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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愿將一生獻宏謀

陳海波 · 2015-01-13 · 來源: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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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于敏與鄧榢先(左)在核試驗基地。

  1992年11月在中物院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研討會上(左起: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亞、于敏)。

  20世紀90年代初于敏與夫人孫玉芹。

  1999年9月18日,于敏在表彰為研制“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大會上發(fā)言。

  于敏在工作中(1980年攝)。

  少年于敏有一個執(zhí)著的信念:在那個內(nèi)亂外侮的國土上,盡管自己不能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樣馳騁沙場,但他相信,總會有諸葛亮、岳飛式的蓋世英雄出現(xiàn),能夠蕩寇平虜,重振河山。

  于敏怎么也想不到,半個世紀后,自己會成為這樣的“蓋世英雄”。

  男兒何不帶吳鉤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時代歷經(jīng)軍閥混戰(zhàn)和抗日戰(zhàn)爭,在戰(zhàn)亂中度過。在那個自視為“亡國奴”的屈辱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岳飛《滿江紅·登黃鶴樓有感》里“兵安在?膏鋒鍔。民安在?填溝壑”的國殤。

  兵火轟隆的日子里,于敏性喜安靜,喜歡讀唐詩宋詞和歷史演義。他崇拜諸葛亮運籌帷幄、決戰(zhàn)千里之外的智慧,向往其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傾慕岳飛和楊家將的精忠報國以及文天祥的威武不屈和凜然正氣。他把為國紓困的希望寄托在這些人物身上。

  1941年,于敏進入天津木齋中學讀高中,因成績優(yōu)異被推薦轉(zhuǎn)學至耀華中學讀高三。此時,他遇到了兩位恩師。

  語文老師王守惠,講解古文和古詩詞時,必會把每一篇作品置于一個大的時空中,將寫作的背景、文學的淵源和價值以及作者的家事等講得透徹明了。這種教學方法使于敏很受啟發(fā):思考和分析問題也應如此,將對象置于一個大的環(huán)境之中,用高屋建瓴的眼光去觀察和分析。他也因此發(fā)現(xiàn)了自己為何會傾心于《三國演義》里的恢宏場面和弘大背景,諸葛亮的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正是源于其開闊的視野以及善于把微觀的事情放在宏觀的大環(huán)境中進行分解和縷析。

  另一位是數(shù)學老師趙伯炎,講課時喜歡講授數(shù)學題的各種解法以及不同解法的來由,要求學生不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這種耳濡目染盡管只有一年,卻使于敏受益終生,他由此逐漸養(yǎng)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維方式,善于從宏觀角度處理微觀問題,具有開闊視野和戰(zhàn)略眼光,且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善于抓住問題的本質(zhì)。

  于敏意識到,他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的紓困之路——內(nèi)向好靜思,不喜交際,喜歡動腦不喜歡動手,這樣的自己適合學習科學。因此,當朗誦起李賀的“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時,于敏想到,他的“吳鉤”就是科學,他要用科學收取“關山五十州”。

  1945年高中畢業(yè)后,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學工學院電機系。但他發(fā)現(xiàn)那兒的老師并不喜歡刨根問底和追本溯源,難掩失落。更失落的是,強調(diào)動手能力的工科,并不適合“心靈手不巧”的他。沉靜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傾心于理科,他喜歡并選修了理論物理,并最終棄工從理,轉(zhuǎn)至理學院物理系。

  在物理系,于敏的學號1234013常年排在成績排行榜的第一名。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績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學畢業(yè)生,并考取了張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畢業(yè)后,被我國核物理學家彭桓武和錢三強器重,調(diào)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

  當時,國內(nèi)沒人懂原子核理論,于敏的研究對于中國來說是一項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國際原子核物理的發(fā)展情況和研究焦點,對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國際前沿。

  20世紀50年代,基本粒子研究尚無大進展,于敏在平均場獨立粒子運動方面發(fā)表了《關于重原子核的殼結(jié)構(gòu)理論》《關于原子核獨立粒子結(jié)構(gòu)的力學基礎》等頗有分量的論文。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學研究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為團長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場論方面的代表團訪華,對于敏的才華和研究成果大為驚嘆。回日本后發(fā)表文章,稱于敏為中國的“國產(chǎn)土專家一號”。

