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拉美化嗎？　　

在全球失衡浪潮中，中國在實力與依附性之間的平衡行為

安德魯·馬丁·費希爾，荷蘭鹿特丹伊拉斯謨大學社會科學研究院高級講師

一、引言　　

在準備應對當前的全球經濟危機時，中國是否已經擺脫了外圍后發工業化的弱點？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中國由于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和與歐美之間的巨大貿易順差而被寄予期望——能在解決此次經濟危機中發揮首要作用（盡管從2010年4月開始，中國的全部貿易順差幾乎已經消失）。[①]^[1]這個問題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它關系到如下問題：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中積累了大部分外匯儲備這一中國經驗，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或者是否應該作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可復制的或可持續的經驗；或者說，盡管中國取得了更大、更驚人的經濟規模，這是否證明從它過去的發展經歷中獲得的經驗是正確的。　　

因此，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解釋大體上可以分成兩個陣營。一個是“發展主義”陣營，經常被稱為“北京共識”。這一陣營強調在整個改革階段實行國家主導的集中工業化政策，同時實行資本控制和國家控制金融等異端的經濟政策。而且他們認為這些政策應該堅持，直到中國真正擺脫追趕者的落后地位。另一個陣營可以被稱為“轉型主義”。這一陣營強調在由國家社會主義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以自由化為中心。他們認為對經濟的異端干涉是不合適的，也許必要卻是對轉型的暫時扭曲；而深化自由化對經濟增長而言是必須的。像通常的在發展問題的爭論中的情形一樣，這兩個陣營的矛盾主要圍繞政府與市場或者干預與自由化的分立。　　

盡管這兩個陣營在許多觀點上存在分歧，但是他們都傾向于從供給方面對中國促成全球失衡以及經過這些失衡促成金融泡沫和美國經濟危機進行解釋。[②]^[1]中國的順差被看成是干涉性的國內經濟政策的結果——不管它們被認為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因此兩個陣營達成了共識：全球失衡應該主要通過中國的國內政策來調整，包括人民幣升值、增加進口和國內消費。國內方面的重要性不可否認，但是僅強調中國在全球經濟失衡中的角色是不妥的，因為這忽視了更多其他的系統性趨勢，而它們是中國作為一個主要的貿易順差國而興起的基礎。反過來，這些趨勢揭示了那些常常被那些針對所謂中國的“重商主義”進行的主流爭論所忽視的弱點。那些爭論通常將中國出口依賴性的順差看成危機的誘因而非更深層次的力量的征兆——這些力量正在發揮作用卻大多不能被中國控制。　　

在這個意義上，透過經濟學家對20世紀60年代拉美的外圍依附后發工業化的早期結構主義評論，來檢驗中國是有價值的.那時這個南方國家中工業化最先進的地區正經歷著相當快的增長。顯然，中國的經歷與那些早期的外圍后發工業化國家——不管是拉美還是東亞的，都是有巨大差異的。除了整體經濟規模的差異，中國是在完全國有或者國家控制經濟的基礎上開始進入快速經濟增長的；主要依托國內資源、在國有制度下，中國已經發展了一定的工業和技術能力。而且在中國的經濟成分中依然有國家所有制，它們以或單一或混合的形式存在于關鍵的、具有戰略意義的經濟部門，比如農村土地和金融業中。在本文中，“自由化”和“私有化”這兩個術語在中國和拉美具有根本不同的含義——拉美是混合經濟，存在跨國私有部門，并且有由殖民遺留的私有土地產權帶來的高度不平等問題。然而，雖然存在這些有關的不同點，中國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的改革開放也具有許多明顯的拉丁美洲的特點，使其有別于韓國和中國臺灣的一些關鍵特點。　　

在戰后早期，經濟學家對這些相似特征的分析涉及到拉丁美洲與加勒比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EPAL)使用的“中心—外圍”分析法。他們集中于兩種類型的失衡：一種是以國內經濟和社會的兩極分化和邊緣化的形式存在的內部失衡；另一種是以貿易支付差額的結構性不足的形式存在的外部失衡。由于這兩種類型的失衡，可以證明，在中國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比在拉美更具有潛在的可能性。然而，本文只關注比較不明顯的外部失衡問題，因為這有助于突出中國在全球中的角色中的那些在以前的爭論中被嚴重忽視的方面。　　

乍一看，是中國巨額的經常賬戶順差和逐步增長的巨額外匯儲備似乎消除了和早期結構主義評論的任何相關性。然而，如果聯系中國的外部地位，就會發現，中國表面的優越表現實際上已成明日黃花而且仍然非常脆弱，。此外，這一表現僅僅是在2000年之后才出現的。在這之前，中國的外部賬戶具有諸多早期結構主義經濟學家所批評的拉美工業化的特征。而且，即使是在21世紀最初10年的順差激增時期，一些反映外圍工業化實質的外部弱點也延續著。弱點之一是出口依賴這個大多數研究中國的與危機相關的問題的焦點，除此之外更多的是與外資所有權在中國出口部門的支配地位，以及中國在東亞危機之后的國際生產網絡的大規模重新調整中的附屬地位有關，而這些調整主要是由北方國家主導的。　　

