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最重視的是工人階級的奮不顧身積極創造世界歷史的行動”。馬克思主義者嘲笑資產階級的那種害怕群眾、害怕群眾運動的軟弱性和反動性。馬克思說：“資產階級當民眾還是保守的時候，是不免要害怕民眾愚鈍的，而在民眾一旦變得革命的時候，卻又要害怕群眾覺悟了。”不錯，工人階級在革命中或在建設中是會遇到某些曲折和困難的，這是前進中的曲折和困難，只要緊緊地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的力量，就可能迅速地加以克服。資產階級的仆從們，譬如我們現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絲毫沒有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態度，絲毫沒有克服困難的信心，而且對于我們事業發展中的某些困難譏諷嘲罵。列寧說得好：“對轉變中的困難和挫折幸災樂禍，散布驚慌情緒，宣傳開倒車，——這一切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階級斗爭的工具。無產階級是不會讓自己受騙的。”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就指出了對群眾運動的三種不同的態度：“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現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待群眾運動，仍然有這三種不同態度的人。毛澤東同志堅決地反對把群眾運動看成“糟得很”，而熱烈地歌頌群眾運動是“好得很”。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這個真理永遠不會過時。有的人之所以跌到右傾機會主義的泥坑里面，他們之所以倒霉，就因為他們不愿意相信這個真理。
第一部分 毛澤東同志的論述
……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于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
………………
農民在鄉里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風雨的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的情況，也就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無論什么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實在呢，如前所說，乃是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墻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16—17頁）
……我們的代表大會應該號召全黨提起警覺，注意每一個工作環節上的每一個同志，不要讓他脫離群眾。教育每一個同志熱愛人民群眾，細心地傾聽群眾的呼聲；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眾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眾之上，而是深入于群眾之中；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去啟發和提高群眾的覺悟，在群眾出于內心自愿的原則之下，幫助群眾逐步地組織起來，逐步地展開為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斗爭。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超過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群眾的自愿原則，害了急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為自己了解了的東西，廣大群眾也和自己一樣都了解了。群眾是否已經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動起來，要到群眾中去考察才會知道。如果我們這樣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義。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因為它落后于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群眾前進一步的原則，害了慢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為自己還不了解的東西，群眾也一概不了解。許多時候，廣大群眾跑到我們的前頭去了，迫切地需要前進一步了，我們的同志不能做廣大群眾的領導者，卻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見，并且將這種落后分子的意見誤認為廣大群眾的意見，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總之，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
（“論聯合政府”，1945年，“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96—1097頁）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
