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傳統醫學防治瘟疫的艱難歷程，是逐漸擺脫神學控制和糾纏從而產生科學認識的過程。古人對待疫情的辦法，基本上是兩種：一種是借神驅鬼，一種是使用醫藥。中國古代早期全社會都信仰神祇，認為大的疫病是天降災禍，并以改進政治來回應上帝的批評和懲罰，同時探索治病的辦法。盡管中醫曾混于巫，但后來擺脫了巫術的控制，醫療實踐才是中醫的真正起源;歷史上的瘟疫催生了醫學的進步，醫學的發展不斷加深對瘟疫的認識，包括病因、傳染性、預防和治療藥物等等，在現代抗疫過程中仍然發揮著作用。中國傳統醫學作為對兩千年來醫學實踐的總結，經歷了一個不斷產生新學說、否定著舊的學說的過程，伴隨的是鬼神巫祝因素越來越淡薄。

　　關 鍵 詞：瘟疫 中醫 病因

　　中國古代把流行性傳染病稱為“疫病”，由于疫病多有發熱癥狀，所以被稱為“溫疫”或“瘟疫”。中國古代醫學，也就是中醫，為防治瘟疫，一直進行著艱苦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

　　一、頻繁的疫病，嚴重的災情

　　流行性傳染病，先秦文獻就多有記載。從漢代開始，記載逐漸詳盡，今天讀來，仍然觸目驚心。

　　《后漢書·五行志》載，東漢疫情11起，多數發生在東漢末年。

　　《宋書·五行志》，從曹魏黃初四年(223年)到南朝劉宋大明四年(460年)，237年，疫情23，平均約10年一次。

　　《新唐書·五行志》，唐代289年(618-907)，疫情16次。多為“大疫”。18年一次。

　　《宋史·五行志》，宋代319年(960-1279)，疫情約38次，約8年半一次。

　　《明史·五行志》，明朝276年(1368-1644)，疫情約27次。約10年一次。

　　《清史稿·五行志》，順治元年(1644)到同治十一年(1873)，229年，疫情300次，約3年多一次。

　　每次疫情的死亡人數，少則數千，多則數萬。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元兵進攻金朝當時的都城開封?！督鹗?middot;哀宗本紀》載：“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余萬人。”而據《金史·后妃傳》：“大元兵圍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萬。”

　　因此，有人說中國歷史上“五年一小疫，十年一大疫”，大體是實情。

　　古人對待疫情的辦法，基本上是兩種：一種是借神驅鬼，一種是使用醫藥。

　　二、全社會的神祇信仰和驅鬼傳統

　　古代的中華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樣，都相信神祇主宰者這個世界。中國古代信仰的天神稱“神”，地神稱“祇”，人死以后的神稱“鬼”。那些作妖害人的邪神，也往往被稱為鬼。

　　最高的神是“天”或稱“上帝”。上帝最常用的名稱是“昊天上帝”或“皇天上帝”?；浇痰纳?，拉丁文是Deus(陡斯)，英文稱“God”。利瑪竇儒服傳教，把Deus譯為“上帝”，以致今天許多人認為，上帝是基督教的神。

　　認為鬼神是世界的主宰，人間發生的大事自然也與鬼神相關，而且神比鬼的力量大。從這樣的觀念出發，產生了請神驅除疫鬼的巫術：“儺”。至少在周代，儺就被列入國家正式的禮儀制度。《論語》記載，家鄉人行儺禮時，孔子要穿上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自家臺階上。

　　據《后漢書》，皇宮中舉行儺禮時，被稱為“方相氏”的官員蒙上熊皮，用黃金做出四只眼睛，穿黑上衣，紅下裳，手執戈、盾，率領十二人，都身穿野獸毛衣、頭戴獸角，手持火把。再選一百二十名男童，全部黑衣紅帽，每人一個撥浪鼓。數千士兵擔任警衛。

　　儀式開始，方相氏和十二獸跳起驅除疫鬼的舞蹈，宦官領唱，男童和聲。唱詞的意思是：命令伯奇、強梁兩位兇神，吃掉各種疫鬼。唱詞最后是(譯文)：“節解你的肉，抽你的肺腸，你要跑的慢，就是我的糧。”最后由守衛的士兵們把火把丟進洛河，就是趕走了疫鬼。

　　儺禮舉行時，皇帝和文武百官要在皇宮前殿觀禮。各級官府也要畫上專門驅鬼的神荼、郁壘二位神像，設置桃木、葦索等驅除疫鬼的工具，還要畫上老虎、熊等被認為可以吃掉疫鬼的猛獸，共同參加儀式。后世所謂“新桃換舊符”的春節民俗，就是由此而來。而神荼、郁壘兩位門神。其主要作用，不是防止盜賊，而是防備疫鬼。