換句話說，有一種用“方法論民族主義”術語來看待中國的貿易順差的趨勢，^[2]好像中國企業正在與美國企業在長期貿易中交換最終產品，所以應該進行國家調節。然而，這些順差的出現只是與全球生產和分配體系的跨國重組緊密相關，在這個體系中，中國只是扮演者一個相對次要的角色。雖然這可能是中國最終會度過的一個暫時的階段，但是并不能妄下定論。實際上，最近的經濟危機和隨后的流動性的驟然劇增只是在不遠的未來將發生的更嚴重的外圍危機的前奏，這非常像20世紀80年代早期拉丁美洲經濟危機的情形——正是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危機和流動性反映為隨后拉美爆發債務危機導致依附發展主義最終失敗做了鋪墊。因此，為了體會中國在攀爬全球經濟階梯時面臨的潛在危險以及中國領導者的謹慎和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敵視，理解中國自身在實力與依附性之間的平衡是很重要的。 　　

本文將這些分析分三部分來介紹。第一部分回顧了拉丁美洲與加勒比經濟委員會對外圍依附后發工業化的一些主要的結構主義評論，特別是集中于奧斯瓦爾多·桑克爾（Osvaldo Sunkel）的貢獻。第二部分利用1982～2008年的世界數據，提供了對中國貿易支付差額狀況的歸納性分析，集中于在21世紀最初10年中國開始驚人的順差增長之前和增長期間的外部弱點的各個方面。第三部分對按地區分解的中國貿易賬戶進行了更細致的檢驗。中國快速融入由跨國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TNCs)支配的全球生產和貿易系統這一依附性，體現了中國實力的辯證性和弱點。結論部分對此進行了回顧，表明對中國實力的過于樂觀的估計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那些需要被南方國家借鑒的中國經驗，都是無益的。　　

二、拉美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對外部失衡的結構主義評論　　

外部失衡首先得到了早期發展經濟學的關注，因為它們被認為是努力快速追趕工業化的潛在阻礙。與其他主要的學科分支的先驅者們類似，早期拉美和加勒比經委會的經濟學家主要關注由后發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集中進口需求引起的外匯缺口的增長，以及隨后走向國內通貨膨脹、貿易支付差額波動和危機的趨勢。[③]^[3]與羅格納·納克斯（Ragnar Nurkse）、 漢斯·辛格（Hans Singer）以及阿瑟·劉易斯（Arthur Lewis）這些同代人相一致，勞爾·普雷維什（Raul Prebisch）認為，初級商品貿易條件的惡化進一步加劇了外部失衡。北方國家的企業在諸如交通、保險、金融、專利和版稅結算等各種服務業中的支配地位也被普遍認為是另一條剝削南方國家的途徑。然而，普雷維什像劉易斯等人一樣，在20世紀40年代晚期最初假定援助或者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可能對這些外部失衡具有積極的和穩定性的影響。富爾塔多（Furtado ）和桑克爾（Sunkel）的進一步的研究成果(也包括普雷維什和劉易斯)[④]對拉丁美洲進口替代行業(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es, ISI)中跨國公司的增加，越來越持批判的態度。持久的外匯短缺是外圍發展中國家在試圖工業化時要經歷的。結構主義學派共同強調了加劇這一已經存在的結構傾向的貿易和金融機制。　　

塞爾索·富爾塔多（Celso Furtado）和奧斯瓦爾多·桑克爾的研究成果以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分析法為根據。^[5]這一理論意在解釋拉美歷史上進入世界經濟一體化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正如普雷維什所概述的，技術進步的擴張有利于中心國家的技術發展并加劇了外圍國家對技術發展的依賴。這種形式的傳播建立了外圍國家外向型的、外部推動式的發展模式和它們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四個特征：不斷惡化的貿易條件，外圍國家貧困人口的邊緣化，外圍國家精英對國際大都市的消費方式的模仿，以及脆弱的經濟結構所導致的以通貨膨脹壓力和長期外匯缺口的形式存在的宏觀經濟不穩。[⑤]^[6]普雷維什提出將進口替代作為打破這種局面的方法，盡管他知道進口替代所要求的密集的進口可能會擴大外匯缺口，因此需要外部金融支持。　　

拉美和加勒比經委會針對進口替代的這種分析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經在拉美出現。富爾塔多和桑克爾對其進行了擴展，囊括了拉美主導產業中的長期貿易支付差額問題。他們批判了普雷維什、劉易斯等早期發展經濟學家那種認為外商直接投資能導致或者在資金上支持一個自發的進口替代工業化過程的觀點。相反，他們認為，外商直接投資迅速導致了本部在美國的跨國公司對特別是巴西和南錐體國家的關鍵產業部門的入侵，導致工業化的各種預期收益以稅收支付、轉移支付、利潤匯出等方式轉移到了國外。富爾塔多和桑克爾承認，大規模外資企業進入增加了工業增長率，盡管也加劇了發展的不平衡。因此，他們是最早的對跨國公司對南方國家的擴張進行研究的理論家。然而避開了新馬克思主義的“依附論”的更加激進的確定性，[⑥]他們特別關注所有權結構和跨國形式的產業組織的增加導致的對財富流動的控制。 　　

