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是怎樣的契機讓您與中國和中醫結緣的？
文樹德：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上世紀60年代，當我對中國醫學的歷史產生興趣時，慕尼黑的圖書館里只有幾本由德國及其他地區學者寫成的作品。當中最出色的，當屬胡博特1929年在德國萊比錫出版的《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醫學及其發展歷程》。當我因緣際會，開始專注于中醫藥歷史的時候，我卻沒有辦法尋到一本由中國學者寫成的作品。這讓我萌生了前去中國學習中文的想法。
1969年，我和我太太在中國臺北接觸到那琦博士，他得日本岡西為人先生之傳。他給我介紹了中國本草研究的歷史，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本草綱目》的名字?；厝サ聡侥岷诖髮W后，我結束了博士論文課題，就繼續研究本草的課題。為此，我忘了我本來學的俄語，忘了我所學的專業，因為我對本草文獻歷史非常感興趣。在看了100多本本草相關著作后，我編寫了一本有關中國本草文獻歷史的著作。
中德建交以后，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去到北京，想與中國的專家合作翻譯全本《本草綱目》，但那時條件還不十分成熟，因此這個想法也就此擱淺。
后來，隨著中醫在歐洲的傳播加快，我發現西方人對于中醫認識并不深，而他們又有了解中國和中醫的需求，所以我覺得中醫經典必須翻譯成德語、英語。
我翻譯的第一本著作是清代醫學家徐大椿的《醫學源流論》。1969年，當我第一次到臺北時，我在南京路買的第一本書就是《醫學源流論》。當時我不了解此書及其作者，但仿佛命中注定，印在此書背后的書名吸引了我。當時我文言文水準及中國醫學基礎均有限，只能看懂每頁的幾句。這本書長時期被我束之高閣，直至1980年代我想起它那小章篇的結構，我再次翻閱，試圖找尋一些可助我撰寫一本中國醫學史教科書的材料。當我重新閱讀徐大椿的作品時，我馬上被這個中國儒醫的智慧、見識和幽默感吸引。我發現這個作者非常有意思，他在這本書里談了醫學教育、醫學道德倫理、醫患關系等很多問題，于是我把這本書翻譯成英語在美國出版。
后來，在翻譯《黃帝內經·素問》的時候，我第一次與來自中國中醫科學院醫史文獻所研究員鄭金生教授合作。這為后來我翻譯《本草綱目》打下了基礎。
1986年，我在慕尼黑大學主持了一個會議，我邀請來自印度、日本、希臘、羅馬、中國等地的專家來參加這個會議，他們都對把古代文獻翻成現代語言很感興趣。但問題是這些術語和疾病名字用什么語言合適？比如說“風火眼”，有人說“風火眼”應當翻譯成acute conjunctivitis，也就是“急性結膜炎”，但是為什么一個宋朝的作者會知道現代的結膜炎呢？所以必須忠實原名，翻譯成wind fire eye。翻譯成“風火眼”后，治療思路也很明晰。在這個會議上，我邀請了中國中醫科學院的馬堪溫教授，他帶了一個年輕學者鄭金生。如果我沒有認識鄭金生，我可能就翻譯不成《本草綱目》。
在合作翻譯《素問》后，我繼續翻譯《靈樞》，2008年以后，我們開始翻譯《本草綱目》。翻譯《本草綱目》必須有一個知識基礎，這個基礎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是經過數十年的積累。
“翻譯《本草綱目》讓西方更了解中國”
記者：您為什么選擇翻譯《本草綱目》？
文樹德： 2011年7月，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黃帝內經素問譯注》，從而使我主持的《黃帝內經素問》英譯注釋系列著作全部出齊。在翻譯《本草綱目》之前，我已經翻譯了多本著作，但是，在中醫藥領域，世界上沒有能夠與《本草綱目》比肩的著作和文獻。這不單是一本藥典，更是一部百科全書，人們可以從中看到中華文明的偉大。
