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數據顯示，截至5月20日，納入“清肺排毒湯”臨床救治觀察的10個省份(不包括湖北省)66家定點醫院1337例本土患者中有1323例(占98.95%)臨床治愈出院，這其中有57例是重型患者。救治對象中無一例輕型轉為重型、普通型轉為危重型。

　　?“由于疫情非常復雜，必須將多個方子有機組合在一起，兵團作戰，才能普適速效。畢竟需要使用的人很多，所以我自己前后連續服用了十幾服。”

　　?深入挖掘中醫藥寶庫精華，及時從中醫藥經典中優化組合有效方劑，傳承不泥古，創新不離宗，是此次疫情防控救治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這是一場百年來影響范圍最廣的全球性大流行病——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受到波及，全球確診病例超過1100萬例。

　　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疫情，中醫藥人堅持守正創新，結合實際深入辨證，從經典名方中篩選研發出通治方“清肺排毒湯”，并大面積推廣使用，成為挽救生命、控制疫情的有力武器。

　　“大疫出良方”。一個從經典名方中篩選研發出的速效通治方，背后有著怎樣的故事?古方今用為何仍能“效如桴鼓”?中醫人如何更好守正創新?帶著這些問題，《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進行了深入調研。

　　3月18日，武漢雷神山醫院，新冠肺炎患者在病房服用中藥湯藥治療

　　看準病機，從經典名方中篩選優化“通治方”

　　每一次大疫的發生，都是一次大戰，也是一場大考。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數據顯示，截至5月20日，納入“清肺排毒湯”臨床救治觀察的10個省份(不包括湖北省)66家定點醫院1337例本土患者中有1323例(占98.95%)臨床治愈出院，這其中有57例是重型患者。救治對象中無一例輕型轉為重型、普通型轉為危重型。

　　有效降低了發病率、轉重率、病亡率，促進了核酸轉陰，提高了治愈率，加快了恢復期康復……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近日發布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再次肯定了以“清肺排毒湯”為代表的中醫藥有效方藥在治療新冠肺炎中的作用。

　　回顧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初期，到1月24日24時，全國已有30個省區市報告確診病例，確診人數超過1000人。患者救治始終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面對兇猛的病毒，如何針對核心病機快速拿出有效的“通治方”?

　　出身中醫世家、苦心鉆研中醫藥經典多年的中國中醫科學院特聘研究員葛又文意識到，這次疫情遠比任何一次流感都要復雜嚴重，與“非典”性質上也有很大區別，設計的藥方既要針對主要矛盾，使藥力走在毒性前面，阻斷疾病惡化進展通道，同時也要統籌對其他臟器的協同保護，調動增強人體免疫力，降低復感復發風險。

　　“搞清楚疫病的性質非常重要。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當屬‘寒濕疫’，是感受寒濕疫毒而發病。”葛又文根據此次疫情發病的時間特點、人群的共性、區域等三因制宜，深入辨證，結合從疫情前線發回的患者詳細病情資料，驗證對本次疫病核心病機和應對方法的判斷。

　　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中醫科學院名譽院長王永炎院士，國醫大師、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主任醫師薛伯壽都有多年抗疫經驗，也把這次疫情性質定為寒濕疫。這與深入抗疫一線的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仝小林院士的觀點也不謀而合。

　　彼時，仝小林院士在除夕晚上率隊抵達武漢。他介紹，當地1月份以來差不多連續16天都是小雨，濕氣非常重。針對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等地患者的發病情況等詳細診察，發現患者舌苔總的呈現厚膩腐苔，濕濁之象非常重。

　　“從《內經》和《難經》五十八難了解，傷寒有五，寒濕疫屬于傷寒病的分屬類型。”判斷核心病機為“寒濕疫”，且有多臟腑受累發病的情況，葛又文想到了《傷寒雜病論》。這部著作開創了中醫學六經辨證的先河。經過近兩千年的臨床實踐，后世相繼有700多種圍繞該書的著作問世。該書記載的方劑被尊為“經方”，張仲景則被尊為“醫圣”。日本的“漢方藥”，應用的也多是該書的方劑。