在那篇將他引入美國主流學術的文章中，桑克爾強調了大規模外商直接投資的危害。考慮到與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的分析的相關性，將它們詳細列出：第一，子公司和總部之間的縱向一體化導致商品、資金、技術和市場分享協議的流動。它們在公司中普遍進行，即使有損一國利益。第二，一國國內的子公司傾向于橫向一體化、聯合經營，以便影響消費和生產模式。它們也會影響公共部門的資源分配，以使自己可以獲得私有或公共財富。利用這些財富資助區域擴張和國外匯款，幾乎不需要追加國外資本。第三，外國子公司通過操縱跨國交易的價格、種類和數量，顯示出一種強烈的匯出超額利潤的傾向。第四，大規模外商直接投資形成了一個與子公司的行為相關的明確的生命周期——在后續階段，跟隨資本、技術人員、技術和管理的重大貢獻的是，資金流出超過流入，以及在公司壟斷技能和技術的政策之下的微乎其微的教育溢出效果。除了這些經濟影響，桑克爾得出了社會政治影響更加重要的結論。　　

對即使在高速增長時期跨國公司主導的外商直接投資如何能削弱外圍國家的積累過程這一問題，富爾塔多和桑克爾給出了深刻的見解。特別的，與早期結構主義者關注貿易和產品結構不同，他們關注所有權結構，因此清楚地顯示了財富從外圍國家轉移到中心國家的各種金融機制。這些機制可以在收益表（如跨國公司的匯出利潤和利息支付）或者財務賬目中看出（如國內精英的合法或非法的資本外逃或者跨國公司將資本作為私人國際資本匯回國的各種機制已經在20世紀60年代逐漸放開）。由桑克爾指出，進一步由維特索斯（Vaitsos）證明：借助跨國公司使用的新興轉移定價技術，這些資金轉移機制也能發生在貿易賬戶上。^[9]實際上，跨國公司出現的這些行為讓人們進一步領悟到了貿易條件日益惡化的困境。顯然，這些金融上的弱點加重了后發工業化國家已經存在的、由貿易和產品結構問題導致的長期經常賬戶逆差的趨勢。　　

三、從外部賬戶審視中國動蕩的起飛　　

作為背離早期分析的一點，對中國和早期進行工業化的拉美和東亞國家的重要的相似點和區別進行概述是有用的。最明顯的就是，中國制造業出口的優越表現與東亞更為相像。然而，跨國公司在中國出口產業占支配地位，這與拉美進口替代產業中跨國公司占支配地位的情況相似。此外，如諾頓（Naughton）指出的，中國的工業化最好被理解為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的綜合。^[10]因此，中國更多的是與巴西這樣的拉美大經濟體的工業化類似而非通常的一致，盡管將跨國公司隔離到出口部門時，中國具有了更大的經濟規模，并在進口替代部門謹慎地保留了更多的國家所有制。　　

實際上，這種出口和進口替代策略之間的相互作用是中國與拉美、東亞的關鍵區別。因種種原因，在快速追趕階段，韓國和中國臺灣都能夠在制造業出口上實現超越卻未將對出口產業的控制權輸給外資。 ^[11]相反，現在中國大陸的出口部門已經被外資企業(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FFEs)支配了。在中國大陸出口部門，外資企業所占比例不斷上升， 1995年是13%，1994年是41%，2000年為48%，2005年達到58%。^[12](p93)然而這種上漲無疑部分的是因為借貸套利，[⑦]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的大部分出口部門是外資所有的。此外在2005年，在外商直接投資的實際使用額中，外商獨資企業占比為71%，股份制企業占比27%。這幾年外商獨資企業占比穩步上升，到2008年占比達到了81%。[⑧]換句話說，到最近，外資進入中國的通道已經貫通出口部門。這轉而與20世紀50~60年代的拉美形成了對比——在拉美，通過子公司在進口替代產業部門的直接投資，跨國公司大舉進入，以此獲取受保護的國內市場的利益。中國模式已經帶來杰出的出口表現，但也失去了對賺取外匯方式的控制。　　

貿易條件的惡化是另一個在文獻中引起注意的相關的比較點。已被明確證實的是，中國的貿易條件有時甚至在一個單獨產品領域確實經歷著惡化。[⑨]根據鄭智海和趙玉敏的研究，這一惡化發展中國家要比發達國家嚴重，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較不明顯，計算機和辦公設備這類技術密集型的制造業情況要更糟，而這些行業正是中國（2001年前后）在國際生產網絡中最快地更多參與的部分。^[17] 同時，他們得出結論認為，這反映了這類產品生產的分隔，即高技術、高附加值投入的生產過程在中國之外進行，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在中國進行。結果，中國對國際生產網絡的參與只能依靠自己在這些高技術出口產品上的廉價勞動力優勢。[⑩]類似的，李慧中等人認為，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貿易條件惡化是大規模外商直接投資資金流入勞動密集型的出口部門的結果。^[12]他們認為,跨國公司為避稅而轉移價格的行為是另一個可能的誘因。這種觀點與上面討論的桑克爾和維特索斯對拉美地區由跨國公司主導的工業化的批評極為相似。　　