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我們應當積極地熱情地有計劃地去領導這個運動，而不是用各種辦法去拉它向后退。運動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難糾正的。干部中和農民中存在的缺點或錯誤，只要我們積極地去幫助他們，就會克服或糾正。干部和農民是在黨的領導之下前進的，運動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們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錯誤，例如：一方面排斥貧農入社，不照顧貧農的困難；另一方面又強迫富裕中農入社，侵犯他們的利益。這些都應該向他們去進行教育，加以糾正，而不是簡單地去進行斥責。簡單的斥責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要大膽指導運動，不要前怕龍，后怕虎。干部和農民在自己的斗爭經驗中將改造他們自己。要讓他們做，在做的中間得到教訓，增長才干。這樣，大批的優秀人物就會產生。前怕龍后怕虎的態度不能造就干部。
………………
我們應當愛惜農民和干部的任何一點微小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而不應當去挫折它。我們應當同合作社社員、合作社干部和縣、區、鄉干部共命運，同呼吸，不要挫折他們的積極性。
………………
在勝利面前，我認為有兩種不好：（1）勝利沖昏了頭腦，使自己的頭腦大大膨脹起來，犯出“左”的錯誤，這當然不好。（2）勝利嚇昏了頭腦，來一個“堅決收縮”，犯出右的錯誤，這也不好。現在的情況是屬于后一種，有些同志被幾十萬個小型合作社嚇昏了。
………………
在發展的問題上，目前不是批評冒進的問題。說現在合作社的發展“超過了實際可能”，“超過了群眾的覺悟水平”，這是不對的。
………………
這些同志看問題的方法不對。他們不去看問題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質方面、非主流方面的東西。應當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質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問題，必須逐一地將它們解決。但是，不應當將這些看成為本質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我們必須相信：（1）廣大農民是愿意在黨的領導下逐步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2）黨是能夠領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這兩點是事物的本質和主流。如果缺乏這種信心，我們就不可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基本上建成社會主義。
（“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第1—2、10、12、18、21頁）
那些不相信就一個一個的地方來說可以在三年內實現初級形式的合作化的人們（三年合作化的口號是群眾提出的，遭到了機會主義者的批評），那些不相信晚解放區可以和老解放區同時實現合作化的人們，請看一看江蘇省崑山縣的這個鄉吧！這里不是三年合作化，而是兩年就合作化了。這里不是老解放區，是一個千真萬確的晚解放區。這個晚解放區，走到許多老解放區的前面去了。有什么辦法呢？難道可以把它拉回來嗎？當然不能，機會主義者只有認輸一法。群眾中蘊藏了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那些在革命時期還只會按照常規走路的人們，對于這種積極性一概看不見。他們是瞎子，在他們面前出現的只是一片黑暗。他們有時簡直要鬧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這種人難道我們還見得還少嗎？這些只會循著常規走路的人們，老是對于人民的積極性估計過低。一種新事物出現，他們總是不贊成，首先反對一氣。隨后就是認輸，做一點自我批評。第二種新事物出現，他們又按照這兩種態度循環一遍。以后各種新事物出現，都按照這個格式處理。這種人老是被動，在緊要的關頭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別人在他的背上擊一猛掌，才肯向前跨進一步。那一個年頭能使這種人自己有辦法走路，并且走得象個樣子呢？有一個治好這種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時間到群眾中去走一走，看看群眾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從其中找出先進經驗，加以推廣。這是一個治好右傾頑癥的有效的藥方，奉勸人們不妨試一試。
（“這個鄉兩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第587—588頁）
