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0年第8期

[摘  要]工業化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產生農業衰敗、工農收入差距拉大等負外部性問題，中國自建國直到1980年代中期的發展經驗表明，國家通過農民組織化實現“成規模勞動替代稀缺資本”和利用社隊企業（鄉鎮企業）進行“以工補農”是有效化解資本原始積累負外部性的重要手段。
[關鍵詞]資本原始積累  負外部性  以工補農

        就一般意義而言，只要經濟行為主體從事經濟活動，便不可避免地產生外部性問題。作為初始工業化之不可避免的資本原始積累行為，不論作為其推動者的經濟行為主體以何種身份出現，也都不可避免地產生外部性問題。然就歷史發展經驗看，資本積累初始階段的外部性多以負外部性的面目呈現。盡管主流理論研究中不乏對資本積累負外部性問題的分析，但真正從資本積累這一經濟發展本質問題出發去探尋負外部性問題的研究實則相當匱乏，相反，理論界似乎更熱衷于探討資本積累過程中因知識和技術外溢而導致的正外部性問題。
        重視資本積累過程中因知識和技術外溢而導致的正外部性問題并妥善處理對經濟發展固然重要，然而從經濟發展的一般經驗看，能否正確對待并妥善處理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的負外部性則是一個比正外部性更為重要和緊迫的問題。
一、資本原始積累負外部性的表現及內在機制
        （一）農業衰敗
         現代化的發展經驗表明，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由于現代工業部門借用技術相對容易，其生產率的增長要普遍快于農業生產率的增長[1]。從農業自身的角度看，農業生產的自然屬性決定了其先天的弱質性，而農產品則緣于需求彈性相對較小的特點，難以擺脫谷賤傷農的困境，這兩點又共同決定了農業生產無法像工業那樣追求普遍的規模經濟效益。因此，當現代工業引入到主要由傳統的維持溫飽的農民組成的農業經濟中時，工農兩部門之間在生產上的重大差異便會出現。
        事實上，從發展是資源資本化的過程這一本質特點看，工農兩大部門之間的差異實質上表現為工業化過程中農業生產三要素——勞動、土地和資本——的重新定價。這也就是說，工農兩部門之間的差異直接表現為不同生產方式下勞動、土地和資本報酬率的不同，具體地，則是工業的報酬率遠高于農業的報酬率。由此必然導致農業生產三要素的普遍流出，可想而知，如果沒有相應措施加以制止，農業衰敗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也就不難理解，即便是美國這樣的規模化大農場國家，如果沒有政府的巨額補貼，農業也難以為繼。對于普通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農業還擔負著為本國工業化積累資本的任務，農業發展面臨更多的難題。
         農業衰敗的一個最直接后果就是糧食安全問題。這是因為農產品中，糧食作物的比較收益最低，在農業生產結構可以調整的情況下，農民自然會選擇放棄糧食生產而改以其他經濟作物；或者因從事農業的機會成本較高，直接放棄或粗放耕作 。盡管國際市場為解決糧食安全問題提供了一個渠道，然而糧食并不是一般的商品，現實中往往被作為一種政治武器，跟一國或地區的主權相聯系[2]。
        （二）工農收入差距拉大
        生產力發展、分工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客觀上促使城鄉分離，“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可以說，社會的全部經濟史，都概括為這種對立的運動。[3](P.390)”
        但是，古代的城市只是以土地財產和農業為基礎的城市，馬克思稱之為“城市鄉村化”。然自從西方資本主義開啟現代工業社會以來，其在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社會生產力的同時，也直接促進了分工分業的進一步發展，使得工場手工業從農業中解脫出來成為獨立的產業，并進而發展為社會化大機器生產，從而創造了獨立的工業產業和現代化的無產階級。它對工農業帶來的一個重要的直接后果便是在地域上的分工：工業主要集中于城市，而鄉村則從事農業生產。
        根據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中，緣于工農業兩大部門之間工資水平的差距，城市對勞動力的需求在不斷增加，城市可以在工資率不變的情況下，由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滿足自己對勞動力的需求，直至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出來為止。隨著農村勞動力不斷流入城市工業，農村的人口壓力降低，留在農村繼續從事農業的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將不斷提高，最終達到工業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從而實現工農兩部門之間的均衡，此時也就意味著社會開始進入富裕社會。
        然而，正如前述分析所示，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并非單一的勞動力從農村流出，而是包括農村土地、資本在內的農業生產三要素都流出，并進而導致農業的衰敗。這也就意味著，留在農村繼續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難以從農業生產中獲取更多的收益。
        因此，時至今日，世界范圍內還找不出那種理論意義上的工農收入均衡的范例。相反，工農收入之間的差距拉大卻成為無法回避的普遍事實 。
如果將上述過程進行歸納，可以發現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存在這樣一個使工農收入差距持續拉大的機制：農業的低收益導致三要素流出，結果導致農業衰敗，農業衰敗進一步降低農業的收益，從而三要素繼續流出，農業進一步衰敗。農業衰敗的最終后果表現為農民破產，進而大量農民涌向城市。