正如已經論證的那樣，中國優越的出口表現似乎被這些缺陷抵消了。為了判斷中國是否已經真的克服外圍后發工業化的外部弱點，如下文那樣，對中國的外貿支付差額數據進行更廣泛的分析是很有幫助的。圖1 給出了1982～2008年的中國貿易支付余額的名義現值，為了便于分析，外匯儲備的符號用負號給出。圖2給出了這些名義現值除以經年均市場匯率調整后的中國GDP現值得到的標準化值，并且標示出了主要的匯率貶值和重新估值的時期。[11]圖3給出了這個時期的一般居民消費價格上漲率和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以便在相關背景中理解這些數據。　　

圖1給出了中國貿易支付差額的一般概括。除了中國自從2002年開始最早作為唯一的主要順差國家出現在世界舞臺上這一顯著事實外，很難對這些名義數據進行分析。資本賬戶和遺漏錯誤項日益波動非常明顯。由圖2和圖3中可以更加清晰的看到這些特點。　　

從標準化數據可以清晰地看出，盡管中國極力試圖擺脫這種困境，中國的內外部失衡只是經典結構主義者對戰后外圍工業化國家直到20世紀90年代的預測的縮影。沖刺階段工業增長趨于導致通貨膨脹和經常賬戶逆差，這反過來僅僅通過經濟緊縮解決（根據中國的標準）。例如，經過20世紀80年代最初幾年的高增長和低通脹后，到1985年，經常賬戶急劇降到了占GDP的負3.7%的逆差水平，中國外匯儲備正在遭受損失，降到了GDP的負1.8%。這一失衡通過在1984年將官方匯率大幅貶值40%結合在經濟特區深化外資投資自由化改革而得到調整。 ^[18]然而，經常賬戶逆差持續了整個20世紀80年代，通貨膨脹到1988年達到19%的頂點（在不平等快速上升時期）。　　

圖1  中國貿易收支差額，（美元現值, 1982～2008年）　　

數據來源：《中國貿易外經統計年鑒》（ (2007年: 表 3-1); 《中國統計年鑒》(2008年: 表 3-32); 《中國統計年鑒》）（2009年: 表 3-32）。　

圖2 中國與GDP相關的貿易支付余額, （1982～2008年）　　

數據來源: 《中國貿易外經統計年鑒》（2007年: 表 3-1)； (2008年: 表 3-32); (2009年年: 表 3-32)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國際財政數據庫 　2009年7月22日　。　　

圖3 中國一般物價指數與人均實際GDP增長率, （1982～2008年）　　

數據來源: 《中國統計年鑒》(2009年: 表 2-4和 8-1) 和20世紀90年代數據的等價值 (注意：從1982～1984用 RPI 代替了 CPI， 因為中國1985年以后才有CPI 的數據)。　　

逆差和通脹只是通過圍繞“六四風波”的經濟萎縮和1989～1990年的匯率大幅貶值才得到修正，之后經常賬戶在1990～1991年恢復了穩定順差的水平。然而，這些限制一經放開，快速經濟增長一經恢復，尤其是隨著1992年春季鄧小平南巡之后全國范圍經濟特區的建立，經常賬戶在1993年驟然降回了逆差（占GDP的負1.9%），然而通貨膨脹卻在1994年上升到24%的頂點。中國的起飛確實是混亂而難以控制的——整個過程中，快速增長趨于導致經常賬戶逆差，而大量經常賬戶順差只有在經濟緊縮或者減速時才能實現。　　

即使在2001年準備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中國顯然仍未擺脫這種困境，經常賬戶順差在1994～1996年間仍然很少，盡管在1994年將匯率再次大幅降低了將近一半——這是最后一次匯率貶值，此次貶值通過了對匯率雙軌制進行合并的法案——當年由于新的經濟特區政策，凈資本大量涌入,達到了GDP的5.6%。此外，經常賬戶順差在1997年達到峰值，占GDP的3.8%，這再次部分的與東亞經濟危機引起的增長減緩有關，它還使中國在1998~1999和2002年均陷入了一種一般通貨緊縮的新的內部失衡狀態。經常賬戶順差也被在1998年簡單轉為負的資本賬戶和錯誤和遺漏項顯示的非法或沒有紀錄的多達負2.3%的巨額凈資本流出抵消了。顯然，在1998年占GDP0.6%的外匯儲備等于凈資本流出，在那年錯誤和遺漏項中僅包含了1/3的凈資本流出。1998～2000年，外匯積累一直保持在低于GDP1%的水平，到2001年經常賬戶順差降到了GDP的1.3%。從那時的角度看，這并非一個特別安全的水平，特別是考慮到美國互聯網泡沫破滅后所有賬戶日益增加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面對如此脆弱的外匯積累以及盡管資本賬戶相對封閉，錯誤和遺漏項卻持續逆差，特別是考慮到仍記憶猶新的20世紀90年代早期持續的經常賬戶逆差，政府在新千年這個轉折時期擔憂的理由就很明顯了。　　