　　在統籌考慮《傷寒雜病論》經典名方基礎上，葛又文將麻杏石甘湯、五苓散等多個方劑精心優化組合，創新運用，并親身試藥，反復推敲，在一周內確定了包含21味藥的“清肺排毒湯”處方。

　　“由于疫情非常復雜，必須將多個方子有機組合在一起，兵團作戰，才能普適速效。畢竟需要使用的人很多，所以我自己前后連續服用了十幾服。”葛又文說。

　　這個通治方如何發揮作用，做到“攻守兼備”?

　　“正氣存內，邪不可干。”國醫大師薛伯壽認為，疾病之所以發生，正氣衰弱是根本原因，正氣的盛衰存亡對疾病的發展轉歸與療效起決定性作用。

　　薛伯壽親筆撰文解讀“清肺排毒湯”：此方為麻黃湯、五苓散巧妙相合，既祛寒閉又利小便祛濕，麻黃可增五苓散祛濕，五苓散控制麻桂發汗之峻，桂枝甘草辛甘化陽扶正，苓桂術甘又有健脾化飲之用，因新冠肺炎胸憋氣短，雖無明顯喘，其實肺閉不宣，比有喘咳更為嚴重，又合用射干麻黃湯及橘枳姜湯，小柴胡湯為少陽病，半表半里，又可通利三焦，既防疫邪入里，又調肝和胃，顧護消化功能，加藿香為芳香化濕，用石膏防郁而化熱。

　　海軍軍醫大學和中科院大連化物所研究團隊聯合開展了藥效物質基礎及作用機制研究，從現代科學角度予以佐證——

　　“清肺排毒湯”21味中藥有16味歸肺經，其余中藥協同保護心臟、肝臟、脾胃和腎臟等器官。目前，已完成300余種化學成分、200多種入血成分的鑒定工作，預測出790個潛在作用靶標，證明“清肺排毒湯”可通過多成分、多靶標對機體起到整體調控作用，對新冠肺炎從病毒入侵、病毒復制到繼發炎癥因子造成多器官損傷的整個通路發揮作用。

　　“疫病的特點是傳播迅速、波及面廣，針對核心病機，迅速從經典醫籍古方中篩選優化最對癥的方藥，尤其是產生‘國家藥方’，對疫情防控和臨床救治至關重要。”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副局長王志勇說，這個處方與幾位院士、國醫大師對核心病機的研判一致，源于經典又頗有創新，深入研判了疾病發展和轉歸、統籌考慮了速效救治與防復發風險，高度關注了對心臟、肝臟、脾胃和腎臟的協同保護。

　　與死神賽跑，中醫不當“慢郎中”

　　大疫當前，第一時間救治患者是當務之急。

　　1月27日凌晨3點，王志勇鄭重寫下承諾書：“全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異常嚴峻，我們必須與死神和時間賽跑……”當天，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以臨床“急用、實用、效用”為導向，緊急啟動了“中醫藥防治新冠肺炎有效方劑臨床篩選研究”專項。

　　加快啟動臨床觀察，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考驗。然而，第一批臨床觀察剛開始，就遇到不少障礙。

　　“清肺排毒湯”應急專項專家組組長、北京中醫藥大學副校長王偉回憶，最初確診患者都在西醫定點醫院，要讓西醫和患者接受中醫治療并不容易，這背后既有現實條件限制，也有醫生用藥習慣甚至對中醫的偏見和誤解。

　　“山西一位新冠肺炎患者入院后堅決拒絕吃中藥，經過治療癥狀雖然消失，但核酸檢測始終呈陽性。后來看到同病房病友喝了‘清肺排毒湯’后轉陰出院，他才接受中藥治療，一個療程三天后就轉陰了。”王偉說，早期很多患者都是這樣，看到效果后才開始服用“清肺排毒湯”。

