只有最低工資收入和最低工資線以下的收入;一是雖然收入超過最低工資線，但家人有大病，或遇到其他災害，生活過不下去的。絕對貧困的職工有多少，可以從一個數字作出推算。全國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053萬人，還有漏保的，實際的數字會比這個大。他們維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難，更難以承受子女上學、看病買藥、住房的負擔。在他們那里，就發生過賣血、自殺等情況。

　　近年來職工的貧困，是以失去勞動和工作條件為特征的。除去社會上失業的，還有大量職工下崗。1998年以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達2700萬人。此外，還有停產、半停產企業職工實際上失去勞動崗位，有些企業還搞了內退、終止勞動合同、有償買斷工齡。能夠就業或再就業的卻逐年減少。

　　這幾年提出減員增效、搞下崗，是值得重新研究的。下崗、不勞動，怎么會有效益。所謂效益，只不過是在冊職工勞動生產率的統計上高了一些，減少了一些工資、福利性的支出。但是，下崗的職工仍然要維持最低生活，要組織他們再就業，還要維持社會的穩定，這都要投入，給政府和社會增加了很大的負擔。要增效，只能是轉崗。轉崗增效能不能做得到?這幾年已有一些企業這樣做了，證明是行得通的。以黑龍江一個林業局為例，林木采伐完了，人員富裕下來，轉為搞造林，又利用山地、水面搞了種植業和養殖業，利用建筑物和場地搞了加工業，富裕人員都得到安置。就在最近，2003年3月24日人民日報頭版報導了浙江富潤集團，十年兼并企業二十家，九千職工無一推向社會。富潤集團總經理趙林中說：“我們的宗旨是，兼并過來的企業要增效，但減員并非增效的唯一選擇，要依靠職工辦好企業，辦好企業讓職工有依靠。”還有一些地方和企業，采取先放水，后養魚的辦法，也沒有把富裕人員簡單地推向社會。

　　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三個前提。即以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國家宏觀調控。現在看來還應加上一條，有勞動能力的人能夠就業。“砸爛鐵飯碗”的口號極為不妥，由此引發的主張和措施，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只要搞社會主義，就不能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造成大量的勞動后備軍，國家必須保證公民勞動權的實現。

　　三、無權化

　　對職工群眾，有“困難群體”的稱謂，是就其經濟生活狀況而言;也有“弱勢群體”的稱謂，是就其社會政治活動狀況而言。

　　職工群眾每日每時能感受到的權力是對企業有參加管理權。過去，盡管職工代表大會有形式主義，但總是起一定作用的。現在，有的嚴重形式主義，有的干脆不召開了。特別是企業如何改制，企業要職工買斷工齡，這樣影響到企業命運和職工命運的重大問題，都很少讓職工討論。

　　第十屆全國人代會中，工人、農民的代表是511名，占代表總數2984人的18.46%。現在有一種說法，說工人、農民沒有議事能力，因此工人、農民不能選為代表。現在黨和政府召開各種征求意見會、座談會、茶話會，參加的各界都有，唯獨不見職工界。

　　輿論宣傳工具很多，除了講到下崗、就業問題外，很少出現職工群眾的聲音，也很少報道職工群眾在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上所作出的重大貢獻。

　　職工群眾里共產黨員的比例，《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反映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的調查結果，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產業工人中共產黨員與私營企業主中共產黨員的對比，見下表：

　　貴州省鎮寧縣 湖北省漢川市 安徽省合肥市 廣東省深圳市

　　私營企業主中共產黨員比例 0 9.1 24.4 22.2

　　產業工人中共產黨員比例 10.3 5.9 13.3 0

　　無業失業半失業中共產黨員比例 3.9 1.8 9.1 2.0

　　《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指出，私營企業主中的黨員比例明顯上升。1993年私營企業主中的黨員比例為13.1%，1995年上升至17.1%，2000年進一步上升到19.8%。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產業工人中的黨團員比例明顯下降。現今的工人與黨組織沒有多少聯系，他們很少參與也很少關心黨組織的活動和有關政策精神的宣傳學習。這些情況表明，工人的政治地位下降，與黨的關系逐漸疏遠。

　　四、分散化

　　工人階級是靠社會化的大生產培育起來的最有組織、有紀律的隊伍，以工廠為家是我國工人階級的優良傳統。現在，職工群眾與企業的關系是一紙合同，職工對于用工者來說，總是處于弱者和依附的地位，合法權益常常受到損害，職工對于說自己是企業的主人很有反感。至于終止合同后，職工只能另尋生路，基本上是個人顧個人。失業和下崗職工，有的做小買賣，有的打零工，有個體化的現象。

　　原來我們的企業，是經濟組織，又起著社會基層組織的作用，黨、政、工、團等基層組織把職工嚴密地有層次的組織起來。現在只強調企業是經濟組織，終止合同或買斷工齡后，職工就找不到什么組織了，就無依無靠。大慶職工買斷工齡后，黨員關系都不知道轉到哪里。他們反映，不但買斷了工齡，連黨齡都買斷了。

　　在全國的3.5億職工中，工會會員1.3億。許多私企、“三資”企業和“農民工”中沒有成立工會組織。

　　由于在職工群眾中很少進行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教育，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嚴重地侵蝕工人階級。

　　職工維護自己的權益而發生群體事件時，職工卻甩開黨政和工會組織，自發地組織起來。美國等西方反動勢力，妄圖支持成立與黨和政府對立的所謂“職工維權組織”，必須高度警惕。

　　實際上，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我國工人階級從整體看，無論在我國的經濟生活，還是政治生活中，正逐漸地社會邊緣化，并積累著社會矛盾。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思考。

　　為了使工人階級的狀況從根本上扭轉，建議：

　　一、重申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指導方針。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關乎黨的性質、國家和社會的性質，關乎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順利進行，是我們黨的根本指導方針。對黨的十六大報告和黨章中所講的“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應作完整的準確的理解和貫徹執行。對黨的建設、基本經濟制度、分配制度中的兩者關系，前者是主，后者是輔，不能等量齊觀，更不能把工作的重點放在后者，而使前者成為一筆帶過的虛文。

　　二、請中央政治局在調查研究和征求意見的基礎上，討論和制定貫徹執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指導方針的重大措施，這特別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中充分體現。

　　三、必須治愈中國工會的軟骨癥。這就要對中國工會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把職工群眾充分地組織起來，特別是如何把私營企業職工、“三資”企業職工、“農民工”充分地組織起來，如何真正成為職工群眾的代表者，如何堅強地維護職工群眾的合法權益，進行歷史的全面的考察和研究，并做出有指導方針性的切實可行的決定。這就要改善黨對工會的領導，使工會工作者能據實反映情況，依法依理力爭。

　　四、黨所領導的一切宣傳工具，都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宣傳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對我國革命和建設所做出的偉大貢獻，宣傳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創造性勞動對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大作用和意義，批駁輕視勞動和勞動人民的錯誤思想，旗幟鮮明地維護工人階級的合法權益，揭露和斥責損害工人階級權益的言論和行為。

　　以上反映的情況和建議，如有不妥之處，請指出，并給予批評。

　　劉實

　　2003年4月28日

劉實在“堅持社會主義改革研討會”上的發言：他們給工人帶來什么

　　由“毛澤東旗幟”網站主辦的“堅持社會主義改革研討會”于2006年4月9日在北京舉行。參加會議的既有經過革命戰爭錘煉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專家學者，還有一批投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正義感的愛國青年。這個研討會，初步回應了由自稱“站在右邊”的“精英”們主導的“西山會議”。下面是這次會議上全國總工會原書記處書記劉實同志的發言：

　　不久前，對改革走向影響很深的精英、學者開會商討改革大計。他們是否按照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方向來商討呢?從他們的發言材料來看，不是。我們現在議論的不是要不要改革的問題，而是他們影響很深的改革的方向問題。他們影響很深的改革方向，一方面是經濟市場化，開始提出市場經濟時，他們還在前面加上社會主義四個字，這次的發言中已經完全不提了;一方面是政治民主化，他們中有的人在發言中，已經直截了當的講是否定共產黨領導的民主化，說共產黨與市場經濟是不能結合的，要結合就是通奸，所以要市場經濟就必須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有的人發言，“這里有一個前提，不是市場的轉向，而是共產黨的轉向。”他們要進一步實行包括土地私有化在內的徹底的經濟市場化，當前主要要推行政治體制改革。