因此，將《本草綱目》譯為世界通用語言英文的執念貫穿了我整個研究生涯。雖然全球已有不同時期翻譯的《本草綱目》譯本，但很多譯本僅是節譯，而且并不是規范的學術翻譯。糟糕之處在于，有的版本對難懂難譯的地方直接跳過，有的譯者將其認為是《本草綱目》中“迷信、超自然”等不符合所謂現代理念的部分進行了“改寫”，或以西醫詞語譯中醫。有的譯本直接使用現代生物醫學術語翻譯古代醫學詞語，這些都會極大誤導讀者。
從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可以看到研究中醫古籍的重要意義，因為屠呦呦就是從中醫古籍中獲得提取青蒿素的靈感。如果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夠閱讀和研究《本草綱目》，那么這或許對發明新藥和新的治療方法大有幫助。
我認為，將中醫典籍譯成西方語言的一大原因，就是為了要打開通向中國醫學知識的通道。這也是為什么人們一直在試圖研究用科學的方式解釋中國古代的療法和藥方，并將其引入現代醫學的原因。
我希望西方認識到潛藏于李時珍《本草綱目》中的無盡內涵。長遠來看，我們亦希望西方學者如同東亞學者一樣重視這個人類文明的巨大財富。
記者：您覺得翻譯《本草綱目》的難點在哪里？
文樹德：《本草綱目》包括有關利用水、火、礦物質、植物、鳥類、家禽、昆蟲、爬行動物、四足動物和人體物質的專題論述章節。其中的難點包括地理名詞以及疾病名稱千百年來的演變。但對于藥用動物、植物來說，產地的重要性是不能忽略的。比如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羅希文譯著的《本草綱目》中，這些概念都比較模糊。可以看出，羅希文這位譯者英語很好，但是他并不很懂中醫的歷史與許多專業術語，很多地方沒能準確地翻譯出來。正因如此，我才花費十余年的時間重新翻譯這本著作。
我想強調的是，沒有與中國學者的合作，我將無法完成《本草綱目》的翻譯工作。在德國大眾汽車基金的支持下，我邀請了張志斌、鄭金生、華林甫三位學者一起合作。首先編輯了三冊《本草綱目》詞典，沒有這三冊詞典，這部翻譯作品的科學實用性就無從談起。我和張志斌教授一同撰寫了第一冊，對4500種《本草綱目》內提及的歷史疾病名稱進行識別，并首次對這些名稱進行語言學分析。在第二冊中，我與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華林甫合作，對《本草綱目》中的歷史地名加以辨析。第三冊是對《本草綱目》中引用的書名和人名加以說明，這是我與鄭金生教授一起完成的。來自中國的贊助者榮裕民先生也為我提供了翻譯資金上的支持。
記者：您如何評價《本草綱目》？
文樹德：我的中國同事鄭金生教授把《本草綱目》比喻為一座博物館，人們能在其中找到一切過去曾用作藥物的東西。《本草綱目》的價值超過了所有我能想到的著作，李時珍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這本書的知識來源非常豐富，從販夫走卒到儒釋道，包羅萬象，價值非凡，是真正意義上的百科全書。
“東西方文明應當溝通互鑒”
記者：您從中醫學上悟到了什么樣的道理？研究中醫學有助于您更了解中國嗎？
文樹德：在整個二十世紀，西方的中國研究一直未能系統和持續地探研中國人的健康與疾病理念的發展，以及與醫學有關社會制度如何形成。這種現象值得大家留意。因為一個文明對抗疾病及死亡的經歷，比其他方面更能反映該文明的內涵。
健康科學匯合了哲學與宗教、倫理與禮儀、科學與天文學、占星學與數學、植物學與科學、經濟因素與社會結構、語言與符號、科技與個人經驗，本土傳統與外來影響，及更多的其他因素。因此，我們與其孤立地研究以上諸題，不如將健康科學作為了解一個文化精神特質的出發點。