　　隨著參與臨床觀察的患者越來越多，更多良好療效的反饋陸續傳來。河北省中醫院呼吸一科專家救治的一位重癥患者，高燒39.5℃，加服一服“清肺排毒湯”后，第二天下午體溫和白細胞便恢復正常;陜西省西安市一位中年患者，CT胸片顯示雙肺呈多發性斑片狀毛玻璃型影像，臨床表現為乏力、胸悶、氣短，服用“清肺排毒湯”兩劑后，癥狀基本消失，服用六劑后肺部病灶明顯吸收，核酸檢測兩次都顯示陰性。

　　首批在山西、河北、黑龍江、陜西4省開展的“清肺排毒湯”救治確診患者的臨床觀察結果證實，該方在多省多地不同年齡層次的214例確診病人中臨床有效率達90%以上。

　　“中醫并不都是‘慢郎中’。中醫藥治療流感類疫病，如果病因病機分析透徹，遣方用藥合理嚴謹，就可以很快扭轉病情。”王志勇說，面對疫病迅速準確研判病機，針對核心病機開出通治方，這正是中醫辨證論治的體現。

　　“中醫認知疫病的診療模式有其獨特優勢。”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曹洪欣教授表示，突發疫病疫毒之邪(病毒細菌)侵犯人體后，機體會出現不同的反應和表現，中醫對這些外在表現進行分析，根據病邪導致臟腑經絡功能異常、氣血津液失調的病變機理，綜合自然界氣候變化、地理環境、人的身體狀況與疫病演變規律，注重“因地、因時、因人、因病”的綜合分析，以扶正祛邪為法則，調動體內抗病能力與抗病毒、抗細菌作用相結合，有利于早期有效干預，從而達到及時有效防治的目的。

　　繼2月6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發文向全國推薦使用后，“清肺排毒湯”作為治療輕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患者的唯一通用方劑，又被納入第六版和第七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在全國28個省(區、市)得到廣泛應用。隨著國際疫情蔓延，有關部門還為我駐外使領館配備了近10萬劑“清肺排毒湯”復方顆粒劑。

　　在湖北疫情最吃勁的關鍵時候，經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科研攻關組統籌協調，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工業和信息化部組織四家中藥企業迅速制定了生產標準規范，緊急生產“清肺排毒湯”復方顆粒劑，無償供應湖北省定點醫院臨床救治使用。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數據顯示，在湖北疫情主戰場，“清肺排毒湯”是使用量最大的方劑，共有湯劑39萬袋、復方顆粒劑近50萬劑向定點醫院、方艙醫院、隔離點配送，發揮了重要效用。

　　正如白皮書指出，堅持中西醫結合、中西藥并用，發揮中醫藥治未病、辨證施治、多靶點干預的獨特優勢，全程參與深度介入疫情防控，從中醫角度研究確定病因病機、治則治法，形成了覆蓋醫學觀察期、輕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恢復期發病全過程的中醫診療規范和技術方案，在全國范圍內全面推廣使用。同時，這也節約了大量醫療救治費用。專家介紹，單獨使用“清肺排毒湯”起效迅速，一個療程僅需3天，藥品費用不到100元。

　　中國中醫科學院特聘研究員葛又文正在翻閱《黃帝內經·素問》中關于五運六氣的論述記載

　　傳承不泥古，創新不離宗

　　回望歷史，中醫對于疫病防治具有幾千年的實踐積累與經驗，常常在救治患者過程中形成、發展疫病理論，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良方。

　　早在《黃帝內經》中就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的記載，指出疫病的傳染、流行性與臨床表現相似的特點。

　　在漢代，大疫流行，醫圣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序》中說：“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總結疫病防治經驗、創新中醫理論，他編著《傷寒雜病論》，奠定了中醫辨病與辨證論治的診療模式，傷寒六經辨證的問世與廣泛應用，有效地指導著疫病防治。