幾乎帶普遍性地在許多地方存在著的、阻礙廣大的貧農和下中農群眾走合作化道路的、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同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勢力互相呼應著。對于這樣一種情形，這一篇文章算是描寫得恰好。作者以極大的憤怒斥責了機會主義者，支持了貧苦農民。有些人雖然頂著共產主義著的稱號，卻對于現在要做的社會主義事業表現很少興趣。他們不但不支持熱情的群眾，反而向群眾的頭上潑冷水。一九五五年，在中國，正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決勝負的一年。邊一決戰，是首先經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會議表現出來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樣的烏煙瘴氣，陰霾滿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卻完全變了樣，成了另外一種氣候，幾千萬戶的農民群眾行動起來，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實行合作化。到編者寫這幾行的時候，全國已經有六千萬以上的農戶加入合作社了。這是大海的怒濤，一切妖魔鬼怪都被沖走了。社會上各種人物的嘴臉，被區別得清清楚楚。黨內也是這樣。這一年過去，社會主義的勝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當然還有許多戰斗在后頭，還要努力作戰。
（“機會主義的邪氣垮下去，社會主義的正氣升上來”一文按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第729－730頁）
這是一篇動人的敘述，希望讀者好好地看一遍。特別要請那些不相信廣大農民群眾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的同志和那些動不動就想拿起刀來“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地看一遍。現在全國農村中，社會主義因素每日每時都在增長，廣大農民群眾要求組織合作社，群眾中涌出了大批的聰明、能干、公道、積極的領袖人物，這種情況十分令人興奮。最大的缺點，就是在許多地方黨的領導還沒有主動地趕上去。目前的任務，就是要使各級地方黨委在這個問題上采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動立場，將整個農業合作化的任務拿到自己手里來，用積極的高興的歡迎的全力以赴的態度去預導這個運動。不要重復葉公好龍那個故事，講了多少年的社會主義，臨到社會主義跑來找他，他又害怕起來了。
（“一個違背領導意愿由群眾自動辦起來的合作社”一文按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下冊，第1204頁）
第二部分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論述
……誠然，資產階級當民眾還是保守的時候，是不免要害怕民眾愚鈍的，而在民眾一旦變得革命的時候，卻又要害怕民眾覺悟了。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變記”，1851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卷，第313頁）
如果你讀到我的“拿破侖第三政變記”的最末一章，你就可看見我說了這樣的話：法國革命的下一次的企圖，不再是象從前一樣，把官僚主義的軍國主義的機器從一手移轉于它手，而是要把它打碎；這是歐洲大陸上每一真正民眾革命的先決條件。我們英勇的巴黎黨的同志們所企圖的，就是如此。這些巴黎人，是有何等的機動能力，何等的歷史的創造力，何等的自我犧牲的能力呵！經過了六個月的饑餓與破壞之后造成饑餓與破壞的，與其說是國外的敵人，不如說是國內的叛變，他們，在普魯士的刺刀下面革命起來，好象法國與德國沒有發生戰爭似的，好象敵人不在巴黎門前似的。在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象這樣偉大的例子。如果他們歸于失敗，那只是由于他們的“寬容的性質”。在最先維諾衣后來巴黎國民軍的反動部分，都敗退到凡爾賽之后，他們應該立即向凡爾賽進軍。由于良心上的躊躇，他們喪失了時機。他們不愿發動國內戰爭，好象那惡毒的妖物梯亥爾還沒有因企圖解除巴黎武裝而把內戰發動起來似的。第二個錯誤：中央委員會為要讓位給公社，而把權力放棄得太早。這又是由于“太過端正”以至流于疑懼！雖是如此，這一次的巴黎起義——即使它被舊社會的狼、豬和惡狗們所壓倒——還是我們黨從巴黎六月起義以來的最光榮的行為。將這些巴黎的“翻天復地”的英雄們，與德意志普魯士神圣羅馬帝國（它帶有染著兵營臭味、教堂臭味、士官貴族臭味、尤其是庸人臭味之因襲的假裝）的順天的奴才們比較一下吧。
（馬克思：“致顧格曼論巴黎公社的信”，1871年。“法蘭西內戰”，第103—107頁）
至于我們，那末根據我們的全部過去，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在差不多四十年間，我們一直是最重視階級斗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最重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階級斗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強有力杠桿；所以我們決不能去和力求把這個階級斗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起行走。在創立國際時，我們明確地規定了一個戰斗口號：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們不能去和公然說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程度來自己解放自己，因而應當由慈善主義的大小資產者一手從上面解放出來的人們一起行走。
