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黨內民主

老牛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著自己的生產力的一定發展以及與這種發展相適應的交往（直至它的最遙遠的形式）的制約。”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現實，“始終是一定的社會關系。”人類社會產生以來的一個最為重要的產物就是每一個人都無法擺脫的社會關系。這是因為，只要若干個作為個體的人處在一起并相互反映，就有了組織行為。在任何一個組織中，都必然產生群集關系、領袖與追隨者的關系、統制與服從的關系、合作與相互照料的關系等等，一個組織內部的成員總是按照一定的準則來處理組織內部的各種關系。政黨作為若干個個體的人組成的政治組織，其內部也會形成各種關系。工人階級政黨由于其性質與奮斗目標的規定，將民主集中制作為黨的根本組織原則，構成民主集中制基本要素的黨內的高度民主與高度集中的統一，成為黨員處理黨內關系的基本準則。

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在延安為一名普通的共產黨員張思德舉行的追悼會上說：“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毛澤東的這段話說明了共產黨這個政治組織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黨是有著共同理想與共同奮斗目標的人組成的，正如列寧所說，是志同道合者的聯盟。黨的這一特點決定了，處理黨內各種關系的規則必須建立在維護共同的理想這個基礎之上，這就是處理黨內關系的黨性原則。對此，恩格斯曾經說道：“為了不致蛻化成為宗派，我們應當容許討論，但是共同的原則應當始終不渝地遵守。”按照全體黨員應當始終遵守的共同原則，即黨的理想與奮斗目標確定黨內活動與處理黨內關系的準則，以有效的制度和措施保證這些準則不被破壞，工人階級自己的政黨才能夠既保持黨的活力（其表現為黨在思想上的創造性），又能夠保證黨的團結與黨員在行動上的一致，同時也才能夠使黨不管遇到什么樣的現實困難，都不會放棄黨的理想與目標。

黨是志同道合者的聯盟，意味著在黨內必須堅持平等的原則。為了一個共同的理想而組織起來的人們----工人階級政黨的黨員，他們走到一起不是迫于某種壓力，也不是為了獲得什么好處，其目的就是實現人類的徹底解放，建立一個真正平等的社會。同樣，共產黨人的理想和奮斗目標是實現正義與平等，在為實現黨的理想而奮斗時，黨怎么能夠容許在黨內形成只有封建社會中才存在的不平等的黨員與黨員之間的關系呢？因此，一個人過去不管從事什么工作，一旦加入共產黨，他和其他黨員在政治上就是完全平等的。在黨內，所有黨員，不論是一個普通黨員，還是黨的領導干部甚至是黨的領袖，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其表現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的基礎上，才能夠實現黨內充分的民主。這是處理黨內關系的最重要的原則。如果這一條原則得不到保證，黨內關系就會被扭曲。

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情況非常特殊的國家進行革命活動，中國幾千年的思想習慣，革命根據地的分散，中國政治傳統中的地方主義等都決定了，黨必須隨時注意解決分散主義、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等可能導致黨喪失戰斗力的成為傾向，必須加強黨的集中制。但是，中國共產黨并沒有因此忽視黨內民主的極端重要性。

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中國共產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了巨大努力，毛澤東當時就明確指出：“要達到這種目的，黨內民主是必要的。要黨有力量，依靠黨的民主集中制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在反動和內戰時期，集中制表現得多一些。在新時期，集中制應該密切聯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實行，發揮全黨的積極性，用發揮全黨的積極性，鍛煉出大批的干部，肅清宗派主義觀念的殘余，團結全黨像鋼鐵一樣。”以黨內民主發揮全黨的積極性，鍛煉干部，肅清宗派主義，實現全黨最緊密的團結，這是毛澤東對黨內民主所具有的重要意義的最初認識。隨著時間的推移，認識的深化，毛澤東對黨內民主的重要性進行了更為全面的論述。

毛澤東說：“處在偉大革命斗爭面前的中國共產黨，要求整個黨的領導機關，全體黨員和干部，高度地發揮其積極性，才能取得勝利。所謂發揮積極性，必須具體地表現在領導機關、干部和黨員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的活躍，敢于和善于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以及對于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從愛護的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沒有這些，所謂積極性就是空的。而這些積極性的發揮，有賴于黨內生活的民主化。黨內缺乏民主生活，發揮積極性的目的就不能達到。大批能干人才的創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這段話非常全面地分析了黨內民主對黨的發展所具有的意義。