  1962年,在原子核理論中創(chuàng)立了集體運動模型的丹麥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A·玻爾訪問北京,于敏擔任翻譯,兩人探討過學術問題。玻爾稱贊于敏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親自邀請他去哥本哈根,于敏婉謝。

  與同時期從事核武器研制的大多數(shù)同仁不同,于敏不曾出國留學或進修。王淦昌曾留學德國,鄧稼先和朱光亞曾留學美國,郭永懷曾留學加拿大和美國,彭桓武和程開甲曾留學英國。

  于敏那時卻不曾踏出國門一步,他對此有些許遺憾。“如果生在現(xiàn)在,重新上大學,我當然會留學。”他說,“土專家”不足為法,科學需要開放交流和廣闊視野,但留學后須“回國再給國家做點事兒”,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來,落葉歸根只能起點肥料作用,應該開花結(jié)果的時候回來”。

  三十余年后,當自己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藍可即將畢業(yè)時,于敏并沒要求她留在身邊做研究。“于老師希望我出國留學,完成他的‘留學夢’。”藍可說。

  “但是,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強調(diào)獻身祖國。”藍可說,“于老師建議我出國兩年,開過眼界后就回國作貢獻。”

  了卻君王天下事

  1960年12月,我國作出部署,由核武器研究院集中攻關,突破原子彈,同時,原子能研究所先行一步對氫彈作理論探索。

  1961年1月12日,于敏被叫到了錢三強的辦公室。錢三強告訴他,經(jīng)研究批準,決定讓他作為副組長領導“輕核理論組”,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工作。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有些不解。他內(nèi)向沉默,喜歡做基礎理論研究,不喜歡搞應用研究,自認為不適宜從事研制氫彈這種大系統(tǒng)科學工程。而且,他當時的原子核理論研究正處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關鍵時期。

  不過,于敏沒有猶豫,因為他忘不了“童年亡國奴的屈辱生活”帶給他的慘痛記憶,他忘不了少年時代的那個關于“蓋世英雄”的信念。

  “這次改變決定了我的一生。”于敏說,“中華民族不欺負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負,核武器是一種保障手段,這種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動力。”

  于敏所說的“欺負”,并非僅指過去而言。20世紀50年代,美國等核大國多次威脅使用核武器來打擊中國。“抗美援朝的時候,美軍統(tǒng)帥麥克阿瑟就曾建議用核武器襲擊中國。它是真的在進行核訛詐、核威懾,不是報紙上說說玩兒的。”于敏回憶道。

  自此,于敏走上了氫彈等核武器研制的道路,他愿“了卻君王天下事”,但并不為了“贏得身前身后名”。

  于敏的身影在這條道路上漸行漸遠,消失于公眾的視野。他的夫人孫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二十多年后才恍然,“沒想到老于是搞這么高級的秘密工作”。

  1960年到1965年初,“輕核理論組”在于敏等人的帶領下,對氫彈原理和結(jié)構(gòu)作了初步探索,并解決了一系列熱核材料燃燒的應用問題,產(chǎn)生了六十多篇論文,但均作為秘密文件保存。

  1965年1月,于敏率領“輕核理論組”攜帶所有資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調(diào)入二機部第九研究院(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

  1965年9月底,于敏率領研究人員趕在國慶節(jié)前夕奔赴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利用該所假期間空出的J501計算機(運算速度為每秒5萬次,當時國內(nèi)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強型原子彈的優(yōu)化設計。

  同年10月下旬,于敏為上海研究人員作了“氫彈原理設想”系列學術報告,提出了兩級氫彈的原理和構(gòu)形的設想,并在計算機上進行了數(shù)值模擬計算。

  在上海的近百個日夜,于敏形成了一套從氫彈初級到能量傳輸?shù)綒鋸棿渭壍脑淼綐?gòu)形基本完整的氫彈理論方案。

  當于敏將整理出來的方案再一次向大家報告時,同志們?nèi)呵榧^,高呼“老于請客!”請客的還有另外一人。當氫彈原理的方案傳到北京后,鄧稼先第二天即飛到上海,聽完于敏的匯報后十分興奮,請大家吃了一頓螃蟹。