　　驅除疫鬼的巫術，不只一種，統稱“禳除”。據元末謝應芳的《辨惑編》和《龜巢稿》，當時民間曾把唐代抗擊安祿山叛亂的將軍張巡，認作可驅除疫鬼的“疫癘之神”，造成青面獠牙的兇惡樣子，抬著游行。至于歷代民間各種驅疫的小巫術，則不勝枚舉。

　　然而流行廣泛的大疫，就未必是小疫鬼作祟，而往往認為是上帝降下的災禍。

　　三、天降災禍是因為人事不修的信仰

　　先秦時期，人們認為瘟疫只是山野、河邊的小鬼怪作祟，所以借助山川之神來驅除它們：

　　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

　　這就是說，風雨雪霜是天上下來的，如果造成災害，由日月星辰之神驅除。水旱和瘟疫之類，是地上生的，所以由山川之神驅除。這話曾被廣泛引用，作為對付此類災害的神學指南。

　　從漢代開始，人們認為，瘟疫的發生，是由于人類自身的過錯，招致了上帝的不滿。其理論，首先見于《禮記·月令》：

　　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

　　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

　　仲冬……(如有土功作業)民必疾疫。

　　漢代獨尊儒術，認為儒經中最重要的是《春秋》。解釋《春秋》的權威，是《春秋公羊傳》。精通《春秋公羊傳》的儒者，是董仲舒。據《春秋》，魯莊公二十年，“齊大災”?！豆騻鳌方忉屨f，大災，就是“民疾疫”。民疾疫的原因，董仲舒認為，乃是因為齊國的君主，齊襄公、齊桓公，都“淫亂”不軌，導致上帝懲罰。

　　對待上帝懲罰的措施，通常是皇帝下詔“求直諫”，即邀請臣民批評自己，并且“損膳減樂”，即減少食物數量，少聽音樂;“議獄詳刑”，即審查案件等以改進政治以及救濟災民等等。漢元帝初元元年，即公元前48年，發生瘟疫，甚至要求大臣們也都“損膳減樂”。其目的，是為了“上答天譴”，即回答上帝的批評和懲罰。

　　東漢延光四年，即公元125年，冬天，京城洛陽瘟疫大流行。第二年，著名的古代科學家張衡“上封事”。認為瘟疫的原因，第一是安帝在當年二月外出視察，死在路上，臣子們秘不發喪，沒有正確處理安帝的喪事。第二是安帝六月埋葬以后，冬至前后又打開陵墓。“發冢移尸”。根據《月令》，仲冬進行土功作業，“民必疾疫”。這兩件大事，引起了上帝的不滿：“天地明察，降禍見災，乃其理也。”解救的辦法，就是要大臣們討論如何改進政治，以“取媚神祇。”

　　漢代朝廷的作法，是后世的榜樣。雖細節不盡相同，但認為瘟疫是上天所降的災禍，皇帝應該改進政治以答復上帝的批評和懲罰，其思想則完全一致。

　　就在這樣的神學氣氛之中，中國古代醫學，也就是中醫，艱難地探索著治病的方法，包括對抗瘟疫的方法。

　　四、醫是醫，巫是巫

　　在介紹中醫探索防治瘟疫的歷程之前，必須首先講講中醫和巫術的關系。這個關系可以歸結為以下結論：醫是醫，巫是巫。醫曾經混于巫，但醫不源于巫。

　　長期以來，學術界流傳著一句話：醫源于巫。證據之一，是《山海經》中，巫師掌管醫藥：

　　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

　　第二條是《論語·子路篇》，孔子援引南方人的話說：“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然而這兩條，都只能說明，在古代，巫師們往往兼做醫生，而不能說明醫療就是源于巫術。因為在古代，任何科學門類，幾乎都掌握在巫師、或者用一個更普遍的詞——神職人員手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天文學。無論是古代中國還是西方，幾乎所有的天文學家，同時都是占星術家，包括身處近代世界門口的天文學家第谷。

　　其他科學門類，也差不多少。不僅古代，即使近代、甚至當代，用生物學證明神創論或變形神創論的，用物理學手段證明靈魂存在、降神術的，不乏其人。就在二十世紀后期國際性的特異功能運動中，相信并為之鼓吹的科學家，不少還是“泰山北斗”型的人物。近年來，各種媒體上也不斷披露，不少實驗科學家相信，是某些不相干的小事件，比如門上是不是貼了什么小紙條等等，影響了實驗的成敗。類似的信仰積累起來，就是典型的巫術。