黨內所有成員在政治上的平等，并不否定黨的領導干部和黨的領袖的作用。這就如毛澤東所說：“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在一個四億五千萬人的中國里面，如果領導者是一個狹隘的小團體是不行的。”“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黨依靠著這些人而聯系黨員和群眾，依靠著這些人對于群眾的堅強領導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要作為一種任務，在全黨和全國發現許多新的干部和領袖。”但是，對干部作用的強調，并不表明干部可以高人一等。相反，不管黨的干部的作用多么大，他都不能取代黨內民主，而是要在黨內民主充分得到保證的情況下，接受黨的組織和黨員在黨內對他的監督。

實現黨內民主絕不意味著否定黨的集中和黨的紀律。毛澤東在總結江西蘇維埃政權建設的經驗時曾經指出，一哄而集的群眾會，不能討論問題，不能使群眾得到政治訓練，又最便于投機分子的操縱。在回答英國記者貝特蘭提出的“‘民主集中’在名詞上不是矛盾的東西嗎？”這一問題時，毛澤東特別強調：“對于中國，二者都是必需的。”中國是一個長期以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為主的國家，小農經濟的分散性造成了中國人組織性紀律性的欠缺。中國共產黨在這樣一種社會文化環境中建立發展，它的成員的大多數出身于農民，中國革命又長期以分散建立根據地的方式進行，如果把民主與集中對立起來，黨自身就會是一盤散沙。為了保證黨的組織上的鞏固和行動上的統一，必須實現高度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確的意見。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這五個統一是中國共產黨能夠戰勝比自己強大的敵人的基本的組織條件，在成為執政黨后，高度的集中是保證國家統一的基本條件。鄧小平在談到改革的條件時非常明確地指出：“中央要有權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沒有這一條，就是亂哄哄，各行其是。”“有了這個權威，困難時也能做大事。不能否定權威，該集中的要集中，否則至少要耽誤時間。”

在高度民主的基礎上實現高度的集中，對黨的發展還有一個極端重要的意義：制止黨內形成有組織的派別活動，防止黨的分裂。對此，鄧小平曾經說：“‘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把八大軍區司令對調，這是因為懂得軍隊的領導藝術，就是不允許任何軍隊領導干部有個團團，有個勢力范圍。”如果黨內出現有組織的派別活動，黨的分裂將不可避免。

中國共產黨在成為執政黨后，毛澤東國家注意形成健康的、既有利于黨內民主，又有利于黨的團結和統一的黨內關系，并在理論上對此問題進行長期的探討。對于黨內形成平等的關系，反對各種在黨內關系上的庸俗作風，發展黨內民主，毛澤東進行了大量的理論闡述。其中毛澤東最為關注的，是任何形成真正平等的黨內關系。毛澤東針對當時已經出現的官僚主義現象，特別強調：“全黨要鼓起干勁，打掉官風，實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盡可能地糾正一切工作上、作風上、制度上的缺點和錯誤。”領導干部要“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干部和群眾。必須使人感覺到人們相互間的關系確實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給他的。”“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風。”“不可以一切依賴秘書。”要以自己動手為主，別人幫助為輔。“一切依賴秘書，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現。”黨的高級領導干部，要到下面進行調查研究，“要和工人、農民接觸，要增加感性認識。”

但新中國建立以后，中國共產黨黨內民主的發展并沒有達到毛澤東預期的目標，其根本原因在于無論是領導干部還是普通黨員乃至群眾，都沒有形成牢固的政治平等意識，毛澤東在經過多次努力并使用各種辦法以后，終于認識到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即將爆發前毛澤東在給當時的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的信中寫道：“真要實行民主集中制，是要經過認真的教育、試點和推廣，并且經過長期反復進行，才能實現的。”否則，“始終不過是一句空話。”毛澤東沒有進行更詳細的闡述，當他寫下這句話時，他到底把什么因素看作是實行民主集中制的主要障礙，不得而知，但他已經認識到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困難，則顯示出他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對實現黨內民主將會遇到的困難進行過透徹的分析，他寫道：“由于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小生產的家長制占優勢的國家，又在全國范圍內至今沒有民主生活，這種情況反映到黨內，就產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現象。同時，也影響到統一戰線中、民眾運動中民主生活的不足。”為了解決民主生活不足的問題，毛澤東指出：“必須在黨內施行有關民主生活的教育，使黨員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與集中制的關系，并如何實行民主集中制。這樣才能做到：一方面，確實擴大黨內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極端民主化，走到破壞紀律的自由放任主義。”他留給后人的思考盡管只有短短一句話，卻可以給人以啟示：在缺乏民主政治傳統的中國，實現人民民主需要一個逐步創造條件的過程，實現黨內民主同樣需要一個創造思想與制度條件的過程，在條件沒有形成之前，任何想立即實現美好愿望的企圖，“始終只不過是一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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