        然而由于勞動力市場分割，絕大多數進城的農民并不能在正規部門就業，結果大量人員只有在非正規部門勉強維持生計。盡管這一過程客觀上表現為城市化，但其實質卻只能歸結為空間轉移貧困，并沒有從實質上解決問題。
       這還只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市場運行邏輯，實際過程遠比這要復雜和殘酷 。
       從激勵的角度講，適當的收入差距對經濟發展是有益的。然而當收入差距過大，特別是收入差距多源于非經濟因素的不公平所致，問題的性質也就發生了實質變化，即從經濟問題轉化為社會或政治問題。此時，緣于社會矛盾激化導致的對抗性沖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然而，此時的苦難卻并不是占有了工業化和城市化收益的利益集團承擔，而要由全社會特別是付出幾乎全部剩余價值的工農勞動者承受。
        此外，工業化自身的內在特點決定，環境污染也是這一過程中不可避免要產生的負外部性，并且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看，亦無成功經驗可循，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有鑒于此，本文后面關于負外部性化解機制的論述中將不再對該問題展開論述。
二、資本積累負外部性在中國的表現
       對于上述資本原始積累所導致的負外部性問題，中國同樣不可避免。
       以約定俗成的1978年為分界線，之前為計劃經濟時期，之后為改革開放時期。這兩個時期的負外部性則有不同的表現，其中計劃經濟時期最大的負外部性為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這一基本體制矛盾，并一直延續至今；而改革開放時期則主要表現為幾乎所有國家都概莫能免的農業衰敗、工農收入差距拉大和生態危機。
        （一）計劃經濟時期
         基于戰后險惡的地緣政治環境和國家富強、民族獨立等一系列現實問題的考量，中國政府選擇了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為配合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政府采取了包括低利率、低匯率、低工資、低農產品價格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建立了諸如農產品統購統銷、人民公社、財政金融統收統支等制度安排[4]。實踐表明，這些制度安排有效地推進了國家資本的積累，但同時也產生了極大的社會代價，其中最直接的便是造成了“城鄉對立的二元結構”這個基本體制矛盾。這一矛盾使得國家即使高度工業化，也無法帶動農村的城市化。因為中國這樣的戰后才啟動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一開始上的主要是為軍事服務的重工業，這種重工業內在的“資本增密，排斥勞動”的機制，就造成了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結果，形成了對立分割的“城鄉二元結構”。50年過去，新世紀開始，“城鄉二元結構”仍然是制約我們改革與發展的基本體制矛盾[5]。
        因此可以說，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矛盾是國家資本積累給中國帶來的最大負外部性。
        跟西方早期工業化國家進行資本原始積累不同的是，中國的工業化是在二戰結束之后開展的，是一個既沒有西方的條件、卻又必須跟從西方工業化道路的“不得不”的選擇。這意味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出現的以民族獨立之后的國家的名義追求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不可逆的進程中，中國都不可能再有西方早期工業化國家通過殖民擴張對外占有資源和轉移國內矛盾沖突、以改善制度環境的條件。因此，這客觀上決定了中國作為一個資源秉賦極差的、農民人口占絕對比重的、發展中的人口大國，不得不通過內向型自我剝奪完成資本原始積累，以便跟得上西方以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其實這也是中國自十九世紀以來一直面臨的問題[6]。
          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城鄉二元結構”可算作國家資本積累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制度成本。
        （二）改革開放時期
        這一時期，國家工業化資本積累時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這一基本體制矛盾仍舊一如既往地發揮作用。但伴隨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特別是正式確立市場經濟體制以來，地方工業化過程中所有國家都概莫能免的農業衰敗、工農收入差距拉大和生態危機等負外部性也逐漸明顯，并在一定時期一度惡化。如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看，這一時期仍可分為兩個階段，以1985年為分界點，一般意義上的負外部性幾乎沒有體現，之后則逐漸明顯（圖1），并最終演化成今天已被中央多次強調為重中之重的“三農問題” 。