　　至于古代社會，在宗教神學觀念作為社會生活總的理論的時代，不僅科學，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的活動，都無法擺脫神學的控制和糾纏。然而，宗教仍然是宗教，科學仍然是科學。中國傳統醫學，也是如此。

　　有人考察中國古代醫字的演變。起初寫作“毉”，后來寫作“醫”，以此證明醫源于巫。其實，這只能說明，醫學曾經混于巫，而且后來擺脫了巫術的控制。

　　《山海經》不僅記載了十名巫師從靈山上下去採藥，更記載了數十項病名，如：瘕疾、聾、腫疾、蠱、疥、心痛、癘、蟲、胕(浮腫)、癭、癉、疣、疽、憂、風、嗌痛、痸(癡)、暍(中熱)、腹痛、狂、嘔、疫疾、瘧、白癬、癙(瘺)、痔等等。每種病名，都有相應的治療藥物。這才是醫學的真正起源。

　　五、醫療實踐是醫學的真正起源

　　醫療實踐是醫學的真正起源，也是中國古代醫學即中醫的真正起源。

　　歷史地考察，許多動物、特別是高級動物，就懂得一些醫療知識。類人猿進化為人類，尋求醫療的愿望，應當更為自覺?！渡胶＝洝分械牟∶拖鄳乃幬?，就是中國人最早的醫療知識，也是中國傳統醫學的真正源泉。而“神農嘗百草”，伊尹制湯藥等，則是早期中國人自覺尋求醫療知識的英雄故事。

　　周代，中醫已經有了分科。據《周禮》，中醫和巫，已經明確分開。據《左傳》等，鬼神致病說在許多情況下遭到了否定。而據《史記·扁鵲列傳》，當時的名醫扁鵲明確地把“信巫不信醫”作為疾病致死的原因之一。這樣的主張后來被載入《黃帝內經》：

　　拘于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

　　這是中醫擺脫鬼神觀念的嚴正聲明，也是中醫從鬼神觀念控制下尋求獨立的標志性事件。

　　至少從東漢后期開始，當時的國家政權，遇到瘟疫，不僅要檢討自己什么地方違背了天意，同時也懂得，必須用醫療手段對付疫情。漢桓帝元嘉元年(151年)，“春正月，京師疾疫，使光祿大夫將醫藥按行”(《后漢書·桓帝紀》)。漢靈帝熹平二年(173年)“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廵行，致醫藥”(《后漢書·靈帝紀》)。從此以后，每逢瘟疫流行，朝廷派員“致醫藥”、“給醫藥”的記載，逐漸成為中國封建政權的常規措施。

　　這是中國古代醫學為自己爭取的日益增大的生存空間。就在這樣的空間中，中國古代的醫學家們艱難地探索著治療瘟疫的方法。

　　六、瘟疫催生的醫學進步

　　春秋戰國時代，已經產生了一系列中醫著作。這些著作后來被整理成《黃帝內經》。東漢末年，瘟疫流行，催生出中醫“臨床醫學鼻祖”張仲景的名著《傷寒論》。

　　張仲景，名機，東漢末年人，曾做過長沙太守。據《名醫錄》：“(張氏)宗族二百余口，建安紀年以來，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二，而傷寒居其七。乃著論二十二篇。”也就是說，張仲景做醫生，與當時的瘟疫流行有直接關系?！秱摗分械?ldquo;麻杏石甘湯”，即由麻黃、杏仁、石膏、甘草四味藥組合的湯劑，以及其他方劑，不僅為歷代防治瘟疫的醫家所重視，此次在抗擊新冠肺炎的斗爭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張仲景以后，從葛洪的《肘后備急方》到唐代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醫學家們不斷探索著治療、預防瘟疫的方法。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和王燾的《外臺秘要方》，都正式把“轉相染著乃至滅門”的“溫疫”作為一類特殊的疾病，制訂了預防、治療和防止傳染的藥方。到宋代，名醫龐安時的《傷寒總病論》，其卷五《辟溫疫論》，試圖為這類疾病創立專門的理論。

　　明代末年，瘟疫流行，醫生吳有性(字又可)在治療的過程中，有了一系列新的發現。他把自己的發現寫成書，命名《瘟疫論》。這是中醫歷史上第一部瘟疫專著，并且正式把以往的“溫疫”定性為“瘟疫”。該書詳細描述了瘟疫的發病特征和發病原因，討論了不同于以往的治療方法?！端膸烊珪嵋吩u論道：