  氫彈原理一突破,大家斗志昂揚,恨不得立馬就造出氫彈。但是,氫彈原理還需經(jīng)過核試驗的檢驗。接下來的一年,于敏他們忙于氫彈原理試驗準備工作。

  1966年12月28日,氫彈原理試驗取得圓滿成功。中國成為繼美國、蘇聯(lián)和英國之后,第四個掌握氫彈原理和制造技術的國家。

  但在試驗現(xiàn)場的于敏,看著蘑菇云翻滾而上,仍不覺得圓滿,直至聽到測試隊報來的測試結(jié)果時,脫口而出:“與理論預估的結(jié)果完全一樣!”

  于敏確信他的氫彈原理是正確的,他也確信,我國已經(jīng)取得了設計實戰(zhàn)氫彈的自由。

  1967年6月17日,我國又成功進行了全威力氫彈的空投爆炸試驗。這次的蘑菇云更大,仿佛一顆人造“大太陽”,爆炸點以北250公里處仍能看到,煙云升離地面10公里。

  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中國的速度為世界之最。美國用時7年3個月,蘇聯(lián)為6年3個月,英國為4年7個月,法國為8年6個月,而我國僅用了2年8個月。

  爆炸成功后,氫彈須根據(jù)實戰(zhàn)需要進行武器化并裝備部隊。于敏接著對氫彈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和核武器生存能力、降低過早“點火”幾率等作了優(yōu)化設計,并定型為我國第一代核武器裝備部隊。

  盡管在氫彈研制中居功至偉,但對于別人送來的“氫彈之父”稱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學、技術、工程于一體的大科學系統(tǒng),需要多種學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現(xiàn)在的成績,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氫彈又不能有好幾個‘父親’。”他說。

  更看謀略稱籌幄

  于敏完成了時代賦予的使命,他想起了當初聽到錢三強告訴自己那個決定時,腦海中閃過的一個念頭:突破氫彈技術后,回去做基礎研究。后來錢三強也數(shù)次問于敏是否想回科學院。但于敏最終沒有“回去”。

  20世紀80年代,在原子彈、氫彈等技術相繼突破后,彭桓武、鄧稼先、周光召、黃祖洽、秦元勛等曾經(jīng)共同奮戰(zhàn)在核武器研制一線的骨干相繼離開九院。

  昔日群星閃耀,如今只剩下于敏、周毓麟、何桂蓮三人。

  于敏也想過離開,但“估計自己走不了”。他知道,第一代熱核武器雖然解決了有無問題,但性能還需提高,必須發(fā)展第二代核武器。于是,他留了下來,突破第二代核武器技術和中子彈技術。

  在那些日子,于敏會常常想起諸葛亮,矢志不渝,六出祁山。

  1984年冬天,于敏在西北高原試驗場進行核武器試驗。他已記不清自己是第幾次站在這嚴寒的高原上了,他曾在這片試驗場休克昏倒,他還記得多年前自己曾在這黃沙大漠中大聲吟誦“不破樓蘭終不還”。

  此刻,高原上響起了另外的高亢朗誦之聲。

  “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yè)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在試驗前的討論會上,于敏和陳能寬感慨憂慮,不由地朗誦起了諸葛亮的《后出師表》。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會場最后只剩下了于敏一個人的聲音,他一口氣將《后出師表》背誦到底——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后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后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不過,不同于諸葛亮的“出師未捷身先死”以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于敏的事業(yè)是“可為”的,而且凡事大多“逆見”。這次試驗很成功,為我國掌握中子彈技術奠定了基礎。

  1986年,于敏對世界核武器發(fā)展趨勢作了深刻分析,認為美國核戰(zhàn)斗部的設計水平已接近極限,再多做核試驗,其性能不會有很大提高。為了保持自己的核優(yōu)勢,限制別人發(fā)展,他們很可能會加快核裁軍談判進程,全面禁止核試驗。倘若那時我國該做的熱核試驗還沒做,該掌握的數(shù)據(jù)還未得到,核武器事業(yè)可能功虧一簣。