（馬克思和恩格斯：“致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布拉克等人”，1879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第485－486頁）
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馬克思這樣說過。革命是被壓迫者與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民眾在其他任何時候都不如革命時期這樣能表現為新社會制度的積極創造者。在這樣的時期，人民能夠作出從市儈漸進主義狹小眼光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奇跡。但在這樣的時候，必須使革命黨的領導者也更廣闊更大膽地提出自己的任務，必須使他們的口號始終能發揚群眾的革命自動性，成為他們的燈塔，表明出我們的民主理想和社會主義理想的全部偉大與全部光采，指明出達到絕對完全徹底服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首先且讓無情的斗爭來解決選擇道路的問題吧。如果我們不利用群眾這種異常興奮的毅力及其革命的熱情來為直接堅決道路進行無情而奮勇的斗爭，那我們就會成為叛變和出賣革命的人了。
（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1905年。“列寧文選”兩卷集第1卷，第654－655頁）
馬克思對公社的評價是他給庫格曼的書信中的精華。拿這種評價來和俄國社會民主黨右翼所用的手段對照一下，是特別有益處的。普列漢諾夫在1905年十二月事件以后，灰心喪氣地喊道：“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而他居然還把自己同馬克思相比，說馬克思在1870年也曾阻止過革命。
對的，馬克思也曾阻止過革命。但請看看，普列漢諾夫所作的這種比擬，正好表明普列漢諾夫和馬克思有天淵之別。
在1905年11月，即俄國革命浪潮達到頂點的一個月以前，普列漢諾夫不但沒有堅決警告過無產階級，反而公開說必須學會掌握武器，必須武裝起來。而一個月以后，當斗爭已經爆發的時候，普列漢諾夫卻又毫不分析這次斗爭的意義，分析這次斗爭在整個事變進程中的作用，以及同以前斗爭形式的聯系，便馬上扮作悔過的知識分子說道：“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
1870年9月，即在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馬克思已在有名的國際宣言中直接警告過法國工人，說實行起義是愚蠢舉動。他事前就揭露了以為1792年的運動可能再現的民族主義幻想。他不是事后，而是好幾個月以前就說過“不需要動用武器”。
當他自己在9月認為毫無希望的這件事情在1871年3月開始實現的時候，他又采取了怎樣的態度呢？馬克思是否利用這一點（好象普列漢諾夫利用十二月事變那樣）來專門“挖苦”自己的敵人，即那些領導了公社的蒲魯東派和布朗基派呢？他是否象一位女教師那樣嘮叨說，我曾經講過，我曾經警告過你們，而現在你們看，你們的浪漫舉動，你們的革命狂想，搞出了什么名堂呢？他是否也象普列漢諾夫教訓十二月起義的戰士那樣，用什么“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這類自鳴得意的庸人的說教來教訓公社活動家呢？
不。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給庫格曼寫了一封非常熱情的信，我們希望每個俄國社全民主黨人，每個識字的俄國工人都把這封信當作座右銘。
馬克思在1870午9月把起義說成是愚蠢舉動，但到了1871年4月，當他看見人民的群眾運動已經起來的時候，他就以參加者的態度，對這個標志著世界歷史革命運動前進一大步的偉大事變表示莫大的關切。
他當時說，這是要打破官僚軍事機器的嘗試，而不是簡簡單單把這個機器從一手轉交到另一手。他謳歌蒲魯東派和布朗基派所領導的巴黎“英勇的”工人。他當時寫道：“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靈活性，何等的歷史主動性，何等的自我犧牲精神！”（第88頁）……“歷史上還沒有過這種英勇奮斗助范例。”
馬克思最重視的是群眾的歷史主動性。要是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從馬克思身上學到怎樣來估計俄國工人和農民群眾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現的歷史主動性，那該多好啊！
一面是半年前就預見到失敗的一位極深刻的思想家竭力推祟群眾的歷史主動性，一面是毫無生氣的麻木不仁的迂腐說法：“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這豈不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嗎？
馬克思當時雖然流亡在倫敦，但他卻以他特有的全部熱情投入了這一群眾斗爭，并且作為這一斗爭的參加者來評價那些“奮不顧身的”、“決心沖天的”巴黎人所采取的直接步驟。
現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中那些在1906－1907年大罵革命浪漫主義的“現實主義的”聰明才子們，在當時不知會怎樣譏笑馬克思！他們看到這位唯物主義者和經濟學家，這位烏托邦的敵人贊揚沖天的“嘗試”時，不知會怎樣嘲笑他呢！那些套中人看到這種所謂暴動意圖和烏托邦主義等等，看到對沖天的運動所做的這種估價時，不知會怎樣掉淚、冷笑或表示憐憫！
而馬克思絲毫沒有象絕項聰明的鰷魚那樣害怕討論革命斗爭最高形式的技術問題。他正是討論起義的技術問題。是防御，還是進攻呢？——他寫道。當時他好象是看見軍事行動就在倫敦附近發生似的。接著他自己解答說：一定要進攻，“本來是應該立刻向凡爾賽進軍的……”