        環境問題則是任何工業化過程中都難以避免的。但縱觀整個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環境保護是相對較好的，曾被國外譽為世界環境保護最好的國家 。應該說，環境污染問題大面積發生并進而導致全面生態危機則是改革開放之后的事情。從2006年6月5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中國的環境保護（1996-2005）》提供的數據可見一斑。報告指出我國環境污染帶來的經濟損失約占GDP的10%。3億農民喝不到干凈水，4億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鮮空氣，1/3的國土被酸雨覆蓋，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我國占了16個。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除眾所周知的工業造成的點源污染外，當前由農業造成的面源污染目前已成為最大的污染源。國研中心的報告指出農業污染量已占到全國總污染量（指工業污染、生活污染及農業污染的總和）的l/3-l/2。農業對污染的貢獻率遠遠大于農業對GDP的貢獻率 。
三、資本原始積累負外部性的化解機制
        如果說“城鄉二元結構”是國家工業化資本積累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制度成本，那么我們應當承認，從建國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資本積累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負外部性問題在中國并沒有明顯的表現。盡管城鄉收入差距仍舊是一個客觀現實，但畢竟在長達四十年的時間內維持在一個很小的范圍；農業生產中，即便綠色革命的成果沒有被普遍應用于農業生產的整個計劃經濟時期，除個別年份外，各類農產品的數量仍舊保持了增長的狀態，并且人均農產品的數量有一定的增加，盡管從增量上看，增加的幅度不大，但跟同中國一樣致力于國家工業化的一般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農業發展還是比較成功的。
         由此引發的問題是，在財政金融長期雙赤字的條件下，中國憑什么能夠做到今天發達國家只能通過財政大規模補貼才能做到的事情？我們認為，這正是中國的創新所在，其中的機制則在于國家通過農民組織化實現“成規模勞動替代稀缺資本”和利用社隊企業（鄉鎮企業）進行“以工補農”。
        （一）從“成規模勞動替代稀缺資本”到“以工補農”
通過農民組織化實現“成規模勞動替代稀缺資本”，在國家層面直接促進了國家資本的積累，在農村層面則通過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為農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并且在后來國家從農村退出后，那些沒有徹底分戶經營、依然維持集體經濟的地區，就能夠利用農村集體化體制下社隊內生的組織收益，來繼續發揮“成規模勞動代替稀缺資本”的機制作用，在幾乎不可能的情況下完成初步的原始積累和生產發展。
         作為正式的政策術語，以工補農政策首次見諸文件始于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轉發農牧漁業部《關于開創社隊企業新局面的報告》，該《報告》決定將社隊企業正式更名為鄉鎮企業，并明確使用了“以工補農”的提法，指出鄉鎮企業發展，有利于“以工補農”；之后1985年的中央1號文件指出，允許鄉鎮企業可以用稅前利潤的10%來資助各種類型的社會支出；國務院1990年第59號文件第五章第32條明確規定，“鄉鎮企業稅后留利應不少于60%……該部分將主要用于農業基本建設、發展技術服務、改善農村公共福利，支持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或建立新的企業”，這等于明確規定鄉鎮企業有義務補貼農業部門。
         事實上，如果考慮到“以工補農”政策的本質僅僅是利用鄉鎮企業而非城市工業的利潤補貼農業，那么這一政策從社隊工業舉辦之初便已經開始。為應對“三年自然災害”對農業生產造成的重大影響，1961年《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中便明確規定“社辦企業，應該主要為農業生產服務，并且同國家計劃適當結合”；1969年中央號召大辦“五小工業”時，為農業發展服務、特別是農業機械化也同樣作為興辦社隊企業的主要宗旨；1979年7月3日發布的《國務院關于發展社隊企業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在闡述發展社隊企業的意義時認為，“社隊企業發展了，首先可以更好地為發展農業生產服務，可以壯大公社和大隊兩級集體經濟，為農業機械化籌集必要的資金；同時也能夠為機械化所騰出來的勞動力廣開生產門路，充分利用當地資源，發展多種經營，增加集體收入，提高社員生活水平”；同時還指出“公社工業的大發展，既可以為社會提供大量的原材料和工業品，加速我國工業的發展進程，又可以避免工業過分集中在大中城市的弊病，是逐步縮小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的重要途徑”；對于社隊企業利潤的利用，則明確規定，“除用于企業擴大再生產和新建企業外，主要應當用于農田基本建設、農業機械化和支援窮隊”。
由此不難看出，1984年社隊企業更名為鄉鎮企業之后所進行的仍舊可以歸結為既往政策的延續，只不過是對相應的內容和方式進行了調整。
          （二）“以工補農”的內在邏輯
          根據國際經驗，工業與農業之間的關系一般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也就是工業化初始階段，一般是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700美元以前，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一個普遍性的趨向；第二個階段，也就是等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才成為現實。顯然，對于工業化初期長期面臨財政和金融雙赤字的中國政府來說，也只能采取剝奪農業的辦法來實現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幾乎談不上利用國家財政直接大規模補貼農業。