　　(該書)以四時不正之氣發為瘟疫，其病與傷寒相似而迥殊。誤作傷寒治之，多死。古書未能分別，乃著論以發明之。……(從此以后)瘟疫一證始有繩墨之可守，亦可謂有功于世矣。

　　到了清代，《瘟疫論》被它的崇拜者注釋、傳播，同時也出現了一系列防治瘟疫的著作，出現了以治療瘟疫著名的名醫葉桂等人。瘟疫，成為中國傳統醫學中獨立的病類，得到了專門的研究和重視。

　　七、不斷加深的對瘟疫的認識

　　從《左傳》記載的秦國叫“和”的醫生議論晉平公的病因開始，中國傳統醫學對于疾病的成因，逐漸形成了所謂“七情六淫”說。即“喜怒憂思悲恐驚”或“喜怒哀懼愛惡欲”七種感情因素和“風寒暑濕燥火”六種氣候因素。《黃帝內經》多次強調，六種氣候因素之中，風，最為重要。但是張仲景發現，寒，才最重要，所以他的著作定名為《傷寒論》。

　　在只能依靠感官診病的時代，把病因歸結為感情和氣候因素，而不認為是鬼神，乃是最先進的科學理論。

　　然而張仲景發現，有一種溫病，似乎不是通常所說的氣候因素：

　　以傷寒為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中而即病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暑病者熱極，重于溫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皆由冬時觸寒所致，非時行之氣也。

　　所謂“時行之氣”，乃是不正常的氣候因素：“春時應暖而復大寒，夏時應大熱而反大涼，……此則時行之氣也。”但是使人得“溫虐”或“溫疫”的，不是這種“時行之氣”，而是一種“異氣”：

　　若更感異氣變為他病者，當依舊壞證病而治之。……重感于寒者變為溫瘧。……遇溫熱變為溫毒，溫毒為病最重。……更遇溫氣變為溫疫。

　　這是中國醫學史上第一次稱這種病為“溫疫”。

　　張仲景關于“時行之氣”的論述，多被后世醫學著作引用。不少人也似乎發現，導致溫疫的原因，不是氣候因素，而是另外一種氣。

　　葛洪《肘后備急方》卷二認為：瘟疫是“其年歲中有癘氣，……名為瘟病。”宋代名醫龐安時，在《傷寒總病論》卷五《天行溫病論》中也發現：“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元末明初，王履作《醫經溯洄集》也發現，傷寒是由于“感寒”，溫病則是由于“異氣”。

　　然而，這些醫學家們都未能對“癘氣”或者“異氣”多說些什么，突破性的進展是明朝末年吳有性的發現。

　　八、瘟疫理論的突破及其艱難進程

　　崇禎十四年辛巳，也就是1641年，河北、山東、浙江等省，同時瘟疫大流行。用治傷寒病的方法治療，沒有效果。于是，吳有性“推求病源”(《四庫全書提要·瘟疫論》)，有了新的發現。他發現，導致瘟疫的原因，不是傳統所說的氣候因素，而是一種“雜氣”，或者稱為“癘氣”“戾氣”。這種雜氣，“非寒、非暑、非暖、非涼、亦非四時交錯之氣。”而是氣候之外的一種氣。這種氣，有如下特點：

　　1. 雜氣不在“六淫”即六種氣候因素之內;

　　2. 無論老少強弱，碰到它就得病;

　　3.不是先侵犯皮膚，然后由表及里，而是從口鼻傳入;

　　4.有的中之則發，有的要等機會。比如遇“饑飽勞碌，憂思氣怒”才發作;

　　5.不同于傷寒。傷寒發熱而惡寒，此病只熱而不惡寒。類似瘧疾，但瘧不傳胃;

　　6. 傷寒有感冒風寒的外因。雜氣致病，無感冒風寒的外因;

　　7. 所致之病會傳染;

　　8. 所致之病還能不治自愈，醫生往往因此冒功;

　　9. 雜氣是方土之氣。它從地上升起;

　　10. 有某種雜氣，就有某種疾病;