………………
馬克思警告領導者不要舉行尚未成熟的起義。但他對待決心沖天的無產階級，卻是以實際的顧問，以群眾斗爭的參加者的姿態出現的，因為不管布朗基和蒲魯東的荒謬理論和錯誤怎樣，群眾究竟把整個運動提到了更高的階段。
………………
馬克思沒有向無產階級隱諱公社所犯的任何一個錯誤，他為這一偉大事業而寫的一部著作，至今還是“沖天的”斗爭中最好的指南，同時也是自由派和激進派的“瘟豬”最害怕的東西。
普列漢諾夫為十二月事變寫的一都“著作”，卻幾乎成了立憲民主黨人的福音書。
………………
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義叫做愚蠢舉動。但當群眾已經起義了的時候，馬克思就愿意同他們一起前進，同他們一起在斗爭過程中學習，而不是訓誡他們，向他們打官腔。他懂得，誰想事先絕對確切地估計勝利的機會，誰就是有意欺騙，或是迂腐到不可救藥。他最重視的是工人階級奮不顧身積極創造世界歷史的行動。馬克思觀察世界歷史，是從正在創造歷史，但無法事先絕對準確地估計勝利機會的那些人們的觀點出發的，而不是從瞎說“本來容易預察到……本來是不需要動用……”等等的庸俗知識分子的觀點出發的。
同時，馬克思能夠理解到歷史上常有這種情形，即群眾進行的殊死斗爭甚至是為了一件沒有勝利希望的事業，但對于進—步教育這些群眾，對于訓練這些群眾去作下一次斗爭卻是必需的。
我們現在那些冒牌馬克思主義者喜歡濫引馬克思的話，只愿仿效他估計已往而不愿仿效他創造未來，他們完全不能理解，甚至根本反對這樣一種問題提法。普列漢諾夫在1906年12月后開始“阻止”……時，根本就沒有想到這樣一種問題提法。
（列寧：“卡·馬克思致路·庫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1907年。“列寧全集”第12卷，第100－105頁）
馬克思主義和其他一切社會主義理論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學的冷靜的態度去分析客觀形勢和進化的客觀進程，同時又能非常堅決地承認群眾（當然，還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階級的聯系，并實現這種聯系的個人、團體、組織、政黨）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力、革命首創精神的意義，并且把這兩方面卓越地結合起來。馬克思根據自己的全部歷史觀點對人類發展的革命時期作了很高的評價，因為正是在這種時期，解決了所謂和平發展時期慢慢積累起來的許多矛盾。正是在這種時期，最有力地表現出了各個不同的階級在確定社會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建立了后來長期固定在更新了的生產關系基礎上的政治“上層建筑”的根基。同時，馬克思和自由資產階級的理論家不同，他認為這種時期不是脫離了“正常”的道路，不是“社會病態”的表現，不是過激和謬誤的可悲的結果，而是人類社會歷史中最有生氣、最重要、最本質、最具有決定性的關頭。
（列寧：“反對抵制”，1907年。“列寧全集”第13卷，第19－20頁）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前幾個月，即1870年秋，馬克思曾經警告巴黎工人說，推翻政府的嘗試是一種絕望的愚蠢舉動。但是，1871年3月，當工人被迫進行決戰，起義已經成為事實的時候，盡管當時有種種惡兆，馬克思還是以歡欣鼓舞的心情來迎接無產階級革命。馬克思并沒有用學究式的言論來非難“不合時宜的”運動，象臭名昭彰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叛徒普列漢諾夫那樣。普列漢諾夫在1905年11月寫了一些鼓舞工人農民進行斗爭的文章，而在1905年12月以后，卻以自由主義的論調大叫其“本來是不需要拿起武器的”。
然而，馬克思不僅是因為公社社員發現了如他所說的“翻天復地”的英雄主義而感到愉快。雖然這次群眾性的革命運動沒有達到目的，但是他在這次運動中看到了有極重大意義的歷史經驗，看到了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定進步，看到了比幾百種綱領和議論更為重要的實際步驟。分析這個經驗，從這個經驗中得到策略教訓，根據這個經驗來重新審查自己的理論，這就是馬克思提出的任務。
馬克思認為對“共產黨宣言”必須做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據巴黎公社社員的革命經驗而做出的。
（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年。“列寧全集”第25卷，第400－401頁）
所以，同志們，如果你們這樣觀察問題，你們就不會讓資產階級及其走卒把你們引入歧途，他們的全部任務，就是散布驚慌和失望的情緒，制造對全部工作完全灰心的氣氛，把全部工作描畫成毫無希望的事情，他們指出每一個別的無紀律和腐敗的情況，并且因為這些個別情況而鄙棄革命，似乎世界歷史上確實曾經發生過這樣一次大革命，在這次革命中沒有腐敗的現象，沒有違反紀律的現象，在群眾制定新紀律的時候沒有經過痛苦嘗試的步驟。我們不應該忘記，我們第一個接近了歷史的轉折點，在這個時候，新的紀律，勞動的紀律，同志關系的紀律，蘇維埃的紀律，是真正由千百萬被剝削的勞動者親自制定的。……而我們感到自豪的，就是一切覺悟的工人和全體勞動農民，正在盡力幫助這個破壞工作；這時群眾們已經自動地和本著自己的首創精神而日益覺悟到：他們不應該等待上面的命令，而應該根據自已生活經驗的指示去用聯合起來的勞動的新紀律，用人口達幾千萬、幾萬萬的俄國的聯合起來的、有組織的工人和勞動農民的紀律，去代替那種建筑在對勞動者的剝削和奴役上的紀律。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任務，但也是一個光榮的任務，因為只有在我們實際解決這個任務的時候，我們才能把那個正在被我們裝殮的資本主義社會最后封棺埋葬下去。