蘇聯經濟的徹底崩潰無疑加重了這些擔憂。這種觀點幫助我們解釋了中國中央政府在2004和2005年拒絕調整匯率的原因，特別是在面對2004年在錯誤和遺漏項中反映出來的初次變為正值并占到GDP1.4%的突然涌入的投機資本的情況下。這些因素增加了合法資本的大量涌入，在2004年達到了GDP的5.7%。如果這些資本流動突然轉變流向——因為那時美國經濟中已經出現信用危機的早期預警信號，這種轉向并非不可能——它們可以輕易抵消正在成長中的、在2004年只占到GDP3.6%的經常賬戶順差。考慮到資本賬戶隨后在2006年和2008年降到了GDP的0.5%，并且在這兩年錯誤和遺漏項中反映出的凈資本流出超過了微乎其微的凈資本流入，這些懷疑并非杞人憂天。　　

此外，自從1995年，服務和收入項目的各種組成部分的較少的逆差已經與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巨額凈外商直接投資共同成為經常賬戶順差的更加一般的誘因（見下面的圖4）。這些逆差清晰地區分出了中國不同于主導工業強國的從屬地位。如第一部分所討論的，主導工業強國通常在這些賬戶是實現順差的。特別的，中國的交通運輸、保險、專利和版稅結算，從1995直到最近的數據，是持續逆差的。1995年收入賬戶順差驟然降到GDP的負1.6%，這反映出外商直接投資的利潤匯出的影響在不斷上升。直到2002年，收入賬戶一直處于1995年占GDP負值的范圍，只是在2005年才轉變成正值，這可能是中國持有的美國股份的利息收益回流抵消了在先前的逆差中明顯的利潤匯出的負面影響。

圖4 中國金融賬戶, 與 GDP相關的組成部分, （1990～2008年）　　

數據來源：同圖2。　　

從圖4中可以看出，在分解的金融賬戶中，波動的日益強烈更加明顯。除了外商直接投資，金融賬戶的各種組成部分以及錯誤和遺漏項自從1997年經濟危機開始就呈現一種激增—驟降的順周期模式。例如，20世紀90年代早期，金融賬戶的增長完全是因為凈外商直接投資資金流入。自從那時起，凈外商直接投資穩中有降，在21世紀最初10年基本占GOP的2%～3%（中國直接海外投資凈值僅在2008年初次超過了GDP的1%）。相反，1997年以來金融賬戶的不穩定是因為其他投資，越來越多的是有價證券和投資組合——它們在2006年造成了占GDP負2.5%的凈資本流出。1998年其他投資上的凈資本流出達到GDP的負4.2%（超過了這年經常賬戶盈余），在2007年再次降到占GDP負2%的水平，2008年又降到負2.5%。其他投資包括貿易信用、貸款、通貨和儲蓄和由貨幣當局、中央政府、銀行和其他部門轉讓的資產。考慮到2007年和2008年賬戶上最大的資金流出是由貨幣當局和銀行持有的，那么賬戶的暴跌就是兩方面的努力相結合的結果，即一方面是中國貨幣當局努力支持美國經濟；另一方面是外資銀行為了支撐本國內的資產負債表而廉價出賣在中國的資產，努力對中國進行嚴重剝削。 　　

2004年的金融賬戶除了外商直接投資以外，所有項目都在順周期上升，這點也是值得注意的。這與那時由資本賬戶的放開和金融業的自由化推動的對人民幣升值預期進行的投機密切相關。錯誤和遺漏項的大部分變動也可能與這些圍繞2005年人民幣放棄盯住美元的投機性的流入和流出的資金或其他在2007年國際金融泡沫尾聲時期和隨后的2008年的減債中進行的貨幣投機有關。實際上，想到2009年秋季襲擊東亞的“利差交易的源動力”（“mother of all carry trades”，此說法來自魯里埃爾﹒ 魯比尼（Nouriel Roubini））在危機后卷土重來，很容易想象這種金融波動性將繼續上升，而在順周期波動突然轉為下降時，資金流出將抵消萎縮的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資金，甚至是溫和穩固的貿易順差。諾頓認為，資本流動對資本控制的增強的破壞力正是進行資本賬戶自由化改革的最強的理由，因為一個合法的、規范的開放性資本賬戶比現在資金加速外逃的狀況能更好地發揮作用。^{[19](p421-422)}然而，這種邏輯就好像是說，應該將門敞開，因為盜賊更擅長開鎖了。　　

四、在全球轉型背景下的中國例外主義　　

考慮到波動性的上升，2001年后突然激增的貿易順差對局勢的持續性已經非常關鍵。因此，詢問貿易順差的激增是怎樣出現的就顯得頗為重要了。貿易順差的激增甚至直到2001年還不明顯，經常賬戶順差（大部分是商品貿易）從2005年開始往后才超過之前1990～91年（占GDP的3%）和1997年（占GDP的3.8%）實現的水平而開始起飛。如前所述，這些先前的水平是通過經濟減速來實現的，因此，甚至直到2004年還不明了貿易賬戶的好轉是曇花一現還是會持續下去。資本賬戶順差在2005年的完全暴跌無疑刺激了政府做好最壞的打算，并增加貿易順差以防經常賬戶泡沫也破滅。換句話說，認為中國擺脫了大多數外圍后發工業化國家面臨的資金約束的中國例外主義觀點，只是得自于短視的事后覺悟。中國政府對此已經很清楚，盡管西方金融媒體并非如此。　　