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剛開始研究時不一樣，今天大家對很多中國醫學史的基本知識和特性已經耳熟能詳。閱讀這些古代醫學著作，我們能知道中國是什么時候開始建立醫學，將身體的不適歸因于疾病而非鬼神作祟。這種醫學與古希臘醫學一樣，都是將認識生命的過程建立在自然規律的基礎之上。比如，中國的陰陽五行學說，它完全擺脫了鬼神之說，追求純粹的自然法則，極具革命性。
記者：德國也有一些草藥的著作，在源于8世紀《洛爾施藥典》或圣希爾德加德·馮·賓根的《自然界》中也關注了草藥，您認為中醫與西方醫學有什么樣的不同？
文樹德：在翻譯《醫學源流論》的時候，我察覺到徐大椿和歐洲偉大的生物形態學家摩爾加尼于同年去世。通過我的譯著，讀者可以自行判斷徐大椿和摩爾加尼共通和相異之處。
我的翻譯遵循與古典學者將古希臘或羅馬文字翻譯成現代語言相同的語言標準，盡可能從字面上準確地重現古代作者的思想，語言意象，隱喻和寓言。很多翻譯中國古代書籍的從業者都力求給予文章以現代化的面貌，以此讓譯文看起來更符合科學標準。但這并不是我們的方法。我們尊重古代作家的認知，我們不會說，以今天的視角他們必須知道這些或那些。只有這樣，西方讀者才能認識到古老中醫的獨到之處并且與古老的歐洲醫學做以比較。
我不認為中西醫學有什么本質上的不同，它們只是理論體系不一樣，但是它們的內核是相同的。千百年的臨床經驗正好證明東方的醫學見解和療法，比一百年前的西方醫學有更卓越的成就。
記者：您如何看待中醫和西醫之間的溝通？或者說您如何看待東西方文明之間的溝通？
文樹德：實際上，我翻譯中國醫學著作的過程，就是溝通中西方文明的過程。
我曾經走訪過100多位中國臺灣中醫醫師和藥劑師，并以此為課題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中德建交后，我經常來中國大陸進行實地考察研究。每次來中國，我都要去北京的潘家園、報國寺這類地方，尋找中醫手抄本。
把中醫當成一部關于中國人心態的寓言來看會有趣得多。黃帝等歷史人物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觀念的體現。千年前，人們總是把妖魔鬼怪斥為病痛之源，中國的這些著作卻把病痛歸咎于人的行為或疾病，可以被矯正或治愈，這是理性的象征。中國人總是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并通過研究外國思想、推動工業化、建設現代經濟來尋求具體的答案。
東西方文明之間應該架起溝通的橋梁，目前，很多歐洲人還并不了解中醫，我希望更多優秀的中醫學者能來到歐洲傳播中醫藥。
我也會關注目前中醫藥發展的一些問題，譬如說中醫流派之間如何圓融共通，如何用外國人能聽懂的語言在世界舞臺發出中醫聲音，這都是中醫藥要向世界傳播需要克服的困難。
記者：未來，您還會做有關中醫方面的翻譯工作嗎？
文樹德：我已經八十多歲了，目前我正關注《針灸大成》這本成書于明代的醫學著作，未來如我有精力，也許會投入到它的翻譯中。
采訪后記：
作為一名來自德國的醫史學家、翻譯家和漢學家，翻譯過《黃帝內經》《本草綱目》等多本中醫典籍的文樹德無疑是個“中國通”。他不僅中文流利，并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如數家珍。他向西方世界展示了博大精深的中醫。
《中國中醫藥報》作為中醫藥行業的權威媒體對文樹德進行專訪，望以此對中西方文明溝通互鑒提供參考。
正如國家副主席韓正出席太湖世界文化論壇第七屆年會致辭所言，在世界各國前途命運緊密相連的今天，文明交流互鑒越來越成為增進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梁、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
而文樹德正是架起東西醫學乃至東西文明交流的一座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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