（列寧：“在國民經濟委員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1918年。“列寧全集”第27卷，第388－389頁）
莫斯科——喀山鐵路工人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卻是使各國人民擺脫資本桎梏和戰爭慘禍的社會主義新社會的一個細胞。
資本家老爺及其走狗，包括那些慣于自命為“輿論”代表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當然要譏笑共產黨人的希望，稱這種希望是“小花盆里栽大樹”，譏笑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次數同大量存在的盜竊公物、游手好閑、生產率低落、損毀原料和產品等等現象比較起來是微乎其微的。……對轉變中的困難和挫折幸災樂禍，散布驚慌情緒，宣傳開倒車，——這一切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階級斗爭的工具和手段。無產階級是不會讓自己受騙的。
如果從實質上來觀察問題，難道歷史上有一種新生產方式是不經過許許多多的失敗和反復的錯誤而一下子就發展起來的嗎？農奴制顛復后過了半世紀，俄國農村仍有不少的農奴制殘余。美國廢除黑奴制度后過了半世紀，那里的黑人往往還處于半奴隸狀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連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始終保持替資本服務的本色，抓住虛偽透頂的論據；在無產階級革命之前，他們責備我們是空想主義者，而在革命之后，他們卻要求我們用荒唐的速度來廢除舊制度的遺跡！
但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知道資產階級“論據”的真實價值，也知道舊東西的殘余在革命后的一定時期內還必然勝過新的幼芽。當新事物剛剛誕生時，舊事物在相當時期內總是比新事物強些，這在自然界或社會生活中都是常見的現象。譏笑新的幼芽軟弱，抱著輕浮的知識分子的懷疑態度等等，——這一切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手段，是保護資本主義而反對社會主義。我們應當縝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極仔細地對待它們，盡力幫助它們成長，并“照護”這些柔弱的幼芽。
（列寧：“偉大的創舉”，1919年6月。“列寧全集”第29卷，第386－387頁）
一切歷史，特別是革命的歷史，它的內容總是比最優秀的政黨、最先進階級的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象的更豐富多采，更生動活潑，更“巧妙”。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最優秀的先鋒隊也只能表現幾萬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理想；而革命卻是在人的一切聰明才智特別高漲和緊張的時候，由千百萬被最尖銳的階級斗爭所激勵的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理想來實現的。由此可以得出兩個很重要的實際結論：第一、革命階級為了實現自己的任務，必須善于毫不遺漏地掌握社會活動的一切形式或方面（有時在奪取政權以后，還要冒著巨大的危險去做它在奪取政權以前沒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階級必須時刻準備著最迅速和突然地用一種形式來代替另一種形式。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寧全集”第31卷，第77頁）
有些政黨的理論家和領袖雖然知道各族人民的歷史，鉆研過革命歷史的始末，可是他們有時患著一種很不體面的病癥。這種病癥就叫做害怕群眾，不相信群眾的創造能力。在這個基礎上，有時就產生了領袖對群眾的某種貴族態度，而群眾雖然不熟悉革命歷史，卻負有破壞舊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使命。怕自發勢力洶涌澎湃，怕群眾“破壞得太多”，想充當保姆的角色，竭力照書本去教導群眾，而不愿意向群眾學習，——這就是這種貴族態度的基礎。
列寧和這種領袖完全相反。我不知道有第二個革命者象列寧這樣深信無產階級的創造力，深信無產階級的階級本能適合于革命。我不知道有第二個革命者善于象列寧這樣無情地打擊那些傲然批評“革命的混亂狀態”和“群眾的胡鬧行為”的人。我記得在一次談話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見說“革命后必須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寧諷刺地回答說：“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記了革命秩序是歷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因此，列寧總是鄙棄那些瞧不起群眾，想照書本去教導群眾的人。因此，列寧總是不倦地教誨我們：要向群眾學習，要理解群眾的行動，要細心研究群眾斗爭的實際經驗。
相信群眾的創造力，——這就是列寧活動中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使他能夠理解自發勢力，把自發運動引上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