  于敏向鄧稼先表達了自己的憂慮,鄧稼先也有同感。于敏建議上書中央。于是,由于敏起草,鄧稼先修改,胡思得執(zhí)筆,向中央遞交報告,希望加快熱核試驗進程。

  后面發(fā)生的事果然如于敏所料。1992年,美國提出進行全面禁止核試驗的談判。1996年,全面禁核試條約簽署。那次上書為我國爭取了10年的熱核試驗時間。接著,于敏又提出,用精密計算機模擬來保證核武器的安全、可靠和有效。這個建議被采納并演化為我國核武器事業(yè)發(fā)展的指導思想。

  “這次上書建議可以與原子彈和氫彈技術突破相提并論。不然,我國的核武器水平會相當?shù)汀?rdquo;胡思得直言。

  正如宋朝詩人呂聲之詩中所言:“更看謀略稱籌幄,會見精神坐折沖”。于敏的謀略,“折”掉了美國的陰謀。因此,于敏又被視為我國核武器事業(yè)發(fā)展的戰(zhàn)略家,從某種程度上看,他甚至做到了像諸葛亮那樣,運籌帷幄,料事如神。

  留取丹心照汗青

  就像他沉默的事業(yè)一樣,于敏是一個喜歡安靜的人,他畢生信奉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他曾對身邊人說,不要計較有名無名,踏踏實實地做一個“無名英雄”。

  這種“寧靜”使于敏在子女的記憶中是失聲的。

  兒子于辛小時候?qū)Ω赣H的唯一記憶就是一個字:忙。“整天待在房間里想東西,很多人來找他。”女兒于元亦很難覓尋對兒時父親的記憶,因為父女倆不曾親昵過。

  但于元總算還是找到了一個“聲音”,聽著很好笑:有一天,小于元淘氣跑進爸爸房間,聽到他正對別人說ρ(希臘文字母,表示密度,音近“肉”),高興地跑出來對媽媽說:“今天有肉吃了!”

  于敏對“寧靜”有著自己的解釋。“非寧靜無以致遠。所謂寧靜,對于一個科學家,就是不為物欲所惑,不為權(quán)勢所屈,不為利害所移,始終保持嚴格的科學精神。”他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以及“丹心照汗青”,這丹心于他就是堅持科學,就是獻身宏謀。

  與于敏深交并共事三十余年的鄧稼先曾說:“于敏是很有骨氣的人。他堅持真理,從不說假話。”因此,有爭論的時候,鄧稼先常會說,“我相信老于的。”

  于敏不屈服威權(quán),能讓他屈服的是科學和事實。還有一個能“屈服”他的,是唐詩宋詞的藝術。

  胡思得說,每次和于敏出差,都能在他床頭發(fā)現(xiàn)一本唐詩或宋詞。于敏晚上睡不著覺,就躺在床上捧著看。

  藍可說,李白、杜甫的詩,他們剛讀完第一句,后面的詩句于敏都能直接背下來,還給他們分析這首詩的特點。

  陪孫子時,于敏會教他背誦古詩詞。他教孫子學會的第一首詩詞就是岳飛的《滿江紅·寫懷》:“怒發(fā)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為何如此傾心古典詩詞藝術?于敏說:“藝術可以陶冶情操,使志存高遠。而非志無以廣學,非學無以廣才呀。”

  就像他的“寧靜”可以致遠一樣,詩詞藝術帶給于敏的是在核武器事業(yè)上不斷尋求突破的遠志廣學,是一生致力于為國謀策的鞠躬盡瘁。

  雖然于敏愛詩,但甚少寫詩。在73歲那年,他卻以一首《抒懷》為題的七言律詩總結(jié)了自己沉默而又轟烈的一生:

  憶昔崢嶸歲月稠,

  朋輩同心方案求,

  親歷新舊兩時代,

  愿將一生獻宏謀;

  身為一葉無輕重,

  眾志成城鎮(zhèn)賊酋,

  喜看中華振興日,

  百家爭鳴競風流。

  于敏,絕大多數(shù)時候在這個世上“沉默無聞”,是“無輕重”的一葉,但他從未拋棄“獻宏謀”的一片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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