貿易順差激增的簡單解釋就是，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然而這只是在制度上助推了生產網絡在1997～98年東亞經濟危機之后的更加系統的調整。這些調整由跨過公司主導，并且遍及中國。在圖5和圖6中通過地區分解的貿易賬戶對此提供了一些簡單的認識。 　

圖5 中國對不同地區的貿易順差, （1997-2008年， 美元現值)　　

數據來源: 從《中國統計年鑒》(2009年: 表 17-8) 以及早期年鑒中的等值表計算出。　　

圖6  中國對不同地區貿易額, （1997-2008 年，美元現值)　　

數據來源：同前圖。　　

上面的圖5顯示了自東亞經濟危機開始，中國是如何與北美（主要是美國）和歐洲之間存在巨額貿易順差的同時，而與東亞和東南亞國家之間存在巨額貿易逆差的。[12]^[20]中國和歐美之間上升的雙邊貿易順差獲得了公眾最多的關注；順差在2001年之后加速并或多或少的持續上升到2008年。實際上，中國與歐洲的順差上升得更快，幾乎是從2001年的零順差開始，到2009年竟然初次超越了與美國之間的順差。然而，這些觀察值要受到與其他亞洲國家（主要是東亞和東南亞）之間的同等的巨額逆差的限制。原來等于中國與美國1997年的貿易順差水平的順差到2001年降為小幅逆差，到2004年降為740億美元的逆差，接近當年與美國81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下降從2005年開始減速，不是因為貿易縮減，而是因為中國對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出口開始趕上從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進口。但是，對亞洲出口的29%是出口到了香港。因此，在香港發揮了貿易倉庫的典型作用時，中國也深思熟慮著擴展與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歐洲和北美洲之間的產品和貿易網。 　　

從圖6中對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進出口總額中可以更深刻地看到這種狀況。中國在亞洲的貿易總額超過了它對歐美貿易額的總和。例如，中國從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進口從2001年的1470億美元上升到2008的7030億美元（占2008年進口總額的62%），而對北美洲的出口從520億美元上升到2470億美元，對歐洲的出口從490億美元上升到3430億美元。換句話說，上升的貿易失衡已經建立在急劇增加的區域經濟貿易額規模的基礎之上。　　

將中國大陸與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貿易資金流動和余額進行特殊分解，可以進一步揭示出：在生產網絡重建中中國的地位居于三流甚至是四流（這些數據和上面討論過的不同服務項目余額暗示了這點）[13]。例如，中國大陸對中國香港的貿易順差在2008年是1780億美元。與之相反，2008年中國大陸與中國臺灣地區、韓國、日本之間的貿易均為逆差；對臺灣地區的逆差最嚴重為770億美元，并且仍在上升，對韓日的貿易逆差分別為380億美元和340億美元。在區域經濟網絡中，除了這些一流、二流的工業領先國，中國與那些被認為是三流的國家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逆差，對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的貿易逆差均達到了100億美元。要不然，除了那些典型的石油輸出國是例外，中國與大多數亞洲國家就只有微乎其微的貿易順差。實際上，中國向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以及其他南半球國家進行的貿易擴張似乎體現了它加速一體化以及在東亞生產網絡中附屬地位的扭曲的一面。附屬地位在這個意義上是指，中國的企業通常在這些網路中從事最低端的工作而非擔任領頭企業，比如在供應鏈的更上游，高科技產品處于高端的設計和生產部分在其他地方進行，而在中國進行低工資的生產過程。　　

在亞洲，越來越多的關于跨國公司的著作證實了中國在這些網絡中處于三流甚至是四流地位的論斷。^{[21][22][12][23][20][24][25]} 阿圖科羅拉（Athukorala ）和山下（Yamashita）認為，中美之間增長的貿易順差是結構性的，主要與中國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發揮的終端組裝中心的作用有關。^[20](p41)他們認為，中國的這一角色是以豐富的勞動力供應和美國公司將高端零部件從它們的亞洲基地轉運來供應到中國為基礎的。^[20](p54-55)因此，對數據進行的進一步的檢驗表明，中國不會從傳統的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國家，經過結構轉化變成生產信息與通信產品的高科技經濟強國。^[20](p48)姚順利激烈地對羅德里克（Rodrik）的觀點提出了相似的批判，認為中國機械部門和電子設備出口的增加，并不一定表明技術在升級。他的結論是，所有跡象表明，中國外貿出口部門的增長與它的根據比較優勢發展對外貿易的加工貿易制度和外部采購密切相關。^{[24] (p63)}