　　對他們影響很深的經濟體制改革，他們提出“要向前看，整個改革不能向后看。”同時他們又提出，“積級推動改革者，應當把對改革的反思抓到手，應當拿到主動權”，認為“這是第一個大的問題。”這些積級推動改革者，過去一直不談走向何處，現在又不準別人談怎樣走過來。但是，群眾是親臨其境的，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

　　現在，我們粗略地回顧一下。在他們的策劃和推動下，從改變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性質做起，搞“包字進城，一包就靈”，把屬于全體人民或集體的公有制變為個人承包或領導班子幾個人承包，使職工失去企業所有者的地位，導致廟窮方丈富。在他們的策劃和推動下，改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實行一長制，削弱以至取消黨組織在企業中的政治核心作用，把公有制企業變成一個人說了算。他們進一步宣揚企有企業產權不清晰，為公有制企業制造許多困難，使公有制企業陷于虧損或困境，然后，就來一個大股小賣，既使工人階級長期勞動積累形成的國有和集體所有的資產化公為私，同時也使職工群眾從企業主人變為雇傭勞動者，并且把大量的職工拋進失業大軍。

　　這些年來，這些積級影響改革者，誰人談過辦好公有制企業，特別是辦好國有企業?我國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因為內部沒有根本利益沖突，最能調動領導者、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工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大慶等企業的職工戰天斗地、奠基創業的實際行動就充分說明這一點。如果沒有建國以來國有企業的發展壯大，怎么會有我國的經濟建設、國防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的成就，今天又拿什么來大股小賣。但是，積極影響改革的一些人卻給國有企業羅列了許多罪名，用運動式、大躍進式限期改制，必予滅之而后快。

　　這些年來，這些積極影響改革者，誰人談過增強職工的主人地位?他們誣蔑國有企業職工是懶漢，甚至公然出現以鐵面孔、鐵心腸、鐵手腕來砸職工的鐵交椅、鐵飯碗，把職工砸向底層，使職工失去勞動崗位和基本生活保障，又使職工無力抗拒企業改制和國有資產流失。在他們的影響下，社會上出現兩極分化，企業內部也貧富懸殊。一些企業管理者一夜暴富，把國有資產占為己有。一些企業管理者拿著高于普通職工幾十倍甚至百倍以上的年薪，還擁有大量股權。而普通職工卻淪為貧困群體、弱勢群體，并且由于上學難、就醫難、住房難，造成貧上加貧，復制著貧窮。

　　職工群眾要求改變經濟上的貧困狀態，也要求改變政治上的弱勢地位。但是與那些精英、學者所策劃和推動的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是根本不同的。職工群眾從中國革命歷程、社會主義建設歷程中，清楚地認識到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用毛澤東思想培育的中國共產黨才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利益代表者。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主人地位和幸福生活。因此要求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要求在共產黨領導下充分發展人民民主專政，要求共產黨充分發展黨內民主。同時，要求在企業內擁有最實際的民主權力，例如在五十年代所倡導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在隨后普遍建立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還有在有些企業試行的職工民主選擇企業經營者。在國有企業，企業的重大決策必須在職工知情、參與下決定，有關職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必須經過職工代表大會決定。外資、私營企業必須使職工有充分的條件依法保護自己的權力和利益。職工群眾要求沿著這個方向來進行民主建設，而不是搞那些富人、精英樂園的政治。

　　這次精英、學者中有人講要“圖窮匕首見”，他們還要策劃什么，倒需要嚴肅的注視。

共產黨扎根在工人階級中間

　　每當我回顧武漢工人運動史時，我的腦中就呈現出共產主義小組一成立，中國共產黨 一成立，早期的共產黨人董必武、陳潭秋、林育南、包惠僧、施洋等等，走進工人群眾中間，進行工人階級狀況調查，與工人階級建立聯系，建立工人組織，宣傳馬列主義，領導工人開展經濟的以至政治的斗爭這些情景。科學的馬列主義與工人階級結合，工人階級就威武雄壯地走上政治舞臺，展開震驚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斗爭。

　　我也懷著這樣的體會，回顧了自己親身經歷的解放戰爭時期的武漢工人運動。

　　一、在武漢工人群眾中扎根

　　我—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在重慶做工，并且在南方局青年組領導下做工人工作。到抗戰勝利時，重慶比較大的機械工廠和印刷工廠里都有了進步力量。為了從組織上鞏固工作成果，一部分進步力量被發展為黨員，大部分進步力量組織成為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是黨的外圍組織。在黨員和民主工作隊的組織下，在重慶全市發動了合理遣散斗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黨派我到武漢做建黨工作。

　　我到武漢只是帶了兩封普通介紹信。那時武漢沒有黨組織，有些解放區派出的城工工作人員，我沒有也不應該同他們聯系。我到武漢后，首先在義順泰油行做裝桐油大鍋的修復工作，是鉚工活;然后到漢昌肥皂廠做設備安裝工作，是鉗工活。我原來是做車工的，干這些活我是外行，就跟著懂技術的工人干，我實際是打下手。有了落腳的地方，逐步聚集了幾個進步工人，又把重慶陸續下來的黨員和民主工作隊員在這里暫住過渡。經過幾個月的時間，先后有二十多位黨員和民主工作隊員進了武漢的工廠。現在能記起來的有：張維銘、鄧祥、楊福潮、張兆乾、張華鏞、侯杰、蔡杰、劉士珊、李平、王信和、齊承煥、張正楷、王宗彥、張彥、張杰、鄧祖安等。像江岸機車車輛廠、江岸機務段、大冶電廠、大冶鋼鐵公司、武昌下新河電廠、十一兵工廠、海軍工廠、第一紗廠、南洋煙廠等重要工廠，都有了我們的人。他們在解放戰爭時期開辟武漢工人工作上都起了積極作用。

　　武漢紗廠女工很多，怎么與女工建立聯系?恰好當時有后方黨動員知識青年支援解放區的四位大學生，因國民黨軍隊包圍了解放區而進不去，留在武漢，與我們有了聯系。其中有一位女大學生，是教授的女兒，就是張瑾格同志。我們動員她去做女工，她欣然同意。經介紹進入一紗廠做女工，每天干十二個小時的活，休息時間還要到女工中交朋友。就這樣開展了一紗廠女工中的工作，但同時她也累得得了病。還要講到的是，為了加強被服總廠的工人工作，聯營書店店員、知識青年賴紹文同志(后改名王志明)毅然走進被服總廠做工人。

　　我們當時是按照在重慶時周恩來同志的指示行動的，那就是勤學、敬業、廣交友(也有的說是勤學、勤業、勤交友)。勤學主要是學習時事政治，了解形勢，了解黨的方針政策，也學馬列基本理論。敬業是成為工作內行，做好本職工作。廣交友，與周圍的人在生活上互助，進一步成為政治上的知交。當時彼此介紹職業，互相幫助解決生活上的困難，用堆金會(互助會)、兄弟會、姐妹會組織起來。也幫助工人學文化，開展文體活動。工人中的骨干則建立了進步的群眾性組織——武漢工人民主工作隊。敬業是很重要的，我這里講講大冶電廠的楊福潮同志。他在安裝火力發電機(也稱透平)上內行，工作態度認真勤懇，電廠負責人感到離不開他，同事對他也很尊敬。他把黨員和進步工人介紹到廠里，他們一起開辟了電廠的工作。