　　明清時期，瘟疫頻發，當時認為疫病與毒邪相關，吳又可、葉天士、吳鞠通等醫學大家提出溫病辨病辨證方法。如“衛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等，豐富發展了疫病理論與實踐。

　　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雖屢經疫病侵害，但最終都靠老祖宗的智慧和方藥戰勝了疫病。

　　“大疫出良方，而臨床實踐恰恰是中醫傳承創新的有效途徑。”曹洪欣說。

　　治療肺炎的麻黃杏仁石膏甘草湯、治療心律不齊的炙甘草湯……張仲景著《傷寒雜病論》中的不少經典名方，成為臨床中常用的良方。

　　東晉葛洪《肘后備急方》立“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一章，記載了治療、預防瘟疫的方劑。

　　唐代名醫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總結了許多治療傳染病的方劑，還提出用熏藥法進行空氣消毒等消毒法。

　　北宋期間暴發流行病，十余次頒布醫方，其中“時氣疫方”“霍亂吐瀉方”等良方，也沿用至今。

　　屠呦呦受中醫典籍《肘后備急方》啟發，帶領團隊攻堅克難，研究發現了青蒿素，解決了抗瘧治療失效難題，挽救了全球數百萬人的生命。

　　深入挖掘中醫藥寶庫精華、及時從中醫藥經典中優化組合有效方劑，是此次疫情防控救治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王永炎院士指出，面對新病毒和傳染病，相較于西醫需要病毒分析、動物實驗、臨床試驗等復雜程序，中醫藥基于患者臨床癥狀、體征、發病的時間、地域和氣候等特點，通過病機分析、審證求因進行辨證論治，就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制定出方案，第一時間用于臨床救治，這對于保護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至關重要。

　　薛伯壽認為，中醫藥典籍汗牛充棟，但并不是隨便拿個方子來就能用的，必須研判病機，擇善而用，創新融合應用。“清肺排毒湯”就是中醫藥傳承精華、守正創新的生動實踐。

　　當前，我國內防反彈、外防輸入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站在古代先賢的肩膀上，中醫人如何讓好方子治愈更多患者，讓中醫藥為護佑人類健康作出更大貢獻?

　　“人與自然關系持續惡化的趨勢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傳染病在世界各地的發生更加頻繁，這也凸顯出中醫藥傳承創新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王志勇說，面對未來仍有可能出現的大疫，中醫人還要擔負起歷史使命，拿出更多有效的“國家藥方”。

　　從秦漢時期《黃帝內經》奠定中醫理論體系，到明清時期溫病理論的形成;從中醫典籍中煥發新生的青蒿素，到將傳統中藥的砷劑與西藥結合治療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中醫藥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創新史。“清肺排毒湯”的臨床實踐正同中醫藥學的發展軌跡一樣，是在學習和傳承古人理論與經驗基礎上，結合疫情的實際情況融合新的認識，將傳承與創新有機結合。

　　記者采訪了解到，雖然中醫藥法明確，注重中醫藥經典理論和中醫藥臨床實踐、現代教育方式和傳統教育方式相結合，但一些地方暴露出學歷教育和臨床實踐脫節、中醫藥人才青黃不接、中醫不姓“中”的傾向。

　　“臨床療效是中醫立業之本，是中醫的生命力。”國醫大師路志正認為，中醫藥還有很多寶藏沒發掘出來，當前要加大師承教育力度，做好典籍的挖掘、利用，切實把中醫藥這一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繼承好、發展好、利用好。

　　路志正認為，有效發揮中醫藥防控疫情作用還存在一定薄弱環節。要提高中醫藥防控突發流行傳染性疾病能力，大力發掘中醫藥防治疫病精華，切實提高中醫藥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整體能力;加強基于經典名方的中藥新藥研發，使中醫藥成為防控新發疫情的不竭動力。

　　“傳承精華，守正創新”，正是中醫藥發展的根基和生命力所在。而傳承創新發展中醫藥，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內容，是中醫人新時代的使命所在，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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