通過提及比較優勢，姚順利暗示，中國對貿易的參與主要是建立在利用這些加工部門中豐富廉價的勞動力的基礎上的；中國能夠在這樣的特殊性上積累如此大的貿易順差完全是規模和生產率問題(在低工資的組裝工作中)，而非技術升級或在國際生產網絡中提升價值鏈的問題。當然，中國在本國國有企業中確實實現了許多技術升級并獲得了大量附加值。 ^{[15] (p77-83)}在這方面，中國工業化政策的一個關鍵是，利用出口部門突破在國內工業化過程中進口替代策略的資金約束。這與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韓國類似。　　

然而與韓國相反，中國戰略面臨的要害是，跨國公司正在加強對出口部門的支配。例如，如前所述，2005年58%的中國進出口來源于外資企業。因此，一旦政府購買外資企業創造的這些外匯盈余，由此產生的外匯儲備實際上代表著外資對國內資產的要求權。類似的，通過外商直接投資積累的外匯儲備也代表外資對國內資產的要求權。因此，易靖韜等人指出，中國增長的外匯儲備在任何時候都不是可支配收入，而是相當大的間接債務。他們暗示，在2005年中國積累的外匯儲備只有一半是與其財富一致的，只有這部分是需要中國履行其國際支付責任的。其余的資本流入（外商直接投資和國外借入）可以理解成隱性債務，中國最終必須償還。^[26]類似的，在與簡·克雷格爾（Jan Kregel）的通信中他指出，根據提交給聯合國大會主席關于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改革的專家委員會的近期會議的資料，中國持有的外匯儲備表明，數字對大多數目標而言是毫無意義的，尤其是外匯儲備的大部分顯然是與跨國公司合資企業的非匯出利潤。[14]　　

在這個問題上，所有權是關鍵。將中國與另外一個在20世紀最后10年在世界經濟中持有巨額外匯儲備的國家——德國，進行比較是有幫助的。總的來說，德國的經常賬戶余額一般是建立在德國或泛歐所有權的基礎上由私人公司部門掙得的。因此，補償經常賬戶余額的凈資本流出大多數是在私人資本轉移時發生的。通過這種方式，德國公共貨幣當局并沒有被外匯儲備積累或者沖銷操作所累，經常賬戶余額成為了德國公司向海外擴張的工具。考慮到盡管美國的金融賬戶存在整體順差，但是凈外商直接投資也被投向了海外，所以實際上相同的公司擴張過程也正在美國發生。[15]^[26]德國和美國都能用這種方式調整失衡，因為順差積累的工具和/或直接海外投資大部分是本民族的，換言之，公司本部位于本國。　　

在中國，相反的狀況日益蔓延。通過外資所有權創造的大部分順差并未成為中國企業部門擴張的工具，擴張只是通過政府轉移給國有企業進行海外活動的有限的外匯儲備或者主權財富基金來進行的。總之，與一般觀念相反，考慮到中國人民銀行需要使儲備資產盡可能的與購買這些儲備的國內債務相匹配， 實際上政府在如何使用它的儲備上是相當受限制的。[16]^[28]通過外資所有權創造的盈余反而實際上充當了外國并購在國內經濟中進行擴張的工具。此外，中國政府沖銷購買通貨貨幣效應的努力實際上也補貼了外資對國內金融資產的要求權。例如，易靖韜等人指出，與所導致的沖銷的外匯（大部分被美聯儲持有）相比，中國向流入的外商投資和與之相關的沖銷操作支付了更高的回報率。^{[26] (p21-22)}換句話說，中國不僅僅為美國政府的赤字融資，實際上還資助了這些融資，對外商直接投資的融資和資助則更加普遍。正如第一部分參考桑克爾的觀點進行的討論，這種情況實際上與早期結構主義者認為進口替代策略實際上資助了跨國公司在拉美的擴張這一批評是極為相似的。^[29]

當然，這可以被認為是進行資本賬戶和金融自由化的論據，盡管這種屈服對中國而言并非好主意。一個重要的理由是，自由化可能助長創造中國外匯的方式的非國有化，因此加劇結構波動性的潛在源泉。盡管在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只占總投資和附加值的很小份額，但是在戰略上，它們在出口部門的密集程度已經開始讓外資企業在創匯的主要的方式上居于主導。反過來，這已經成為將外資所有權進入中國國內經濟的主要的機制，而不再是按照慣例設想的那樣，是通過外商直接投資。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盡管中國的順差和外匯積累確實體現了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實力（盡管創造流動性的能力相對弱于美國和譬如英國這樣的相關的離岸金融中心），但是辯證的看，它們也體現了波動性的一個主要源泉。這與早期拉美進口替代的成功相似，盡管通過的機制完全不同。人民幣重新估值或者資本賬戶和金融自由化不能解決根本的結構問題。相反，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性可能會潛在地使中國易受到在拉美和東亞金融危機中都發生過的不穩定性的影響。　　