　　我們當時是年輕人，都很注意在老工人中交朋友。老工人了解情況，有較多的斗爭經驗，我們向他們學習。像紗廠的袁道華，被服總廠的傅言法，都從朋友到成為同志。我自己就到江岸機車車輛廠看望二七老工人杜堯卿等人，聽他們講二七斗爭的實況和經驗。漢陽兵工廠有個叫黃鳳山的老工人，他抗戰初期加入黨，后來工廠遷到湖南失掉了聯系，他一方面堅持黨的工作，一方面積極找黨。抗戰勝利后，工廠又搬回武漢，經人介紹與我們聯系上了，他那種高興的情景，實在難以形容。可惜這位老黃同志積勞成疾，一次他從武昌到漢口向組織匯報工作的時候，走到江漢關吐起血來，就死在江漢關下。

　　到一九四七年春，我聯系的同志作為一支力量，同另外做學生、教師、職業青年、統戰工作的兩支力量會合在一起，建立了黨的湖北省工作委員會和武漢市工作委員會，開始發展黨員，建立黨的基層組織。到一九四八年秋，黨的武漢市委員會正式成立，下面建立了職工工作委員會。武漢地下黨組織的建立，是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的。

　　二、武漢被服總廠的工人斗爭

　　抗日戰爭勝利后到一九四七年秋，武漢各行各業工人幾乎都發動過斗爭。紗廠工人舉行過搖班，他們把罷工稱為搖班。十一兵工廠工人舉行過怠工。京漢鐵路工人舉行過要布斗爭，同時揭露偽工會是國民黨的走狗。國民黨反動當局看到工人到處在反對他們，就發布了一連串鎮壓工人斗爭的命令，什么《防止工潮加強工運辦法》，什么《嚴防破壞生產制止奸偽活動辦法》，什么《勞資糾紛處置法》。但是，痛苦的生活促使工人運用怠工、罷工的武器進行斗爭，斗爭保衛了工人階級的利益，斗爭也鍛煉了工人階級，在斗爭中共產黨壯大起來。 我這里著重講講武漢被服總廠工人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罷工斗爭，因為這次斗爭持續了十天，得到全市工人的響應，震驚武漢和全國。這次斗爭比較充分地體現了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原則，也體現了合法斗爭和非法斗爭的結合。

　　聯勤總部武漢被服總廠開設在硚口，經常有五千人工作，到工作忙時，增添臨時工，工人總數就達到一萬人以上。規定的工時是十一小時，另外有四小時是常年加班。每月所得工資相當銀元一塊多錢，另有三斗米津貼。馬場是單身工人宿舍。眷屬宿舍在鴻大棧房，一間房子住十多家。這還不夠住，工人就在棧房周圍搭了一些席棚或木板屋。

　　發生請愿、罷工的直接原因是發獎金的事。被服總廠要求工人提前在十月底完成年計劃和追加任務，答應給每人發四十萬元獎金(可買三石米)。為此，工人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可是到了發工資和獎金時，卻出了新布告，上面寫著：“戡亂時期國庫空虛，……職工獎金 (包括裁縫兩廠的計件工資)礙難照發。為顧念職工生活困苦，先墊發每人十萬元，其余部分俟十二月末和年終獎金一并發給。仰體時艱……”當時，物價飛漲，工人都想得到這筆獎金。看了這個布告，工人講：“這簡直是喝人血，吃人肉，骨髓里榨油。”大家認為，不管廠方玩什么花樣，一定要這筆獎金。

　　這時，廠方又下達趕制軍單衣的任務。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裁剪工人到工務課領取裁衣樣板時，與工務課長發生爭吵。廠長徐福海也走進了裁剪室，大吼：“你們鬧，我就寫條子開除你們幾個;再鬧，我關了廠，全餓死你們。”工人長期壓制下來的憤恨爆發出來了，工人決定到武漢行轅去請愿。到了行轅后，行轅出來的官員答復是：“你們先回去吧，我們就來調查。”工人們回廠等待了一個晚上，卻沒有看到行轅任何一個人，決定明天再去請愿。

　　十一月七日，被服總廠的周圍布滿了軍隊。工人的請愿隊伍在被服廠門前集合了，發現昨天請愿時幾位講過話的工人不見了，同時發現特務正在抓人，于是，工人帶著這個特務一道向行轅行進。當請愿隊伍經過單人宿舍的馬場門前時，廠警隊在廠部秘書錢漢章率領下阻止工人前進。廠警向天空鳴槍，錢漢章則以手槍直接向工人射擊，并指揮廠警步槍機槍向工人射擊。當場，就有丁海泉、蔡紹倪二工友被打死，三十多名工友受了傷。工人隊伍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料理死者、傷者，一部分繼續向行轅行進。這時，廠警乘三輛汽車追趕請愿隊伍，沿途用刺刀、槍托毆打工人，馬路上來不及躲避的行人也挨了打。請愿隊伍到了武漢行轅，行轅官員們的答復仍然是：“你們回去吧，我們就來調查解決。”

　　當天，我和鄧祥知道被服廠工人死難的事情后，立即趕到那里。我當時是黨的武漢市工作委員會書記，鄧祥負責工人工作。我們見到在被服廠金木車間工作的工人民主工作隊員張彥和他聯系的進步工人傅言法，分析了形勢，研究了對策。

　　十一月八日，總廠各工間全部宣布停工(不能講罷工，停工就是罷工)，諶家集分廠和武昌分廠也接著宣布停工。每個車間的工人組成幾個小組，以車間為單位組成總組，每個總組推選一個代表組成“一一.七血案”支援委員會。

　　十一月九日，工人分小組開會討論。有的工人說：“槍子沒有眼睛，不餓死，說不定打死，連槍子都看見了，還怕什么。”有的人說：“人家是為我們死的，給死人報仇，誰能不贊成。”

　　十一月十日，廠內到處貼滿了標語，“給死人報仇!”“殺人者償命!”“我們吃不飽肚子，我們要活命!”

　　“一一.七血案”支援委員會發表了“告武漢工人兄弟書”、“告武漢各界同胞書”。傳單、標語在武漢一些工廠里出現。茶館里喝茶的人也接到了傳單。

　　十一月十一日。武漢警備司令阮齊到廠講話。他說：“現在人已經死了，拋尸露骨地擺在那里有什么光彩。我看還是埋了算了，埋了馬上開工，要什么條件我都答應。”工人大聲問他：“白日殺人是否光彩?是否也就這樣了事?”“你們做官的人打死人犯不犯法?你要說不犯法，我們就開工。你要說犯法，就依法辦了，再開工。”阮齊說：“打死人是法律問題，有法院處理。我可是警備司令，你們現在罷工就是擾亂社會治安，我就要管!”工人大聲發問：“七號那天廠警隊從研口一直殺到行轅門前，我們沒有看到有一個人來維持治安。今天我們為著給打死的兄弟伸冤，反倒犯了治安?”“埋了以后什么都答應，為什么現在不答應?”工人齊呼：“殺人的償命!”“槍斃兇手錢漢章!”最后，阮齊說，還是推派出代表來和我談判吧!并就此下臺走出會場。

　　張彥在群眾面前說話了：“我們現在只有團結一條心才有力量，才能得到勝利。”全場工人喊起來：“推張彥做總代表，大家都聽你的。”

　　十一月十二日夜晚，丁海泉、蔡紹倪二工友已裝殮在棺材里，馬場前的馬路邊上搭起了靈棚。靈棚由全體工人分成小隊日夜輪班守靈。傍晚，國民黨士兵和打手乘坐汽車準備來搶尸，全廠工人涌到靈堂，有些工人站到棺木上，軍隊和打手看到無機可乘走了。

　　夜晚，一個碼頭工人來報信，說軍隊搶尸不好，要我們碼頭工人來搶。大家要我來報個信，讓你們準備一下。

　　被服廠工人分成五路：一隊專管信號，每人手里拿著一面鑼;一隊是守在靈堂就近，每人都拿著木棍，另外還預備了大批的石灰包;兩隊是錐子隊和鎯頭隊，準備破壞汽車用;還有一隊是巡邏。

　　十一月十二日，禮拜天。各工廠的工友三三兩兩來到被服總廠，手里拿著香紙、蠟燭、挽聯。靈堂上掛起了各廠工友的挽聯。

　　我們請愿為的吃飯，你們殺人為的什么?