　　11. 傳統的汗、下、吐三法治不好雜氣所致之病。

　　吳有性描述的雜氣致病的種種特點，即使放在當代的醫學著作中，也幾乎是無可挑剔。

　　這是對傳統醫學理論的根本突破，也是中華新醫學的曙光。可惜的是，這道曙光沒有得到它發揚光大所需要的外部條件。

　　九、曙光的暗淡和回歸經典

　　吳有性的《瘟疫論》在清代曾得到了熱烈的追捧。

　　康熙年間，醫生戴天章著《廣瘟疫論》。他認為，《瘟疫論》“貫穿古今”，“獨辟鴻蒙。”他的著作，就是要發展吳有性的學說。

　　乾隆年間，楊璇著《傷寒瘟疫條辨》，說前代醫家“無人不以溫病為傷寒”， 因而“混淆不清，貽害無窮”。吳有性的論述，是“開天辟地之寶符”，解決了“午古疑案”。

　　著名儒者盧文弨、莊存與都為楊璇作序，批評以往的瘟疫理論是“一盲引眾盲，相將入火坑。”

　　然而，歷史沒有給吳有性的《瘟疫論》以合適的發展環境。

　　明朝滅亡，清兵入關。明代遺民群反思亡國之痛，認為根源在于沒有認真遵照儒家的經典行事。清朝新貴們批評明代儒學：“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其共同傾向，是要求“回到六經”;認為精通了儒經，就可以治國平天下，不至于遭受像宋、明那樣的亡國之痛。于是，一門被稱為“漢學”的學術發展起來。“漢學”要求逐字逐句地弄通儒經，帶動了一門被稱為“訓詁”“考據”的學問也發展起來。

　　與大環境的尊經思潮相適應，《黃帝內經》等醫學經典則在醫學界得到了新的尊崇。吳有性雖然有不少“粉絲”，但在醫學界，只是少數甚至個別人物。吳有性明確寫明的“瘟疫”，又多被改寫為“溫疫”，其發病原因，重新被納入所謂“七情六淫”的框架之內。

　　此外，吳有性的《瘟疫論》未能發揚光大，也有學術上的原因。因為他說不清楚“異氣”究竟是什么東西?中國當時，沒有顯微鏡!說瘟疫不同于傷寒，那么，該怎么治療呢?吳有性開出的藥方，也還是中草藥的組合，和以往的治療方法，無法顯示出根本的區別。

　　中國傳統醫學的新的曙光，在乾隆時代以后，就逐漸暗淡下去了。

　　那么，如果從張仲景算起，中國醫學家們一千多年間探討瘟疫的病因和治療的努力都白費了嗎?當然不是。

　　十、張仲景以來古代的抗疫成果

　　中國傳統醫學在抗疫實踐中發明和應用有效的藥方，今天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2020年3月23日，國務院召開新聞發布會，醫學家們在會上介紹了中醫在防治新冠肺炎中的作用，特別介紹了取得顯著效果的“三藥三方”。而這三藥三方，幾乎都和傳統的成果相關。其中“金花清感顆粒”，由東漢張仲景《傷寒論》的“麻杏石甘湯”和清代吳塘《溫病條辨》的“銀翹散”合方組成。這是在治療H1N1流感過程中已經發明的新中藥，已經上市應用多年。“清肺排毒方”、“宣肺敗毒方”，則來源于張仲景《傷寒論》和《金匱要略論》的麻杏石甘湯、小柴胡湯、射干麻黃湯、五苓散以及葶藶大棗泄肺湯、唐代孫思邈的千金葦莖湯等。此外被提到的古代名醫名方，還有明末吳有性的“達原飲”，清代吳塘的“正氣散”等。

　　也有主要是現在新創的，如“化濕敗毒方”等。

　　新聞發布會上，中醫的治療方法，被概括為三個方面：清熱、化濕和解毒。解毒是直接打擊病毒，清熱是改變體內環境，化濕是提升免疫功能。這里不僅有現代的措施，也有傳統的成果。

　　中醫的治療效果，則被概括為四個方面：

　　第一，降低了輕癥和普通型病人向重型的轉化;

　　第二，降低了重型向危重型的轉化;

　　第三，參與了重型和危重型病人的治療;

　　第四，進行重型和危重型病人的康復治療。

　　總之，“中醫藥在普通型和重型的轉化過程中已經看到了療效，重癥治療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在康復治療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歷史上，中國傳統醫學抗擊瘟疫的效果，也獲得了一系列的稱贊。

　　十一、傳統抗疫藥物的當代應用

　　中國傳統醫學在抗疫實踐中發明和應用有效的藥方，今天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2020年3月23日，國務院召開新聞發布會，醫學家們在會上介紹了中醫在防治新冠肺炎中的作用，特別介紹了取得顯著效果的“三藥三方”。而這三藥三方，幾乎都和傳統的成果相關。其中“金花清感顆粒”，由東漢張仲景《傷寒論》的“麻杏石甘湯”和清代吳塘《溫病條辨》的“銀翹散”合方組成。這是在治療H1N1流感過程中已經發明的新中藥，已經上市應用多年。“清肺排毒方”、“宣肺敗毒方”，則來源于張仲景《傷寒論》和《金匱要略論》的麻杏石甘湯、小柴胡湯、射干麻黃湯、五苓散以及葶藶大棗泄肺湯、唐代孫思邈的千金葦莖湯等。此外被提到的古代名醫名方，還有明末吳有性的“達原飲”，清代吳塘的“正氣散”等。