五、結論：軟實力和硬依附之間　　

本文對在加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中國實力的本質和弱點進行了思考，靈感來自拉丁美洲與加勒比經濟委員會對拉丁美洲的戰后的工業化進行的結構主義分析。通過對中國1982年到2008年的貿易支付余額賬戶的分析，本文認為，以對外順差為基礎，對中國實力的過分單純化的評價是夸大的。很明顯，中國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只是從2001年之后才開始驚人地增長。在這之前，從增長沖刺以惡化的國內通脹和轉為逆差的貿易賬戶結果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更是典型的外圍后發工業化國家。這種緊張的局勢被服務和收入賬戶持續的逆差所惡化。與之并行，資本賬戶和錯誤以及遺漏項增強的波動變化突出了中國預防性儲備的重要性。　　

進一步觀察貿易賬戶可以給出一些關于在全球貿易體系中，中國如何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盡力從典型的外圍后發工業化國家轉型成最大的順差國家之一這一問題的線索。在貿易賬戶順差激增中，中國在對歐美貿易中獲得巨大的順差的同時，在對東亞和東南亞貿易中存在著巨額逆差。這兩種形式都是從1997～98年東亞經濟危機才出現的。正如越來越多的研究在亞洲的跨國公司的大量著作認為的那樣，這反映了危機之后遍及中國、以東亞為中心的國際生產網絡的大規模重新調整，以及中國從事商品進入歐美消費市場之前最終加工過程，并在這些網絡中居于三流甚至是四流地位。區域貿易余額也反映出歐美并行的金融化過程不僅刺激了這些最終貿易目的地的消費，還加強了北方國家對這些生產網絡的控制。在這一背景下，外資企業在中國出口部門的支配地位的加強已經成為了外資所有權進入中國國內經濟的重要的傳導機制。可以證明，與中國的出口依賴相比，這是一個更加難以克服的弱點（不管怎樣，外資企業支配地位的加強自身就是外資所有權進入過程的一種反映）。原則上，出口依賴是可以通過國內的再平衡來解決的，然而已經嵌入的跨國所有權結構要難對付的多。正如許多中國學者認為的那樣，這些跨國公司表現出了強烈的、鞏固既得利益的勢頭。 ^[30]

這樣說來，看一下當前有關中國的爭論是極為重要的。推測中國處于具有影響力的地位，應該放棄外匯積累的防御性策略，通過深化對金融領域的開放和減少對匯率的干預，更加積極地調節在國際貨幣和貿易系統中的失衡，是將中國視為了貨幣和貿易系統擴張和控制背后的中心經濟大國之一。對影響力的錯誤的估計可能會對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特別是如果提出的貨幣和金融自由化策略可能會在目前的經濟危機的近期反應中惡化不穩定的資本流動的波動性。考慮到縱有對中國外匯儲備（大多數儲備以低收益和可能是貶值的美國政府資產的方式持有）的關注，實際上，中國的外匯儲備與大部分由北方國家金融系統創造的造成當前的危機的國際流動性的數量相比，是相形見絀的。所以上述擔憂就更加重要了。與北方國家中央銀行為應對本次危機突然創造出來的據目前估計已經超過13萬億美元（在這些中央銀行干預時比估計的中國總外匯儲備的6倍還多）的巨額流動性相比，中國的外匯儲備也是相形見絀的；與目前卷入由央行干預政策產生的套利交易(仍未受到約束的)的極大復蘇中的流動性相比，中國的外匯儲備亦相形見絀。伴隨如此巨額的國際流動性和可能的通脹性后果，可以相信，中國自己的外匯儲備在中期可能會被快速侵蝕。實際上，由于進口激增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減少，在2010年3月，中國已經出現了自2004年4月以來的首次貿易逆差。盡管這種逆差可能是暫時的，但是它突出了中國的貿易地位比通常估計的要脆弱。從這種觀點來看，中國領導人對當前局面的擔憂并非是盡量以維持在美持有的國家儲蓄資產為基礎，而是要更加恰當地汲取前車之鑒，避免陷入拉美和東亞先繁榮后衰退的困境。　　

這是中國崛起的辯證的一面。它在全球經濟中興起的影響在它內部實質上包含了外圍和依附國家而非中心主導國家具有的波動上升的一面。這不同于中心主導國家的相互依存的波動性，后者繼續保持著充當擴張國際流動性的主要源泉的特權，并在危機時繼續展現了回收流動性的能力。承認這點很重要，尤其是考慮到中國仍然是一個相對貧窮的國家，在發展中面臨諸多挑戰。中國的領導人可能確實擔心陷入戰后外圍后發工業化國家的典型的嚴重外部約束的困境，畢竟中國剛剛在穿越一波從北方國家傳來的金融化和產業重建的基礎上，從這種困境中逃出來。　　

類似的，錯誤的信息也不應該通過所謂的“北京共識”這種對影響力的錯誤感受傳遞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好像先前的后發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教訓不再適用或者中國最近30年的經歷可以以某種方式持續復制。此外，中國只是正在進入全球工業化等級制度中的中等位置，也正是20世紀70年代先行的拉美國家經濟失速然后下降的位置，因此，中國影響力一定是有限制的。實際上，對實力的草率的錯覺可能對先行的全球經濟強國相當有用，很像韓國在20世紀90年代和先行的拉美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的野心將它們暴露給隨后而來的金融危機。盡管殊途，但是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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