　　——海軍工廠全體工人

　　再莫談保障人權實紙上談兵，

　　說什么勞工神圣騙工人出力。

　　——紡織工友

　　為肚子不得飽去請愿竟遭此荼毒，

　　無人性兩足獸敢持槍殺死我工友。

　　——漢陽周恒順機器廠工人

　　說是嚴辦，實是不辦，他們想馬虎了事，

　　既為死者，又為活人，我們要堅持到底。

　　——失業電工張煜、李立德

　　各廠工友插上香，注視著烈士遺像、血衣、彈殼。

　　十一月十三日，被服總廠發現了以“被服廠全體工人啟”名義寫出的“反罷工”的標語和傳單。

　　在全體工人集合后，張彥宣讀了“反罷工”的標語和傳單。

　　他說：“現在有兩種標語，兩種傳單，大家贊成哪一個我們就照那一個辦事。”工人全部站到“一一七血案”支援會一邊，“全體工人啟”那邊連一個人都沒有。張彥說：“‘全體工人啟’是壞人假借名義來破壞我們的，我們大家要把這種破壞我們的傳單、標語一張不留地刷掉，我們大家更要加緊團結，不要讓壞人分裂我們。”

　　十一月十四日，聯勤總部從南京派來一個趙高參到廠“調解”。談判從下午三點一直進行到晚上十點。趙高參要工人代表在寫好的紙上簽字。他說：“給死人家屬一點錢，今天晚上出葬，明天早上開工。”工人隊伍涌到會議室門外，有人大聲喊：“到外面來談判，不要關在屋子里談。”當趙高參站在臺階上準備說話時，一個工人喊：“你說是高參，可有什么證明?”工人吼起來：“對，讓他拿出委任狀來看看。”趙高參無可奈何地從皮包中拿出證件，工人們給他照了像。談判中，工人代表提出了八項條件：一、逮捕兇手，執行槍決;二、撤銷廠長徐福海職務，交付法辦;三、死者都是黃陂人，必須按當地風俗，搖獨龍送殯，到江岸站上車，送回原籍安葬;四、死者撫恤費各一億元，受傷者按傷勢輕重分別發給養傷費三、四、五千萬元;五、停工期間工資照發;六、立即補發被克扣的三十萬元獎金;七、復工后，工資按市場物價，隨時調整增加;八、保證人身安全，不得任意打罵開除工人。在下午繼續談判中，工人代表把“槍決兇手錢漢章”改為“交付法辦”，把“廠長撤職”改為“廠長免職”。

　　十一月十五日，武漢各廠工人準備舉行同情罷工的風聲傳開來，大、中學校學生代表來慰問被服廠工人。南京、上海、長沙、鄭州等城市的工人發來電報、信函，寄來慰問物資，對被服總廠的斗爭表示支持、聲援。下午兩點鐘，趙高參、特務頭子孔庚，幫會大爺楊慶山來到被服廠，當眾逮捕了錢漢章，廠長徐福海停職，另外還答應了六個條件。

　　十一月十六日，棺木上用棺罩，搖龍出葬。一萬多人的送葬行列，每人手持一支香跟在后面，走過漢口的主要街道。棺木上的白布聯寫著：“你們死了，我們親眼看見的，我們永遠記得。”市民從大街小巷里涌到街頭上來。

　　被服總廠工人張彥、傅言法在“一一七血案”斗爭后被吸收為中國共產黨員，隨后被服總廠建立了共產黨支部。

　　一九四八年二月被服總廠當官的薪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工人分文未加。被服廠工人為爭取增加工資于二月二十四日掀起了第二次大罷工。斗爭堅持了十二天。罷一天工，就少生產八千套軍服。在三月八日清晨，國民黨實行大逮捕，一共逮捕了四百八十八位工友。在全市工人支援和學生運動的發動下，敵人陸續將被捕工人釋放。

　　張彥和傅言法在工人群眾的掩護下離開了被服廠。張彥和十幾位工人一起進入江漢解放區被服廠。傅言法在三個月后到達哈爾濱，作為武漢工人代表參加了中國第六次勞動大會，他改名為李啟新。被服廠的共產黨支部吸收了新的力量，繼續堅持斗爭。

　　三、保衛城市迎接解放

　　到一九四九年春天，國民黨眼看就要垮臺了，最后想憑借長江天險阻擋人民解放軍南進。這個時候，武漢就成為長江北岸突出的軍事前哨了。

　　我回憶，武漢解放前這一段時間，黨的武漢市委員會在南方局的領導下，主要做了這樣幾項工作：一、宣傳革命勝利發展形勢，振奮人民，瓦解敵人;二、宣傳黨的城市政策，宣傳解放軍入城約法八章;三、反對國民黨將人員和設備遷移，反對破壞;四、對重要部門做調查研究，防止對重要檔案、資料的破壞，為解放后接管做準備;五、在真空時保持正常社會秩序，保持水、電、電訊、交通、供應的正常運轉。

　　從一九四八年秋天起，南方局加強了武漢市委的領導力量，還從北方和上海調來從事學生工作的同志加強了這方面的工作。黨的武漢市委員會在臨近解放前停止發展黨員，建立了各方面的進步群眾組織——黨的外圍組織。工人民主工作隊擴大成為武漢工人協會，把接受黨的領導、為保衛城市進行斗爭的進步工人都吸收到協會中來，這迅速壯大了工人骨干隊伍。 我在這里著重談談武漢工人階級反對遷移、反對破壞的斗爭。

　　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下令把能搬動的機器、原材料統統搬走，把不能搬的完全破壞，把能帶的技術工人統統帶走，到撤退時，把漢口的張公堤炸開，把漢口人民淹在大水里，造成解放后人民生產和生活上最大的困難。

　　最先要遷移的是軍事工廠。三十兵工廠(原來的十一兵工廠)工人采取拖延的辦法，故意形成工廠中的混亂，使拆卸進行得很慢，直到武漢解放還不能把全部器材運出去。

　　一紗廠成立了保廠委員會，推舉共產黨員袁道華和胡伯勤為正副主任。全廠工人在保廠委員會領導下組織起來，日夜輪班守護著廠門和倉庫。

　　武漢電信局的員工在應變委員會的領導下，把全部器材分成了三批：一批是為了敷衍敵人，可以運走的;一批是貴重器材，就搬進了宿舍隱蔽起來;一批是維持通訊正在使用的，用木材堆在上面，看起來像垃圾堆。

　　京漢鐵路的工人把好的機車分散到各處，拆掉車輪隱蔽起來。敵人把可能找到的機車，強迫工人駕駛過江到武昌去，工人就破壞了過江軌道，并拖延修復。

　　鐵路機廠的機器上敵人綁了炸藥，工人就在夜間開車進去把機器和工具運出來。

　　既濟水電公司的職工在廠門和四周站上崗哨，機器房用紗包和鐵板掩護起來。

　　武漢市的各工廠、學校、機關都組織了應變委員會，下面分設救護、糾察、消防各組，實際上應變委員會成了行政管理組織。

　　武漢市劃分成幾個聯防區，聯防區由大工廠和學校做核心，聯合就近的機關、居民組成。每個聯防區都有一個指揮部，中共武漢市委員會的委員分別擔任聯防區的指揮工作。武漢市委改變了過去按條條進行工作，改為按地區進行工作，以適應武漢三鎮可能被隔開的情況。漢口電訊局、鄂南電力公司都成為指揮中心。

　　臨近解放，重要工廠都建立了糾察隊，漢口電訊局、鄂南電力公司、一紗廠工人糾察隊都配備了武器。三十兵工廠工人糾察隊擁有將近一百支槍。

　　由于人民解放軍進軍神速，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敵人撤出漢口，五月十六日下午撤出武昌。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武漢解放，武漢工人階級掀開了歷史新的一頁。

憶六十年前的武漢地下黨

　　1949年5月16日，武漢人民從蔣介石反動政權的黑暗統治下解放，經過新民主主義制度進入社會主義制度，過上嶄新的生活。5月16日，是個劃時代的日子，我們應該熱烈慶祝。