         事實上也確實采取了以農補工的發展戰略，但跟同一時期一般發展中國家不同的是，中國人對于農業支持工業所可能產生的農業衰敗等負外部性的認識確從一開始就是清楚的，毛澤東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題為《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以及作為長遠奮斗目標的消滅“三大差別”的努力等都可作為證據。盡管后來的發展經驗表明，工農業之間的關系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但此一期間通過組織農民大搞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則為農業的長足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因此，受制于財政壓力，盡管中央政府很早就認識到農業自身的發展對工業，乃至于國民經濟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出于國家工業化的緊迫壓力，中央財政對農業的投入是非常少的。在此條件下，作為一種替代方案，中國政府通過調動基層農民的積極性進行自我農業投資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中央財政不足的困境。可以說，作為“成規模勞動替代稀缺資本”的典型做法，即通過農民組織化大規模進行農田水利建設，以及鼓勵發展社隊工業以支持農業發展都可理解為一定資源稟賦條件下派生的制度選擇。但作為一種派生的制度選擇，其主要目標是為國家工業化服務。并且制度一旦形成，便在之后的變遷過程中勢所必然地產生路徑依賴。
        由于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已客觀形成的城市利益集團始終占據主導地位，因此，盡管這種“以工補農”的制度安排對農民來說是不公平的，但卻依然能夠在改革開放之后維持近30年的時間 。
        從農民自身的角度來說，社隊工業之所以能夠迅速發展起來，其首要考慮的目標不在于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在于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而工業引入之后從事農業的高機會成本則成為社隊工業迅速發展的另外一個重要動因。
        由于社隊企業的初始資本主要由村民的勞動積累、土地資本轉移轉移收益、福利和社會保障等轉化而來，這直接決定了社隊企業的集體所有制性質，從而利用其自身剩余來支持農業發展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全體社員適當分享工業收益也是理所當然的，這也是“以工補農”政策出現之后便能很快推廣開來的內在動因。
        （三）“以工補農”政策本質內涵的再審視
        1980年代“以工補農”政策剛一正式見諸文件，便有學者對其本質進行過深入的探討。陳良彪認為，從農業方面看，盡管以工補農的直接目的是增加農民收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以穩定農業生產，但最終是取得了穩定農產品價格的效果，到頭來是對農產品消費者的補貼，這種以損害生產者為代價的對消費者的保護，在農民人口占總人口數80%、農業商品率只有20%上下的我國，其實質是顧及少數人、違背自然經濟規律的，并因此作出該政策必將隨著歷史的進步而走向消極、走向消亡的判斷[7]。
        文貫中、張欣從土地家庭承包制和公糧的定額征收制出發，認為在土地家庭承包制實施之后，緣于工農收益的差別，會產生不利于農業生產的負外部性，從而影響公糧定額征收目標的完成。但在人民公社時期，鄉鎮企業的前身社隊企業和農業生產都同屬公社的兩個相互聯系的經濟部分，在集體收入統一分配的公社制度安排下，可能出現的負外部性被內部化了。公社體制的解體使得在缺少新制度安排的情況下，隱藏的負外部性重新表現出來。以工補農政策正是在鄉和村行政部門干預下，同一地區的鄉鎮企業和農民之間經濟關系負外部性重新內部化[8]。
        以上兩種觀點雖然對我們認識以工補農的本質內涵提供了有助益的視角，但是基于前述該政策的歷史演變、內在邏輯和資本積累負外部性的分析，我們認為更應該從兩個層面去認識該政策的本質內涵。其一，從國家層面看，該政策的本質在于化解國家工業化資本原始積累所導致的負外部性；其二，從農村層面看，社隊企業之所以能夠順利接受并大力推廣“以工補農”的政策固然有國家政策強制因素的作用，但作為地方工業化的主導力量，其本質也同樣在于化解資本原始積累所導致的負外部性。
        然而，為應對價格闖關引發的通貨膨脹，1988年國家開始對經濟進行全面治理整頓，鄉鎮企業的發展也從此陷入困境，與其他因素一起，最終導致1990年代鄉鎮企業改制的全面鋪開。自然地，除極個別仍舊歸村集體控股的企業外，大多數被民營化之后的鄉鎮企業也就不再繼續履行以工補農的責任，這也是1980年代中期之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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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溫鐵軍.我們到底要什么[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6]    溫鐵軍.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
[7]    陳良彪.鄉鎮企業以工補農的理論基礎及其對策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1987，（3）.
[8]    海聞主編.中國鄉鎮企業研究[C].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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