　　也有主要是現在新創的，如“化濕敗毒方”等。

　　新聞發布會上，中醫的治療方法，被概括為三個方面：清熱、化濕和解毒。解毒是直接打擊病毒，清熱是改變體內環境，化濕是提升免疫功能。這里不僅有現代的措施，也有傳統的成果。

　　中醫的治療效果，則被概括為四個方面：

　　第一，降低了輕癥和普通型病人向重型的轉化;

　　第二，降低了重型向危重型的轉化;

　　第三，參與了重型和危重型病人的治療;

　　第四，進行重型和危重型病人的康復治療。

　　總之，“中醫藥在普通型和重型的轉化過程中已經看到了療效，重癥治療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在康復治療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歷史上，中國傳統醫學抗擊瘟疫的效果，也獲得了一系列的稱贊。

　　十二、傳統抗疫治療的贊歌

　　唐代及其以前，雖然每逢瘟疫流行，國家會派醫生用藥物治療，但效果如何?幾乎沒有記載。宋代開始，正史雖然常有遣醫抗疫的記載，但效果如何?正史似乎仍然不大注意。只是在一些文人的文集中，偶爾能見到醫藥抗疫效果的記述。

　　宋代陳淵《默堂集》卷二一：陳伯瑜晚年所居，離城市較遠。當地人有病，多求巫祝。為此，他儲備“金石草木之可以療疾者，依古方和之，散以予民。”“當癘疫并興，公前后所全活甚眾。”

　　朱熹《晦庵集》卷九十一：翁某“出為江南東路安撫司……當涂澇疫，君……拯療極力，全活甚眾。”卷九十五：張浚做統帥，值“瘡痍之余，重以疫癘。……公親為分課醫工，置歷診候。自帥司給藥餌及它費，……全活甚眾。”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四：葉某到安仁縣任職，當地“番俗雜吳楚之舊，春夏疫作，率惟巫是聽。”他“選醫往視，隨其證以療?；蚍霾砀?，則親問而藥之”，“全活甚眾。”

　　元代吳澄《吳文正集》卷八十五：王進德“每遇疫癘，市善藥，命良醫，家至戶到，隨證治療。……全活甚眾”。

　　楊翮《王氏?災詩序》記：某年春，從河北到淮漢，皆大饑疫。王氏“辟大屋一區，賈良藥其中劑之，畀來告疾之人。且日遣精謹而勤者數輩，雜出訪病者。……全活甚眾。”

　　明代，周王朱橚《普濟方》卷一五一，王肯堂《證治準繩》卷八，張介賓《景岳全書》卷四十七等醫書均記載：金泰和二年(1202年)四月，“民多疫癘。初增寒體重，次傳頭面腫盛，目不能開。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俗云大頭。”李杲發明“普濟消毒飲子”治療，“全活甚眾”。

　　吳寬《家藏集》卷三三：某年淮南大疫，“有往施紫蘇湯者，全活甚眾。”

　　顧璘《息園存稿文》：火城“值江淮疫癘，乃合良藥施諸病者，全活甚眾。”

　　王世貞《弇州續稿》卷七六：某年“大饑疫”，馮氏“煮粥南禪寺哺饑者，劑藥以治疫者，所全活甚眾。”卷九二：處士翁君，某年“大疫，復捐槖施藥于要祠，而以名醫主之，所全活甚眾。”卷一一九：浙江按察副使張公，某年“疫大作。公選醫授方而治之。全活甚眾。”

　　上述記載，由于多是為親故所寫，難免有所謂溢美之詞，但也沒有理由認為他們全是謊話。而且共同贊揚醫藥，否定巫祝，至少可以說明：第一，在他們的心目中，醫和巫，已經是涇渭分明;第二，中國傳統醫藥，是可以治療疾病、也可以治療瘟疫的。

　　然而藥方的發明和治療的過程，也是充滿了曲折甚至艱險。

　　十三、檢驗、改進的曲折歷程

　　中醫藥方的創制，當然包括防治瘟疫的藥方，不僅有創制者的實踐經驗和殫精竭慮，而且一定要在醫療的實踐中接受檢驗。藥方的流傳過程，既是藥方被檢驗的過程，也是藥方不斷改進或重新創制的過程。其案例之一，就是上節介紹的“普濟消毒飲子”。