　　武漢是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獲得解放的，中國共產黨武漢地下組織起了積極的配合作用。當時在武漢的，還有我部隊、解放區黨、政組織派來做城市工作的力量，他們對武漢的解放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我這里介紹的是地下黨組織的情況。

　　解放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武漢地下組織，領導武漢人民反對蔣介石黑暗統治的斗爭，捍衛人民的利益。武漢地下黨組織，在人民中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路線和政策，宣傳解放區的各方面情況。武漢地下黨組織經過各種斗爭培育和鍛煉了一批骨干，為解放后開展各方面的工作造就了力量。武漢地下黨組織，搜集和研究了武漢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軍事方面的情況，提供給.上級黨組織，并為解放武漢和解放后的建設做了一定的準備工作。

　　由于我人民解放軍進軍神速，在我軍臨近市區時，國民黨軍隊就已倉皇逃跑，使武漢出現了一個短暫的真空時間。我地下黨組織早已料到可能出現的這種情況，就把原來按工人、學生、教職員、職業青年等系統組織，改變為按地區組織。考慮到三鎮可能不是在同一時間解放，武昌解放會晚一點，就把各系統在武昌的力量統一建立了領導體制。在漢口、漢陽也按地區建立了領導體制廣武漢地下黨通過上層統戰關系對國民黨政府人員、保安部隊、警察做了策反工作，讓他們站到人民一邊來。在這些工作下，武漢出現了保衛城市、迎接解放，社會秩序井然，人民生活正常的局面。白崇禧指揮的國民黨軍隊原來有一個惡毒的龐大的破壞計劃，除了要把兵工廠設備、電訊設備等運走，把機車從漢口開過江，破壞江漢關碼頭等等之外，還要炸毀江堤、水淹漢口。由于我人民解放軍在武漢上下游迅速渡江，由于武漢人民在地下黨領導下進行了各種防護措施，他們除了在江漢關對幾艘躉船點燃炸藥外，全部破壞計劃未能實現。當時，在武昌的三十兵工廠，由于工人對拆卸和裝運兵工設備采取怠工拖延的辦法，只有少部分設備運離武昌。這個廠的工人，在臨近解放時建立了武裝糾察隊，不僅保衛工廠，還開赴街頭，震懾妄圖進行搗亂、破壞的敵人。在漢口的武漢電訊局，職工把重要的電訊設備搬進宿舍和其他隱蔽的地方，還組成了擁有武裝的職工糾察隊，以對付前來進行破壞的國民黨軍隊。這時武漢電訊局的局長已經聽從我們的指揮，他的辦公室就成了我們保衛城市、渡過真空的指揮部。在江岸機車車輛廠，工人把機車分別開到各處隱蔽起來。工人們還勸告前來破壞的士兵，要他們快跑，不然就跑不掉了。那時，武漢的二廠、學校，都采取了可能的各種防護措施，至于警察局，在我策反工作下，照樣執勤，維護社會正常秩序，使武漢在真空時刻沒出現混亂現象。

　　當我人民解放軍進到武漢近郊時，武漢地下黨就派人與先頭部隊取得聯系，向他們提供了市區的情況，幫助軍隊順利入城。武漢解放后，地下黨幫助軍事管制委員會了解各方面的情況，與各界人民建立聯系，迅速接管了國民黨政府機構和官僚資本企業，保證絕大部分企業、市政設施正常生產和工作，使人民過著正常的生活。

　　武漢地下黨，是在抗日戰爭勝利后重新建立的。在三年多的時間里，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在那么短的時間里，靠什么重建和發展的呢?我認為，最重要的是靠與人民建立和保持最緊密的聯系，靠崇高的理想和高度的奉獻精神，靠嚴密扎實的組織工作。

　　一、與人民建立最緊密的聯系

　　抗日戰爭勝利后，在重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分別派了曾悖、陳克東、劉實三支力量來到武漢。派我到武漢的是南方局青年組組長劉光同志。他告訴我，武漢地下黨已經中斷了，派你去是開辟工作，重新建黨。他給了我兩封介紹信，是進步同志寫給武漢熟人的，幫助我在武漢落腳。我當時是單身一人來到武漢，一下船，四顧茫茫。我憑著介紹信找到熟人，隨后我到處找重慶下來的工人，陸續找到幾個，大家搭伙，在漢口江邊一家義順泰桐油行承包了修理鍋爐等活計。我們幾個人多是鉗工和車工，只有一個人干過冷作(鉚工)，就由他帶領大家干起敲敲打打的冷作活計。當時住的是斜矮的樓梯下面的小屋，吃的是湊活做出的極簡

　　單的飯菜，但有了幾個人在一起，晚上在通鋪上可以議論一些事，就不是勢單力孤了。隨后，我進入在武圣路的漢昌肥皂廠做修理工，就有了比較穩定的職業。這時，原定從重慶回到武漢一起開展工作的先后來了十幾個人，加上早已到大冶電廠工作的張維明、楊福潮等三、四個人，一共有二十來個人。這其中有兩人是中共黨員，就是張維明和鄧祥，其余十多名是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的隊員，是抗日戰爭一勝利，把一直接受黨的領導的進步工人組成的外圍組織的成員。有了這些同志，加上新結識的朋友，我們就在江岸機車車輛廠、一紗廠(后來改為國棉六廠)、下新河電廠、聯勤總部被服總廠、三十兵工廠、海軍工廠等單位有了進步力量。這些同志就在周圍結交朋友，逐步影響他們覺悟起來，并且按照“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組織工人開展斗爭，保護工人的利益，逐步擴大斗爭的影響。與此同時，在教師中、店員中、職員中也逐步開展了發展進步力量的工作。

　　1947年，武漢大學發生“六一事件”，學生運動掀起高潮。武漢大學學生中，有在四川發展的兩名黨員，即工一平(王爾杰)、趙夢蘭，他們和進步學生一起，是斗爭的核心。但這兩位黨員關系還沒有交到武漢地下黨組織，武漢的三支力量也還沒有匯合。當時我想怎么和武漢大學生建立聯系，就用鄧祥同志出賣父親留下的房子的錢，在武人所在地珞珈山開了一個飯館，名為珞虹餐廳，由在武漢行轅工作的劉錦做經理，由鄧祖安、李平直接做餐廳工作。這個餐廳沒有起什么作用，待兩位黨員關系交到武漢地下黨組織后就停業了。

　　到1947年秋，我們已經能夠在工人中發動和組織大規模的斗爭了。1947年11月7日，漢口聯勤總部被服總廠工人，因為反對侮辱工人和要求增加工資到武漢行轅去請愿，廠警竟向工人開槍，當場兩位工人被槍殺。那時，我們在這個廠工作的有黨員張彥，有進步工人傅言法(他隨后被發展為黨員，又名李啟新，武漢地下黨派他代表武漢工人參加在哈爾濱召開的全國第六次勞動大會)，他們周圍還有一些朋友。當時聯系這個廠工作的鄧祥同志和我一起商量，決定抓住這個機會，進一步發動工人群眾開展斗爭。張彥、傅言法同志經過工作，在被服總廠建立了“一一、七血案支援委員會”，設靈堂，舉行悼念活動，并印發告全

　　市人民書，向武漢軍政當局提出了嚴懲兇手等項要求。同時，我們發動武漢各廠工人前往吊祭，送挽聯，揭露敵人的反動本質，聲勢十分浩大。終于，迫使國民黨聯勤總部派出少將參議前來祭奠，武漢警備司令也不得不到廠祭奠，并將被服總廠廠長撤職，懲辦廠警隊的負責人，還答應了工人提出的一些其他條件。在斗爭取得勝利后，工人舉行了出喪大游行(也稱搖龍送葬)。據當時了解，沿途圍觀群眾有十多萬人。這就是武漢工運史上有名的“一一、七血案斗爭”。

　　二、崇高的理想和高度的獻身精神

　　我到武漢不久，南方局青年組就把劉綿，楊蘊、姜一林、張瑾格四人的進步群眾關系轉到我這里。這四位是重慶和西北的大學生;響應我黨號召，前往中原解放區，支援解放區的建設。到武漢后，國民黨軍隊封鎖了通往解放區的道路，他們就留在武漢工作。這四位同志后來都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都為黨做了許多工作。我這里只就劉綿和張瑾格兩位同志所做的工作，做一些簡要的敘述。