（斯大林：“論列寧”，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4－55頁）
……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不了解我們布爾什維克的發展速度，不相信這種速度，并且根本不接受超出逐漸發展的范圍，超出自流范圍的任何東西。不僅如此，我們布爾什維克的速度，我們那些和改造時期有關的新的發展道路，階級斗爭的尖銳化以及由于這種尖銳化而引起的結果，都使他們陷于張皇失措的境地，產生畏縮恐懼的心理。因此，很明顯，他們躲避和我們黨的最尖銳的口號有關的一切事物。
他們染上了契可夫小說中有名的主人公，希臘文教員，“套中人”別里柯夫的那種毛病。你們記得契可夫的短篇小說“套中人”嗎？大家知道，這位主人公不管天氣冷熱，出門總是穿著套鞋和棉大衣，帶著雨傘。有人問別里柯夫說：“請問，為什么你在這樣熱的七月天還穿著套鞋和棉大衣呢？”別里柯夫回答說：“以防萬一，不要弄出什么事情來，要是突然冷起來，那怎么辦呢？”（大笑，鼓掌。）他象害怕瘟疫一樣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軌以外的東西。人家開辦了一個新食堂，別里柯夫立刻就恐懼起來：“當然，有個食堂也許是好的，可是要當心呵，不要弄出什么事情來。”人家組織了一個戲劇組，成立了一個閱覽室，別里柯夫又恐懼起來：“戲劇組，新閱覽室，要這些東西干嘛？當心呵，不要弄出什么事情來。”（大笑）
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也是這樣。你們記得把高等技術學校交給有關的經濟人民委員部接辦的事情嗎？當時我們不過想把兩所高等技術學校交給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本來這是一件小事情。但是我們卻遭到右傾分子的拼命反抗。“把兩所高等技術學校交給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為什么要這樣？等一等不是更好嗎？當心呵，不要因為這個主意弄出什么事情來。”現在我們所有的高等技術學校都已交給有關的經濟人民委員部了。可是什么事情也沒有發生，我們還活著。
或者再拿對富農采取非常措施的問題來說吧。你們記得右傾反對派的首領們因為這件事向我們發的神經病嗎？“對富農采取非常措施？為什么要這樣？對富農采取自由主義的政策不是更好嗎？當心呵，不要因為這個主意弄出什么事情來。”現在我們已經在實行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了，和這個政策比較起來，對富農采取的非常措施簡直是不足道的小事。可是什么事情也沒有發生，我們還活著。
或者再拿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問題來說吧。“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要它們干嗎？我們何必著急呢？當心呵，不要因為這些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弄出什么事情來。”
如此等等。
這種害怕新事物、不會用新方式來處理新問題的毛病，這種“不要弄出什么事情來”的恐懼，——就是套中人的這些特征阻撓著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真正和黨打成一片。
當困難出現的時候，當地平線上出現一小朵烏云的時候，套中人的這些特征在他們身上就表現得特別可笑。只要我們有什么地方出現了一些困難和阻礙，他們立刻就恐懼起來：不要弄出什么事情來。只要聽見什么地方有只蟑螂發出沙沙的響聲但是還沒有完全從洞里爬出來，他們立刻就嚇得往后退，膽顫心驚，大喊大叫，說大難臨頭了，說蘇維埃政權就要滅亡了。（哈哈大笑）
我們叫他們安心，竭力開導他們，說這里沒有任何危險，說這不過是一只蟑螂，用不著害怕。但是哪里有用！他們還是繼續大喊大叫：“這怎么會是蟑螂？這不是蟑螂，是一千只猛獸！這不是蟑螂，這是深淵，這是蘇維埃政權的滅亡”……于是就“手忙腳亂起來”……布哈林為此寫了一個提綱送到中央，硬說中央的政策已經使國家瀕于滅亡，硬說蘇維埃政權一定會滅亡，如果不是立刻滅亡，至多也不過一個月就要滅亡。李可夫同意布哈林的提綱，不過附帶聲明說他和布哈林有極嚴重的分歧，分歧的地方是：在他看來，蘇維埃政權的滅亡不是過一個月，而是過一個月零兩天。（大笑）托姆斯基同意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意見，不過有一點他是反對的，這就是他倆不應該寫出提綱，不應孩留下日后不免要對它負責的字據：“我對你們說過多少遍，你們想怎樣做就怎樣做，但是不要留下字據，不要留下痕跡。”（全場哈哈大笑，鼓掌多時。）
誠然，經過一年以后，當每個傻瓜都已經明白蟑螂的危險連一個雞蛋殼都抵不上的時候，右傾分子已開始恢復神志，壯起膽子，甚至不辭吹牛，說他們不怕任何蟑螂，何況這是一只有氣無力、半死不活的蟑螂。（笑聲，鼓掌。）但這是一年以后的事。在這以前卻不得不和這些愛找麻煩的人費力周旋……
同志們，就是這些情況阻撓著右傾反對派過去的首領們靠近黨的領導核心并和它徹底打成一片。
（斯大林：“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向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的結論”，1930年。“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3－15頁）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烏有之人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