　　元代泰和二年，濟源縣瘟疫流行時，名醫李杲當時是該縣的稅務官。這病俗稱大頭瘟，縣丞李某被感染了。某醫生按照傳統辦法，用張仲景治療頭痛的“承氣湯”加板藍根治療，這本是有效的藥方，但這次無效了。于是找到了李杲。李杲認為，“此邪熱客于心肺間，上攻頭目，面為腫盛。以承氣湯下之，瀉胃中之實熱，是誅罰無過。”于是，他用黃芩、黃連等“瀉心肺間熱”;用桔紅、玄參等“瀉火補氣”;用連翹、鼠粘子等“散腫消毒定喘”等等。由于醫好了縣丞的病，他的藥方被刻在碑上，長久流傳。

　　在抗擊瘟疫的過程中，爭論最多的藥方之一，是蘇東坡的“圣散子”方。蘇東坡說，方子得自巢某。他任黃州太守時，“連歲大疫，所全活者不可勝數。”蘇氏朋友名醫龐安時，把此方收入所著《傷寒總病論》。后來又被收入由北宋國家政權組織編寫的醫書《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蘇軾的弟弟蘇轍，也曾在筠州一帶用圣散子對抗瘟疫，“所活甚眾。”。但是后來，醫生陳言卻大力抨擊圣散子方，說是辛未年間(1151或1211)，永嘉地方發生瘟疫。用圣散子治療的，“被害者不可勝數”。究其原因，陳言認為，圣散子對付的是“寒疫”，而永嘉流行的，是瘟疫。不加分辨，自然要出問題。

　　關于圣散子方的爭論，一直持續到清代。比較一致的結論是，圣散子方不可一概否定，但要分辨病情。

　　關于承氣湯和圣散子方的爭論，不過是中國古代醫學界爭論的一個例子。像一切科學領域一樣，中國傳統醫學界的爭論，從未間斷。至少從金元時代開始，古代的藥方可不可以治療現時的疾病，就發生了數百年的爭論。

　　魯迅先生慨嘆煤的形成，說當初那么多的樹木，形成的僅僅是一小塊。科學，包括中國傳統醫學的進步，也是這樣。許多心血和生命，換來的，可能僅僅是一個藥方，一項治法。

　　十四、強烈的愿望和不成功的預測

　　預測未來，可以說是人類的類似本能的愿望。古代依靠占卜和神諭，現在我們依靠科學。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科學，都具有預測的功能。所謂“溫故知新”，數往知來，都是說，研究過去和現在的事情，可以預測將來。在醫學，人們也具有這樣的愿望。

　　數年一來的疫情，似乎有規律變化的氣候，好像都在告訴人們，疾病在時間中的發生，似乎有一種規律存在。于是，在漢代，人們創造了一種預測氣候和疾病發生的學說：“五運六氣說”。

　　宋代人考證，五運六氣說原來不是《黃帝內經》的內容。唐代，王冰把所謂“七大論”補入《黃帝內經》，五運六氣說就成為傳統醫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到宋代，甚至出現“不明五運六氣，檢遍方書何濟”的格言。國家組織的醫學考試，五運六氣是必考內容。

　　所謂“五運”，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的運行。六氣，就是導致疾病發生的六淫之氣：風寒暑濕燥火。五行和六氣逐年的循環變化，決定著每年的氣候，也決定著每年的發病情況，當然也決定著每年的疫情。這就是五運六氣說的基本思想。

　　當王冰把七篇大論補入《黃帝內經》的時候，似乎覺得五運六氣說不大靠譜。因為各地的風雨旱澇，并不均勻。于是，他把氣候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各分為三段，甚至還顧及到高山和平地的不同，以說明氣候的差別。但是宋代的醫學家們，并不理會王冰的修正。仍然原原本本地按照七篇大論，進行著他們的醫學預測。

　　預測往往不如人意，于是沈括告誡說，氣候有正常的情況，也有不正常的情況，必須靈活運用。然而，照本宣科容易，一旦靈活，可就沒了邊界。于是，著名的理學創始人程頤認為，每年各地的氣候不同，五運六氣說無法預測。

　　到了南宋，醫生史堪，字載之，著《史載之方》，認為五運六氣預測病情是無效的。他認為，人體的氣也就是天地之氣。所謂五運六氣指的是人體之氣的變化，與天地之氣，也就是氣候變遷，沒有關系。史堪的理論到了金元時代，醫學家們從劉完素開始，把氣候意義上的五運六氣轉變為對人體中五運六氣關系的研究，開創了一代新的醫風。