　　劉綿同志是陜西人，父親曾擔任過國民黨較高職位的官員。劉綿在讀書中受到進步影響而向往革命。他留在武漢后就利用父親好友的關系而進入武漢行轅，掌管機要文件收發的蓋印工作。于是，他那里就成為一個重要的情報來源。簡短的情報他就記在腦子里，長的他就想盡辦法抄錄下來。這只要被發現，就絕無生路，但為了革命的需要，劉綿同志絕無畏懼。他把這些可貴的情報交到我手上，再由我根據情況加以處理。1946年5月，國民黨軍隊進攻我中原軍區的軍事部署，也經過劉綿落入我們手中。那時，我還沒有和曾悼、陳克東同志匯合，如何將這份重要情報送到上級黨組織或交到正在被圍困的中原軍區，成了一個大問題。事關重大，真是急人。我與以做生意為掩護的岳健中同志商議，他又與在美國新聞處工作的陳楓同志商議，終于下定決心，由岳健中同志只身冒險送入中原軍區。之后，與駐在漢口的軍事調處執行部我方代表就近建立了聯系。后來的材料證明，國民黨進攻中原軍區軍事部署的情報，對中原軍區突圍是很有幫助的。劉綿同志在1947年底被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后來離開了武漢行轅，參加了在湖南策動國民黨軍隊起義的工作。

　　張瑾格同志是一位教授的女兒，受到進步影響后決心進入解放區。當決定留在武漢后，她曾在市立醫院工作過一段時間。后來，因為我們女工工作薄弱，征求她的意見，是否愿意去做女工，從事女工工作。她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于是，她斷絕了往日的熟人，完全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到一紗廠做女工。張瑾格同志個性爽朗，意志堅強。到一紗廠后，住在租下的一間陰暗小屋里，每天勞動十二個小時，很少有休息天，碰到休息的時候還要與組織上聯系，與進步女工一起研究工作，與普通女工交朋友。生活十分艱苦，身體受到很大勞損。這與她后來長期患病有很大關系。她在女工中發展了進步力量，和別的同志一起為改善工人生活組織過怠工(當時稱為搖班)和罷工斗爭。她后來和武漢地下市委領導的工人運動委員會委員鄧祥同志結了婚，現在是拄著雙拐行動的老人。

　　那時，廣大黨員和進步群眾，都是置個人生死安危于不顧，只要黨的事業需要，就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這里只是舉兩位同志的事例反映那時為實現理想而獻身的精神。

　　三、嚴密扎實的組織工作

　　中共南方局派到武漢的三支力量，開始是分頭進行活動的，到1947年夏開始匯合。1947年秋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湖北省工作委員會，由曾惇、李聲簧、陳克東、劉實為委員，曾任書記。在湖北省工作委員會下建立武漢市工作委員會，由劉實、杜子才、王一平為委員，劉實任書記。當時，經常碰面研究工作的是曾惇、陳克東、劉實三人。曾悖同志領導全面工作，側重抓統一戰線工作。陳克東同志負責聯系沙市、宜昌的工作，同時擔任交通、經費等工作。劉實負責武漢的王運、學運、教職員等工作，聯系黃石工礦區的工作。1948年春以后，上級組織要求我們集中力量做好武漢市的工作，湖北省工作委員會就不復存在。這時，先后由上海、北平、天津來了一些學生骨干幫助開展學運和職業青年的工作。到1948年夏，上級組織派來江浩然、張文澄來武漢參加領導工作，隨后就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武漢市委員會，曾悖、江浩然、張文澄、陳克東、劉實為委員，曾惇、江浩然、張文澄為常委，曾惇任書記。

　　在曾悖、陳克東、劉實未匯合前，是分頭與南方局保持聯系的。武漢的三支力量匯合后，就統一與上海局聯系。后來，又與設在香港的南方局聯系。南方局與我們聯系的是組織部部長錢瑛同志，她不茍言笑，待人誠懇親切，我們都稱她為錢大姐。解放后她任設在武漢的中南局組織部長，后來到北京任監察部部長。

　　武漢地下黨從1947年夏開始發展黨員。發展對象都經過較長時間黨的教育，經過斗爭的考驗，經過認真的政治審查，才個別的吸收入黨。到1949年初，發展了500多名黨員。這時，我們面對十分艱巨的迎接解放的任務，只靠已經發展的黨員是難以勝任的。但在勝利的形勢下·，發展黨員應該更加嚴肅認真，于是決定把具備一定條件的進步分子發展成為黨的外圍組織成員，以壯大黨的力量。武漢地下市委先后在各界建立了十四個外圍組織，到解放前發展了兩千多名外圍組織成員。五百多名黨員，兩千多名外圍組織成員，周圍都聯系了許多群眾，在迎接解放的宏偉而又繁重的工作中，在解放初期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上，在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上，都發揮了堅強的骨干作用。

　　(根據過去寫的材料增刪修改寫成，完稿于2009年3月22日)

記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

　　重慶在皖南事變之后就停止了發展黨員。到1945年，重慶掀起了民主運動的高潮，這時才重新個別吸收黨員。據我所知道，在抗日戰爭勝利前雖然開始發展黨員，但是很慎重，被吸收入黨的是很少的。對停止發展黨員以后幾年來在職工活動和斗爭中涌現和受到鍛煉納進步骨干，則建立了黨的外圍組織——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

　　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建立的時間是在1945年毛主席到重慶與國民黨談判的9、10月間。許多工人民主工作隊的成員把參加民主工作隊的時間記成抗戰時期，這是因為他們那時已經參加了黨所領導的工人運動和斗爭，他們早就清楚自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工作的。但那時為了保護進步力量，避免遭受國民黨的打擊，沒有建立什么正式的組織，而是采取建立據點的形式，也就是經過交朋友，三五個人在一起，很自然地結合起來，是進步力量的集結，也是群眾斗爭的核心。在工人中建立黨的外圍組織，則是抗日戰爭勝利之后，從建立這個組織的名稱上也可以看清楚，它叫民主工作隊，也就是在抗日戰爭勝利后明確要為實現新民主主義而奮斗。

　　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建立之前，這部分進步工人就在南方局青年組領導下開展活動。青年組與這部分進步工人聯系的主要是：青年組組長劉光同志，他是在1940年7月接蔣南翔同志任青年組組長的，1946年7月病逝于上海;朱語今同志，他那時與學生聯系比較多，也同工人聯系過，1988年病逝于北京;張黎群同志，當時用名張佛翔，他與工人聯系最多，現在北京;黎智同志，他與工人聯系過，現在武漢。那時，南方局是通過多種渠道與群眾建立聯系的，其中南方局青年組的工作是很活躍的。青年組在我黨所辦的《新華日報》上辦了《青年生活》副刊，用公開的形式來影響和指導青年，同時在學生、工人、職業青年中廣交朋友，發展進步力量，工作不僅限于重慶，而且擴展到成都、昆明等許多地方。到1945年，國民黨統治區內民主運動進入高潮，青年組在南方局領導下在學生和工人中開展了許多斗爭，例如1945年2月重慶“胡世合事件”斗爭就是青年組直接組織的一場大規模的工人斗爭，逼得國民黨不得不把特務田凱槍決。到1945年，劉光同志曾經把在復旦大學進行活動的杜棲梧同志、在中央大學活動的吳佩綸同志、在育才學校當教師的徐鐵馬同志(從事職業青年活動)和我(從事工人活動)召集在一起，交流學生、工人和職業青年斗爭的情況和經驗，當時劉光同志講笑話，說這是幾大領袖的會議，說明那時已經有了一定的群眾基礎。

　　可以說，在重慶1942年到1944年是我們黨重新積聚力量的時期，到1945年在一些單位里都有了進步的骨于。經過我聯系的進步工人大致上是：

　　1、江北青草壩的民生機器廠里有：李詠賡、馬貴庭、陸毓梅、周文明(又名周哲)、王忠顏、蔡杰、周家忽、張興和、晏家賢等，原在李家坨的鄧祥同志后來也轉到了這個廠;

　　2、江北植物油廠有李文范(又名李永范)等;

　　3、江北貓兒石的順昌機器廠有張傳圣等;

　　4、余家背的紡織機械廠有張亮、熊XX等;

　　5、小龍坎的中央無線電廠有李平等;

　　6、小龍坎的豫羊紗廠有尚道法等;

　　7、菜園壩的機械生產合作社有譚照富、黎國民、王麟等;

　　8、第十兵工廠有侯杰(又名侯德才);

　　9、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的XX廠有楊福潮(又名楊捷)、鄧祖安等;

　　10、大渡口鋼鐵廠有項東山、楊光明、孫致和等;

　　11、李家坨原上川公司機械廠后改為坦克車制造廠有張維銘(也有時寫成張維明)、劉伯超(又名劉杰)、陳亞平(又名陳群)、蔣子貴等;

　　12、李家坨恒順機器廠聲張正楷、王信和(已去世)、張華鏞等;

　　13、華西中國汽車公司有李憲、談成允等;

　　14、XX廠有穆舜堯等;

　　15、李家坨毛紡織廠還有幾位女工(名字記不起來)。

　　以上是我直接聯系過的同志，在他們的周圍還有一些進步工人。

　　還有一部分進步的印刷工人，主要是經過在當時國民黨印鈔票的中央印制廠當職員的周迅同志在這個廠發展的，如何詣靜、商元君、王尚允、胡敏政、任庫綸等等;還有由老工人吳在明在一些小印刷廠發展的。印刷工人這部分原來是青年組直接聯系的，到1945年也交到我這里，經過我聯系，我當時用什么名字同他們聯系的，我也記不起來了，他們也不知道我在那里，所以他們填寫這一段可能不會很清楚。

　　由于以上這種情況，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是分為兩部分的。一部分稱為重慶機械工人民主工作隊，主要是機械工人，分布的面比較廣，在李家坨工業區有幾個單位，所以建立了區隊，主要由張維明同志負責，他是抗日戰爭初期在浙江參加過黨的，后來掉了關系，1942年起又與黨有了聯系。在民生機器廠因為力量比較強，建立了中隊，那個廠的工會過去是由國民黨派的一個工賊當理事長，到1945年他們想玩一點假民主的把戲，我們就趁機把他們唱的假戲真做，選擇了進步工人李詠賡同志當了理事長，使這個工會基本上由我們來掌握，到1946年李詠賡同志回到上海，就由民主工作隊的隊員張國雄同志接任理事長，后來被國民黨逮捕，英勇犧牲。這個廠進步工人的活動原來是我直接組織的，抗日戰爭勝利時我離開這個廠，由鄧祥同志負責。像其它的各個單位，就建立小隊。還有一部分稱為重慶印刷工人民主工作隊，主要的是棗子嵐埡的中央印制廠的力量，還有吳在明同志聯系的力量。雖然是兩部分，章程都是一樣的，只是分別聯系，不發生橫的關系。

　　建立工人民主工作隊，是劉光、張黎群同志找我到辦事處去談的。當時他們講可能出現一段和平時期，可能要進行公開的合法的斗爭，這就需要一個黨所領導的進步組織來進行活動。他們講是黨組織決定要建立的，宗旨就是要實現黨的新民主主義的主張。他們要我起草一個章程，這個章程是經過青年組直接審查修改的，從劉光同志的談話中可以體會出是經過黨組織批準的。按照這個隊章，隊員入隊要經過兩個隊員的介紹，并由工作隊組織批準;隊員要承認隊的綱領，遵守工作隊的紀律，完成工作隊交待的任務，保守工作隊的機密。所以，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是在斃的領導下;有明確的宗旨和嚴格的紀律的進步工人組織：

　　建立民主工作隊，發展民主工作隊隊員都是很認真的;但又是水到渠成的事。最重要的還是我們黨長期地細致地在群眾中進行工作的結果。從我自己來說，出身于東北軍軍官的家庭里，抗戰初期做為流亡學生到了四川，在羅江縣(現撤縣屬德陽市)的國立六中四分校讀書，受到黨員方敬教師(離休前任西南師范大學副校長)和進步同學的影響，追求進步。在皖南事變時國民黨要逮捕進步學生，我和張亮及另一同學離開學校。到1941年底和1942年初，在重慶與南方局青年組劉光同志又取得了聯系。我開始曾在一個窯業廠做小職員，感覺這樣做仍然難于直接接觸工人，于是和張亮同志兩人一起到小龍坎新基機械廠學徒，我學的是車工，大約半年就出師了，輾轉了很多工廠，如小龍坎無線電廠、上川公司機械廠等等，根據黨的要求，在工人中交朋友，開始是生活上的互助和關心，進一步就是思想上的溝通，政治上也有了共同的目標。很多老工人給了我很深的教育，我的師傅甄國英(又名頤佳頁，1944年經青年組介紹去延安搞大生產運動。解放后，甄國英任太原重型機械廠總工程師)、老工人李詠賡、馬貴庭、吳在明等等，他們受到過黨所領導的工人斗爭的影響，有很高的政治覺悟，也有很好的思想品質。就是年輕的工人朋友，我們也是心氣相通，有苦同吃，有難同當。我所交的這些朋友，他們又在自己的周圍交了許多朋友，這樣就在黨的領導下，在工人中發展了進步力量。到1944年，劉光同志曾對我說，民生公司所屬的民生機器廠，有兩千多人，對川江這個運輸大動脈很有關系，要我在這個廠里多下功夫，把這個廠能夠形成培養進步工人骨干的一個重要據點，來影響重慶的其他工廠。我從1944年到抗日戰爭勝利就在這個廠做工，邊做工，邊從事黨領導的工人工作。我高興做夜班，晚六點到早六點，在防空洞里做十二小時工。白天就可以少睡些覺，騰出時間跑到李家坨、余家背等等地方去活動，大約每個單位每隔—周到十天就要去碰—次頭。在民生廠，我在半山腰里租子一間做蚊煙的房子、周哲同志和我住在一起，劉光、張黎群等同志來，或者民生廠主要骨干開會，周哲同志就自覺地到屋外去放哨。那時，我們還編印了兩份刊物：一份是《青年工人》，是一種啟蒙性的;一份是《鍛冶廠》，是總結、交流斗爭經驗的，只給最主要的骨干看。這兩份刊物是油印的，刻蠟板和油印的就是我在六中四分校時的同學、后來在重慶當小學教師的韓村梅(后名為韓柏村，現在武漢)。那時交朋友，主要是談心，進一步也閱讀《新華日報》和進步書籍，也閱讀我們自己編的刊物。當時的斗爭環境是很艱苦的，和我一起離開學校、一起當學徒、一起在黨領導下從事工人工作的張亮同志(原名蕭力山)，就是在郭家坨五十兵工廠因為看進步書籍被特務盯上后被捕的，他到1945年才被放出來。我自己則是把進步書籍和刻蠟板的工具放到竹床腿里隱藏起來。

　　我們這部分進步工人，在自己的周圍都交了許多朋友，也運用了一些工人群眾熟悉的為工人群眾服務的形式進行活動，如搞堆金會(把舊的起會改變成為互助性質的)、同鄉會、拜姐妹、辦伙食等等，來更廣泛地聯系群眾。這種日積月累的細致活動，雖然只是黨的活動的一個很小的部分，卻也是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心臟里活動的力量。到了土1945年革命的形勢進入高潮，在南方局領導下開展的“胡世合事件”斗爭中就起到發動廣大群眾、壯大斗爭聲勢的重要作用。—隨后民生機器廠工人也為無理開除工人趙順陽到重慶市政府去請愿，還為發大水淹死工人舉辦了隆重的悼念活動。李家坨的工廠和余家背紡織機械廠等單位都進行了許多斗爭。