　　到了明代，繆希雍的《神農本草經疏》和張倬的《傷寒兼證析義》，都認為五運六氣說與醫道無關。從此以后，真正相信五運六氣說并用它來預測氣候和病情的，就很少了。

　　科學在發展中，不斷產生著新的學說，也不斷否定著舊的學說。中國傳統醫學，也經歷著同樣的過程。

　　十五、中醫和鬼神說的訣別

　　《黃帝內經》雖然告誡醫生，醫病不可“拘于鬼神”。但人為什么作夢?中國古代的科學和哲學，都弄不清楚;當時世界上其他民族，從古希臘到所謂古希伯來文化，也都弄不清楚?；蛘哒f，都認為人的靈魂是個獨立的東西，它可以脫離人體而自由活動。所以人死以后，它還能獨立存在。

　　中國醫學也接受了這樣一種觀念，并且由此發展出了一種新的治療方法：咒禁術。這是一種巫術。唐代，咒禁術還被正式列為國家承認的醫學學科。

　　咒禁術起初主要是用來對付精神病。后來擴大到其他領域。包括名醫孫思邈的著作，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都有咒禁術的內容。

　　然而也正是從唐朝開始，文獻中抨擊所謂巫師求神無效、贊頌醫藥療治的文字也增多起來。從宋代開始，宮廷中方相氏驅鬼的儺禮，也不再實行了。《宋史·方技傳》，一面認為“圣人欲斯民趨安而避危，則巫醫不可廢也。”一面認為，“后世占候測驗、厭禳禜禬，至于兵家遁甲、風角、鳥占，與夫方士修煉吐納導引、黃白房中，一切焄蒿妖誕之說，皆以巫醫為宗。漢以來，司馬遷、劉歆又亟稱焉。然而歷代之君臣，一惑于其言，害于而國，兇于而家，靡不有之。”這可以說是一篇義正詞嚴地討伐巫醫的誓詞。而在上述那些頌揚醫藥治療瘟疫的文字中，往往同時抨擊巫祝之類。中國傳統醫學，對巫術的排斥，可以說一代比一代強烈。

　　到了清代，名醫徐大椿著《醫學源流論》，上卷有《病有鬼神論》，下卷有《祝由科論》?！恫∮泄砩裾摗纷C明，鬼神也是致病的原因之一，不可否認?！蹲Ｓ煽普摗穭t認為，雖然“祝由”之術載于《黃帝內經》，但那是“古法”，“今已不傳”。至于近代的那些巫祝之類，“間有小效。而病之大者，全不見功。”

　　兩千年前，有人說信巫不能治病，說明當時醫生信巫的眾多;兩千年后，卻要為鬼神致病進行論證，說明相信鬼神致病的醫生越來越少了。巫祝醫病，載于經典，然而卻說此法失傳，說現在的巫祝幾乎無效。這也是對兩千年來醫學實踐的總結。兩條合一，中國傳統醫學中的鬼神巫祝因素，是越來越淡薄了。

　　尾語

　　清朝末年，西方醫學傳入中國。準確地說，是近代醫學從西方傳入中國。所謂“西醫”，實際是現代醫。

　　現代醫借助顯微鏡和其他儀器，看清了中國傳統醫學所說的“異氣”，乃是病菌或病毒，并且發明藥物來對付它們。現代醫依賴解剖，看清了人體的結構，因而能夠實施精準的治療。

　　那么，既然有了先進的手段?；蛘哒f是先進的武器，為什么還要保留傳統的醫療手段呢?如同既然有了飛機大炮，還需要大刀長矛嗎?

　　實踐證明，人體和醫學的復雜性，遠非其他科學技術門類可比。迄今為止，中國許多人，從國家主席到許許多多市民、農民，之所以還相信中醫，并不是盲目信仰，而是從醫療實踐中發現，中醫不僅能夠補充現代醫顧及不到的地方，而且能在現代醫可以顧及到的地方，發揮自己獨特的作用。

　　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勝利以后，中國傳統醫學不僅從現代醫學中汲取了新的技術手段，也汲取了新的理論和方法。這一次抗擊新冠肺炎，中醫就用對照實驗的方法，證明了中醫的療效。而在所謂“中西之爭”的問題上，應該相信的，只能是醫療實踐的療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是認識真理和發展真理的唯一途徑。醫療實踐的結果，也是真正的科學成果。

　　中國傳統醫學將為人類的健康事業做出更大貢獻!

　　來源：《科學與無神論》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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