　　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建立后開展的全市性的大斗爭是合理遣散斗爭。抗戰勝利了，國民黨大官們乘著飛機、坐著輪船到從前他們丟掉的地方去“劫收”，丟下為抗戰背景離鄉、流血流汗的工人，或者有家歸不得，或者由于工廠外遷停工而落得失業。這場斗爭既是為工人解決還鄉和就業等實際問題，也是揭露國民黨上層獨吞勝利果實而置人民死活于不顧。這場斗爭遍及全市各行各業。所以叫合理遣散，是因為有一些工廠是民族資本家辦的，也要考慮他們的實際困難。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建立之后另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總結幾年來重慶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斗爭的經驗，學習在新形勢下黨對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指示。那時是把主要骨干分別就近集中在一起，用幾天的時間進行總結租學習，劉光、朱語今、張黎群同志分頭去和這些骨干見面，一起談論。雖然時間很短，對大家提高認識卻起了很大作用。

　　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建立之后，面臨的形勢是眾多的從各地到四川來的工人要回到各地去，黨也需要為各地開展工人運動和開辟黨的工作提供骨干。大部分外地的工人民主工作隊員，在黨組織的統一安排下，經過轉關系，分別到各地，與各地的黨組織取得了聯系。比較多的是到長江中下游的重要城市，如到武漢和大冶的就有二、三十人，到南京永利化工廠的就有四、五個人，還有的到了上海和北方的一些城市。不論留在重慶的，還是到各地的，絕大部分民主工作隊隊員都被發展成了黨員。最早是在抗戰勝利前夕，其次是在1945年底和1946年初，還有的是在1947年陸續被吸收入黨的。重慶工人民主工作隊隊員，把重慶抗戰中、后期斗爭的經驗，在各地結合實際加以運用，開創了新的斗爭局面，為黨的事業做出了貢獻。

回顧史實　慶祝國慶

　　今年是建國六十周年，我們應該熱烈慶祝。更重要、更有意義的是，開展回顧建國后史實的活動，從有意淡化、有意模糊、有意歪曲、有意捏造中認識真實的歷史，認識建國后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認識新社會為人民帶來的嶄新的生活，認識我們走過的現在應該走的正確的社會發展道路。

　　許多老干部、老工人、老農民、老知識分子，執著地珍視解放，執著地珍視建國，執著地珍視建國后所確定的指導思想、路線和政策，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親身經歷了新舊社會的鮮明對比。舊中國，人民頭上壓著封建地主階級、帝國主義、官僚資產階級三座大山，中國十分貧弱和落后，人民生活在深重的壓迫和剝削之下，備受苦難和艱辛。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經過長期艱苦奮斗，經過無數先烈的流血犧牲，推倒了三座大山，解放了自己，出現了新舊社會兩重天。

　　解放后，我國發生了根本變化，這種變化反映在新社會的各個方面。我這里只是粗略地、簡要地回顧一下。

　　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在解放戰爭中，配合人民解放軍的勝利進軍，開展了保衛城市、迎接解放的斗爭，很多城市幾乎完好無損地回到人民手中。解放初期，在恢復生產的同時，進行了反對封建壓迫的民主改革斗爭。例如，在紡織廠的女工中，廢除了侮辱人身的搜身制，廢除了壓迫和剝削女工的拿摩溫工頭制;在碼頭工人中廢除了把頭制，等等。在資本主義工商業中實行勞資兩利，建立勞資協商會議。隨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創立了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贖買的重大經驗，使被改造的企業得到發展，特別是這些企業的職工擺脫了雇傭勞動制度。在社會主義國有企業中一步一步地實現了職工當家作主的權利，建立了民主管理委員會和職工代表大會制度，還逐步實現“鞍鋼憲法”所提出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制度(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干部、工程技術人員、工人相結合)”。那時，體現工人階級是國家領導階級，除經過共產黨外，還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派出自己的代表，“工人老大哥”的發言受到各方的重視。在社會上，工人階級的勞動受到尊崇，從企業到全國表彰勞動模范和先進生產者、先進工作者。在解放后不久，在全國范圍內實行了勞動保險，職工的生、老、病、死、傷、殘都得到了保障。有的工人講，這比生個兒子還強。

　　農村進行了土地改革，農民從地主階級的壓迫剝削下解放出來，擁有了自己的土地，并且從互助組到合作社組織起來。人民政府依靠組織起來的農民，對大江大河進行治理，興修水庫和各種水利工程，進行了對農田的基本建設，基本上控制了洪澇災害，使農業生產得到發展(最近有資料表明：目前全國已累計建成大、中、小型水庫87085座，其中近30年建設的僅是827座，絕大部分是1949年-1978年建設的。全國農田灌溉面積1949年為2.4億畝，到1978年為7.3億畝，30年間增加了5億畝，增幅超過200%;1978年-2007年，灌溉面積從7.3億畝增加到8.67億畝，30年間增加1.37億畝，增幅為19%)。這里順便提一下，現在還有近八千個農村堅持走集體化道路，他們的工、農業生產較為發展，生活較為富裕，教育、衛生都興辦得比較好，實現了幼有所教、老有所養。

　　廣大干部經過三反(反貪污受賄、反鋪張浪費、反官僚主義)和歷次整風，經常地系統地學習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經常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從根本上改變了幾千年來官吏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而是自覺地當人民的勤務員，努力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干部中有極個別的人貪污腐化，一經發現就嚴格處理。老干部劉青山、張子善雖然有過功勞但由于貪污被槍決就是典型的事例。那時，干部經常到群眾中做調查研究，經常到基層去總結經驗，參加四清、整風等運動，經常參加勞動，經常過組織生活，干部腦子里想的是群眾需要解決什么，應該給群眾做什么事情，很少想自己要得到什么。這里說一些較小的事情。當時，有了提高級別和增加工資的機會，很少有爭搶的情況，而是認為自己不夠格而互相謙讓。寫個人信件，很少用公家的信紙、信封。即或為公家發信，有時也把用過的信封翻過來重新糊好再用。

　　在經濟建設上要著重講的是，解放后不久，在中國就初步建成了現代工業體系，并且生產出我國自己的飛機和汽車。隨后又在西北、西南建設了現代工業，開始改變我國的工業布局。特別是我國成為世界上少數能夠制造“兩彈一星”的國家之一，實現了“人家有的，我們也有”。

　　還值得回顧的是，解放后就開展了對舊社會的改造。蕩滌舊社會的污泥濁水，娼妓、吸毒販毒很快絕跡。城鄉居民組織起來，加強群眾性的治安管理，社會安定，搶劫偷盜的現象很少發生。大力開展愛國衛生運動，進一步整理環境衛生，消滅“四害”。在全國范圍內消滅血吸蟲及其它傳染性疾病。在廣大農村建立合作醫療制度，培養赤腳醫生，努力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

　　還必須回顧的大事，是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我們克服困難承擔了國際主義義務，給全世界最兇惡的美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

　　在外交上，解放后與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互助友好關系，全力支持各殖民地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經過萬隆會議確立各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隨后，與蘇聯的修正主義、與美帝的霸權主義進行堅決的斗爭，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了無私的援助。

　　至于在教育上、文化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新的、根本性改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回顧史實中，也會看到我們遭遇過困難，出現過局部的失誤。這都要恰如其分的認識，不能以偏概全，不能不分主干與枝葉。更重要的是認識出現困難、失誤的原因，看到全國人民在黨中央、毛主席領導下克服困難的堅強意志和糾正失誤的決心。至于反資本主義復辟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偉大創舉，從蘇聯走歷史的回頭路就可以看出它的深刻意義。由于缺乏經驗，由于人們有一個認識過程，遭受暫時的挫折是難免的。

　　如何回顧解放后的史實，應該根據不同情況做適當安排。可以查找當時的史料、文件和有關的書籍，也可以請老干部、老工人、老農民、老知識分子談自己的所見所聞和個人的看法，還可以三、五人聚在一起談論。可以從一時一事談起，逐步擴展和深入。最重要的是結合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樣既可以準確的全面的認識當時的形勢，又可以認識當時的指導思想，努力鍛煉我們具有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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